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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41号楼
我们的41号楼
作者:
矿区高级中学夏红上部
1975年9月妈妈带着我们姐弟调到了爸爸工作的221厂,那些年厂里住房已经很紧张了,我们全家先是与计划处的尚书友叔叔一家共住在黄楼的一套单元楼里,尚叔和王姨带着尚华和小海住大间,我家七口人挤在两个小间里,着实憋屈难受。
大约是在76年的上半年,我们搬家了,搬到了41号楼1楼把西头的一个两小间,不久又加了斜对门的阳面一间,总算是宽敞了,在那个温暖热闹的楼里我们全家住了有六年,直到新楼落成才搬走。
在新楼没有建之前,41号楼的位置是比较偏的,紧挨着边境线——通向电厂的那条南北向马路,属于厂区的西部边境。
马路西边是大草原,那草原在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是荒凉的,枯黄的衰草,在风中瑟瑟震颤。
站在马路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七厂大桥,看到远处的高山,黑色的牦牛也常常越境过来,在我们楼前楼后幽灵般的游荡。
41号楼前后还有两栋楼,前排40号楼一楼里住着我同学张静家、胡军家,后来我中学老师孙民和段姨一家也搬到了二楼,后排43号楼里主要住着二分厂的职工,一楼有于桂芬老师和于永宽叔叔一家,那时他们的孩子学军和蕾蕾还小,我的初中同学郑兵一家也住在一楼,她的妈妈是唐山人,爸爸郑万春是我家安徽老乡。
二楼东头住着三家人,我常常去串门的同学王晓宁家、晓宁家隔壁是同学韩勇家、晓宁和韩勇的爸妈都是陕西人,所以我后来一听到陕西话就顿生熟悉亲切感。
东头把头住着李彤一家,她的爸爸李雪诗妈妈刘淑芳都是我爸爸的好友,刘淑芳阿姨和我的爸爸都曾经担任过王淦昌先生的学术科研秘书。
那时41号楼周边环境实在不怎么样,楼前杵着几个大小不一的鸡窝,鸡窝上铺着油毛毡子,怕被风刮跑了都用砖头压着。
鸡窝附近散布着一二十个菜窖子,钉着黑色油毛毡子的菜窖盖子贴着地面,像是给黄土地上打了无数个补丁。
菜窖样子都差不多,估计各家都是在同一师傅指导下挖的,反正我家搬到41号楼不久,我爸就带着十岁的大弟弟挖菜窖了,爸爸的几个单身同事、楼里的邻居都出来帮忙,我的两个小弟弟那时只有六七岁,和楼里的几个同龄孩子们也在人群里跑来跑去,场面热闹而纷乱。
在哪里挖,开口多大,挖多深,都有高人认真指导,他们拿着皮尺丈量,一丝不苟,那样子宛如在做一项重大科研工程,梯子和菜窖盖子也都是各家凑的,那菜窖我家用了好些年。
后来才知道,那些帮助指导我家挖菜窖的看似平常的叔叔们可不是一般人啊,他们个个都是名牌大学的理工男啊!
41号楼就是我们俗称的筒子楼,三层高,一楼中间有一扇大门,楼里住户都从这里出入,一楼的东西两边也有出口,但是都被住在把头的人家封住了,一来可以多出个杂物间,二来是草原风大,两边门再打开吹着过堂风太冷。
筒子楼内的环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黄楼相比的,它的最初设计应该是给单身职工居住的,六十年代初期221厂家庭户少,单身的年轻职工多。
十几年后,家庭户越来越多,又没有盖新房子,所以住房紧张局面凸显,几栋黄楼又怎么能解决问题,于是后期调到厂里的家庭户大都将就在筒子楼里了。
41号楼旧址(张寿林摄)筒子楼首先是没有厨房,家家在楼道里搭起简陋的灶台,中午晚上下班时间是楼道里最热闹的时候,洗菜的切菜的炒菜的,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各自秀着自家的厨艺,楼道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好在那时是用电炉做饭,要是烧煤球那楼里就不知烟熏火燎成什么样了,总之是一家炖肉满楼飘香,谁家要是炒辣椒,不知有多少邻居跟着咳嗽打喷嚏,紧接着就会不断有人喊:
“这是谁家呀,谁家呀?
