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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
——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刘志伟
《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提要: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
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
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
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关键词:
明朝地方权力历史记忆广东黄佐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转移,更包含着社会文化规范和国家秩序转型的意义。
我在过去的研究中,从广东地方社会历史人手,考察了这个转变过程的主要趋势,明初建立的社会是一种“画地为牢”的秩序,新王朝通过编制户籍,收集军兵等方式,建立起王朝编户的基础;依靠拉拢地方势要,实现新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
与此同时,少数地方上新冒起的士人,开始在地方社会推行教化,但初时只有局部的效果。
黄萧养叛乱发生后,明王朝镇压与绥靖并用,把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纳入了王朝统治体系,在更广大的乡村社会中建立起王朝统治秩序。
其后引人瞩目的发展,是一些在明初成为明王朝编户的家庭,几代之后,涌现出一批在学术和政治领域能够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士大夫,他们在把地方文化同王朝正统拉上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
他们因应着王朝国家规模和统治方式的改变,在本地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的创造,确立了地方社会的王朝秩序和文化规范。
关于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以往的研究比较侧重于考察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对早期的历史则较少具体的讨论,尤其是扑朔迷离的明初历史对于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何把握前后两段历史的连续性,更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草稿曾呈于志嘉教授审阅,于教授不仅指出错误数端,并在有关军户户籍问题上以高见示教,令笔者得以修正原来的误见;又承蒙朱鸿林教授错爱,纳本文于其主办之明太祖及其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得评论人及其他与会同仁批评指教,谨此致谢!
黄佐(1490—1566)是明代广东的著名学者,在理学方面以“惟理气之说独特一论”闻名,于典礼、乐律、词章,亦无不通晓。
在历史著述方面,他的成就更为卓著,有《革除遗事》、《翰林记》、《南雍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广州府志》、《黄氏家乘》、《广州人物志》、《罗浮山志》等多种史书传世。
他纂修的《广州府志》中,收录了一篇他撰写的《自叙先世行状》,概括记叙了其先祖的家世。
其中讲述的既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明代前半期广东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隐隐约约勾画出明代前期广东地方社会情状的图画。
由于嘉靖《广州府志》残本藏宁波天一阁,检读不易,以下用收录在黄佐《泰泉集》卷58中的《郡志自叙先世行状》为依据,①录其叙述祖父黄瑜之前历代祖先事迹部分,分作数段,序以甲乙丙丁,为各节之纲领,再证以相关文献记载,略附臆见,以窥明初广东史事之鳞爪。
明代史籍中有关明初广东社会的记录零落星散,虚实难辨,本文讨论也出入于虚虚实实之间,期能稍勾实情之轮廓,发虚妄之意蕴,误识谬说不免,唯望博学君子正之。
(甲)黄氏,族最蕃,其先系所传不同。
一曰赢姓,出帝高阳之后陆终。
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即春秋所书黄人者,后并于楚,子孙散处江南,以国氏。
一曰已姓,帝少昊之后台骀,封于汾川,亦为黄国,后并于晋。
子孙仕晋者有黄渊,仕卫有黄夷。
或又谓赢之始得姓于伯翳,祖皋陶,而本金天。
三者之说,曷取衷哉?
盖伯翳与高阳同出,而黄国近楚,自汉以来,黄氏显者多江夏郡,意者江南诸黄,皆同出乎此。
而其族在北者,容或别出金天不可知也。
若吾宗之所自出,相传为蜀汉将军忠之裔。
唐末有骛者,隐居有奇操,石晋征拜谏议大夫,值乱,乃徙筠州。
入宋,子孙益衍,巍科膴仕,往往而有。
其昭然可据者,则谏议裔孙,度支员外郎汉卿为一世。
旧有家乘,蠹漏过半,名字多缺略。
其可见者,虽文节公庭坚,亦以为出谏议后。
既与山谷之谱不合,矧其所载,又或与传志相牾,岂成都之黄,实流于金华耶?
