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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家庭计征个税是不可为还是不为

据报道,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从13亿人口这个整体来观察,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需要权衡的问题将会使税制变得相当复杂,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和家庭的流动,会使成本高到难以实施的地步,所以“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7月22日《北京晨报》）。

近年来,舆论呼吁我国个税制度改革,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

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看,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可以有效地弥合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在我国目前确实有着现实的困难。

比如,流动人口超过两亿,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夫妻分离”等大量跨越时空的家庭结构,还有法治环境不佳,主动报税意识不强,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税务部门核定难度大等等。

然而这些困难,并不能成为按家庭计征个税真的不可行的理由。

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作为一种最优选择,基于我国的国情,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克服困难逐步完善实施。

从技术手段上似乎也没有那么困难,只是在保持目前征收起征点、代扣代缴的基础上,多了一道程序而已,就是年终的家庭申报,根据申报家庭所申报的家庭详细情况,该减免的减免,该补交的补交,重新核算应缴额,实行“多退少补”就可以了。

实行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税务部门的工作重点将从征税转为核查。

于是真正的担心就出现了:

一是现有的税务部门人力够不够?

征税成本会不会太高；二是税务腐败如何预防?

第一个问题,根据各国的经验,中国的税务人员与纳税者之比并不比其他国家低,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挖潜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解决税务腐败,只能依靠法律,除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之外,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就是最好的办法。

实际上,目前中国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主要的现实问题,一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实行电子清算,一些隐性收入无法统计,可能导致实际上的逃税行为；二是由于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使得户口簿所反映的家庭结构与实际的家庭结构不一致。

问题在改革中产生,也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

目前,究竟是谁最不愿意完全电子清算,实现财产的完全透明化?

是谁在阻碍户籍制度的改革?

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是利益既得阶层?

说穿了,“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背后还是利益既得思维在作怪。

现在,有一种论调说“与其针对一个个家庭去解决税负公平问题,倒不如从整体上实行低税负、宽税基以及简单、透明的税制,利用获得的税收收入再去补低,从而实现整体的社会公平。

”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针对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是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而“整体的社会公平”往往容易让公众陷入无感状态,成为了“被”公平。

实际上,“针对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与“整体的社会公平”并不矛盾,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是整体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除非有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公众可能永远不会感到真正的公平。

（郭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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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言治罪”的网络邪气该清除

微博是个好东西。

路见不平自觉转发，有正气；反腐倡廉，有锐气；年轻人的社交平台，有朝气；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有才气。

不过，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中也有不少坏的习气，比如动辄问候人家爹妈，动辄约架交恶，是戾气；情绪和抱怨泛滥，是怨气——近来还滋生了一种邪气，动辄“因言治罪”，动辄玩“文字狱”，让很多用微博的人噤若寒蝉。

北京暴雨刚开始下的时候，在外地出差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称：

盼了多少年的北京大暴雨，正好下在我等飞机返回北京的当口。

哈哈，走背字的我还是很兴奋，下吧，使劲儿下吧，最好下得北京大街上能抓鱼。

我有耐心在远处的机场多待会儿。

前段时间因约架被打而成热点人物的吴法天在微博上称：

青春是一场大雨。

即使会感冒，也希望能重淋一次。

暴雨造成了严重的灾情，胡锡进等人这些“盼雨”、“祈雨”的微博立即在网上成为众矢之的，被批评为幸灾乐祸、没人性、暴露了丑态，被要求道歉等等。

这显然是在上纲上线了。

这些“盼雨”的兴奋之情，确实与暴雨灾情格格不入，如果灾难发生后，他们还这样抒情，当然应受谴责。

但这些人发微博时候，还无法预期到暴雨会成为一场灾难。

北京缺水，身在北京的人见雨而喜，盼雨祈雨，这种情感和情怀是可以理解的。

不能因为对个人的厌恶，而以“假性因果”的逻辑谬误批评他们幸灾乐祸。

雨不是他们祈来的，灾难不是他们所期盼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当下的网络上，尤其是微博中，流行着上纲上线、牵强附会的“因言治罪”，制造了很多“政治正确”，动辄罗织罪名追究文字责任，气势汹汹成为一种恐怖的网络暴力。

某些人像网络上的“道德警察”那样，戴着“政治正确”的放大镜审视着名人的微博，人为设禁，深文周纳，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牵强附会，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吓得人不敢开口说话，动辄犯忌。

