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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摘记
第一章 长波:
经验验证和通过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对长波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
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独立性。
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
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最终实现。
因此长波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的产量及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
既然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经济波动的真实框架,那工业产量及世界出口的统计数据显然是两个关键指标。
任何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能够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它是一个利润率理论。
无庸赘述,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的突然出现高涨只能说明平均资本积累率和平均利润率的突然上升。
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趋势的本质变化仍然是生产资本平均积累率的波动。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已经考虑了在两个不同时间框架中的平均利润率的变动:
一为经济周期这一框架,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期限这一框架(又是所谓崩溃理论的争论)。
须引进另一个时间框架。
这第三个时间框架应是所说的20至25年期间的长波。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是1.资本有机构成的波动,2.剩余价值率的波动以及3.资本周转率的波动(剩余价值率本身也不是实际工资波动的线性函数)。
剩余价值率的急剧上升,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的突然加剧,或者几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的某一组合就能够解释平均利润率的急剧上升。
另外,马克思指出,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影响的诸力量中包括有4.大量剩余价值的增加和5.资本流入国家(我们应该加上:
部门)。
在这些国家或部门中,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比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工业部门的要低的多。
可以在最抽象的理论层次之上得出一个结论:
当几个或所有上面提到的五个因素同步发生作用,进而克服前面所承认的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时,就会出现平均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上升。
这些力量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和用更同步的方式起作用,它们就可用作对周期性下降的制动器。
力量相对很弱,并且只有少数(或者没有)力量起作用时,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是不可抗拒的,其特点是长期的低平均增长率(一个萧条性的长波)或者甚至是一个走向停滞的趋势。
扩张性的长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力量以强烈的和同步的方式起作用的时期。
萧条性的长波是指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力量较少,较弱,并且不那么同步的时期。
这种现象在某些转折点上发生的原因只有根据导致这样一个转折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固定阶段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才能加以解释。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利息率决不是在任何给定时刻都与利润率相平行的。
在异常的情况下,利息率会表现出与利润率有很大的偏差。
当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伴随着货币或者信用危机(很多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利息率会超过利润率而急升,因为这时实业家借钱不是为了产生额外利润而是保全他们的资本。
相反,在严重萧条情况下,利息率会远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为货币资本充足并且工业企业延缓或者停止当前投资计划。
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能够说明每个长波(一旦它开始)的累积本性,虽然它也能够说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向一个停滞性长波的转变,但是它不能说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
长波的急剧上升的转折点基本上不能用内在经济原因来解释。
经济之外的因素起关键的作用。
1848:
1.世界市场的扩大:
欧洲革命和加州金矿区发掘扩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东欧及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开放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市场;2.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大机器生产;3.资本周转加快:
运输和电信革命及信用和贸易革命。
1893:
帝国主义。
1.向亚非拉殖民输出资本;2.从殖民地获得低价原料;3.技术革命提高剩余价值率;4.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减慢
1940(8):
1.国际工人阶级在3-40年代遭受历史性挫败(法西斯、麦卡锡)导致资产阶级强行获取剩余价值率的重大增长;2.资本有机增长率减缓(原料和固定资本降价);3.资本周转加快(电信和信用革命,国际金融市场)
虽然关键的转折点明显是由外生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致的,但是它们只是启动了可被资本主义运动方式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说明的动态进程。
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像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样认为技术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包括运输和电信)的所有方面的基本技术的彻底翻新。
