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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的界定与历史演变
中亚的界定与历史演变
中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区域观念。
对其内涵,中外学者力图进行界定,但认识远未一致。
【转自环球纵横】
英国学者加文。
汉布里认为中亚是地理概念:
中亚最重要的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
他又说:
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美国学者西诺尔则认为:
中亚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文化概念,而中亚的疆界是不稳定的。
中国的学者们对此已近于达成共识:
中亚是历史上形成的综合概念,它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亚洲中部民族政权的历史,类同文化的地域和民族渊源关系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区域。
中亚既不是一个国家,又不是经纬度测绘出的亚洲中部,因此,只能界定这个亚洲中部历史区域的大致范围。
中亚,即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区域的习惯指称。
关于中亚的范围,学术界一般有广义,狭义之说,亦即广义的“大中亚”和“狭义”的小中亚之说。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大中亚的范围界定为:
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哈萨克草原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巴基斯坦西北部。
对于狭义“小中亚”范围的界定,普遍认为是以阿姆河及其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主要为当代的中亚四个半共和国(不包括哈萨克北部地区),但为了论述方便,一般涵盖了当代中亚五国。
中亚的历史十分古老悠久,即以“小中亚”所处地域的历史而言,也是头绪纷繁,发源于世界屋脊帕米尔的阿姆河和发源于天山的锡尔河滚滚西流,滋润着中亚大地,无数帝国在这块土地上兴起,兴盛,衰亡,演出了一幕幕民族冲突与和解的悲喜剧。
中亚从上世纪90年代在前苏联的废墟中兀然崛起,五个斯坦国彻底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考古资料证明,中亚是人类早期居住地之一,经过漫长岁月的历史发展演变,这些远古居民逐渐分化为游牧部落和农耕部落,并建立了早期奴隶制国家。
人们常以其居住地来称呼他们,主要有北方游牧的玛萨该达人,南方农耕的索格底亚纳人(粟特),巴克特里亚人(大夏),花剌子模人等。
中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碰撞,吸收,融合的地方,这是了解中亚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亚以外势力最早进入中亚的是波斯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统治时期,使中亚的灌溉系统得到发展,东西交往频繁,由22个字母拼写的阿来米亚文,为以后粟特等文字所本。
随着进入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虽短,但影响很大。
他和以后的塞琉古都采取大修城堡,移民实边的政策,大批希腊人迁入中亚,并与当地人通婚,带来了希腊文化,鼓励东西方商业往来,对中亚的影响很大。
【转自环球纵横】
公元前248年,巴克特里亚的波斯贵族阿萨息斯建立王朝,建都尼萨(今土库曼的阿什哈巴德),统治阿姆河南和呼罗珊地区,中国史称“安息”。
此外,中亚当时还存在着大宛(费尔干纳),康居(锡尔河下游迤北),奄蔡(咸海与里海间),花剌子模乌孙(伊克塞湖,伊犁河),无雷(帕米尔)等国。
我国《史记》,《汉书》对此都有珍贵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安息与罗马帝国进行了断断续续达二百年的拉锯战争。
公元前二世纪欧亚大陆上并存着三个强大的国家,即东方的汉朝,势力范围已直达中亚。
西方的罗马不断地向东扩张,处于两者之间就是安息。
罗马从未间断向东扩展,但克拉苏丧命,安东尼大败而归,使罗马东侵的企图化为泡影。
安息抗击了罗马进入中亚的帝国美梦,是有着决定性历史意义的。
经历了萨珊王朝后,中亚又产生一个与我国有着很大渊源的王国---贵霜帝国。
前段时间,有位网友发贴询问:
月氏人到哪儿去了。
