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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牙雕鉴赏
明清牙雕鉴赏
明清牙雕即中国明清时代的象牙雕刻,其作品种类繁多,小自扇骨、香熏、花插、笔筒,大至花卉盆景、山水人物、巨型龙舟、连幅围屏等。
当时象牙、犀角雕刻和竹木、金石雕刻并没有严格的分工,许多工艺家对加工各种质地的材料均得心应手,如明代的鲍天成、濮仲谦,清代的尤通、尚均等,都是这样的多面手。
所以明清牙雕更易于吸收他种雕刻技法的长处。
故宫博物院所藏明象牙雕松荫策杖图笔筒、明象牙雕岁寒三友笔筒,都明显地受到竹刻名家铲地法、毛雕法的影响。
上海博物馆所藏明象牙圆雕公服冠带人物坐像、故宫博物院所藏明象牙圆雕观音送子像、明象牙圆雕双龙戏水笔架、明象牙浮雕双螭荔枝方盒,都是明代象牙雕刻的代表作。
清代的象牙雕刻有江南和广东两大流派。
江南嘉定派的刻竹名家如封锡禄、封锡璋、封始岐、封始镐、施天璋等都在造办处“牙作”当差。
还有顾继臣、叶鼎新、陆曙明、李裔广、张丙文也是江南的象牙雕刻名匠。
嘉定派竹刻艺人所雕牙器,如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雕山水笔筒、象牙雕罗汉渡海图臂格、松鼠葡萄笔洗等,与他们所制竹木逸品同样奇峭清新,气韵生动。
广东派的牙雕匠师有陈祖章、屠魁胜、陈观泉、司徒胜、董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等人。
陈祖章自雍正七年(1729)开始在造办处当差,故宫博物院所藏“牙雕月曼清游册”就是他领衔署款的。
但陈氏博采众长,没有只突出表现广东派的风格,而是受明代“周注百宝嵌”的影响,经过与造办处当差的各派名家的合作,使这件象牙雕刻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的代表。
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雕渔乐图笔筒的作者黄振效虽是广东人,但他的作品师承封氏,完全是嘉定派竹刻的风格。
江南牙雕,实际上并不只限于苏州一地,而是可以涵盖南京、扬州、嘉定等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牙雕工艺,这里传统上就是商业与工艺美术行业发达的地区,牙雕深受书画、竹雕等艺术形式的影响,文化底蕴厚重。
金陵的竹刻家濮仲谦,嘉定的竹刻家施天章、封歧等,都同时从事牙雕的制作。
施天章、朱拭等作为牙匠曾被召入宫廷造办处当值,被称为“南匠”。
正因为苏州牙雕的文化气息,当时有谚云:
“苏州样,广州匠”,苏州牙雕样式成为全国牙雕流派的范本。
苏州牙雕的作品多为笔筒、笔架、笔掭等小件文房用具,也有碗、瓶、盒等实用或陈设器物,题材涉及人物、花鸟、山水、历史传说等,常以名家画稿为粉本,追求笔墨的韵味,某些山水作品有吴门画派之风,花鸟则宗清初画家恽寿平,清雅脱俗。
为了适应画作的复杂笔法,苏州牙雕长于阴刻和隐起浅浮雕,运刀简洁,磨工甚好,注重留白,不喜染色或漂白处理,注意营造意境,有较高的审美格调。
但在乾隆时期以后,由于广州牙雕的挤压,苏州牙雕逐渐衰落,清晚期分裂出上海和南京牙雕,在承继苏州牙雕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成为新流派。
广州牙雕富有历史传统,据载创始可以早至秦代,但在清康熙以前,广州牙雕并无特别鲜明的特点,还不及苏州牙雕的影响。
不过,自从康熙实施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使得该地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进口象牙原料充足,而且多元文化汇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
