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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下欧盟经济实力走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债务危机下欧盟经济实力走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刘明礼
2013-3-1716:
59:
52 来源:
《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3期
[内容提要]欧债危机持续恶化,既因欧元的“先天缺陷”,也有当局的政策失误,危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将难有明显改善。
在债务危机阴影下,创新能力受挫、福利体制拖累、经济治理缺陷、战略资源有限四大结构性因素决定欧盟经济实力将处于下滑态势。
欧洲“衰落”将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中国宜在战略上妥善应对。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盟;经济实力;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刘明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241(2012)03-0036-06
欧债危机像一面放大镜,把欧洲各种深层问题折射出来。
本文从剖析欧债危机的原因入手,展望危机前景,分析在债务危机背景下未来欧盟整体经济实力走势,以及中国在战略上如何应对。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发展前景
欧债危机发酵已有两年,关于危机原因的讨论已经相当多,包括债务国财政赤字与债务比例过高、《稳定与增长公约》执行不严格、欧盟应对方案迟缓乏力等等。
但笔者以为,欧债危机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根源。
回顾以往的重大金融危机,如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一个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背后都有严重缺陷,但这些缺陷为表面的繁荣所掩盖,危机之前并没有得到重视,人们事先并没有预见到危机的爆发。
当然,有少数“先知先觉”的学者曾对潜在的危机发出警告,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保罗·克鲁格曼曾预言到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曾警告美国的次贷危机,但这样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时的警告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危机的爆发是场“意外”。
正是由于疏于防范,当危机到来时,人们措手不及,金融市场迅速崩溃。
但当前的欧债危机却有所不同,与东南亚以及华尔街的“突然崩溃”相比,欧洲这次更像是“慢性死亡”,“一步一步走向深渊”[1]。
2009年底希腊危机爆发后,外界就注意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媒体还提出了“欧猪五国”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
虽然欧洲国家对这些提法不屑一顾,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五个国家确已陆续步入危机: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先后被迫申请外部援助;意大利、西班牙正在苦苦挣扎;而且这五个国家还在债务危机压力下出现了政府更迭,可以说是被媒体言中。
既然连媒体都观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难相信各国政府精英会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对于债务危机的讨论,不仅仅要研究其爆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在危机已经被预见的情况下,为何没能阻止其蔓延和恶化。
欧债危机背后是欧元危机[2],如果不是使用共同货币,希腊债务危机不至于把整个欧洲拖下水。
对于欧元的这场危机,其实人们早有预见。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2001年就曾表示,“总有一天,欧元区会爆发一场危机,迫使我们引入新的经济治理工具”[3]。
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近期也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这场危机“无可避免”,早在欧元成立之日就已经埋下祸根[4]。
欧元区有两个“先天缺陷”,一个是经济分化问题。
单一货币区要稳定运行,经济上的要求非常苛刻,各国经济指标必须趋同,否则单一货币政策无法适用所有成员国,早晚要出问题。
迫于两德统一等政治压力,欧元强行启动,并不顾及经济趋同标准。
欧洲人自知问题所在,当时的一个期望是先让欧元运转起来,之后再让各成员国经济逐步趋同。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10余年来各国经济分化更为严重,尤其是竞争力差的希腊通过“做假帐”进入欧元区后,各国经济差异就更为明显[5]。
德国得益于施罗德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竞争力不断提升,而南欧等“外围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与德国竞争力差距拉大。
由于使用同一种货币,希腊等对德的贸易逆差无法用货币贬值的手段弥补,导致这些国家贸易逆差持续恶化,不得不大举外债。
欧元区另一个缺陷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区内转移支付,导致区内经济失衡很难弥补。
而且,当债务危机到来时,由于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成员国只能采取“政府间合作”的方式应对。
由于成员国多,经济形势不同,利益分歧大,各国相互妥协难,结果是欧洲尽管各种会议、磋商不断,但始终无法拿出强有力的解决方案。
欧元区的这种决策机制已经被市场看穿,投资者失去信心,投机者兴风作浪,欧洲国家政府在与市场的这场较量中完全处于下风[6]。
欧元的天生缺陷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欧元区债务仅占GDP平均债务水平的88.3%,而美国的占比近100%,日本更是高达223.1%[7]。
但实际上欧洲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