是又不可知也。
此段考述黄氏得姓之来历及先世历史,似乎与本文讨论主题无甚关涉。
但明清以降人士,大多喜作如此追溯。
近世治谱之人,或信其为古史而不吝笔墨,或斥其虚妄而弃置不理。
宋明以后稍成体系之族谱,多不惮累赘,侃侃连篇,亦表露着一种文化的风气。
在讨论黄佐述其先世人粤后的历史之前,先稍就这种族姓历史的叙述意义略作讨论,对于了解黄佐后面叙其元明间之祖先历史的真相,或不无必要。
宋明以后族谱编撰,一般以苏洵、欧阳修所撰之谱为典范。
苏洵尝言其编撰《族谱》之宗旨曰: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
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自至于不忘也。
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
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
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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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泉集》60卷本,据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著录为万历元年(1573)刻本。
本文所引出自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壬戌本,并承蒙吴滔博士协助取南京图书馆藏万历本相校,未见异文,且篇中仍用“虏”字未改,疑康熙本即万历版之重刊本。
惟康熙本中陈绍儒序撰于万历七年,而南京图书馆著录为万历元年刻本,未知孰是,待考。
本文引录时用道光年间黄培芳纂《黄氏家乘》卷4所收录之文本相校,其中几处异文用方括号标示。
②苏洵:
《嘉祐集》卷14《谱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是可知,在唐代以前,贵族阶级或尚能记录其先世历史,但到苏洵的时代,即使士大夫阶级,亦失其先世世系的历史记忆。
对于大多数庶人出身的新兴士大夫家族来说更是如此,故苏洵编《族谱》仍只能记其高祖以下世系。
然而,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对追述先世来历怀有浓厚的兴趣。
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族谱时热衷的做法。
但士大夫对待这类历史记述,态度常常暖昧,黄佐在撰写《先世行状》时,既罗列了传闻,又提出质疑,存其“不可知也”,就表现出这种暧昧的态度。
不过,从这段讨论可以知道,黄佐撰其先世行状,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文字记录可据,其声称手头持有的旧本“家乘”,不但“蠹漏过半,名字多缺略”,而且记载亦多有阙疑。
可以说,黄氏家世的历史,是到了黄佐或其祖黄瑜的时代,才开始有专门的文字记录。
①所以,下一段有关黄佐先世在宋元间几代祖先的历史记载若真若伪,若隐若现,虚实难辨,亦不足为奇了。
(乙)汉卿生某,某生某,二世皆阙其名。
某生处士文敬,文敬生迪功郎重载,重载生朝奉,即(万历本亦同,《黄氏家乘》作“郎”,若做“郎”,则此字应断为上句之末——引者)楚州监税雍,雍生元西台御史宪昭,以直谏驰声朝署。
会禁汉人、南人不得蓄兵器,犯者论死。
乃上疏言:
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苟以南北异视,人人疑惧,为变非小。
忤虏(《黄氏家乘》“虏”改为“当时”——引者)君臣意,贬岭南,卒于途。
子从简藐然孤孑入广,留家南海之西濠,是为始迁祖也(南海县中隅第十图民籍)。
元末左丞何真起兵卫乡闾,众推奉为副,累有功,官至宣慰司副使。
此段列述黄佐家族之始祖以下八代之事迹,事虽简略,然有可论者数点,于本文论题有重要意义。
兹先就黄氏入广之始迁祖从简之事实略加考辨,推及明初广东地方势力起伏之迹,或可裨于了解当时史事之一斑。
《郡志自述先世行状》有关黄从简的记述,所据史料为黄佐祖父黄瑜撰写的《双槐岁抄》卷1“何左丞赏罚”条。
以吾眼见,此为传世史籍中有关黄从简之最早记载,姑先将全文引录于下:
东莞谢用宾京录何左丞真遗事言:
“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各称相公。
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
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归,成筑砦自守。
乃使其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久之未下。
真第三子贵日何三舍者,与从简皆勇而有谋,素相合,从简力请贵同往,密为表饵之术。
成奴日阿巢者甘焉。
时真下令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
于是奴遂伺间缚成以出,真见而释之,引置上坐,笑谓曰:
‘公奈何养虎遗患?
’成掩面惭谢日:
‘始以为猫,孰知其虎?