由于广州气候潮湿,象牙不会干裂,所以艺人可以较为自由地探索各种高难度的雕刻技巧,促成了广州牙雕重视技艺展示的特点。
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多层象牙镂雕技术,著名品种如象牙球等。
嘉庆时广州艺人翁五章在前代技艺基础上,革新了象牙球工艺,传至第四代翁荣标时,已能做出45层的套球,以整块象牙镂雕,每层厚不过2毫米,层与层间距如发丝,但层层可动,且满雕花纹,令人叹为观止。
1915年,广州艺人翁昭所制26层牙球,在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
还有象牙丝编织王艺,著名品种如簟席、纨扇、宫灯等,具体工艺已失传,据载是用药水浸泡或高温水煮,使象牙软化,然后劈成细薄的牙条,再进行编织。
这种王艺对于原料的耗费非常惊人,雍正就曾禁止过牙席的编织生产。
广州的艺人还很注意吸收新的工艺,在作品上可以看到使用镟床加工构件的痕迹。
他们常常综合使用各种技术,将各部分分解制作,最后拼装成大型的画舫、龙舟、景观等,人物众多,景物复杂,绝非个人可以完成,反映出广州牙雕组织程序的严密。
从总体上看,广州牙雕工艺重视刀工而忽视磨工,作品显得锋棱毕露,对于表现象牙的细腻质感不太有利。
广州牙雕为了保持象牙的洁白,喜用漂白技术,并在白地子上再进行染色、镶嵌等附加手段。
染色用茜草及多种矿物染料,镶嵌则多见紫檀、玳瑁、犀角、宝石、翠鸟羽毛等,装饰效果极强,风格浓烈热闹。
广州牙雕为了迎合不同对象的需求,不仅器型多种多样,而且纹饰题材五花八门,有传统的神像、山水、花鸟、吉祥图案等,还有面向西方市场或针对国內猎奇人士的天主教题材,如圣母子、牧羊人、耶稣基督以及带有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良苕叶、西番莲、写实花卉等,布局不避满密,追求繁缛艳丽。
有些西方题材处理得亦中亦西,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状态的真实写照,非常耐人寻味。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都非常爱好艺术,在宫中就有专制象牙制品的作坊。
宫廷雕刻艺匠工艺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照绘画笔意,着色填彩均有一定章法,逐渐形成了华丽、庄严、纤细、富贵、典雅的风格。
造办处是清官内掌管宫禁事务的内务府下属,负责御用器物的制造、修理及保管,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牙作为其所辖作坊之一。
这里集中了各个地方的各个流派,如苏州、广州、北京等地卓有建树的成名牙雕艺人,互相切磋,不断融合,根据皇室的好尚,进行创作。
因此造办处牙雕既展现了各人的高超技艺,又不完全是个人的创作,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宫廷趣味。
对于造办处牙雕(实际上也应该包括发往苏、杭、宁三织造的活计)的制作,乾隆皇帝就进行了大力干预。
在他看来,各地的艺人作品都有“外造之气”,因此他要求作品的画稿须经过他的审阅,有时甚至亲自设计,在题材、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一器之成,在原料上不惜代价,在工艺上令工匠各展所长,结合作业。
所以造办处牙雕往往极力追求绘画、雕塑效果,体现一种文人化的审美倾向,体现这一特点的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月曼清游册》,由陈祖章、顾彭年等五位广州、苏州牙匠共同完成,以院体画家陈枚的画作为本,用象牙与宝石、金、玉等镶嵌成12本册页,表现宫廷仕女一年的不同生活情景。
同时,造办处牙雕也强调工艺的精湛,注意细节的无懈可击,有时不计工本,甚至近乎卖弄。
如牙雕葫芦,不仅外壁雕刻细腻,而且内部镂雕活链,坠以小葫芦;李爵禄雕套盒,在几厘米见方的空间内放人18个小盒,所有盒体都镂雕花纹,小盒内还有瓜果和活链器物,已经与微雕相似;黄振效雕牙舟,