除了欧元区经济趋同不如人意、缺乏统一财政政策这种“天生缺陷”之外,欧债危机恶化到目前程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欧洲央行的政策失误。
欧元诞生后,欧洲央行基本上继承了德国央行的衣钵,将抑制通胀定为首要政策目标,警戒线设在2%。
但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尤其是欧元区自身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仍然固守抑制通胀的政策,这就值得商榷了。
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的情况下,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均保持低利率刺激经济,三大经济体利率分别保持在0~0.25%、0.1%、0.5%,甚至采取“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措施刺激经济。
但欧洲央行却因为通胀超过2%的警戒线,2011年两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1.5%,这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金融危机后唯一加息的主要发达经济体。
这一政策的负面效果十分明显:
一方面,国债利率与基准利率正相关,提高基准利率直接拉高了国债收益率,加重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加息会抑制经济增长,到2011年下半年加息效果逐步显现出来,欧元区经济出现明显的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削弱了希腊、葡萄牙等债务国的偿债能力。
2011年11月,德拉吉接任特里谢出任欧洲央行行长后,鉴于债务危机的严峻形势,终于在政策上有所调整,两个月内两次降息0.25个百分点,将基准利率降至1%,但负面影响已经造成。
除利率政策外,欧洲央行不愿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这也不利于稳定市场信心。
美欧债务问题相比,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美联储有明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既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又可以巧妙地排除美债违约的可能性。
而欧洲央行由于固守抑制通胀这一政策目标,认为购买欧洲国家债券将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通胀压力,金融危机后不愿意效仿美搞“量化宽松”。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于2010年5月开始购买债务国国债,但只是偶尔出手,且数量有限,且缺乏明确目标,市场疑虑难以消除。
由于欧洲央行拒绝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欧元区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弥补其不足,但基金总额仅有4,400亿欧元,对希腊、葡萄牙等小国尚可聊济于无,但当拥有1.9万亿欧元债务的意大利陷入困境时,EFSF的微薄资金规模就爱莫能助了。
2011年底以来,欧洲央行政策有明显调整,分别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启动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欧洲银行业注入近1万亿欧元流动性,债务危机压力得到明显缓解,债务融资压力下降。
从这一操作中我们再次看出欧洲央行政策对债务危机走势的重要性。
但问题是,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欧洲央行在经过两轮大规模注资后,德国表露出了强烈的通货膨胀担忧,欧洲央行也表示未来不会继续类似操作,这难免令市场失望。
随后的债务危机走势也表明,在缺乏欧洲央行强有力干预的情况下,债务危机呈继续恶化的局面,到2012年6月初,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四大经济体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分别上涨到5.8%和6.6%,可见融资十分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还面临严峻的银行问题,这虽然不是引发债务危机的原因,但却是欧洲解决债务问题的“绊脚石”。
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本国房产泡沫破裂、持有大量华尔街“有毒资产”等原因,欧洲银行业普遍遭受了巨额损失。
但各国担忧,如果披露本国银行损失可能会导致外界对本国银行失去信心,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因而采取了“掩耳盗铃”的策略,掩盖银行的损失情况,因而不良资产未能得到有效清理,也未能及时充实资本金,问题遗留至今。
同时,欧洲银行业持有大量债务国的主权债务,随着债务风险加大,银行业的风险已经难以掩盖,如果再出现希腊退出欧元区或者“无序违约”的情形,银行已经无力承受,金融灾难难以避免。
希腊5月大选后,反对紧缩的政治势力利用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这一灾难性后果,要求欧元区放宽对希腊的改革条件,德国等欧元区国家对希腊这一“要挟”十分不满,但也投鼠忌器,左右为难,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引发持续的强烈担忧。
从导致债务危机持续恶化的各项因素看,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差距过大、缺乏统一财政政策等根本性因素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有效弥补,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欧洲银行业的资产重组和加强监管也需要巨额资金和大量时间,短期内难以解决。
在此基础上欧洲拿出的方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欧洲可以说是得了“不治之症”,债务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且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导致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8]
二、欧洲经济实力走势