’奴求赏,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烹奴,且驾诸转轮车,人推之,又数人鸣鼓督奴,使号于众曰:
‘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
’又数人鸣钲督奴妻嘘火,奴一号,则群应之曰:
‘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
’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待苍头子密不能过也。
真自是益有功,颇自矜,从简多所规益。
李质据有岭西,真欲并之,以从简谏而止。
后归降,封东莞伯。
”余高祖讳从简,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传缺略,得谢所录而后知其详,因收入焉。
予祖母关氏,南海山南人,虽出钜族,能服勤习俭。
自洪武壬申称未亡人,足不出阈,尝谈先世行事,谓高祖保全李元帅,正谓此。
永乐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将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谱牒拥蔽其面,吁天哀号,风反火回,得免煨烬。
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在明初东莞士人陈琏的《琴轩集》(东莞桥头村民委员会影印康熙六十年刻本)中,收录多篇族谱序。
很多明初编写的族谱,都声称他们以前的谱牒在元代“毁于兵燹”。
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可信,都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
这些在明代前期编撰的族谱,基本上都没有现成的文字记录可为依凭。
②黄瑜:
《双槐岁抄》卷1,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第8—9页。
根据该条的说法,黄从简为元末何真部下的主要将领之一。
但是,此段前半部分引东莞谢用宾(京)的《何左丞真遗事》,出处不明,未见著录,谢用宾(京)其人事迹亦无从稽考。
黄佐编撰的嘉靖《广东通志》以及从明代以来各种版本的《东莞县志》,包括卷帙浩大、征引地方文献最为详尽的民国《东莞县志》在内,都不见著录,相信早已失逸,甚至黄佐本人也可能未曾得见。
考诸明代史籍,有关元明之间广东军政史事的记载,提及黄从简其人其事的非常罕见,除《双槐岁抄》外,只见于黄佐编撰的《广东通志》卷59中:
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
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
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归。
成筑砦自守。
乃使其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未几,成奴缚之以出。
这段文字,在后来一些有关明初历史的文献中屡见袭用,如明清之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徐开仁《明名臣言行录》等书的《何真传》中,提到黄从简的文字均与上引黄佐《广东通志》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肯定皆出自黄佐《广东通志》。
其实,明代多种记载何真事迹的史籍,包括官修史书《明实录》,以及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史籍,如在黄佐之前由戴璟、张岳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与黄佐几乎同时的高岱《皇明鸿猷录》(在黄佐《广东通志》刊刻前四年成书),黄佐之后李贽的《续藏书》和何乔远的《名山藏》等等,大多没有这段文字。
①最可注意的是,黄佐本人在《广东通志》刊刻前三十多年编撰的《广州人物传》中,不但完全没有提及黄从简其人,甚至连何真缚王成事也只字未提。
据此,我相信史籍中有关黄从简的记述,都是出自黄瑜的《双槐岁抄》和黄佐以《双槐岁抄》为依据撰作的《广东通志》中的《何真传》,除此以外,明代文献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黄从简的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传世有关何真史事记载最为详尽、也最为重要的文献,是由何真之子何崇祖辑录的《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下简称《何氏家记》)。
②其中不但没有片言只字提及黄从简其人,而且,有关何真缚王成事前因后果的记载,与《双槐岁抄》引录的纪事相比,前后异同不一。
《何氏家记》载曰:
丙午年(引者按:
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成退守茶园营,攻之,坚壁不出。
以木栏塞大桥头*[文+土]绝攻路,内起战楼,积矢石于上护之,诸将以为难。
父曰: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令曰:
“能脱木栏一根,先至旗将下者,赏银拾两,次者递减。
”将士闻令,人各采木为牌,或十余人、七八人,顶戴疾至栅下,兵随后,弓炮扰其楼上,使不得施其护栅之技。
良久,栅木尽平,分道环攻,成迫宵遁,守水南营,茶园、石岗等营悉降。
父移营西湖岸。
无何。
成家奴张进祖与雷万户杀成谋主陈日新,入白成曰:
“日新欲反,已杀之。
”成曰:
“量肯背我,何便至此?
”出明灯。
雷万户等擒成,解赴军前。
父释成缚,笑谓曰:
“公奈何养虎遗患?
”成惭曰:
“始以为猫,孰知其虎?
