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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为民
唯实为民
戴超,1939年出生于江苏黄海之滨的鱼米之乡。
1964年大学毕业时,秉承当年毛泽东主席关于“培养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戴超有幸成了首批40名中的一员。
然而,正当他们在锤炼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10月,他们被分别从河北、陕西、湖南等地第一线招回北京。
1966年12月下旬,他们一行20人又离开北京,来到大西北。
随即,戴超先生便被分配到陕西日报社。
岁月沧桑,弹指间40多年过去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小伙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资深高级记者。
日前,记者慕名采访了这位从陕西《三秦都市报》执行总编位置上退下来,仍一直在新闻媒体继续发挥着余热的老者。
当谈起他40余年的记者生涯时,戴超先生无限深情地总结了四个字:
“唯实为民”。
他说: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顶顶重要的是尊重事实,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呼声,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做点实事,好事。
力推典型
提升服务工作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举国上下强力推行“自我服务”。
一时间,到饭店吃饭、住旅社都要自己端饭,自己打扫卫生。
就在这“服务工作低贱论”盛行之时,戴超先生所领导的《陕西日报》财贸卫生组记者,1971年秋季在采访中,发现位于西安市西五路的“新城区十九粮店”,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粮店,在主任王怀宁的带领下,坚持精细服务,长期给军列属、老弱病残送粮到户。
这种精神顿时使戴超眼睛为之一亮,他立即带领记者前往十九粮店采访,继而作了长篇报道,并配发短评,号召全省的服务行业向十九粮店学习。
一石激起千重浪。
这一报道立即在全陕西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群众纷纷来函、来电,要求尽快改变“自我服务”现象。
陕西省、西安市财办顺应潮流,先后向全省、全市财贸系统发出通知,要求尽快改进服务工作。
面对这喜人局面,戴超又派两名年轻记者轮流驻“十九粮店”,一面同粮店职工一起送粮上门,一面进一步总结他们的经验。
随后,又相继发出长篇通讯《红花朵朵向阳开――记西安市十九粮店青年女工的事迹》,消息《批判服务低贱论,十九粮店服务更上一层楼》。
戴超又针对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人们的思想状况,经请示领导同意,通过与省、市财办领导和服务行业的负责人、广大职工座谈,于1972年5月19日推出《重视才能抓紧,抓紧才能抓好》专题大讨论。
接着,连续组织了西安市劳模马荣莉的《服务工作低贱论是一副毒剂》,以及《要变态度先变感情》,《努力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等十几个讨论专题。
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每周发一个版面的讨论文章和学习十九粮店的典型事迹。
由于参与者众多,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大讨论一直持续了半年多。
最后戴超又亲自写了评论文章《努力把服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陕西日报》头条通栏发出。
大讨论期间还报道了一大批在“学十九”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如西安十九粮店主任王怀宁,营业员马荣利,服务员张维萍、严新,修脚女工于素梅等数十名典型人物。
对当时改善服务工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报道,是需要高度的社会良知的。
顶着压力
为农村改革提供舆论支持
1979年初,戴超被报社派往榆林,任陕西日报记者站站长。
此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实行的包产到户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戴超一到榆林刚好参加了地委常委扩大会,在会上,各县委书记都反映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包产到户,但鉴于有悖于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会议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结束。