高不足2厘米,但九扇窗可灵活开闭,舵亦可以活动,十几个人物姿态各异,简直神乎其技。
此外,造办处牙雕还经常出现在大型的屏风等家具陈设上,表现宏大华丽的场面,是地方牙雕所望尘莫及的。
北京牙雕是晚清以来牙雕的重要流派,最擅长的是雕刻人物,讲究利用象牙本形设计动态,注意刻画面部神情,比例适度,衣纹简练挺拔,不失动感,追求逼真写实的效果。
以圆雕和浮雕为主要技术,多制仕女、罗汉、刀马武士等。
代表人物有耿润田、杨世惠、王彬等。
除人物外,北京牙雕中的花卉草虫,如白菜蝈蝈等也很有名。
其他像仿古器物制作、微雕细刻“一粒米”、象牙乎刻等同样富于特色。
象牙平刻是在象牙上以刀代笔作书画,是一种文人雕刻。
微雕是在微书的基础上,融会单刀浅刻的技法发展起来的。
雕刻时以刀代笔,手技为主,目力次之,意在刀先,施意于刀,心手相应,刀运神出。
微雕最适合夜深人静时进行,稍有疏忽,或白璧见瑕,或前功尽弃,所以又被称为“神刻意雕”。
上海开埠后,国外象牙进口渐多,福建、江苏等地的牙雕艺人陆续来到上海,大多受雇于象牙作业主,少数开设作坊,从事象牙雕刻加工。
上海的一些竹刻、石刻艺人也纷纷加盟,转向象牙雕刻生产,使上海象牙业逐渐兴盛起来。
当时的象牙制品大多是高档日用品,有牙筷、烟嘴、图章、梳子、篦子、扇骨和扇柄等。
晚清民初期间,南市城隍庙一带象牙作坊的能工巧匠,雕刻的佛像、鸟件和兽件等象牙工艺品,为国内外古玩商、收藏家所喜爱,并逐漸成为出口工艺品的一个大类。
另外,擅制仿古题材的南京牙雕及福建、天津牙雕等,都是晚近牙雕流派中比较可观的。
中国象牙雕刻经过数几千年的发展,清代中期陆续形成了若干个相对集中的中心生产地,主要以广州、苏州、北京为代表。
各个中心生产地之间既在题材和形式上保持着各地的风格特色,同时又互相渗透,在技术上有交流。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交通便捷,讯息技术的发展,各地牙雕艺人频繁交往,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各地区的地方牙雕的色彩,一方面在增加,形成了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四个主要地区,其他还有天津、福州、乐清等地,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风格也逐渐的淡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精细工整,玲珑剔透的广州牙雕以广州为代表,故称之广州牙雕。
广州牙雕工艺有悠久的历史,富有装饰性,素以精细工整、玲珑剔透而闻名于世。
广州地处南方沿海,气候温和湿润,非常适宜质地细腻的象牙精雕细刻,层层雕镂,而作品又不易脆裂。
所以,广州地区的象牙雕刻工艺早在秦代已经开始,至晋代还出现了象牙编织的精湛工艺,据“晋书”记载:
“车永为广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簟”。
清康熙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惟一港口,使得东南亚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为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广东牙雕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成为全国之冠。
正如岭南画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一样,粤派牙雕在清代牙雕艺坛上也是别具一格的。
据“广州通志”载:
“谚曰:
苏州样,广州匠。
香犀、象、蜃、玳瑁、竹、木、藤、锡诸器俱甲天下。
”从传世广东牙雕之多,技艺之精,做工之繁,可窥其规模远远超过苏、宁、嘉、杭等地的牙雕行业。