不仅言语上的暴力，微博上的这种“因言治罪”的邪气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转化为现实中的施压。

拿一句话调侃之语大做文章，人肉搜索，群起攻之，不仅向发言者施压，谩骂攻击，并向所在单位施压，要求道歉、砸饭碗、严厉处置等等。

这段时间以来，这种网络邪气下，微博上“因言获罪”的人已有好几个。

一个记者，因为一句不当调侃，遭到可怕的网络暴力，单位被迫辞退了他。

此一事件，给表达相对自由的微博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面对那些潜伏在微博中的道德警察和网络愤青，很多人紧闭双唇不敢开口。

此一事件开了一个恶例，挟政治正确之工具压制不同观点的邪气，受到鼓励得到助长。

微博给人们带来了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舆论和公众反对权力之手钳制自由表达，但不得不说的是，危害微博表达的，不仅仅是公权力的“因言治罪”，也有这种网络愤青以道德的名义、以网暴为武器对自由的侵犯。

不同观点可以争鸣，言论不当可以批评，但动辄以“文革”逻辑将问题政治化，动辄上升到诸如“性别歧视”、“阶层歧视”、“歧视穷人”之类，并群起攻之，只会让人有话不敢说了。

听到很多朋友抱怨过，再不轻易在微博上发言了，动辄得咎，一个手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很多话被某些人一歪曲就捅了马蜂窝。

官员不敢实名发言，很多名人放弃原号而开小号，就是担心被“因言治罪”。

微博上越有名，越容易被某些人盯上。

我现在发微博时，也会小心翼翼字斟句酌，担心犯了某些过敏者的忌，很多时候担心犯忌干脆就不发言了。

邪气弥漫，正不压邪，形成一个沉默的旋涡。

珍惜微博自由，从善待言论开始吧，“因言治罪”是微博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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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安全第一应是防汛高高飘扬的旗帜

这个夏天，注定将是与风雨抗争、与洪水搏斗一个不平静的汛期。

如何与之搏斗？

最重要的是把人的生命安危放在首位。

以此为一把尺子，该坚持的措施和行为是哪些，应立即改进的是哪些？

领导干部、主管部门、社会公众，都得用行动做出正确回答。

因为错误答案的代价无比昂贵。

７月下旬以来，全国防汛形势骤然紧张：

华北部分地区遭遇６１年来最强降雨，三峡水库迎来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今年强度最大的台风“韦森特”正面袭击华南沿海。

“七下八上”，正是我国主汛期的重中之重。

从北国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防汛警报此起彼伏。

大雨突降意味着什么？

绝不仅仅意味着干部必须值防汛班、趟泥泞路，绝不仅仅意味着气象、水文、防汛、消防、城市管理人员要走上抗洪救灾第一线更多地吃苦、受累，绝不仅仅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因为出车不安全而少拉几个活，绝不仅仅意味着普通人出门要带把伞。

绝不仅仅如此，大雨突降意味着共和国某些公民在你可能意识不到的地方遇到生命危险！

近年来，随着三峡水库等一批水利基础设施陆续投入运营、发挥削峰拦洪作用，我国应对洪涝灾害的物质条件在完善，但是气象灾害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也是不争事实。

城乡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同样的水灾会引起更大的灾害，防洪排涝设施的硬伤和责任意识不到位的软肋频频显现，特别是人的生命安全所遭受的威胁有时会突然变得很大，近日几大城市内涝的后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面对大雨，生命安全第一的旗帜要高高举起。

干部应当身先士卒，来到抗洪救险第一线。

在防洪排涝设施还不能到位的时候，来到最前线的领导干部更能激发起各有关部门的斗志，比如面对新情况修补应急预案的漏洞，比如跨部门调集更多的救生工具到最需要的地方，这皆可能让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公民得到强有力的帮助，甚至免于一死；比如果断取消暴雨中的公路收费，让公民自发产生的互助行动更加顺畅地进行，这都能让人心中最宝贵的善良和勇敢在救灾中闪光。

面对大雨，每个公务人员应当想到，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们虽不是你血脉兄弟，却是纳税供养你的衣食父母。

所以，按照岗位赋予的职责来完成分内的工作，并不是意味着有人出了生命危险时你没有直接责任，而是要思想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履行责任，才能免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