”遂槛车发回惠。
先是,父榜谕众,能缚成者,赏银壹千两。
至是,奴求赏,如数与之。
使人具汤镬,驾转轮车,缚奴于上,促烹之,使人鸣鼓推车,号曰:
“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
”又使呜钲,督奴妻炊火。
奴一号,群应曰:
“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
”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之待苍头子密不能及也。
此段文字,有关何真部进攻王成的情节,与《双槐岁抄》所记不同;但王成被缚之后的情节,与《双槐岁抄》几乎完全一致,连文字都相当雷同,相信同出一源。
也就是说,两篇文字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双槐岁抄》不但多了黄从简这个人物,而且突出了从简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卷10《何真传》就是直接用了黄佐《广东通志》中的传文,大概由于《国朝献征录》的影响,黄佐的传文得以成为后来其他史籍中辗转因袭的一个重要来源。
(上海:
上海书店,1987年,第330—332页)
②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第4册。
据《何氏家记》的辑录者何崇祖在自序中所言,《何氏家记》本来出自何真本人之手。
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公事余,辑录家记与义祠遗训”,并曾给宋濂阅览。
洪武二十年,何真获封东莞伯后,命其子何崇祖“携家记并遗训及诗文回惠,藏于义祠”。
至洪武二十六年,受蓝玉案牵连,何真子何荣、何贵、何宏被诛,何真家族“阖族丧于非命,祠废记亡”,何崇祖“偕子侄晦迹山林”。
后来,由于当年九月朱元璋下诏:
“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①何崇祖才得以“苟幸一生,复见天日”。
至宣德九年(1434)何崇祖八十多岁时,再将《家记》梗概辑录成篇。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其后代何渐逞在万历三十二年的重抄本,1947年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影印出版。
该书记述何真事迹相当详细,尤其是元末何真起兵的历次战事,非亲历者不可能记载如此纤悉。
揣之情理,如果何真亲手辑录的《家记》真的已经亡失,那么,除非何崇祖年轻时已经把何真的《家记》内容默记在心,否则也不可能在四十余年后仅凭记忆写出如此多的细节。
所以我相信他手头至少有若干残简为辑录之依据。
据此可相信这份《家记》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黄瑜在《双槐岁抄》中引述的谢用宾的《何左丞真遗事》,即使确有其文,也很可能是以《家记》为素材的,但为何在《家记》中提到的何真部下的大小头目数十,却没有只字提及黄从简。
其中虚实,或许只能以疑存疑了。
②
与明代文献中罕见有关黄从简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双槐岁抄》中与黄从简并提的何真另一“骁将”高彬,却在当时及后来的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记载。
在多种明代史籍中有关高彬的传略,大多附在何真另一部属简祖英传中,最早的应是黄佐《广州人物传》(《岭南遗书》本)卷11《简祖英传》的附传。
其文曰:
又有高彬者,字文质,南海人,何真部曲也。
仕元至万户,佩金虎符。
入国朝,乃走江湖为巨贾。
征为武职,固辞。
久之,把笔学为诗,有奇语。
孙黄称之“晚年日坐一小楼,读《易》不知其身之老也”。
号蟾溪云。
同一段文字亦见于何乔远的《名山藏》、李贽的《续藏书》、傅维鳞的《明书》等史籍中,估计均源自黄佐。
由这段简短的传文,可以看到高彬与元明之间广州著名文人孙黄之间有不一般的交谊,从孙黄的诗文亦可得证。
③孙黄《西庵集》中,不但有多首与高彬往还之作,④在孙黄其他诗文中,也不止一处提到高彬。
孙黄在其中一首《寄高彬》的七言律诗中,有“与君夙有通家好,堂上严亲未白头”句,足见孙黄与高彬关系非同一般。
除了孙黄诗文外,有关高彬家世的最重要一条资料,也许要算明初大学士宋濂应高彬之请为其父撰写的《南海高君墓铭》。
⑤其文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史》卷132《蓝玉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3866页。
②民国《东莞县志》卷55《何真传》引《东莞伯家传》中有“先是,真使弟迪及骁将黄从简顿兵围王成,久术下”语,笔者未见《东莞伯家传》原文,同书《艺文志》中也只有根据《明史·艺文志》著录的何荣的《(何氏)家记》,没有著录这篇《家传》,故其撰人和成书年代均不可考。
其来历不明,姑存其疑。
③计有《题高彬白云山房手卷》、《送高文质游杭州》、《往平原别高彬》、《宿高彬第》、《赠高彬》以及六首以《寄高彬》为题的诗作。
孙黄《西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十六年刊本)卷7《琪琳夜宿联句一百韵》说到元末时他及王佐(河东)与何真关系时说:
“河东与余为同庚,情好尤笃,欢会未几,殷忧相仍。
城治兵火,朋从散落,河东与余折袂奔走,邈不相见凡十余年。
乃幸前左辖宝山何公恢复兹郡,开署求士,而余二人首被礼接。
因偕从军西征。
”这大概是孙黄与何真部将之间结下密切关系的契机。
④孙黄《西庵集》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十六年刊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收诗文略有差异,此据两个版本综合。
⑤《宋学士文集》卷73,《朝京稿》卷3,《万有文库》本,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70—1171页。
广州南海之蟾溪,有士曰高君瑛,字季卿,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
其存时,南海人称其为长者,既殁,举邑闻之,咸哀痛曰:
“长者亡矣!