从清代广东牙雕这个侧面可以充分说明:
广东工艺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而有别于内廷、北京以及苏、宁、扬、杭的工艺美术的艺术格调。
这时已不是“苏州样,广州匠”,而是“广州样”向全国扩散了。
牙雕工艺更是如此。
从“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的记载来看,至迟从雍正年间(1723—1735)起至咸丰年间(1851—1861)为止,在这百几十年中,广东始终为内廷提供牙匠。
在造办处多则六名,少则两名,留下了陈祖章、李裔唐、萧汉振、黄振效,杨维占、陈观泉、司徒胜、黄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陈琛、莫成纪、杨志、黄庆等十五位牙雕匠师的名字。
象牙雕刻王艺在康乾时期盛行,产地有北京、苏州、江宁、杭州和广州等地。
内廷大力提倡象牙,投入了较多的技术力量,雕制了一大批象牙雕刻作品,在《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简称《清档》)记载了有关象牙雕刻的活计和各地牙雕高手的名字与作品。
来自粤海关的进口象牙。
由粤海关监督、两广总智、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贡进内廷,还有云贵总督和暹罗、越南等地亦贡进象牙供皇家使用,所以皇家象牙材料充足,清帝逊位时还留下了近百支象牙。
养心殿造办处从南方召募雕刻名工进入牙作遵旨雕刻象牙制品,供帝后玩赏使用。
根据记载和文物可将清皇家牙雕分为顺康雍、乾隆、嘉道以及咸同光宣等四期。
雍正元年始建《清档》。
顺治朝、康熙朝如何管理养心殿造办处,未见档案记载,情况不明,故这79年有关牙雕的事宜只可查《清档》之外的其他文字记载,但根据雍正初《清档》的某些记事可以直接追溯到康熙晚年,所以此期牙雕之事的重点在康熙晚年到雍正朝的20佘年,可以梳理出其一个粗略的轮廊。
据文献和《清档》记载我们大体上可知,康熙年间嘉定封锡禄、封锡璋兄弟二人、南匠吴衍、顾继臣、杭州牙匠朱拭等江南雕刻名匠已先后进入内廷于养心殿造办处效力。
雍正朝应召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的有封锡禄之高足施天章、封氏嫡传封始岐、封始镐兄弟等嘉定派竹刻传人之外,尚有苏宁杭等地南匠叶鼎新、陆曙明、孙盛宇等三人。
雍正七年,年希尧推荐南方牙匠屠魁胜、关仲如、杨迁等三人进内廷行走。
所知雍正朝牙刻匠人先后12人,都是长江流域的苏、嘉、宁、杭等地的名家,形成了皇家牙刻的主力军,也构成了皇家牙刻的工艺、艺术底蕴,左右了雍正朝皇家牙刻的工艺与艺术的表现力。
雍正七年,牙作不仅得到扩大和充实,与之同时,广东牙匠陈祖章也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牙作效力。
此时陈祖章已将年迈,从他的黄金期向下滑落了,雍正七年至十三年,再不见有关他做活计的记事,故其作品也未流传下来。
皇家牙雕虽由江浙南匠雕作,但是他们都不得不尊从皇帝旨意行事,绝不敢随意制作。
这就是“外造之气”,而不是“恭造之式”,这八个字是雍正帝在雍正五年向造办处所有匠人提出的严格要求,并非仅仅是针对牙匠而发的。
雍正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整顿了造办处,初见成效之后于雍正五年明确地指出近年所造器物有些“外造之气”,不合他的口味,今后要按康熙朝“恭造式样”的原则制造上用之物,其具体标准即为“精、细、雅、秀”。
此后造办处官员和匠人无不惟勤惟慎、身体力行、认真遵旨办理,似乎不久即出成效。
于雍正九年胤稹奖赏造办处的等匠人不同等次的赏银和官用银,以表彰在制作具有“恭造之式”的钦定作品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仅以牙匠来说,施天章、屠魁胜、叶鼎新、顾继臣四人,每人得赏银十两,封歧、陆曙明二人每人得赏银五两。