”喊归喊,谁又有本事不让楼里的湖南人四川人吃辣子呢?
其次是每层楼里都只有一个公用水房和厕所,一层楼里大人孩子几十口子人的洗漱拉撒都要在那里解决。
早中晚水房最热闹,洗脸刷牙要排队,洗菜刷碗要排队,上厕所更要排队。
那厕所只有四个隔开的并排的小间,里面两间男,外面两间女,最让人崩溃的是厕所上方楼顶常年滴水,地面又滑又湿,有时下水道堵了,积了满地水,大家还要踩着砖头进厕所,现在想来那简直就是噩梦。
不过这倒也有好处,大家上厕所的速度都很快,没人在里面瞎磨蹭。
厕所里的暖气处接了一根皮管子,热水常年流淌,大家蹲在那里用热水洗衣裳,后来厂里不允许私接暖气水,也没人搭理,最后不了了之,因为厂里的自来水实在是透骨的凉。
41号楼内部走廊旧址(张寿林摄)
现在想起来,一栋楼里住着四五十户人家,大人孩子一二百口子,鸡毛蒜皮、磕磕碰碰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我却很少见楼里邻里间吵嘴的。
我们筒子楼里的住户,过的是一种群居生活,关上房门自成一家,打开房门就是一个大家,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这种乐趣这种家人般的情谊,是住在黄楼里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41号楼的住户最早主要是计划处、检查处、安防处、总体室这几个单位的,后来也陆续搬来了几家其他单位的。
我那时刚上初中,并不喜欢楼上楼下乱串门,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楼里邻居,是离我家住得近的或者是跟我父母交往比较多的几家人,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有些叔叔阿姨的姓名都不太确定了,但是那段难忘的生活却总是那么鲜活的闪现在我的眼前,如同昨天。
我们一楼水房对门住着检查处的处长沈光基叔叔,沈叔叔是单身在厂,妻子在江苏的苏州,他留着利落的平头,为人低调少言寡语。
我爸极敬重他,说他有真本事,绝对的高知,手极巧,还会修手表。
当然,真本事的细节我爸是不会说的,在能人云集的221厂,能够得到我爸这样的评价,沈叔绝对不是凡人!
这个不凡的沈叔住的水房对门是楼里最差的一个房间,门口乱哄哄还臭烘烘,可是沈叔却是干净利索的很,看到水房脏了,他会默默拿着扫帚去扫。
沈光基
有一年的夏天,沈叔叔家的阿姨来厂里探亲,这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这位温婉美丽的苏州女子,阿姨文静又柔弱,沈叔对她介绍楼里的邻居时,她都会笑着跟人轻轻地打招呼,沈叔上班去了,阿姨就安静地留在屋里。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发生在水房的一幕:
我去水房洗菜,看到沈叔蹲在地上,面前的盆子里烫着一只鸡,沈叔正在麻利的拔着鸡毛,他家的门开着,桌子上一杯绿茶袅袅生烟,阿姨坐在桌边的椅子上,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微微地眯着眼睛,悠闲地与沈叔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糯糯的苏州腔我听不懂,可我感觉那是我此生听到的最美情话,那个画面,那天、那情、那景,那个拔着鸡毛的高知男人,那个沐浴着高原夏日的南方女子,都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使我至今难忘。
沈光基和夫人吕美华合影及结婚照几年以后,沈叔为了照顾病弱的妻子,放弃名利职位,以一个普通工程师的身份调回了苏州。
后来又听说,沈叔夫妻并无子女,我心想:
子女是俗物,沈叔夫妻是神仙侠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生夫复何求?
“真本事”的沈叔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代精密机床,1957年22岁代表国家访问摩洛哥,在摩洛哥的中国展馆,与同行四人,轮流表演铣床、磨床等十四种机床,惊呆了摩洛哥国王。
63年到了221厂,在“两弹”的研制中,他解决了核工艺最关键的难题,翻译并演算检查苏联关于核武器的专业书籍,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级专家,有大本事真本事啊!