平均利润率的突然长期高涨归根结底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所运行的社会环境来解释,并且一旦这些高涨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会出现,并会无情地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无论是从相关联的基础上看(即工业周期)还是从长期来看。
具有扩张趋势的新长波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跟着发生一个具有停滞趋势的新长波,为了更加精确地阐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相互作用中的外在和内在因素的这种关联,我们必须把另外两个因素引进长波分析:
在国家层次上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长期趋势以及黄金生产的长期波动。
黄金可以起货币的作用(即一般等价物),主要是因为它是商品。
像所有其它商品一样,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体现。
因此,不是黄金生产的数量而是与商品的平均价值相比较的黄金价值的波动决定了用黄金/货币或者有固定的“黄金基础”的纸币(即可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所表示的价格的一般趋势。
这样在解释(用黄金货币来表示的)价格的长期趋势时,所考察的关键因素是黄金采炼的劳动生产率与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发展趋势。
第二章 长波、技术革命与阶级斗争周期
经济史不断地证明这些基本创新的大量应用之投资花费通常在这些创新十年以后,即萧条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点已经发生以后。
机械经济决定论者的宿命论方法的最严重影响是它模糊了用来解决资本积累的长期历史性危机的不同方法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它给资本一种无限的权力以实现资本的历史使命(一般甚至与资本必然体现其中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和人类的力量相分离)。
因此,它给那些为在阶级斗争中和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责任的人提供了借口和安慰。
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中的基本不对称:
走下坡(从扩张性长波进入萧条性长波的阶段)是内生的,而上升则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能够引起平均利润率强大而稳定地上升。
尽管阶级斗争长周期及其与寻求劳动组织过程的根本转换的相互关系必须进行综合分析,但必须强调它们的相对独立性,正如在决定阶级斗争激化不可避免的阶段。
技术革命的连续相继条件:
1. 发展纯科学的倾向。
2. 在目前发明中,导致能改变整个生产的基本技术的基本发明的转折点。
3. 重大创新倾向。
4. 资本积聚、利润预期、可预见的市场扩张的基本环境的改变,能证明对重大创新的大量投资是合理的。
5. 重大创新完成,利润率上升,经济增长加速(资本积聚)的综合效应引起了真正意义的技术革命。
与以前技术差异很大的每一项特定技术,集中在一类特定的机器系统中,并且,这依次以劳动过程的特定组织形式为条件。
从一种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历史性地涉及工人阶级的严正对抗。
资本企图打破不断增加的障碍,这些障碍妨碍了前一时期剩余价值率的进一步增加。
这样,再一次与资本积聚有节律的长期运动和使劳动组织发生根本变化的上升(或下降)的推动力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每一次劳动组织变革,通过相继的技术革命变得可能,这种变革产生于雇主们有意识的企图打破工人阶级对进一步提高剥削率的反抗。
资本不断需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并使工人阶级一般劳动条件恶化,而且当资本面临迅速、持续的利润率下降时,这种需要特别明显,但是,资本家实现这目标的能力不只是依赖客观条件,还依靠一些主观因素(即工人阶级加强对抗和反击的能力大小)。
而工人阶级的这种能力又不是前一时期所发生的因素的直接、简单的函数。
不少其他因素必定要起作用:
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绝对力量(它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工人阶级的自信和战斗性程度、工人阶级对有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独立自主程度:
即在这个阶级和劳工运动内部工人领导者的相对力量(即在性质上更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工人阶层的相对力量,至少涉及到阶级斗争的直接中心问题),工人阶级领导者和统治大多数工人阶级组织的官僚政治机构间的力量关系;在劳工运动内部革命组织吸引的独立反资产阶级这一极的相对强弱,加上工人阶级这方面的主观因素,当然,也有资产阶级这方面的主观因素(其不同政治党派的相对力量,有利于或有碍于诉诸对民主自由的大量限制和镇压的历史和其他因素等等)。
正是所有这些主观因素与前述客观趋势的相互作用,将对阶级斗争强化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种结果一般地赋予了萧条性长波大部分特征,这种相互作用不仅决定这种间隔长度,这种间隔必须在资本能够完成对利润率作必要的决定性调整而重新组织以前消逝,而且也决定了资本重新组织的真实可能性。
第三章 长波、通货膨胀和战后繁荣的结束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政治的”货币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纸通货是通过一个全能国家的绝对力量强加到倒霉的商品和期票的所有者身上的。
尽管政府可以影响或操纵纸通货汇兑率,尽管它们显然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降低这种纸通货的购买力,但政府却不能把价值规律束之高阁而使之停止运行。
它们不能持久地修改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它们不能使买者喜欢那些质量相同价格却高的同类商品,在长期内它们不能为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保证较大的产品市场,它们尤其不能使资本家喜欢持有流动的或半流动的一种纸币资产,如若该纸通货比别的通货更快地丧失购买力的话。
金本位的放弃、普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的出现,以及作为储备通货而使用的纸通货的不可逆转的衰落,这一切不仅(或不是基本上)与美国力量或美国工业生产率的先进性的衰落相联系,它们还与资本主义利用通货膨胀以找到解决办法,甚至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以解决日益激化的制度的内在矛盾的需要相联系的。
没有十年来的持久的债务爆炸(战争期间公共债务的爆炸,战后在美国及联邦德国、日本,则以私人债务爆炸为甚)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扩张性长波。
但那种持久的债务爆炸是作为整体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持久性通货膨胀这一世界现象的主要根源。
它需要持久性通货膨胀,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持久的军备活动等人为的刺激,以便实现一个新的扩张。
美元的衰落却正是源自于在一个资本主义衰落时代中的资本主义扩张的一般条件。
具体地说,它源自1914—1939年的相对停滞的长波得以克服的条件。
换言之,它反映着1940(48)—1968年扩张性长波同以前的扩张性长波的根本不同。
信贷膨胀在刺激长期的战后繁荣中发挥了双重作用。