这批受赏的优秀工匠都是来自苏、宁、杭的南匠,可想他们的基本功是来自苏州、南京、杭州等三地传统的精巧工艺,与皇帝要求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但为了满足皇帝的艺术口味就必须调整,甚至改造自己的原有基本功。
掌握了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为制造恭造式样的技巧。
得到皇帝奖赏,标志着制造恭造式样贡品的成功。
清官遗留及流传于世的象牙雕刻较少,康雍朝者尤少,清官遗留的牙雕中可定为康雍朝的更少。
象牙席始于西汉,嗣后多有承传。
清代象牙席产于广州,现存内廷象牙席是清代康熙、雍正两朝的广东贡品。
雍正十二年降旨严禁广州编制牙席进贡,乾隆朝沿之,所以内廷所收象牙席均为康熙、雍正朝广东官员所进,雍正十二年禁令并末完全落实,可以说有禁不止,广州牙业编织工艺并未停止,只是用于其他小型制品,如制牙扇等工艺,至乾隆五十九年仍贡进内廷。
象牙编缀工艺的难点在于将象牙软化之后劈成细长而薄的牙篾再编织成席、枕、座褥以及宫扇等制品。
如何将坚硬而长的象牙软化,见于《物类相感志》记:
“煮象牙用酢卤煮之自软”,这种象牙软化劈为篾的工艺起于何时不明。
据文献记载,可能于汉武帝起神屋,“以白珠为帘箔,玳瑁押之,象牙为篾,风至则鸣珩瑀”。
这种象牙蔑编织工艺至清代只有广州尚存,存活至晚清。
清宫收藏牙雕中有一批人物牙雕,身材比例合理,姿态生动,发髻服饰类似《康熙南巡图》上富裕士庶人家妇女形象,过去定为晚于康熙,不迟于乾隆初年,今列入雍正朝。
康雍两朝内廷牙作是以苏、宁、杭牙匠为主力,雍正七年广东牙雕名匠陈祖章进入牙作,势孤力单不能左右内廷牙雕艺术,所以此期內廷牙雕“恭造式样”是建立在苏、宁、杭牙雕艺术的基础上的。
同时,我们仍可辨识具有粤派牙雕艺术特征的牙雕仕女、牙雕放牛教孙读书等立雕群象作品,说明康、雍两朝内廷牙雕已形成了的以苏、宁、杭为主流派别和势孤力单的粤派的并存局面。
乾隆朝内廷恭造式样牙雕的特点也要从其牙匠派系及其实力强弱、互为影响的角度来观察。
康、雍两朝遗留下来的苏、宁、杭牙匠有上面提到的12名,加上粵牙匠陈祖章共13人。
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留至乾隆朝,乾隆帝对他们亦加以使用。
施天章、封始岐、叶鼎新离开牙雕岗位后,似由广东牙匠补充。
乾隆二年,广牙匠李裔唐、萧汉振、黄振效、杨维占,乾隆八年广牙匠陈观泉、司徒胜等先后人如意馆、造办处行走,已形成6位广牙匠取代苏宁杭牙匠的主流地位。
新招募的宁派牙匠仅顾彭年一人,于乾隆三年进入造办处效力。
可知此时造办处牙匠的力量以广东牙匠为栋梁,这一变化表现在乾隆六年《牙雕月曼清遊》的创作上,据其款识可知,制作者为陈祖章、萧汉振、陈观泉、顾彭年、常存(家内匠)等5人,以陈祖章为领衔。
陈祖章完成了制作“月曼清游”之后,因眼病而被遣返故乡养老,此后招募广牙匠黄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进造办处效力,江宁牙匠顾彭年于乾隆二十七年离开造办处后,形成了广牙匠独霸牙作、如意馆的崭新局面。
至乾隆晚年始又出现了造办处牙作、如意馆仅保留一、二广牙匠独拯全局的清一色天下。
广牙匠黄振效于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粤海关监督郑伍赛差人送到内廷,乾隆九年五月十一日因病被送回,共在内廷效力6年。
留下了刻款的渔家乐笔筒和牙雕火链套2件,牙雕渔家乐笔筒描写悬崖小溪松柳苍茂(图11),发挥了粤派牙雕特长,博得乾隆帝欢心,故题诗一首,反映了渔民的疾苦和欢乐,说明已认可为“恭造式样”。
乾隆御题七绝,镌刻于崖壁,在其下有“乾隆戌午长至月小匠黄振效恭制”款。
其题材很可能由乾隆帝点题并命其雕制,这也是黄振效进造办处后的第一件钦命作品,开创了以粤派牙雕为主体的乾隆朝牙雕的内廷恭造式样及新的标准器。
可知其开创了乾隆朝牙雕造式样的转机并提供了一个典范。