我家对门阳面把头的一个大间里住着学校的霍梦熊老师一家,两个孩子霍旭、霍丽,他们小兄妹跟我的两个小弟弟差不多大,四个孩子成为了童年最好的玩伴。
后来阿姨又生了一个白胖可爱的弟弟“三三”,“三三”成为我们邻居们的最爱,大家都争相去抱这个可爱的宝宝。
霍老师并没有多高的学历,却是学校公认的才子,他当时也就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白净儒雅,说着微微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
他语文教的好,会画画可以教美术,会唱歌还可以教音乐,在家里洗衣做饭带孩子样样行。
那年他的家里养了一盆昙花,结了两个花骨朵,好长时间也不见开放。
终于有一天,霍老师郑重地通知我们几家邻居:
“看情形今晚要开花,大家都到家里来等着看,别误了。
”“昙花一现”这景象大家都没见过,邻居王福增叔叔拿出相机随时准备拍摄,我们几家小一点的孩子们一开始还跟着凑热闹,不到十点就都受不了睡觉去了。
我和姐姐强打精神熬到了快一点,终于盼到了昙花颤巍巍地绽开了花蕊,我们眼见着昙花的绽放,却又都来不及细细地观赏,便“你家照罢我家登场”,轮番忙着与花合影,花有多美没有来得及感受,它的短暂一现倒是实实真真的看到了。
昙花是这样,世事也是如此,美好的东西总是不会长久,正因为短暂,人们才会格外珍惜怀念。
霍老师一家在七十年代末期调回到了湖南湘潭,今天看着那已经褪色的老照片,往日的画面就跃上心头,昙花可以一现,我们邻里之间情谊永恒,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暖的。
和我家关系最近的是王福增叔叔一家,王叔在安防处工作,他说自己的工作是专门吃剂量的,我们那时哪里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来,手持仪器进入污染地探测核污染,多年以来,吃了多少剂量,受到多少核污染,又有谁知道呢?
把这么危险的活说得轻松无比,王叔哪里是等闲之辈啊!
王叔爱人王淑斌阿姨也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们有两个女儿王青和王春,王青后来在厂里医院上班,那时大概不到十岁,王春要小得多。
王福增与女儿王青因为是河北唐山人,王叔一家有一手包饺子的绝活,有时候在中午下班那么短的时间里,他们家会包饺子吃。
王姨在夜大上班离副食店近,负责买肉馅,王叔和面,小青剁白菜,电炉子上烧上水,三人一起擀皮包饺子,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饺子上桌了,包的多时还能给我家端来一盘,给两个小弟解解馋。
这让身为安徽人,视包饺子为难上难的我妈佩服之极,我妈常在礼拜天准备好肉面菜,请王姨过来教我和我姐全套手艺,真是名师出高徒,不久,我和我姐就学得了正宗的北方包饺子法。
王叔是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他家的书架上摆着整整齐齐的一排排科技图书,我去那书架上想找本小说看看,王叔说:
“别找,我书架上不放那种杂书。
”王叔与我爸同是学核物理的,他们的友谊应该追溯到六十年代,那时他们就常在一起工作,同样的专业,不一样的岗位,他们用自己的满腔热情为核事业尽自己能尽之力。
王福增在调试设备七十年代初期“二赵”期间,很多职工都遭到迫害,我爸当时住在59号楼的三楼,有人不堪凌辱,晚上从三楼跳楼自尽,楼里的单身汉很多,听到动静纷纷跑出来看,我爸正要起身,被同屋同学制止了,说:
“别出去,睡觉!
”这位叔叔的一句话,免了我爸的灾祸。
当天晚上凡是出来看的人全部被当成凶手抓了起来,后来事件不断发酵,王叔也被牵连其中,被关在黑屋里遭到审讯逼供,王叔从精神到肉体都惨遭折磨。
后来周恩来总理干涉了此案,王叔他们才侥幸逃过一死。
王叔平反后,王姨一家也从唐山调到厂里,他们家里端端正正的挂着周恩来像,总理逝世后,每逢忌日一月八,王叔家里不动火,吃寒食。
后来我们两家成了邻居,我爸和王叔的友谊扩大为我们两家的友谊,两辈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王叔在晚年得了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患此病,王叔当年的同学朋友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觉得这与他年轻时遭受的迫害一定有关系。
去年看到王青写的一篇文章《难忘的记忆》,文中写到:
“父亲现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他被它夺走了许多记忆,他不记得妻子女儿的名字,也不记得自己得过的奖章获得的荣誉......