”其冢子彬,居金陵,闻讣哭,服丧来请铭曰:
……南海人之称先考者,彬亦不能尽言,惟常称曰“长者、长者”,彬自少闻而熟焉……君曾祖某、祖宝录,宝录之兄天禄,仕宋季为茶盐司□(提)举,父与立,母黄氏,娶李氏,先十六年卒。
子男三人,冢即彬……彬尚节气,元季尝集民为兵,卫其乡,既而迁金陵,将以某年月日归葬君于某山之原。
由此可知在何真部属中,确有高彬其人。
他作为何真手下的一员骁将,在何真归附明朝后,随何真一起迁居南京,并且辞去武职不就,改行经商,成为“巨贾”。
同时与孙黄、宋濂这些文人相交甚密,自己也吟诗赋文,做起士大夫来了。
①
既然黄瑜、黄佐这些明代中期冒起的士人,要把自己的祖先同明初何真的势力拉上关系,我们就有兴趣去了解何真和他的部下在明代初年归附明朝后的身份转变及去向,以及他们对明代广东后来的历史发展究竟有何种影响。
在未见有关黄从简入明之后行踪的其他资料的情况下,高彬一类人物的行迹,就成为了解他们在明代初期历史角色的一个可资参考的线索。
首先,我们知道,何真归降明朝之后,即率其部属入京觐见明太祖。
《明太祖实录》卷33“洪武元年闰七月辛酉”条载:
“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
”又嘉靖《广东通志》卷59载:
(洪武元年)四月,永忠至东莞,真率官属出见,永忠慰谕之。
仍以榜招降诸寨,诛邵宗愚等,余孽悉平。
诏至,真乘传入朝,贡献方物。
赐文绮纱罗绫绢各百匹,银千两,将校各赐有差,侍膳,内禁赐宴。
中书初赐诏谕授,例当3进缴,真扣(叩)头乞赐藏于家,为后世子孙荣。
上可之。
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这是何真第一次率领部属到南京接受奖赏。
他们人京后,似乎就留在京师了。
随同何真到南京的部属有哪些人,史籍未见详载。
《何氏家记》中讲到何真率部到南京后接受宴请的情形云:
次日宴中书堂,丞相善长主焉。
随后官三百余员,宴于左右司,郎中胡惟庸主焉……宴罢,钦授头目杨润德、梁以默、黄德清、欧汝文、关熙、殷一宗、简世宗等府州县官。
尚有百余名,蒙旨拨随任轮差。
估计何真之弟何迪、子何荣及其主要的部将如高彬者,应该都是随行的官属。
如果黄从简在何真帐下之地位真如《双槐岁抄》所言,亦应在随行官属之内。
这些随何真入朝的官属,到南京以后的命运,史载虽缺,然仍有迹可寻。
与何真及其部属关系密切的文人孙黄,洪武三年中举入京师任官,他的诗文留下了一些零星的记录,如《西庵集》卷5《赠关元帅景熙》云: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汤开建在《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引《浙江通志》的记载,认为高彬洪武中任归安县丞,洪武二十六年受蓝玉案株连,后获宥释。
根据现有资料,我对此存有疑问。
据《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戊戌”条载,“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杨允、左参政罗钟、右参政李文华、湖州府知府王祯,俱以事被逮。
上以其罪非贪墨,俱宥之,复其官。
归安县丞高彬亦连坐,耆民诣阙言:
‘彬在任公廉,未尝以事扰民,民得安业,今坐死系狱,乞加宽宥。
’上以其得民心,即诏释之。