随后,戴超跟随地委书记、行署农办主任深入六个县,到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经济状况的30多个公社近100个大队、生产队调研,在与农民谈心的过程中,发现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改变农村生产责任制。
许多社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不用开会,不用干部安排,就把春耕生产搞得热火朝天。
佳县县委书记刘壮民(后任榆林地区行署专员)对戴超说:
“我不怕得罪省上领导,敢以县委书记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农村政策要放宽放宽再放宽(即包产到户)》,请你在《陕西日报》上发表。
”戴超至今还清楚记得在靖边县王渠则公社座谈时,公社书记公开说:
“我们这全部包产到户了,请求组织上一年内,不要免我,不要调我;请求记者不公开报道,也不写内参,让我干一年,年底如果不增产,农民还吃不饱肚子,我自动辞职,就地当农民。
”一个40多岁的的陕北汉子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面对干群如此渴望改革,戴超决心冲破阻力,把农民要求生产责任制改革报道出来。
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是陕西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村子,也是地委、县委“偷偷”搞试点的村子。
戴超在随地委书记了解情况以后,立即写出报道,热情宣传这个农村改革的典型,但编辑部请示上级以后,以“不符合省上精神”而拒发。
戴超知道后,又再三请求报社记者部在《要情反映》(即内参)上发出。
中央书记处见到这份《要情反映》,立即派工作人员和《人民日报》记者来陕西调查,戴超得知后,主动提供素材,并陪同前往。
调查人员充分肯定了“孟家坪村”的做法,说这儿与安徽的“小岗村”正好形成“一南一北两个农村改革的典型”。
夏收和秋收时,戴超又两次去这个村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村的粮食产量从上一年不足37000斤猛增到72000多斤。
他把这些情况详细地介绍给《人民日报》来调查的记者,那位记者根据原先调查的情况加上戴超所提供的数据,写出了《孟家坪村》改革带来大丰收的消息和评论,在《人民日报》头版突出位置刊出,并在二版刊发了长篇调查报告。
次日《陕西日报》在一版以整版的版面予以转载。
米脂县委副书记王国文(后任榆林地委副书记)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后,立即打长途电话对戴超说:
“老戴,你和老冯(《人民日报》记者)为米脂、为榆林的农村改革立了大功。
”戴超为此激动不已,庆幸“总算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事”。
戴超趁机在《陕西日报》上又连续报道了子洲县、佳县及多个公社、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大变化。
《人民日报》将孟家坪大队作重大典型报道以后,陕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便合法化、公开化了。
胸有大局探索地方经济发展途径
戴超驻榆林记者站期间,榆林地区的北六县深受毛乌素沙漠侵害,不仅土壤沙化严重,而且还在不断南移。
而南六县,虽多年绿化,但都见效不大,森林覆盖率不足10%。
坐在飞机上俯瞰,北部是沙浪滚滚,南部是荒山秃岭。
对此,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心的戴超十分揪心。
此时正好省委分管农业的一位书记来到榆林调研,戴超跟随数日,其后与这位书记的秘书(后任省政府政研室主任)一起写出了调查报道《造林种草是陕北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发表在《陕西日报》和中央《农村工作通讯》杂志上。
这篇文章在榆林地区引起很大的反响,地委和行署发文要求各县、社认真学习,结合各地实际加快造林种草步伐。
实行造林种草,经济如何发展呢?
带着这个问题,戴超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走遍榆林地区12个县,到100多个社队与干部群众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大搞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业应是榆林地区的一条主要途径。
于是,在他建议下《陕西日报》开辟“工作研究”专栏,同榆林地区的干部群众共同研究,如何以造林种草为主,尽快把畜牧业搞上去,使榆林成为林草基地,畜牧业基地,毛纺、地毯、畜产品出口基地(当时榆林地区的煤炭还在勘探中,石油、天然气尚无音讯)。