王福增看望王淦昌
但是,在他那貌似已经抛却所有的呆木的外表下,仍然固执又顽强的留存着自己所有的珍藏------当王淦昌去世的消息在报纸登出时,他手捧报纸默默的流泪。
”看到此处,我的心中酸楚难耐,为王叔的病痛,更为了王叔的与病魔艰难抗争中死死留存的记忆,那不是相濡以沫的妻子,不是亲爱的女儿,是他的221的师长战友,是他穷尽一生奉献的事业!
“为什么我的眼里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今将艾青的诗敬献给亲爱的王叔。
我们的邻居还有在牧场担任书记的曹永仁叔叔一家,他的妻子顾阿姨是财务处的会计,他们是江苏苏南人,说话带有浓重的乡音,说快了就很难听得懂。
曹叔顾姨跟邻居相处非常热心,我还记得我们几家妈妈们凑在一起在曹叔家里用小石磨磨糯米面,你累了换我,我累了换你,到了正月十五家家孩子们都吃到了香糯的元宵。
有一回,曹叔给邻居们买回了很多湿湿的豌豆粉,装在大口袋里,用自行车从牧场驮回来,邻居们每家分得一大块,回家掰碎晾干,我从此学会了打凉粉。
他们的孩子曹慧、曹玲、曹骏,也是我们的玩伴,他们后来也都很有出息。
邻居段桂芳叔叔在房管处工作,他是河北人,身上颇有燕赵人的热心和豪爽。
有一天,我在和面,粘的手上盆边上都是,段叔看到说:
”姑娘,这可不行,和面讲究三光,手光、面光、盆光,我们河北的大姑娘小媳妇活完面不用洗手。
“不久,我就学会了和”三光面“。
段叔一开始也是单身在草原,后来郝姨带着彦龙、艳霄和老三小臭从河北老家来到厂里才全家团聚。
老大彦龙跟我家老三同岁,老二艳霄小名叫“香”,她喜欢跟在我们几个大姐姐后面玩。
有一年,段叔老父亲从河北老家来探亲,段爷有七十多岁,精神矍铄,说话嗓门大,没有一点高原反应。
我喜欢这位段爷,喜欢听他谈天说地,讲打鬼子炸碉堡的故事,抗战时,老爷子是游击队长,他说自己本可以参加武工队,可是觉得一样打鬼子,游击队武工队不是一样嘛!
抗战结束后才知道,武工队是正规八路,游击队不是,鬼子打跑了段爷就回家种地了,段爷没能跟队伍走,我很替老爷子遗憾:
“段爷,你要是武工队,现在就不是老农民,是老干部了。
“段爷哈哈大笑!
亲手打过日本鬼子的老农民段爷那段时间是我心中的大英雄,是我眼里大大的传奇!
我们一楼最东头还住着梅汉生叔叔一家,他个子高腰杆笔直,他们家好像是是四川人,楼道里老是听见阿姨用四川话喊孩子:
'梅鑫、梅萍,回家吃了。
'梅叔在总体室上班,忘记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他的儿子梅鑫小时候虎头虎脑,长大后是矿区高中真正的学霸,考到了清华,虎父无犬子,没准父子俩还真是校友呢!