”蓝玉案发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案发后,受株连者随即伏诛。
当年九月,朱元璋已下诏赦其余党。
在整整一年后,似无可能再专门颁诏赦免个别案犯。
再参以前引诸条有关高彬的资料,我怀疑洪武中任归安县丞的高彬与何真部下的高彬应该是两人,而何真部下的那位高彬,早就经商去了,是否还会在县丞任上受蓝党之祸牵连,不见明载。
但鉴于证据尚不充分,此事又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太直接,姑且存疑,不拟深论。
君在前朝帅东阃,虎符三珠秩二品。
辕门裨将悬金章,黄头奴子州县尹。
杨仆楼船下濑时,君随左相入京师。
端门万钱宴珠履,辇路千花明绵衣。
天官宗伯司邦典,藻鉴论君第高选。
君言下国覉旅臣,生来好武文章浅。
愿绾铜章佐北征,还来作吏锦官城。
宣劳岂言爵高下,贵在晚节完虚名。
岁华荏苒容鬓改,朋旧飘零满湖海。
晨星霜木余几人,我与蟾溪老高在。
前年佐县淮山阴,今春待诏入词林。
比来奉节领祀事,会面错愕惊愁心……
诗中表达的情绪姑且不论,仅由纪事言之。
在元末被何真收编的南海乡豪关景熙显然也是随何真入朝的一员大将,到南京后,似乎没有得到重用。
①孙黄诗中有“今春待诏入词林”语,考孙黄入明之后最初几年的经历,据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2载:
[廖]永忠寻征蕡典郡教。
[洪武]三年庚戌,始诏天下设科取士。
蕡以《诗经》中高选,会试中书,入对大廷,皆在前列。
赐进士出身,授工部织染局使,寻出……甫一载,被选入为翰林典籍学士。
据此知上诗大约写于洪武四五年间。
其时,随何真入朝的部属大概只余孙黄、高彬等少数人还随何真在南京,其他人或者被分派到各地任职,或者已经散去无踪。
其中,为新朝任用并见于史载者有李质、刘德、区禹民父子、简祖英、关景熙、高彬等。
兹引史籍中有关上述数人的传记以见其概。
《明史》卷138《李质传》载:
李质,字文彬,德庆人。
有材略。
元末居何真麾下,尝募兵平德庆乱民,旁郡多赖其保障。
名士客岭南者,荼陵刘三吾、江右伯颜子中、羊城孙黄、建安张智等,皆礼之。
洪武元年从真降,授中书断事。
明年改都督府断事,强力执法。
五年擢刑部侍郎,进尚书,治狱平恕。
遣振饥山东,御制诗饯之。
寻出为浙江行省参政。
居三年,惠绩著闻。
帝念质老,召还。
尝入见便殿,访时政。
质直言无隐。
拜靖江王右相。
王罪废,质竞坐死。
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1载:
刘德,其先真定人,祖宦游岭表,家于四会。
元末避兵新会,依主簿徐文可,共保县治……至洪武初年,天兵至,德往见征南将军廖永忠。
遂荐之于朝,授陕西巩昌府通判,升临洮府同知、湖广襄阳府知府、福建都转运使。
洪式十三年,引年卒于家。
又区禹民者,南海之龙津人也……元季土豪相聚为乱,禹民偕其族子忠、吉、体、原,率众立砦保障,乡人赖之。
洪武初,廖永忠师下广州,禹民等首请归附。
永忠令保障如初。
副将军参政朱亮祖陷于山南贼,忠走告永忠调军,令忠等为向导,破之,亮祖围解。
事平,禹民等入朝,诏以禹民知汀州府,以资高辞,更授仁风镇巡检。
吉授彰德卫百户,忠与体、原不仕而还。
简祖英,字世英,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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