此刻，全国数以十万计的防汛人员正坚守在前线，全力确保后方安澜。

气象、水文人员实时监测雨情、汛情、水情，保证预警信息发布及时和准确。

但预警信息除了“发布”，更重要的是“到达”。

织就一张绵密的预警信息覆盖网，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接力传递、不断放大。

大雨当前，千万不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关人的生命，宁愿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公民参与一定会成为今夏防汛的强劲旋律。

并不是生活在大江大河两岸的人才需要防汛，每个公民都应增强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能力，接到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灾准备、狂风暴雨时不要在低洼处行车，这都是血的教训。

不要做大雨之中漫天要价的出租司机、旅店店主，不要做洪灾过后把百货店洗劫一空的村民。

要做淋在雨中看守敞开井盖的少年，要做打开大门接纳雨中公民的私营店主，要当连内衣都湿透的抗洪干部，要做自发参与救助活动的网民。

暴风骤雨中，让我们拿出行动，证实对生命价值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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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城市，雨水往哪儿排？

“改造城市排水设施”成了北京大雨后最大的呼声。

落后的地下设施与地面上不断耸起的高楼、路面上越来越多的机动车，已经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一场大雨来临，就能现出原形。

“面光里差”是目前我国多个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对国内351个城市排涝能力的专项调研显示，2008年到2010年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其中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在发生过内涝的城市中，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

《人民日报》7月24日一篇文章中提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认为，近年来城市内涝呈现发生范围广、积水深度大、滞水时间长的特点，这直接反映出目前城市排水管网覆盖率、设施排涝能力偏低等问题。

如北京市近10年来，城市建设面积增加了一倍，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却没有跟上，排水管网系统早已不堪重负。

除了排水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

城市里的雨水，排到哪里去？

除了河流湖泊，土壤是大水最好的去处。

一位媒体同行在东京等大城市看到，这些城市的步行道大多使用渗水材料。

表面来看，铺路砖明显不如北京的平滑，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不算“好看”的砖，走起来很舒服，遇到下雨天，雨水也比较好往下渗。

记者走过有限的几个发达国家，它们的城市路面似乎不像我们的这样坚硬。

韩国首尔的人行路多由小砖砌成，小草从中间长出来，下雨时，雨水很快渗下去。

德国更不用说，许多城市的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木，遇到暴雨，雨水很快就可以流进草丛、树林。

其实，我们的祖辈早就总结出许多疏导大水的方法。

在农村地区，修路的时候，两边都会挖上排水沟。

可惜，城市在快速现代化建设中，忽略了这些“土智慧”。

为了缓解交通，立交桥跨过一层又一层；主路、辅路、人行道，全部被水泥硬化；广场也铺上厚厚的水泥、沥青，甚至停车场也都是一大块毫无缝隙的水泥地。

路边的花坛、树木，甚至是草坪，也都被密实地圈起来，不让里面有限土壤跑到路面上，雨下大了，除了涌向下水道，无处可去。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业人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比较“纯”的绿地，径流系数是0.2左右，如果路面铺上了水泥或是沥青的话，径流系数一般在0.9左右，意味着雨水落在硬质地面上，只有10%可以渗透到地下，剩下90%的雨量，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出。

而如果是“纯”绿地的话，将有80%渗透到地下，也就是说，面积相同的绿地和硬地，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

我曾经留意观察北京的绿色隔离带，发现不管是环线主干道，还是狭窄的单向道，隔离带绝大部分都高出路面十厘米左右，里面种了灌木或草坪，都被水泥制成的砖隔离起来。

下雨的时候，不仅路面的水进不到里面去，隔离带的水还要流下来，有限的绿地渗水，一点儿也利用不上。

雨水经过排水系统，最终要经过河道排走。

可是，现在城市里的湖泊、河道越来越少。

大都早就被填上土，轧得结结实实，然后盖上楼房。

以天津为例，九河下梢的地方，原本许多河流、小湖，在本世纪初的几年，城区最大的湿地——梅江，已经全部被开发为住宅区，湖泊、湿地慢慢都消失了。

城市内涝已经不是新闻，城市管理者、市政专家们都到国外考察过、学习过，媒体也报道过许多先进经验，现在是该认真改变的时候了。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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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

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就问：

伤着人了吗？

而没有先问马怎么样。

这就是著名的“问人不问马”典故，其所传递的“人本”理念，至今可为典范。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较之房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是伤亡人数。

虽然从最初的10人，到翌日公布的37人，死亡人数的发布已比从前大为提速；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