东面还住着荣叔叔一家,'荣”、“戎”、“容”我搞不清楚是哪个,他是上海人,戴着挺考究的浅色眼镜,白净面皮,温文尔雅,文人气极浓。
我也不知道他是总体室还是一分厂的,但他的妻子孙竹杰阿姨是在一分厂上班的。
孙阿姨爱讲话,她讲着一口上海腔很浓的普通话,碰到上海老乡讲起上海话叽里呱啦,我们就在听天书了。
孙阿姨在上海长大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总说自己是山东人,原来孙姨的父亲是山东人,华东野战军的,当年跟随陈毅打到上海,就留在那里了。
说着一口上海话却拒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的,孙阿姨是第一人,孙阿姨骨子里仍然是个爽直的山东人。
一楼正对大门的那间房里住着计划处七厂工人王德荣叔叔,上海人,单身在厂。
王叔是我见到的最讲究的上海人,衣服笔挺,皮鞋锃亮一尘不染,跟我看到的电影里的工人形象一点都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他是能干的技术能手。
有一年,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忆青来探亲,忆青比我小一点,她说,她还有个姐姐叫忆平,是爸爸在北京工作时出生的,忆青自然就是爸爸在青海工作时出生的了,从上海到北京再到青海,王叔和楼里的很多叔叔阿姨一样,为事业两地分居多年。
一楼还有一家,住的时间不长就搬到乙区去了,户主也姓王,是计划处七厂的工人王守礼叔叔,王叔是河北东光人,憨厚朴实,“二赵”时期遭迫害被赶回老家,平反后,组织上解决了王叔一家的困难,全家才得以在厂里团聚。
王叔的妻子张兰芳阿姨是承德人,说话好听,有点京腔京韵的,他们有两个儿子,大胖小胖,后来都挺出息懂事的。
我爸爸和王守礼叔叔在一起工作,互相尊重,关系挺好。
一楼后来搬走了几家,又陆续搬来几家人,大家从天南地北聚到青海高原的这个简陋楼里,刘盛昌叔叔家,李姨带着三个儿子从沈阳调来,潘茂坤老师家,妻子冯东莲老师带着三个孩子从长沙调来,石磊、石飚跟着妈妈从河北调来跟爸爸团聚。
七十年代后期,我们一楼还搬来了几家年轻人,东面把头的阳面住着刘哥和张姐一家,年轻漂亮的张姐是东北人,在印刷厂上班,是厂里的文艺骨干。
她的表妹张力军在计量室上班,力军姐那时刚跟秀彬哥结婚,两人常到表姐家串门,因我妈也在计量室工作,所以每次都顺便拐到我家来坐一会,女儿红霞出生后,就带着红霞一起来,我爸妈很喜欢力军姐夫妇。
我家阴面隔壁搬来了陈龙达和房克梅一家,那时他们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
对陈龙达的称呼很让我们为难,他是上海技校毕业的技术工人,按说是我们叔叔辈,可是他娶了厂里子弟房姐,所以辈分就降下来了,他跟着房姐叫我爸妈为“夏叔刘姨“,我们也就叫他陈大哥了。
陈大哥为人热心直爽,对我父母很尊重,家里有事也肯听我爸妈意见,跟邻居们相处都很好。
他还有着上海男人的勤快,会做饭,会烧红烧肉,还把煮好的鸡蛋用油炸一下和红烧肉一起烧,着实馋人。
陈龙达和房克梅
房姐平时话不多,她是山东乳山人,典型的胶东美女,个子高,有一米七以上,皮肤白,眉目清秀的。
她的一张照片在上海的照相馆里被放大放进橱窗,这张照片也被他们摆在家里,我见过这张照片,没有化妆,真是毫无修饰的自然美。
陈大哥是钳工还是车工我不确定了,但他的技术绝对过硬,那年他参加了二机部的技能大赛,得奖归来,邻居们纷纷来祝贺,搞得他很不好意思,让我头一次看到一个大男人脸红的样子。
陈大哥和房姐后来生了两个女儿,我想一准儿也是像妈妈一样漂亮吧!
房克梅在合肥南站前留影
一楼还有一对夫妇也是结婚后搬进来的,是魏哥和李文珠大姐,他们的婚房在靠西面的一间阴面房间,布置的挺温馨漂亮。
李姐和魏哥跟邻居们相处融洽,他们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叫魏静,魏静小时候很可爱,我们楼里的几个女孩都喜欢抱抱她。
现在,魏静早已做了妈妈,她的丈夫青年才俊,是廊坊厂里的总工程师。
魏哥李姐早已升级做了姥姥姥爷,我们同在廊坊,有时候路上见到,我叫:
”李姐”,李姐也仍然像过去一样叫我:
”是小红啊!