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是欧盟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支柱。
债务危机长期发酵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欧盟的经济实力。
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言,“如果欧元崩溃,欧洲就将崩溃”[9]。
在债务危机阴影下,以下几点可以说明欧盟的整体经济实力将呈持续下滑趋势。
首先是创新能力将会受到冲击。
欧洲作为发达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先驱,也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但随着新兴国家迅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欧洲国家产业大量外迁,“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未迁出的产业也饱受新兴国家产品的冲击。
欧盟作为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要继续在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科技水平是必然选择。
将南欧与北欧相比即可发现,瑞典、芬兰等创新能力领先,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仍然强劲,而希腊、葡萄牙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旅游业,已经陷入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
欧盟自知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在2000年出台的《里斯本议程》就提出,欧盟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要达到3%,但10余年来,这一数字平均不到2%,远远落后于美国的2.6%和日本的3.4%[10],《里斯本议程》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相比而言,美国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私营部门,而欧盟则更加依赖政府推动[11]。
当前欧盟忙于应付债务危机,大幅削减公共财政支出,未来创新能力更难有起色,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欧盟的经济疲软短期内难以改变。
其次是福利体制约束问题。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有各种模式,国际社会也存在模式之争,美欧信奉所谓“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中国则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模式,欧洲内部各国模式也不尽相同,各经济体需要的都是适合自身情况的模式,很难说某种模式比另外一种优越。
但不论哪种模式,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财富都需要通过人的劳动来创造。
如果在人失去创造财富的动力,持续的经济增长恐难以为继。
当前的债务危机,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人们消耗的财富超过了创造的财富,不得不举债度日。
要改变这种状态,也就是说要走出债务危机,需要创造的财富大于消耗的财富,那就只能作如下选择:
一是减少财富的消耗;二是增加财富的创造;或者双管齐下。
要做到第一点是十分困难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降低福利和工资虽然可以改变短期财政状况,但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使之降低,一个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
关键要看第二点,也就是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这需要福利体制的深度调整,而制度存在惯性,其调整将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
福利体制改革对于欧洲来说并不是新问题,但欧洲领导人鉴于“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压力,一直没有大的动作。
这次在债务危机压力下,体制改革再次提上日程,但也是“压一步、走一步”的状态,目前远未到位。
第三是欧盟经济治理问题。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已认识到,只有加深一体化、改善经济治理才能走出危机。
德国在援助债务国问题上“不积极”并非“见死不救”,而是意在利用危机,“逼”问题国进行经济改革,提升自身竞争力,缩小与核心国的差距,巩固单一货币区经济基础,维护欧元区长期稳定。
继续推进一体化,打造“财政联盟”,是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开出的药方,但前景面临变数:
第一,当前欧洲所推动的并非是真正的“财政联盟”,其本质是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财政纪律监督,并没有实现欧元区内成员国间的转移支付,财政收入仍然归成员国所有,预算支出也用于各国自身,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不会为另一国背债,债务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偿还债务。
第二,欧洲打造“财政联盟”不会一帆风顺。
欧洲人规划的“财政联盟”是以德国为模板,对其他国家进行改造。
但一个国家适用的经济模式取决于本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同是欧洲国家,彼此不同之处都很多,要各国套用德国模式能否合适还是未知数。
第三,英国拒绝加入“财政联盟”令“双速欧洲”甚至“多速欧洲”的趋向更为明显[12],不利于欧盟的整体团结,而且为将来相关条约的落实带来法律上的困难。
第四,改善欧元区治理是长期工程,即便成功,也将旷日持久。
而债务危机迫在眉睫,“远水难解近渴”,如果意大利等大国在债务危机压力下崩盘,意味着欧洲所作的努力将功亏一篑。
此外,从欧洲拥有的战略资源看,也难以支撑其当前的国际经济地位。
欧盟土地面积为433万平方公里,占世界的3.1%[13];拥有5亿人口,占世界的7.1%[14];石油存储量63亿桶,占世界0.5%[15];天然气存储量2.4万亿立方英尺,占世界1.3%[16]。