贵霜就是月氏人的一支,原居于中国的西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为匈奴所败,其大部分西迁,称大月氏,留存的小部为小月氏。
大月氏西经天山北麓,至锡尔河北岸,逐塞种人居其地,后又为乌孙所败。
南迁至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在阿姆河北的粟特地区建都。
原大月氏的五侯之一的贵霜部统一了整个部落,利用原本游牧部落的优势不断向外扩张,终于在公元65年至75年形成强大的帝国。
在中亚南部统治了500年的贵霜王朝,影响深远,与汉朝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在阿拉米亚文的基础上创造了粟特文和佉卢文。
前者传至中亚北部游牧人中,后者传入塔里木盆地。
在欧亚大陆这一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地区,始终纵横驰骋着游牧民族的铁骑,落后的文化,强悍的军事机器,常常给大陆边远地区的几大文明予以重大打击。
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将欧亚大陆的腹地,称之为“权力的枢纽”。
他认为哪个民族如果控制了这个地区,就可以影响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
贵霜王朝为后兴起于塞北的厌哒所灭,厌哒起源于阴山,属蒙古族群。
5世纪初,厌哒人臣服于柔然,后来统治了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并战胜了萨珊波斯卑路支王。
公元552年,突厥兴起,他们先与萨珊波斯结盟共灭厌哒,其后又与东罗马帝国联名夹击波斯。
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中亚遂处于西突厥汗国统治之下。
西突厥由十姓部落组成,又称“十箭”,七世纪时,有胜兵数十万人,除突厥外,游牧的葛逻禄,处月(即沙陀),处密,定居的龟兹吐火罗,包括现在阿富汗全境都依附于突厥。
后来西突厥内乱,给予唐朝西进的良机。
630年唐置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出发点。
640年侯君集灭高昌,置安西都护府。
644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三千灭焉耆国。
658年唐在天山南路诸国的统治确立,统辖四镇。
此后,唐凭借天山南路诸国的供给,向混乱的西突厥展开全面进攻,程知节,梁建方,契比何力,苏定方,阿史那弥射等全面出击,大破西突厥。
置昆陵(啐叶川东),蒙池(啐叶川西)两都护府,又置北庭大都护府。
至此,唐取得天山南北两路的所有统治权,并对中亚诸国行使宗主国的权利。
该地区的诸多小国纷纷内附。
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穆罕默德建立起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史称“大食”,在唐向中亚西进的同时,阿拉伯帝国也在加速东进,东西方的两个帝国的碰撞是迟早的事情。
651年阿拉伯军灭波斯萨珊王朝,654年越过阿姆河,袭击了河中地区。
两大文明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
660年阿拉伯帝国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夺取哈里发之位,因他出身于古莱氏的倭玛亚家族,故称倭玛亚王朝,其旗帜尚白,史称白衣大食。
从673年开始倭玛亚向中亚大举进攻,八世纪已达帕米尔,此后,唐朝,倭玛亚,突厥残余,吐蕃在中亚此起彼伏,互争雄长。
【转自环球纵横】
在李隆基花团锦簇,风花雪月,迷恋于杨贵妃之际,中亚的政治局面更加动荡不安,以尚黑旗帜的阿拔斯朝取代了倭玛亚王朝,变成黑衣大食。
想象得出那个时候的唐朝驻西域最高军政将军高仙芝的复杂心态,边疆局势危机四伏,而朝廷能够给予他的支持却越来越少。
没办法,这仗还得打。
750年高仙芝率军征讨石国,实际上属于突然袭击,俘获国王及部众,惨杀老弱人民,夺取珍宝黄金,石国及昭武诸国都大怨愤,石国王被送到长安,唐玄宗不问曲直,处以死刑。
至此,唐朝不仅国内朝纲混乱,荒诞不堪,在中亚及西域也民心尽失。
只不过是等待着更强的暴风雨来临罢了。
751年东西方的两大文明的相互碰撞开始了,可能是历史的局限性吧!
当事人绝对没有意识到这场战役的深远历史意义,但战斗已经打响了,让人来不及多想。
石国王子引大食兵谋攻四镇,昭武诸国联合鼎力相助。
751年,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出击,到怛逻斯城(今江布尔城南),遇黑衣大食兵,相持激战五天,双方伤亡都很大,此时,随唐军出征的葛罗禄部叛变,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黑夜仅率残兵数千人逃回安西。
葱岭外诸国本依唐反大食,现在依大食反唐。
朝廷的腐化堕落导致边将为利所求,胡作非为终?