“而此时的李姐和小红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下部41号楼的二楼三楼与一楼的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楼上比一楼干净得多也安静得多。
一楼的东西两侧是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每天的上下班时间,楼梯口是最热闹的了。
41号楼楼梯口旧址(张寿林摄)二楼正对西面楼梯的是严文灿和范老师家,我印象较深的他们家有大女儿严新新大姐,还有个小弟弟严明,皮肤很白的新新大姐比我大的多,严明那时八九岁又比我小,都不是我的玩伴。
严爸爸岁数明显比楼里其他叔叔们大些,不苟言笑,戴着眼镜,又瘦又高,形销骨立的,如果穿上民国时的长衫,那绝对就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只是那时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上装,有时还见他穿着工作服,在我们小孩子眼里,普普通通又毫无风采。
现在知道,严爸爸1950年就毕业于贵州大学机械系,精通机械精密特种加工,获奖颇多,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任221厂科技委副主任,是和沈光基叔叔一样的大神级人物啊!
范老师现居北京,老太太八十多岁高龄,手机微信玩的溜溜的,是我们“咱文教局”微信群里最活跃的。
住在楼上的221科技大咖还有一位,就是陈静姐姐和陈卓的爸爸陈家圣叔叔,陈叔叔那时在总体室上班,个子不高,戴着眼镜,衣服干净整洁,低调沉静,电影电视剧里的知识分子就是他的样子,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光彩,骨子里却散发着抑制不住的文人气。
陈叔叔在两弹研制中做过什么,有哪些建树,我们那时当然不知道,就是现在也难以从公开的文字上考证,后来他在高知云集的221做的是总工程师,其大咖级别可见一斑。
我们楼上不仅有高冷范儿的大神大咖,更有一群当时只有三十来岁,风华正茂的叔叔阿姨们。
有几个已经结了婚,但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单身汉叔叔,我记得名字的有陈鸣九叔叔、杨忆淮叔叔等。
陈叔叔个子不高,他性格活跃,走到哪里都是谈笑风生,是个热闹人,几年后他就调回上海了。
杨忆淮叔叔是我爸爸哈军工学弟,高个子,是个长腿欧巴,有一年,厂里在警卫团大操场开运动会,杨叔叔得了手榴弹第一名,宣布颁奖时,别人都是从两边绕到主席台上领奖,杨叔叔竟然从台下一跃而上,直接跳上那高高的土台,此举惊得我目瞪口呆,我回来后跟我爸说:
“杨叔应该去跳高,肯定冠军。
”早听我爸讲过,杨叔是高干子弟,他的名字“忆淮”是有出处的,高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也没从杨叔身上看到任何高干子弟痕迹,除了腿长个子高,和其他叔叔没什么两样。
我现在很怀疑我那时的眼神和智商,高知大神认不出,高干子弟也看不出与别人有什么异样。
杨叔和我爸爸他们有一年在新疆出差,留有一张在黄沙戈壁的合影,一样的蓝色工装,一样陈旧的军大衣,我仔细考证也只看出了高矮胖瘦长相不同。
高原艰苦事业危险,杨叔为什么毕业分配也到了青海呢,怎么就不让他高干爸爸给他调走呢?
在新疆出差左起:
苗?
?
、李全、程志刚夏忠、王光印、杨忆淮、于明泰
杨叔叔在朋友圈里还有一段故事呢!
据说,我没有亲眼看见,杨叔叔在每年夏天草原的”蘑菇季“,都会在雨后去草原采蘑菇,草原鲜蘑好吃难以保存,晒不好就生蛆虫。
杨叔会仔细削去带土的蘑菇根部,然后在电炉上支一个厚铁板,将蘑菇一个个烘干,回家探亲时带回家,家人就会享受到草原的鲜香。
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这么认真仔细地做着这样精细活,一个个小蘑菇里包含着多少对亲人的爱呀!
“高干子弟”杨叔叔在平凡中处处透着不平凡!
!
