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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读书笔记
法国大革命读书笔记
【篇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思考与感悟
学期伊始,我选修的《法国文明史》周老师热力推介我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由于图书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全都被借出了,只找到了相关的一本《现在为什麽要读〈旧制度与大革民〉》的书籍,便先借来翻阅,方得知此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还有老师的推介之由。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中国很多进步开明人士很早就注意到并研究与讨论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特别是有了中译本之后,它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关注对象,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
随后我便带着急切阅读此书的欲望从网上下载了电子书版的《旧制度与大革民》,利用两周的空余时间将之通读,的确感悟颇深,受益匪浅。
这本书思想触发点有很多,全书似在解疑,通读之,则引更多疑问与思考,带着很多疑问我查阅了一些学者书评,便在之后又通读了第二遍。
接下来,我将在我的读书笔记基础上浅谈一些思考与感悟。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概述与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
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
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本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
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
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
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
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
第一章指出了法国农民在自由权利方面的进步性,进而再次提出革命爆发于桎梏最轻的地方的问题。
与之相对应,贵族权力也已在革命前大大衰落:
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不得不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誓死保住了经济上的特权,并使之不断扩大。
第二章描绘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由国王亲自设立以加强集权为目的的新行政体系:
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
税收、征兵、筑路、救济以及部分立法和司法等,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
从而证明,中央集权乃是存在于大革命爆发前的旧体制,大革命只是对其的沿袭。
第三章描写集权政府为财政卖官鬻爵的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地方自治权丧失,城市全民大会不再具有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
人民几乎完全退出了公共活动,人民所剩的,只有空洞的教区自由。
第四章叙述集权政府对司法权的剥夺:
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实际控制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总是为政府所用。
第五章讲述了中央集权在旧制度中的生命力何在:
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
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大革命后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
总之,作者通过对旧制度下行政、司法等机制的描述得出,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而是在旧制度中早已有之且已占据统治主体地位,大革命只是重新使之完善来适应新的时代。
接下来,托翁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对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影响。
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重塑了社会风尚:
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权力交叉严重,轻视和随意更改法律;人民方面,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也不知何法可依,同时寄托所有希望于政府,认为一切成功的实现皆依靠政府的英明决策。
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绝对主任,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其行动皆以巴黎为指向标。
从而导致日后革命自巴黎爆发后各省的蜂拥而至。
第八、九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不断分离和更加冷漠。
贵族虽然日益贫困,与日益富有的资产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差异越来越小,然而由于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对资产者始终蔑视,他们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
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
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
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且越分越小,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
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
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
第十章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
历代国王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顺利筹集供自己挥霍的钱财,施行更多不平等的措施。
这些不平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分离。
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国王为顺利实现集权、集财,进一步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
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总之,这是一个循环作用过程。
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
人们的自由性格。
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
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
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
当然,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里,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却对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文人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
而由于被分离开和被抛弃太久,人民早已与公共政治生活脱节,
于是盲目地追随由无政治经验的文人提出的大胆的“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毫无预见。
其结果是,文人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快速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因为理想的冲动而革命,产生的却是回归专制的畸形成果。
第二章解释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
由于文人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相悖的,因此为了避免被孤立,无论是否与群众思想一致,均追随之乔装为反宗教的阶级。
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
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并不崇尚自由。
而人民处于对等级制度的憎恨,也只是将平等作为第一需要。
同时,作者认为人民对自由的热情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也直言:
“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第四至七章描述了四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刺激:
一是路易十六政府着力于削减农民的不平等,在税收等各方面弥合差距,并开展公益事业进行救助等。
这些措施在促进了公共繁荣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政府财政等方面和本身的局限性又妨碍了人们致富的步伐,这使得人们对政府更加仇恨;二是18世纪的一些显贵们同情农民,为农民大声呼号,但本质上对农民始终蔑视。
他们言论没有使农民实际福利,只是刺激农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点燃了农民心中的怒火;三是在大革命过程中,人民推翻旧制度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恰恰是旧政府自己教给他们的,这些手段包括对制度、传统、产权和个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诉讼等;四是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顺应民意要求,改善社会状况,但相应的却破坏了制度和传统习俗,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最细节的平衡被扰乱,结果导致更大动荡的出现。
同时,因为草率和鲁莽,许多制度在改革后很快重新恢复,这更加嫉妒了人民。
第八章,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二、思考与感悟
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那么,是什么撬动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
正如托翁所言:
“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
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
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具体来看,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并因此保留有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自由的性格。
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可以说是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幸福指数最高的阶级。
对于农民而言,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
他们甚至没有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权利和机会。
他们对自己的境况困住,又对它一无所知。
他们的学识、认知都不足以使他们产生革命的念头。
不可忽略的是,各阶级相互分离的趋势,使得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革命发生的作用。
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
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
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而且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
然而,若究其突发性所依赖的必然性基础,这些基础或许恰恰是阻碍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旧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形态。
这些,造就了稳定又不无生命力的阶级。
革命之所以反复,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人民选择了平等,而放弃了自由。
正如托克维
尔认为,只有自由的制度才能杜绝专制集权统治。
法国人民由着对平等的执着发起的革命最终结果却再次回到旧制度的框架和束缚中,所实现的平等不过是平等的被领导甚至奴役,因此这必定不会成为革命的结束。
同时,人民也绝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平等。
托克维尔这样有些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
“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
革命之所以矛盾甚至对立,首先体现在旧制度的摧毁和重建。
无论是宗教还是旧的政治体系、行政体系,虽然在彻底革命的要求下被暂时摧毁和抵制,但在革命后重新不可避免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继续领导、管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中。
而产生这一结果,一方面在于革命抱负的理想化,而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便在于旧制度的许多不是非摧毁不可,人民甚至对于其中诸多的暂时消失而抱憾。
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与其对革命的催化作用也是矛盾的。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政治更加开明,压迫和特权不再死死压制人们,人民逐渐产生了对自身境况的认知和不公感,加之国王、贵族和善良的资产阶级的鼓舞,正是他们给了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资格,从而激怒了他们进行对他们的反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
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
就像托翁所言:
“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
在历史与体制上法国与中国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
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
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翁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翁所提出的问题类似。
托翁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
他说: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翁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
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
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
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
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
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
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翁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
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翁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
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
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
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
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
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
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
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
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此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有那些呢?