成此祸。
当时大食国正在内乱,仅仅派出一支不大的军队,便大破唐军,取得葱岭外诸国。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战争,从兵力上说,唐战败是意外的,从政治上说,唐失去当地人的信任,边将邀功,残酷暴行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唐既失民心,失败的结果是必然的。
中亚研究图书一览
这是容若参加2000年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时所做的大会发言。
中亚研究非常有趣,如果有朋友喜欢,本文提及的文献与著作可供参考。
是以重新发表如下:
(注:
因有博友抗议,故补作如下说明。
这是本人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受命于谢方、柴剑虹二位先生,在中华的古籍图书馆里泡了两个星期,又得谢先生介绍他组织出版相关图书的情况,然后代表谢先生参加大会并做发言。
这两位先生实对中国中亚研究立功巨伟,值得写入学术史。
白化文先生评价说:
按唐朝的功赏格,谢先生是立下了跳荡之功的。
文中所提的这些书,大部分我也只是翻了序言目录而已,除非做专门研究,实无必要一一读过。
但我强烈推荐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和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尤其后者,是98年才出的,既有趣又长学问,不妨买来一读。
要知道,在我们眼中,吐火罗语有如天书,早已成为死语言,但在唐朝,却是我们祖先听得懂也会说的语言,是安禄山史思明他们天天要讲的话啊!
对中亚史有所了解,可以明白当今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源流与习性,探究今天中东地区各种冲突的根源,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种种秘底亦可从中一窥究里。
)
中华版中亚研究图书评述
历史上居于欧亚大陆交通要冲的中亚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交流荟萃之地,对世界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中原王朝与中亚地区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版图上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在地理上属于中亚范围。
(注:
关于中亚地理概念的界定,历来有不同说法,有广义狭义之分。
本文取广义中亚,即包括阿富汗、印度、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独联体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与内蒙古,凡图书内容与上述地区相关者则为本文讨论范围。
)百年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及中国古籍中保存的极其丰富的中亚研究史料,使得探讨中亚史地问题,不仅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逐渐演为一门越来越热的国际学术潮流,也成为中国史地学者最能与国际“接轨”又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大展身手的预流之学。
众所周知,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出版界历史悠久的名牌老社,向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为宗旨,无论是重要古籍、出土文献及文书档案的点校整理,还是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历来追求学术性,讲究高质量,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所出图书被学者们视为架上庋藏之物及案头必备之书。
除了通史点校等鸿篇巨秩之外,也出版了不少专门史的资料整理和学术专著。
其中,对中亚史地研究图书的出版,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门学科在中国迭经流变的发展历程,而且由于其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在推动中亚史地研究、促进中外学者交流、实现文化积累等方面也做出了独特贡献,取得了一定成绩。
本文拟对中华书局近九十年来有关中亚研究方面所出的图书情况分两大阶段略作回顾,囿于见闻,限于篇幅,不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地评述,只能大致勾勒一番,或有遗珠之憾,尚祈知者谅之、教之。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量少质高,经典传世
这一时期有两位可以称作今日中国中亚史开山鼻祖的名家成为中华的作者,在中华出版了他们的经典名著及译著,这就是向达先生及冯承钧先生。
向氏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华长达三十年的文字姻缘。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即由向氏策划创始并担任主编(下文将专节评述该丛刊)。
向先生的传世之作《中西交通史》于1934年3月在中华初版,该书论述了中国与欧洲诸国在政治、文化和交通方面的情况。
其中共收文10篇,反映了先生访书英伦、探窟大漠之后,以中外交通史及敦煌学为学术主攻方向的结晶。
当时国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寥若晨星,可资利用的文献与出土文书均未及整理,研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先生在书中所论述的每个专题,几乎都具有开创价值,成为治中西交通史的后来学者必读之书。
这一时期,向先生还有一部译著在中华出版,即《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9月出版)。
此书记述了斯坦因在我国西北地区和亚细亚腹部毗邻各地所作考古学上和地理学上的探险概况,是对中亚文化历史状况的基本描述。
这是中华较早出版的有关中亚史地研究的外国著作之一。
1949年之前在中华出版的译著还有:
《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朱杰勤译,1939年11月初版)、《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此书系何健民先生根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著《关于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编译。
书后附录冯承钧先生的《唐代华北蕃胡考》及宋文炳先生的《女真汉化考略》两篇论文。
该书于1939年8月出版。
)
20世纪50年代,中华相继出版了冯承钧先生所译外国中亚研究著作,即:
《西域考古记举要》[法]郭鲁柏著,1957年4月出版;
《西突厥史料》[法]沙畹著,1958年12月出版;
《中国西部考古记》[法]色伽兰著,1955年11月出版;
《吐火罗语考》[法]伯希和、列维著,1957年2月出版;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法]伯希和、沙畹、列维等人所著,第1至4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多桑蒙古史》(全二册)[瑞典]多桑著1962年6月出版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附乘轺录笺证)[法]闵宣化著1956年4月出版