他的第二件牙雕就是牙雕海水云龙纹火链套(图12),镌刻“振效恭制”、“乾隆壬戊”二直行阴楷戳子填墨二款,壬戊为乾隆七年是他离造办处的前一年,所以此火链套可能是他在造办处的牙雕绝作,纹饰均仿自康熙朝牙雕火链套,但其形硬直,龙纹由六增为二十,由温和的隐起衍为深峻的起突刻,进而废弃康雍恭造式样牙雕,创造了以粤派牙雕为楷模的乾隆朝新式内廷牙雕的恭造式样,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广牙匠黄振效对扬弃康雍恭造牙雕式样,在创造崭新的乾隆朝牙雕恭造式样起到关键作用,当然,起到决策性作用的是乾隆帝。
这就是皇家牙雕的总特点。
此后,乾隆朝恭造牙雕式样基本上按照黄振效的牙雕渔家乐笔筒和牙雕云龙纹火链套的套路前进,并不知不觉地在渐渐蜕变。
清官牙雕臂搁大多仿竹,广作牙雕臂搁亦不例外。
牙雕罗汉臂搁作竹刻臂搁形,背面两端四角各作一小回纹足。
似与一般的竹臂搁形式不同,表面一端刻竹节纹,上饰隐起达摩修炼图,背面饰起突十六应真像,长29.1厘米,正面所刻达摩隐起薄如蝉翼,背面十六应真深峻幽远宛如悬塑,可知内廷广牙匠不仅功力深厚、刀法精绝,还掌握着娴熟的完美的艺术表现力,由工艺领域进入艺术境界。
在上述黄振效两件钦定牙雕之间,于乾隆六年由广东老牙匠陈祖章领衔,广牙匠箫汉振、陈观泉、江宁牙匠顾彭年及家内匠常存分工合作完成了《牙雕月曼清游》12册。
此册是左题右图,文图参照,合起来即成蝴蝶装册匣,从正月到腊月共12册,表现皇家贵族及江南富贵人家妇女一年四季12个月方方面面的深闺生活。
这种绘画来自康熙南巡图和雍正十二后妃像,但又是专题性的连环画册,又与前二者有所变化和发展。
御题以螺甸锼字,字体有楷书(真、行、草)和隶篆,以佛青色地衬托。
图中人物、建筑、树石均以象牙雕刻而成,其他文玩、家具以及坡坨、桥梁、溪流和小道具多用水晶、玛瑙、玳瑁、硬木以及各种彩石制作。
是以雕刻茜牙为主的镶嵌工艺作品,可以推想牙雕茜色可能由广牙匠陈祖章及其子陈观泉和箫汉振担当雕刻,镶嵌可能由顾彭年和常存负责,在其背后可能还有大批镂雕,镶嵌、广木匠、装裱等多工种的南匠、家内匠参与方可告成,绝非仅是署名的五人之功。
此牙雕的设计应为领衔老牙匠陈祖章,但画稿是来自乾隆画院院画家陈枚于乾隆三年所绘《月曼清游》图,由画转化为牙雕镶嵌必有改变和增删,应视为再创作、再设计、再加工,不是单纯的模仿和复制,但此图已伕,已无法核对两种《月曼清游》。
从署款、档案可知此,《牙雕月曼清游》册确是以广牙匠为主体,参酌了扬州“周制”(亦名“周铸”)百宝嵌工艺制成的,可视为乾隆初年钦定茜色牙雕镶嵌之精作。
此图册的构图和形象都是康雍两朝的恭造式样牙雕的再现和终止符。
可知陈祖章父子的牙雕技艺已完全融人皇家艺术,个性和个人风格已消逝殆尽。
内廷广牙匠还擅长精微雕刻工艺,并引申发展用于牙雕文具。
在此所说的精微雕刻是指用以雕刻玩赏牙器,如黄振效所雕象牙镂空小船,将巨大帆船浓缩为长4.9厘米、高1.5厘米的一只小船,船上的仓房门窗和米粒大小的主仆刻画得精妙人微,仅可放在掌上贴近观赏方可洞察其奥秘。
在左舷近舵处刻“乾隆戊午年花月小臣黄振效恭制”14字阴楷款填墨,一字大小不及粟粒,戊午为乾隆三年。
另一位擅长精微雕刻的是李爵禄,留下的惟一一件有款作品是象牙雕空连云带座小盒,此盒甚小,正好置于手心上欣赏,打开盖子盒内可见其上层三排共11个形制不一、大小不等的小小盒子,打开盒子还以长链环连在一起,将其取出,才能看到下层的小小盒子,也都是通身镂空之作,小盒底镌刻“乾隆癸未季春,小臣李爵禄恭制”阴楷填墨款,字体不规范,不可能是自刻款。
李爵禄,《清档》记,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由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送到,进如意馆行走。
《清档》记: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传旨:
“着李爵禄照样做象牙仙工一件。
”“仙工”为何物不明?
是否即指类似此象牙镂空脱骨纹饰以及用链环连接的小型精微制品,也就是在工艺上脱俗超凡的尖端技术为“仙工”?