但欧盟GDP却达14.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3.8%[17],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决权达到32%[18]。
可见,欧洲占有的资源与其国际地位不成比例,这种态势不可能长期维持,欧洲经济实力的下滑与拥有更多资源、人口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可能属于“正常现象”。
整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整体经济实力呈下滑态势,这种下滑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债务危机是欧盟下滑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
如果处理不当,欧盟下滑速度将会加快甚至崩溃;如处理得当,下滑的势头可能会有所延缓,但下滑的趋势不会改变。
未来欧盟在经济实力下滑的过程中,将在福利体制、经济治理、创新能力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但这些改革难度相当大,即便因危机压力改革能够取得成功,也将花费至少数年时间,而且是以危机继续恶化为前提,因为欧盟一旦失去债务危机的压力,也就会失去改革的动力。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世界和中国,拖累全球复苏[19]。
在2011年11月3-4日法国戛纳举行的G20峰会上,欧盟已经向外界、尤其是向中国表达了需要援助的意向。
此后,“中国救与不救”成为热门话题。
从表面看,“救不救”不仅是一个投资问题,但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面对经济实力持续下滑、甚至可能崩溃的欧洲,中国怎么办?
欧洲的“衰落”对中国是否有利?
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或者说什么样的欧洲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至于买不买欧洲的债券,仅仅是这个战略问题中的一种操作手段而已,应该服务于中国总体对欧战略,乃至整体对外战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汇储备积累迅速,从内部看得益于国家的方针政策得当和全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从外部看也受惠于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当今世界更是处于俱荣俱损、高度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过去30年的繁荣是建立在世界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今后的繁荣也必须是建立在世界经济的繁荣基础之上[20]。
欧债危机的继续恶化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从经济格局上看,当前世界呈现欧、美、亚三大经济板块,或者说是“三极格局”。
对于中国而言,美欧虽然都是西方,但中美关系更具竞争性,而欧洲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合作伙伴,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平衡力量。
如果欧洲经济下滑至难保一极的地步,世界经济可能呈现“两极格局”,中国就有可能直接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中国目前的实力与美国相距尚远,战略上势必被动。
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霸权地位并没有衰落,仅凭印出的“纸”甚至电子符号即可占有他国的资源和财富。
1999年欧元的诞生客观上对美元霸权形成了牵制,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给世界各国提供了美元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如果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消失,国际货币体系留下的“真空”需要其他货币来填补。
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走势看,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均难当此大任,人民币国际化又是个长期工程,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时机尚不成熟。
近两年来,每当国际金融市场有风吹草动,国际资金往往流向美元避险,美元仍然是当今最安全的货币。
这意味着,如果欧元崩溃,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得到加强,美国滥用货币政策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将成为美国剥削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中国救助欧洲的主要顾忌是外汇储备“缩水”,担忧欧洲的“求救”是想从中国“圈钱”。
欧洲面临的现实难题确实是缺钱,但未必是欧洲人刻意在G20峰会前设下圈套。
欧洲国家多,各国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经常看到欧盟峰会吵吵闹闹,各持己见,要这些国家坐下来一起设计个“阴谋”当然也十分困难。
而且,作为“后现代”的、积极进取的欧洲,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放低姿态向中国求援。
在欧债问题上,德、法两大国有明显的分歧:
德国坚持不轻易救助原则,防止南欧国家因此而不去整顿自己的财政压力;法国则担忧危机恶化危及自身,2012年4月大选在即,它希望能够迅速扑灭债务大火,以便全力投入选战。
法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希望峰会有所成就,在欧洲内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转而借助外部力量。
总之,欧洲向中国求救更可能是内部分歧大、相互博弈导致的结果。
中国并不奉行重商主义,并未刻意追求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
而且,当今主要国际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不是真金白银,并没有“收藏价值”,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中国的真正成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实力增强、人们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上升。