但在最终的准确数字出来之前，人们对伤亡数据的关切，仍然不会消减。

而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关切的回应，我们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过一些反面教训。

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道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

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

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

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

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网上有一句名言，“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

与公民个体的信息披露不同，政府的甄别汇总有一个过程；与网络的随机发布不同，政府的数据发布也有一套程序。

尤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达，手机、微博传递方式多样，今天的治理者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在许多情况下，无论多么快速及时，权威信息总是跑不过小道消息、网络传言。

然而，即便如此，从国际经验来看，权威信息依然有跑快的时间，不实传言仍然有挤压的空间。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人数？

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报死者身份？

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但是否可以当作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切又查漏补缺？

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我们就能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

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正如一位网友就伤亡数字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留言：

“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

”

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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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神的力量

这两天是双休日时光，本是人们可以尽情休闲游乐、自在自为的日子。

孰料６０年一遇的暴雨来袭京城，并致山洪、屋塌、水淹、人亡……危机挑战着政府的应急管理，危难考验着人心的曲直善恶……人们透过这场强降雨，看到了更强大的北京精神的力量。

就像网友说的：

“北京，在这个晚上感动中国！

一场大雨将北京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

谁说不是呢？

！

在这雨中，无论是饭馆男孩置身没膝的水里提醒路人井盖问题，还是用身体作警示的环卫工人，还是休息在家的向阳路派出所所长李方洪赶到积水现场救助群众不幸牺牲，还是各级各界十万人投入抢险、度过了不眠之夜……都在在昭示了爱国见行动的北京精神之内核，生动体现了北京市民所具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以及讲政治、顾大局、树正气、重奉献的时代精神。

在这雨中，不管是北京市气象局启动的今年首个二级应急响应，以及气象局各级人员驻守会商室，加强监测，跟踪分析，及时报告，还是首都机场迅速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预案和防汛预案，延长服务时间，地铁机场线延长运营１小时，还是首都公交６７线路临时调度，以及４０部公交抢修救援车部署各枢纽站和重点线路，１０００余名安全运营人员在重点区域和路段巡查路况、疏导交通，无不体现了创新拓前程的北京精神之精髓，以及突破常规、推陈出新精神。

在这雨中，不论是“舒服地”在自己的公司躲雨却想着可能有人回不去家，并在微博上招来寻住避雨者的公司ＣＥＯ刘爽，还是抚慰了滞留首都机场８万旅客的“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还是为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守望相助在一起，网友们发出的微博上各种求助与救助的信息，都生动演绎了包容促和谐的北京精神之特征，宽容、容纳，以各自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相互吸引、融合，共同在北京这个大舞台，展示各自的风采，发展更大的机会。

在这雨中，不管是广渠门桥下一人呼喊众人冲上，进行一场大雨中的生命拔河，还是素不相识的市民开车将暴雨中跋涉的一对母女送回家，还是脱险积水后又演绎循环救人场景的石先生，无不彰显了厚德树新风的北京精神中弘扬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友爱、奉献、互助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内在品质。

如网友曝光的：

网络上“开始是各地雨情的照片，然后有暴雨中感人事迹的转发，半夜的时候开始爆发出志愿者的各种消息……这样的事情往往只会发生在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中。

”暴雨中，道德的养成与矗立实现了一次强有力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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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情节影响中国未来

一部长达45集的电视剧《知青》的播出引起热议与争论，也让“知青”这个打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名词重新回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突然发现，“知青”这个看似久远的社会学、历史名词以及它所涵盖的那些人和那些精神，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不但影响着当今的中国，甚至还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包括对未来政治发生影响。

那么，具体来说，又是哪些“知青”情结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会长久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呢？

有哪些“知青”生活的精神烙印，会在一些社会管理者作决策的过程中成为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呢？

笔者认为，以下诸条甚为重要。

首先是“知青”情结中对基层百姓和底层疾苦的关注，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常说且难能可贵的“接地气”。

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发起者的目的如何，在客观上造成1600万（一说为2000万）城市学生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让他们看到最真实的中国国情，即严重的贫困、极度的落后，以及生活在这种低劣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中的亿万父老乡亲。

这对千百万城市青年是一种锥刺般的震撼。

这种震撼其实是一种终生不能忘记的共振，是物质的饥饿与精神的饥渴在知识青年与老百姓之间发生的共振。

与此同时，无论这些知识青年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当年却置身于社会边缘，茫然不知前路。