此件是标准的广东牙雕的精微作品,只有李爵禄这种鬼斧神工般的极为娴熟技艺,方可完成超牙雕技艺极限的珍贵之作,与此相类似是牙雕荷花饰椭圆小盒,身、盖均雕起突的玩艺儿。
此小椭圆盒虽可属精微雕刻,但与上述李爵禄之作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乾隆朝内廷广东牙雕中有几件鸟类肖生雕刻,属鸟式盒类的有茜牙鹊形盒,茜牙鹌鹑形盒(图18),盒均作卧状,刻画王细,茜色逼真,形神毕肖,上身为盖,下腹为器身,打开盒子内部旋空,可置物件,确为一盒。
鸟形鼻烟壶有卧鹤形(图19),雕刻细腻,茜色简洁,形神逼真,亲昵可爱。
掏膛于前胸,口盖上阴镌篆体二直行四字填蓝“乾隆年制”款,从茜雕作工、四字款话识判断,确为广东牙雕无疑,但很有可能是由广东高级官员进贡之物,并非造办处广东牙匠所制,经刻阴篆款并留在宫内,说明已被乾隆帝认可,可视为合乎内廷恭造式样的制品,贡进时间可能在乾隆二十至三十年之间。
上述乾隆内廷广东牙匠所制牙雕作品足以代表乾隆朝内廷恭造式样,反映了与康雍两朝内廷恭造式样的不同及其所发生的变化和发展,一目了然,勿须赘言。
乾隆朝地方牙雕工艺,在康乾盛世呈现百花齐放、繁华似锦的大好局面,这正是康乾内廷恭造式样牙雕的肥沃土壤和社会基础,
苏、宁、嘉一带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文化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苏州兼为办理包括犀牙在内的其他工艺类贡物,据《苏州府志》记载,其“象牙、犀角之属,以制日用诸器,皆适于用”,可供苏州地区富庶人家日常生活使用,至于造像、神像和陈设用牙雕的制造,可能不及日用诸器,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苏州工艺美术也是走在全国之先列,广东工艺界流行谚语曰“苏州样,广州匠”,一语道破苏州对广州王艺的重要价值,至少广州工艺制品款式有不少是传自苏州。
嘉定为明末清初的刻竹中心,竹刻名家的刻竹风格、技艺对康雍两朝犀牙竹木雕刻影响深远。
江宁即今南京,竹木牙犀雕刻虽不如苏州、嘉定那般人才辈出,形成流派,但也出现大家濮仲谦,江宁牙匠顾彭年于乾隆三年由江宁织造推荐进入造办处如意馆行走,备受重用。
阴刻牙雕在清官旧藏和传世牙器中并不多。
牙刻山水人物金里碗(图20)、牙刻山水银里碗两件牙刻碗形制一致,“宫制”阴镌篆体方栏款完全相同,山水刀法也是一样,可能出自一手。
此“宫制”款与广牙匠款不同,与扬州玉器上的“大清乾隆年制”款篆法相似,款识为扬州牙匠所制。
牙刻岁寒三友图笔筒(图21),其刀法遒劲柔媚,尚有儒雅之风,亦可定为扬州牙匠制造。
当然在扬州牙雕情况尚属不明之时,从上述三件牙刻亦可窥探其一斑。
杭州象牙、竹木雕刻也非常发达,据文献记载岳鸿庆、杨秉桂、文鼎等人,均系清初嘉兴竹刻家。
康雍年间,杭州牙匠朱拭已有名气,杭州织造监督孙文成应召荐举进入养心殿造办处行走。
苏、宁、嘉、杭等城市手工业及犀、象、竹、木雕刻工艺是清康熙、雍正两帝内廷牙作、木作、砚作的基础和背景,雕刻工匠群体人材济济、名家辈出,其中少数杰出者先后被荐举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牙作和如意馆行走。
其精美牙刻得到雍乾二帝的青睐,并得到优厚的赏银,可以说是养心殿造办处南匠的主要来源。
皇家的牙雕作品有一些是苏、宁、嘉、杭的牙雕匠人制作的,如牙雕人物方笔筒(图22)、牙雕渔樵图笔筒、牙雕松荫高士圆笔筒、牙雕九老图臂搁、茜绿牙雕云纹冠架、茜牙刻人物盒(图23),可能出自上述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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