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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案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教学重点
第三章教学重点包括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和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意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在认清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凭空产生,它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分析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中,帮助学生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概括。
第二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教学重点是让学生记忆并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中所包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应是分析的重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总路线的具体化,对经济纲领中对待地主土地、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的不同政策应该成为分析的重点。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教学重点是帮助学生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道路的艰辛和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帮助学生理解三大法宝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难点分析
难点分析1.近代中国革命为什么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首先学生会对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会有疑虑。
革命性质的界定应该是以革命任务和目标来界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现阶段的革命是为了终结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并保护之,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简言之,因为中国革命面临反封建的任务,所以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但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呢?
这主要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有其新的内容和特点。
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难点分析2.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需要有新民主主义作为工作准备。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新民主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只有到那时,才能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私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革命的全部结果:
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其中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
因此,中国革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任务,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革命。
同时,两者又是紧密衔接的两个阶段。
中国革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认清两者的区别,同时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党内曾经产生过“两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两种错误倾向。
前者割裂了两个革命之间的衔接,中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就会犯右倾错误;后者搞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就会犯“左”的错误。
难点分析3.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因此,相应的也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又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又称中产阶级)两部分。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1.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政策
(1)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对此采取没收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性质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它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反动的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成为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但不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相反,却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没收官僚资本,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确立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对于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民族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保护对象,对此采取保护政策。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有益无害的。
我们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
正是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对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将它作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主要原因有:
一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
二是由民族资本的特点决定的。
保护和发展它们,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均有重大意义。
三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表现决定的。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民主革命,是团结与争取的对象。
四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此,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2.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
(1)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政策。
由于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因而,官僚资产阶级自然也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
但是,由于他们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属于某个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到上述斗争中去。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削弱敌人和补充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这种统一战线。
(2)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政策。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
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属于人民的范畴;另一方面,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革命中容易发生动摇和妥协。
但不管如何,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属于人民的范畴,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来对待,就会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与界限,就会犯“左”的错误。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对他们的政策,即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一方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有不同的革命要求,对他们要实行团结和联合的政策,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动摇性、妥协性,必须采取适当的批评和斗争,以克服其动摇性,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
在我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决定的。
(3)正确处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
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和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和中立。
要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既不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又不是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而是要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以斗争求团结。
难点分析4:
毛泽东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其间不乏推动历史发展、为国家统—和民族强盛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
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到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有如满天星斗,辉煌灿烂,而集大成者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同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①。
毛泽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人民幸福,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这样说:
几乎在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可以看到毛泽东个人闪现出的光辉。
其中又尤其以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最值得称道,中国人民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能率领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决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毛泽东出生在中华民族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时期,又生长在极富爱国主义传统的湖南。
这种历史和文化氛围使毛泽东从小就受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熏陶,少年时就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立志要作救亡图存的英雄。
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刻苦地锻炼,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后来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他“一到了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②,什么书都找来渎。
这种刻苦的学习,使毛泽东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成为了一位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
1918年他在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在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斗争实践,毛泽东逐步完成了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从此,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中国问题,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逐渐成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1927年,由于蒋介石新军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地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国民党新军阀取北洋军阀而代之,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新走狗。
国民党新军阀对中国人民实行出[洋军阀更黑暗、更残酷的统治,于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之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艰苦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不仅亲自率领工农革命武装在1927年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与反动军阀展开了血与火的斗争。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各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纷纷遭致失败以后,能够冷静地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出发,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高瞻远瞩,毅然放弃了“左”倾中央一再强调的进攻大城市的计划,带领起义的残余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重心的伟大转移,并找到了一条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1927年后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能够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呢?
这不仅是与他深刻地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分不开的,也是与他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问题分不开的。
这在当时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毛泽东在这几篇文章中科学地、有说服力的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原因和条件。
毛泽东首先从中国的社会性质人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遍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力,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③,所以在中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其次,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动力来看也只有这条道路可走。
因为,中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加之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得广大农民“走上了求生不得的道路”④,中国的武装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
第三,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来看,中国革命只有这条道路可走。
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强大的帝国主义极其走狗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城市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使革命力量很难在城市首先发展起来,而广大的农村,则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无产阶级要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一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⑤
毛泽东又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的特点人手,科学地分析了为什么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在强大的敌人的压迫下,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所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指中国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⑥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占优势。
这种经济特点,造成农村对城市的相对独立性,农村脱离城市也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和再生产。
这样,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可以自力更生地长期在农村坚持革命战争。
使中国革命有可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
所谓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指反动派的统治力量在中国不平衡不统一。
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中国务派军阀的长期分裂,相互间进行不断的战争,这一方面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们进攻革命的不一致,这就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
再由于敌人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在城市,而农村和边远地区则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广大农村又是封建压迫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地区,这就给革命造成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认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又必然反过来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军阀割据的局面又妨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阻碍全国经济的统一,使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现象不可能很快改变,从而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他认为:
只要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红军力量的存在,红色政权就一定能够存在下去。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为迷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虽然围绕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内也出现过分歧和斗争,但是随着实践的推移,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逐渐地、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中国人民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沿着这条道路,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使人民得到了解放,民族得到了复兴。
对此,不仅中国人民是清楚的,就连许多外国友人也有清楚的认识。
美国著名的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毛泽东有一个崇高的、也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他说:
中国革命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
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永垂青史!
注释:
①周恩来:
《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
②萧三: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第3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7月出版,第二版。
第1卷,第6页
④同上95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7月出版,第二版。
第2卷,第598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7月出版,第二版。
第1卷,第173页
摘自:
吴继华:
毛泽东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6期。
难点分析5: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民主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以农民问题为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农民就是塔的底基,农民阶级备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
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体制,土地集中加剧,巨额的战争赔款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在农民头上,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更给农民造成无穷的灾难,这一切都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崩溃,使广大农民贫困化加剧,民变风起,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社会状况,一切有志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文人志士和政治团体,都在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
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维新纲领中提出的“养民”措施;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乃至30年代“救治乡村”,的吁声和“乡村建设”理论等等。
然而,这些纲领要么是从传统的平均主义理想中寻找理论依据;要么是企图在不触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和封建经济关系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改良或农业技术改良;要么是想以“土地国有”的方式平均地权,既有悖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又脱离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结果是都以失败宣告结束。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历史证明,在中国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的农民问题呢?
(一)农民问题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
“无产阶级如果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的。
”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对农民的革命性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
他说:
“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格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
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
”马列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毛泽东正确认识农民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列的现有结论,而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
(二)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情中历久不变的、最主要的、牵涉面广的综合问题。
国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它又是一个有相对稳定的构成而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存在,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教、自然资源和国际环境的综合。
它虽然包含许多要素,但对于革命的领导者来说,认识国情的核心,主要是对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深刻洞悉。
在近代中国,农民问题而且只有农民问题,才能把国情中的诸多要素联系起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
(三)农民是“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主要构成,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整个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最主要角色,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任何新的社会力量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联系农民,否则,所做的一切,都将难有所成。
(四)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要进行以推翻帝国主义为目标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
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彼此之间是紧密相联的。
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不消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就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消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就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广大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等等,贯穿这种矛盾与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置农民问题。
谁拿准农民的脉搏,正确处置了农民问题,谁就执了中国的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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