战略上看,一个稳定、繁荣的欧洲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即便欧洲的结构性下滑不可避免,对中国来说,缓慢、平稳的下滑也要比迅速崩溃好。
中国在战略上应该挺欧、助欧,但在操作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认清自身的能力与实力,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修炼内功,助欧宜量力而行。
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将中国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这确实是中国实力与影响力上升的客观体现。
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无力承担挽救欧洲乃至世界的重担,中国助欧仍需要顾及自己的国情民意。
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国内才是根本,金融危机后一团乱象的世界经济虽然增加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但中国人向来重视化“危”为“机”,借此次外部压力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启动内需,降低对外部依赖,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个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欧洲来说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第二,要充分认识欧洲,了解欧洲问题的复杂性,避免弄巧成拙。
欧盟是个与众不同的集合体。
它不同于国际上任何行为体,不是主权国家,但却具有“超国家”因素。
它是国家集团,但又不是非盟、阿盟那样的松散联盟。
中国习惯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问题,希望对方也是如此。
但欧盟并非战略实体,外交政策掌握在成员国手中,经常“各自为政”,很难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从战略上看待中欧关系。
这意味着中国对欧洲的一些战略构想可能会落空。
比如我们认为购买南欧债务国国债是“雪中送炭”,有利于培养中欧政治互信,但欧盟各国对中国此举态度并不一致,南欧国家自然欢迎,但对于德国而言,中国“插手”可能导致债务国失去改革压力,打乱了德国改善欧元区治理规划,未必领情。
中国与欧洲打交道,重点还是要把工作做到每个成员国。
只有与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都搞好了,中欧整体关系才能得到提升。
第三,要找准方向,不要鲁莽出手。
中国出手援欧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援助能够发挥作用,切实改善欧洲的处境。
当前欧洲的难题并非用钱就能解决,相比中国而言,德国更不希望欧元崩溃。
德国在救援问题上不积极,不能说没有战略上的考虑,在债务国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鲁莽救援是危险的,未来这些国家可能再陷危机,而且可能是更严重的危机。
未来在欧洲问题上,不仅是钱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帮助债务国提升自身竞争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尤其在直接投资方面,欧洲债务问题短期难解决,未来经济发展将持续缺乏资金,而中国企业和资金走出去又是大势所趋,双方各有所求,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结果也将是互利共赢。
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做长期打算,欧洲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可能越来越开放,中国需要对欧洲的法律法规、商业环境、民俗习惯等做系统调研,为今后企业更多进入欧洲做充分的前期准备。
此外,还要注重国际合作。
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欧洲经济的崩溃也不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国际社会在助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
除了当前避免危机急剧恶化外,从长期看,国际社会在“重建欧洲”问题上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国不必也没有能力大包大揽。
注释:
[1]Stepbysteptodisaster,TheEconomist,Nov19,2011,p.52.
[2]GideonRachman,"Savingtheeuroisthewronggoal",FinancialTimes,Nov8,2011.
[3]Eurobreak-up-theconsequences,UBSInvestmentResearch,GlobalEconomicPerspectives,P2,Sep62011.
[4]JohnMajor,"ThePriceoftheDrifttoFiscalUnion",FinancialTimes,Oct31,2011.
[5]SebastianMallaby,"Germanyislucky-anditmustsharetheloot",FinancialTimes,Nov25,2011.
[6]GideonRachman,"Themarketsarenotthemonster",FinancialTimes,Nov22,2011.
[7]数据来源:
WorldEconomicOutlook:
SlowingGrowthRisingRisks,IMF,September2011,p.192.(2011年数据)
[8]Isthisreallytheend?
TheEconomist,Nov26,2011,p.11.
[9]TheGermanproblem,TheEconomist,Nov19,2011,p.16.
[10]数据来源:
欧盟统计局(Eurostat).http:
//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
tab=table&init=1&plugin=1&language=en&pcode=t2020_20(上网时间:
2011年12月8日)
[11]PietroMoncada-Paternò-Castello,"NewinsightsonEU-UScomparisonof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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