冯氏不仅勤于译作,其研究论文之质量也可与西方汉学家相毗美。
向达、陆峻岭二先生将冯氏多年写作的论文汇编交中华出版,即《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7年12月)。
这一时期还有章巽先生所译《中亚古国史》[美]麦高文著,1958年11月出版。
谢舟善译《蒙古秘史》[蒙]策达木丁苏隆编译1956年5月出版。
这些译著对中国学者了解国外研究状况及借鉴其成果颇有价值,促进了中国中亚史研究的发展,并为日后中华系统出版国外有关著作开了先河。
岑仲勉先生亦在西北史地研究领域作出不凡贡献,他先后在中华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4月)及《突厥集史》(全二册,1958年10月)。
后者辑集我国史书、各类杂著以及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按年代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
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下册为突厥本传校注,突厥部属传校注,汉文、突厥文碑志校注及附录等。
成为突厥史研究的里程碑。
岑氏的《中外史地考证》(全二册)于1962年出版,汇集作者三十年来所写的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对西北各族史地的考释见解独到,至今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其它著作还有:
《蒙古源流笺证》(全二册)沈曾植笺证张尔田校注1962年4月出版;《北朝胡姓考》姚薇元著1962年10月出版。
综观这一时期的中华版中亚研究图书,我们感到,尽管数量少、领域窄,反映了当时中亚研究路静人稀的不景气状况,但所出之书,多为经典之作,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低估。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四十年耕耘结硕果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华书局与学术界密切配合,陆续出版了一批享誉中外、嘉惠学林的中亚研究图书,包括系列中外交通史籍的整理校注、国外优秀的中外关系史名著的翻译,以及反映同时代学者研究成果的专著和出土文书简牍等等,可谓硕果累累,贡献不小。
下面分专题简要评介这一时期的重要图书。
1、《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这套丛刊的策划,与向达先生有直接关联。
1958年,向先生亲自拟定了该丛刊的整理出版计划。
他计划收录古籍四十二种,由各专门学者整理出来交中华书局出版。
向先生身体力行,率先整理出这套丛书的前三种书来。
这套书从1961年出第一种开始算起,至1996年,前后累计35年,其中与中亚史地研究有关的书有10种。
书目如下:
《西游录》、《异域志》[元]耶律楚材著周致中校注1981年出版
《咸宾录》[明]罗日褧著余思黎点校1983年出版
《释迦方志》[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1983年出版
《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1985年出版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1988年出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宗著孙毓棠谢方点校1983年出版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1994年出版
《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1994年7月出版
其中,编著《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工作尤其重要,可以说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最大的一项工程。
该书本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归国后写成的有关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的名著。
全书十二卷,记述了玄奘沿途所经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地区的情况。
由于它保存了七世纪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但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校本和注释本。
而西欧和日本等国,却早就有了几种不同版本的译注本和大量研究著作。
整理此书,是中国许多有志学者的共同愿望。
所以,在向达先生所拟的古籍种类中,第二种就是《大唐西域记》。
此书的整理校注从开始策划到物色学者,最后完成共历时二十六年,由向达先生首创其事、季羡林先生主持校释,中华书局组织联系,集学界治中亚、南亚历史、语言专家的一时之选,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校勘和注释,提出不少新见解。
本书的出版,是近数十年来我国西域史地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学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的学术结晶。
该书荣获首届中国国家图书奖最高奖——荣誉奖。
其余各书均富于价值,为治中亚研究者必读典籍。
如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记述了唐初至武后期间赴印度和东南亚求法的六十位中国僧人的事迹。
由于这是他本人游学印度、东南亚实地采访的真实记录,所以史料价值很高。
本书校注者王邦维先生对原书作了详细的校勘,对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加以详细的考释,并附录了《求法僧一览表》、《义净生平编年》、《求法僧路线图》、《索引》等研究成果于书后。
张毅先生笺释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是研究八世纪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重要典籍。
该书久佚,后从敦煌写本中录出,但残缺不全,自罗振玉率先校录开始,中外学者均先后对此书进行过校录或研究。
张氏对原书提到的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情况作了极为详尽的的整理与笺释,反映了中国内外慧超研究的最新成果。
《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的著者是明初外交官陈诚,他曾于明永乐十一年至十三年出使西域撒马尔罕、哈列等17国,并将亲历见闻写成此书,所记内容包括西使路线、日程、所历各地山川风物、民俗等,是当时中亚社会历史、地理状况的珍贵记录,对研究明初中亚史地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亚史著作的陆续出版,除了促进研究、方便学者等直接功用外,还使老一代学者的多年心血赖此以传,抢救出一批著述,更培养了新一代的学者,使其脱颖而出,为日后中亚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奠定了人材基础。
而担任这套丛刊编辑任务的中华书局老编审谢方先生则与此丛刊相始终,他不仅参与策划、组织作者、审读加工,尽编辑之责,而且也是著述者之一。
白化文先生对谢方老师有如此评价:
“六十年代发轫之始,学术界密云不雨,能把向先生的三本书在极为不利的局面下抢出来,谢兄为了《中外交通史丛刊》,按照唐朝的功赏格,应该说是立过跳荡之功的。