戴超同省电台记者一起撰文在《陕西日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专栏上,连续发表了《畜牧业的位置要摆对》、《要实行科学养畜》、《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等八篇长篇研究文章,这些文章都被《榆林日报》、国家林业部主办的《中国林业》等报纸杂志转载。
这一活动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不仅使林牧业有了长足发展,而且地区还相继扩大了皮革厂,新建了第二毛纺厂、畜产品加工厂和外贸公司。
这与20年后,国家在西部开展“山川秀美工程”真是不谋而合。
心系百姓倾情慈善事业
1993年10月,陕西日报社决定办一张晚报,前期名曰《三秦晚报》,后改名为《三秦都市报》,戴超受命参加创办,先后担任副总编、执行总编,除了协助总编处理日常事务外,一直分管新闻和出版业务。
七、八年中,在总编宋桂嘉的领导下,戴超和编委会的同志组织策划了许多重大报道,先后有数十篇稿件获中国新闻奖,陕西新闻奖,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新闻奖。
获奖作品大都是有关民生的报道。
那几年,《三秦都市报》每年都多次组织帮扶特困户、特困大学生,关注福利院、儿童村等的特别报道、系列报道。
1995年冬的一天,戴超听一位女记者反映,西安新城区有一位老人,带着一个小孙子靠在菜场拾白菜帮子渡日,家中除几块砖支一只破铁锅外,再一无所有。
戴超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决定进一步调查。
一天他和总编宋桂嘉、副总编袁秋乡等到文艺路一位老太太家中采访,老人以夏天卖冰棍、冬天卖红薯来供养着三个残疾人和一个孙女上学,家中老少五口,只有两床破被子。
摸着冰凉的床板,戴超一行都泪流满面。
回报社后,他们立即将记者们采访的几家贫困情况在报上披露出去,号召社会各界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帮助特困户渡过难关。
随后,他们一面与西安新城、碑林、莲湖三个区民政局联合调查,一面组织企业、民营企业家捐款捐物。
春节前,他们与三个区民政局一起给三百多个特困户各送去一袋面粉、一桶食油、100元现金。
除夕又与西安福裕面粉厂的同志一起,给三百家各送上一箱特制馒头,使这些特困户与大家一样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
这个活动,后来被刚刚成立的省慈善协会知道,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任省慈善总会会长徐山林(原常务副省长)邀请戴超在省慈善总会会上作了介绍,并决定当年冬天也开展送温暖活动。
1996年冬天,《三秦都市报》和省慈善总会在西安、宝鸡、商洛三地市,给六百个特困户送去棉衣、棉裤、棉帽、棉鞋。
徐山林还约戴超一起去宝鸡农村给特困户送棉衣,并亲自给几位老人穿上。
老人们含着热泪,高呼“感谢共产党,感谢慈善协会,感谢《三秦都市报》”。
第三年冬天,他们又给铜川、安康、汉中、商洛等地市的特困户各捐助了1000条棉被。
1996年,《三秦都市报》记者胡波在西北大学采访时,发现有些大学生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学生每天中午只买一份素菜还分两餐吃,有的学生天天靠开水泡馍来度日。
戴超立即和新闻部策划了一个“关注大学特困生”的系列报道,呼唤社会各界关注贫困大学生,同时发动事业单位、企业家都来献一份爱心。
戴超又与省教委联系,安排特困生助学金。
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解决了西安地区数十所高校特困生的困难,仅西北大学就有千余名困难学生受助。
戴超还亲自出面与西安秋林公司老总赵?
i森联系,组织西北大学百余名特困生周末和节假日到秋林公司勤工俭学。
《三秦都市报》曾刊出一幅《小学生上学过铁索桥》的新闻照片,获得了1997年中国新闻一等奖。
这原本是摄影记者杨小兵在陕北安塞县的一条河上,发现一座破损的桥面只剩下两条铁链,小学生上学都在铁链上来回爬行,便举起相机拍了下来。
戴超看到相片后,感到事关孩子们生命安全,要给予极大关注,就让记者再赴延安,作进一步采访。
在记者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新闻照片《小学生上学过铁索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出。
稿件发出后,记者又去延安,与延安市、安塞县的有关部门联系,要求尽快为学生修座桥。
在市、县、乡、村的共同努力下,一座新桥建起来了,师生、家长十分高兴,起了个桥名叫“平安桥”。
戴超又让记者再去拍了一张“平安桥”的照片与原照片一起刊出。
受到全省干部群众极高的评价。
戴超先生,在新闻战线上拼搏了四十多年。
我们为戴超先生充实的四十年,奉献的四十年,喝一句彩,道一声谢。
在四十余年新闻记者的生涯中,他紧握手中笔,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为党的新闻事业尽心尽责;始终关注民生,用一颗滚热的心为人民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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