二楼东边的邢鹏翎叔叔郭蕊芬阿姨,三楼东边住的蔡金生叔叔和李阿姨,是我们楼里两对比翼齐飞的知识分子,邢叔郭姨据说毕业于西安交大,蔡叔和李姨都是哈军工毕业,他们称我爸爸为”学兄“,我爸称他们为“学弟学妹”,这两对夫妇后来都成为221厂的中坚。
二楼西头住的刘书鹤叔叔和马姨一家我比较熟悉,刘叔是哈工大毕业的,老家在东北辽宁一个叫凤凰城的地方,这个地名很有意思,是让人产生美的联想的地方。
马姨是七十年代中期从天津调来草原的,那时她很年轻,秀气漂亮又朴实,他们把大儿子刘远放在天津亲戚家,只带来小儿子刘嵩,刘嵩跟我两个小弟弟差不多大,常在一起玩。
有一次小哥仨玩差了打了起来,刘嵩一对俩吃了亏,脸被抓破了,我爸妈很惶恐,没想到,马姨除了不停的说没事没事,其它什么都没说,刘叔慢悠悠地说话了;“小孩子在一起玩,有什么呀,打呗,明天就忘了,就好了。
”我到今天都能记得刘叔说话时的模样。
刘叔和我爸爸常在一起出差,有一年,他们去皖南山里出差一去就是好几个月,皖南是我爸的老根据地,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农校的林科毕业后就在皖南泾县县委工作过。
出差生活单调,繁重工作之余我爸就带着刘叔他们几个,去周边的大水库游览,去山里的老乡家里买上好的毛峰茶买笋衣笋干,甚至还搜寻到一种坚硬的石楠木做折叠椅子,山里土木匠做了几个之后就罢工了,坚决要求涨工钱,太硬太难做了。
皖南深山里带回的椅子我家至今还在用,沉重又结实!
刘叔马姨后来到了廊坊厂,刘叔担任厂里的第一任总工,并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退休后仍然退而不休,整理资料,在七十多岁时仍然笔耕不辍,正准备出版回忆录。
刘叔读书好,好读书,这个岁数难能可贵!
二楼东面住着我的同学毛世杰家,他的妈妈范东珍阿姨干净利索、精明强干,他的爸爸毛叔在“二赵”期间精神上受严重摧残,已经不能上班了,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的妈妈一个人撑着。
范姨在档案馆工作,那时也只有三十多岁,她对毛叔很好,不管什么时候,毛叔总是穿的干净而体面,毛叔有时从楼里跑出来,在楼前默默地站着,范姨总是和颜悦色地把他哄回家。
现在想来,家里头是病残的丈夫,儿子小杰和小文尚未成年,范姨该有多么大的压力呀!
在生活中压力山大的范姨,积极乐观,工作上不甘人后,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范姨是41号楼里最让我钦佩的女人!
我们41号楼的孩子们是童年的玩伴,是闺中密友,情谊深深。
我大弟弟十岁左右,正是好玩的年龄,楼里一帮子岁数差不多的男孩子,每天一同上学,放假了就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地疯玩,楼上胡忠诚、王青魁、杨云、杨昆、石飚、刘威、段彦龙、曹骏再加上前楼后楼的几个男孩,他们夏天在草原上采蘑菇,追百灵鸟,到七厂大桥的溪流里捞白漂小鱼,冬天在电厂平房下面那块空地上滑冰车,常常在严寒的冬天里玩得满脑袋热汗,那时楼里哪个男孩子没有一个自家爸爸给做的冰车呢?
我那时上初中,和楼里同龄女孩王元萍、何明、曹慧、曹玲、王青一起学编织学钩花,当然最多的是帮着家里干家务。
楼上王元萍比我高一个年级,她的妈妈在医院上班,爸爸好像是安防处的,她家姐弟们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在79年高考时她考上了青海医学院,毕业后在厂里医院做了妇产科医生。
二楼何明跟我同年级,她的爸爸是上海人,在检查处上班,妈妈是东北人,王元萍与何明在撤厂后都去了合肥。
我的姐姐在到青海时,已经高中毕业了,马上就要上山下乡,那时下乡去哪个知青点也是根据父母工作单位划分的,我们楼里正好有三家同龄女孩,爸爸都是生产计划处的,我爸爸在计划科,二楼的章立群的爸爸章宝庆是生产科的,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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