托翁在书中说到: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
我们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为矛盾较为尖锐导致流产,或者就是所说的暂停执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敏感,引起我们的思考。
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同时,更应该坚持的是,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改革不能停止,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畏艰难。
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切“民主公开”。
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诸如富土康的员工跳楼、官二代和富二代撞人、救母卖肾的事件不断发生,房价,油价,物价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
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
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
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
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
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
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
中华民族实现稳定转型,更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难题。
经济繁荣也会加速革命的到来。
托翁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观察到:
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
?
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
?
所以,托翁总结道: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
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
【篇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什么启示
由于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推荐,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尽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市面上一下子涌现出十多个新版本,有珍藏版、插图版,还有所谓政务版,此外还有《为什么要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类的导读类图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当然是一本名著,但如此这般的一夜爆红依然是一桩意外事件,也颇耐人寻味。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老书,今天读它有何意义?
托克维尔名气很大,但写的书不多,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也就是三部。
第一部是《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1840年出版。
然后是《1848年革命回忆录》,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直到1893年才出版,那时他都去世34年了。
为什么当时不能出版?
因为他在书里骂了一些人,当时政坛上的一些名人,革命失败了,他觉得这些人有责任。
托克维尔其实是个性情中人,情急之下难免要骂人,所以当时不好出版。
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直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著作。
托克维尔终生关注的是法国的问题,当然他也有超出国界的那种世界主义的关怀,但他首先是个爱国者,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总在思考法国的问题。
但他觉得光研究法国不行,必须要和其他的国家做比较,主要应和美国、英国和德国作比较。
但是无论研究什么,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在他的思维和作品当中,这就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当中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
托克维尔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他是贵族出身,因此对个人的独立自由特别关注、特别热爱。
但是他也不反对民主,而且对民主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因为他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民主是时代大潮,而且民主的确也比封建时代那种不民主、不平等的情况更好、更符合人性一些,走向民主是一种进步。
但是走向民主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人人平等,这会让个人的自由陷入危险。
他从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危险。
他发现,在美国,民主和个人自由好像也有矛盾,但这个矛盾获得了较好的解决,所以他就先去研究美国了。
《论美国的民主》指出,美国在建设民主社会方面相当成功,自由与平等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协调,个人自由因而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障。
但是他也感到新大陆这个经验要在旧大陆推行可能会非常困难。
他回国以后亲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这场革命主要就是要推进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解决法国大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
然而这段革命经历证实了他的预感:
要在欧洲建立美国式民主非常非常困难。
因此他就有点悲观失望,也有点气急败坏,以至于写《回忆录》时,对1848年的革命者们说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话。
最后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托克维尔写出了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本书其实只是他的大革命史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后面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拿破仑帝国垮台,可惜天不假年,后续部分他没能写出来,只留下一些片段性的笔记,后来被人们作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编进了他的全集。
我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探讨1848年法国民主试验失败的历史原因。
他觉得1848年革命失败的根源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这两个革命在政治文化上是非常一致的,其实1848年革命的政治文化,或者说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是从1789年革命继承过来的,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没能成功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也完全是这种政治文化的罪过。
那么大革命政治文化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觉得还得再往前追溯首先得追溯到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去,而所谓“旧制度”,也就是大革命之前法国存在过几百年的一种被称作“绝对君主制”的专制政治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造就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
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特有的那种狂暴性、狂想性的原因。
实际上托克维尔想说的是,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特别追求的是平等价值的实现,为了追求平等人们不惜牺牲个人自由。
这种理念也是卢梭提出过的一种说法,近乎愤激之语。
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特别痛恨不平等,为了消灭不平等哪怕破坏自由都在所不惜,这的确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托克维尔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法国旧制度政治文
化中蜕变出来的。
这样他就首次指出了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往人们都觉得法国大革命是和旧制度、旧传统的决裂,和旧制度文明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托克维尔说不是的,这里面有延续性,而且延续性还非常强。
这是托克维尔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由此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新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要在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或者说事实和思想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有关法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所有国家都有旧制度的问题,不光法国才有,那么为什么法国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摧毁这些东西,为什么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
第二,路易十六时期是王朝最繁荣的时期,革命一般是在人们穷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发生,可是法国革命恰恰是在它最繁荣的时候爆发的,这是怎么回事?
第三,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法国封建特权究竟为什么那么招人愤恨?
第四,为什么18世纪法国文人会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治人物?
在启蒙运动时期也是这样,文学家承担政治功能,对社会产生了许多政治上的影响,而文学家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训练,可是他们却偏要去干预政治,结果把法国搞得一团糟,搞得非常激进,非常激越、浪漫,导致法国革命的空想性和严重的破坏性。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深刻的问题,这里我们暂且不谈。
托克维尔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示了一种高超的学术洞察力。
而一个学者能不能提出好的问题往往是学者能不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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