”(见《书品》1995年第3期白化文《<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及其主编谢方》)笔者深以为然。
未收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经行记笺注》(1963年11月出版),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公元八世纪中叶的中亚诸国的情况。
作者杜环曾在西亚、中亚各地游历了十二年,后从南亚归国,前后行程计八万里,最远达地中海沿岸。
他的西行游记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全面准确地记述伊斯兰世界的珍贵文献。
此书已佚,王国维先生从《通典》等书中辑录出约一千五百余字,收入《古行记四种》之中,但未有注释。
张一纯先生吸引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参考其它有关史籍,重加整理、笺注。
中华书局重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时将把此书纳入其中。
(参见谢方先生《<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重印感言”载《书品》2000年第三期。
)未收入该丛刊的还有向达先生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唐]玄奘撰向达辑1981年影印出版。
2、《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与《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据谢方先生自述,早在中华书局计划出版向达先生主编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时,他就萌发过翻译出版国外从中古时代阿拉伯人关于东方的著述到近代欧洲学者关于中外交通史的论著这样的念头(见《书品》1989年第1期谢方《〈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的来历和今后的打算》)。
但由于时局,他的愿望直到80年代以后才得以实现。
该译丛与中亚史地相关的著作有:
《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1981年出版
《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1983年出版
《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有三章专门论述鄂本笃的《中亚旅行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1983年出版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耿何高济译1985年出版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耿昇译1987年出版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全二册)[法]G··费琅辑耿昇、穆根来译1989年出版。
《欧洲与中国》[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李申张毅译何仲武校1995年出版。
《道里邦国志》[阿]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郅溥浩校订1991年出版。
《蒙古与教廷》[法]伯希和 撰 冯承钧 译 1994年出版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亚研究的不断深化拓展,国内学者迫切需要了解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但原版著作既不易看到,又限于语言障碍,对国外研究现状的隔阂日益成为治学的烦恼所在。
为此,中华书局在原有译丛的基础上,又将专攻西域敦煌学法国学者的优秀著作组织翻译,向中国学者介绍法国学者在这一地域的考古、历史、民族、宗教、语言等诸多范畴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这就有了《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产生。
这套译丛标志著对海外汉学的译介开始向专业化、序列化研究方向发展。
到目前为止,已有5种出版,即:
《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1995年出版。
《卡尔梅克史评注》[法]伯希和著耿昇译1994年出版
《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法]谢和耐等著耿昇译1993年出版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1996年出版。
《突厥历法研究》[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1998年出版。
上述两套译丛的问世,究竟对我国中亚研究有何价值?
笔者以为,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化交流层面的意义(即从外人角度反观本国研究,以期拓展思路)外,主要还是跟中亚研究的特殊性有关。
因为中亚研究是一门跨国界、涉及多分支学科的综合性学科,而西方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他们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探险和地理考察中,通过各种手段,拿走大量珍贵文书和文物,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要跻身于中亚研究领域并取得突破性成果,不了解各国学者已获取的成就和正在开展的课题,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已出版的上述各书均为西方学者的优秀著作,既有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的辑注(如《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与《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也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粹,这些著作中对有关历史时间、人物、名物、地名的考释和评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独到见解、精辟考证,乃至书中所附图版及引用书录(有的属首次刊布的罕见资料)均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关于上述各书的具体书评,请参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各期《书品》杂志。
目录为:
《古代希腊罗马和穆斯林著作中的中国观——兼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和〈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谢方撰《书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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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 界定 历史 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