是老百姓用怜恤宽厚善良之心“收留”了他们，也呵护养育了他们。

多少感人的故事由此而生。

对这分感情，所有知青都会没齿不忘。

这种“接”上“地气”的感觉与感恩，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人生的际遇和命运的跌宕，恐怕永远不会产生。

“知青”情结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承认现实、尊重实践，是不受种种虚幻、空洞、华丽词藻和假革命的诓骗，独立思考问题，寻找矛盾的真实症结所在。

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给全社会泼上了一层极为虚狂的红色油彩。

不少单纯的城市青年学生也曾经是这种红色油彩的狂热追捧者。

可是，“广阔天地”中的严峻现实，却使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看清了真伪，区分出黑白，萌生了反思。

他们也正是在逐步清洗着“左”的油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栽下了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根苗，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和眼晴来评判世界。

在可能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知青”情结中，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在自谋出路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奋争中，学会了“非正规出牌”，增长了生存的智慧和敢冒风险闯荡世界的胆魄与勇气。

我亲眼见过一位当年靠收捡破旧乐器，如今成为国际小提琴制作大师的老知青；也接触过一位当年在县城浴池（俗称“澡堂子”）给人搓背修脚，如今成为名震四方的大律师的老知青……中规中矩的“出牌”，对当时许多家庭出身于所谓“黑五类”、“黑帮”、“走资派”的青年来说，意味着饥饿、凌辱甚至死亡，只有另辟蹊径才是活路。

而农民兄弟在各种政治高压下依旧竭力保存一点点个人生存空间（如偷偷搞些小副业）的做法，也使知青学到了某种生存智慧。

千万不要小觑这种“本本”上学不到的“非正规出牌”。

它们小则可视作生存本领，大则可称为制胜的奇兵。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都是不逾矩的“非正规出牌”！

谁敢断言，中国在未来世界大格局中折冲樽俎，不需要这种务实的智慧和胆魄呢？

乱世也出英雄。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初见世面栉风沐雨的中国知识青年，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痛定思痛、革除旧物、勇立潮头。

今天，他们中的多数虽已趋老矣，但“知青”情结依然存在，“知青”中的佼佼者依然活跃于中国的政坛。

这会给大变局的中国带来什么？

人们观察着，也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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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的勇气从何而来

自我革命”不仅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医药分开，无疑是医改中“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关键环节。

7月，曾因双向转诊、预约挂号等医改探索而备受关注的北京，再次迈出决定性一步。

7月1日，北京开始在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

20多天过去，患者次均费用、药品费占比等下降，而医方服务质量和收益也都有所提升。

尽管时间不长，但经济社会效益已然凸显。

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前往调研时所说：

这个“新生儿”很健康，充满希望。

医疗过程中，围绕处方、药品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以药养医备受诟病。

收支两条线、药房独立、药品零差率销售……一些地方打破“药品利益”的探索，使医院、医生、药商、患者、政府“一损俱损”，因而在风险和阻力下不了了之。

北京的医药分开，打破以药养医潜规则，突破药商医方利益同盟，无疑是一场勇敢的“自我革命”。

对医生、医院而言，“卖药钱”被掐掉会影响收入；然而，诊疗开方要靠医生，日常管理得靠医院。

对政府而言，医疗服务财政兜底很重要，但能花多少钱也要仔细盘算。

可以说，他们都既是改革对象，也是改革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革命”不仅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北京医药分开改革中，“患者负担不增加、医院收入不减少、政府能承受”的原则，正是从平衡好各方利益出发。

只有玩转利益魔方，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小阻力。

15%的药品加成整体平移为医事服务费，医生不再“吃药”，暗账变明账，还能有尊严地工作；医保总额预付制度，让医院乐于推行能减少医保支出的改革，也降低公共财政的压力。

这种掰着手指头的利益分析，让制度设计更科学合理，给了自我革命以底气和勇气。

这也是医药分开的“北京探索”，给我们的更深层启示。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无论是医院还是政府，都是“复合方程式”中的变量。

每一项变化，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只有让这些变量各归其位，才能解好这道方程式。

在一个领域的“自我革命”中，处理好各方利益可谓关键所在。

改革者需要无私无畏，冲破利益束缚、跳脱利益之上，但面对久推不转、积弊难清的局面，严丝合缝的“算计”，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