1.它创造了一个广泛的扩张的市场,2.使得企业在超过它们占用的剩余价值量之上而扩展(即通过债务的日渐深入而扩展)。
这不是工商业骗子们或煽动性的政治家们的不合理决策所致;这是在现有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政治力量关系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
通货膨胀的作用是跨越或减轻整个时期在扩张中的内在矛盾(即,使扩张持续更长一些,延迟最终“算帐”时刻的到来,在此一时刻扩张的内在矛盾将在一个剧烈的利润率危机和剧烈的生产过剩危机中爆炸)。
资本有机构成涉及的是(与技术上预先决定的关系相联系的)价值关系,不是物质数量。
进而言之,它涉及的不是设备的价值同工业工资量(可变资本)的对比,而是现期使用的设备的价格,加上原料和能源的成本之总和,然后除以工资所得之值。
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原材料和制成品之间贸易条件的长期逆向变动的唯一积极作用是,它刺激了对其它可替代的材料和能源的寻求(即它有利于创新)。
但是,它能够在何种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率的一般趋势发生何种影响还是取决于相对赢利性。
只有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带来重大的剩余利润,其利润量大到足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显著提高时,才能预期原料价格的上涨的这种间接影响会有利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但是,至少从短期或中期和在足够大的利润量这一角度来看,来自替代技术的那种超额利润还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并非指日可待的。
通货膨胀不能无限期地跨越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矛盾:
1.贯彻扩张性长波始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运动规律之一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即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持续提高。
2.一个起始中的技术革命的特殊条件、工业部门中新行业的兴起的特殊条件——确保领先公司得到巨大的技术租金(超额利润)——将随着技术革命成果的开始普及而缓慢地消失。
一般来讲,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转向停滞性长波是技术革命成果开始普及之时,这一转变是伴随着从革命性的引导转向新技术的普遍大众化的。
转折之后,技术租金开始变得稀少。
在大规模产量和竞争的影响下,典型的“新”产品价格开始下降。
3.资本周转的速度的进一步增加变得更加困难了。
社会障碍:
私有财产、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即,高度不平等的,具有阶级偏向性的标准),及民族国家的存在。
4.长时期的加速增长使得两方面的增长率之间比例失调加重:
一方面是固定资本设备和消费品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另一方面是原料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后者仍同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因此灵活性较小。
结果是,要无限期地保持原材料价格的相对下降是不可能的。
5.在整个扩张性长波中,潜在的生产过剩(即超过最终消费者购买力的生产能力的发展)牢固地形成了。
6.在所有上述日益加重的诸种矛盾存在的情况下,资本用来消除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影响的手段(即避免持续的赢利性的恶化)仅剩下一个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
这种增长开始遇到技术变化之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相对的充分就业这双重障碍。
就在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的时刻,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放慢了,从而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的。
7.在价值实现日益困难,加之赢利性下降的条件下,只有每过一个危机周期就增加通货膨胀的剂量,通货膨胀才能延迟最后“算总帐”时间的到来。
但是经验证实了理论分析所预言的:
从一个既定的水平开始,通货膨胀连续加速的效果变得起反生产性的作用,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些值得特别一提:
对通货膨胀率增加的滚雪球一样的预期性反应、实际负利率的出现使得长期投资项目从利润计算和预期角度来看更难笃定(因而更难预测)的倾向。
8.作为典型的近代资本主义公司的组织形式的多国公司的继续增长日益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的有限的效率相冲突,同反周期的经济规划,以及许多在扩张性长波中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得以部分减轻的措施发生冲突。
如果将第七、第八因素结合起来(增长中的各国互异的通货膨胀率、民族国家在多国公司前日益增加的虚弱),我们的分析还包括这样两个原因:
也就是某些导致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崩溃的更明显的技术原因,及由此而出现的与日俱增的国际货币无政府状态这一原因。
第四章 特定历史时期的长波
萧条性的长波在根本上决定了从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主的政策主张转为主张治理通货膨胀为主的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并不是主要的经济信条改变经济现实,而是经济现实的变化改变了主要经济信条。
阶级斗争是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趋势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基本趋势之间的主要介体。
二战以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思想得到普遍接受,这表示资本家阶级对于劳资双方力量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某种评价,也表示了资本家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扩张的可能性的某种预言。
在上述平均的长期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充分就业政策,尽管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基本不会威胁资本家的利润。
理论经济学家转向反凯恩斯学派的反革命,实际上是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优势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
在扩张性长波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乃至在国际关系发生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资本家阶级的首要政策目标是通过改革,使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发挥关键作用,以此来收买工人阶级。
经济扩张本身创造了物质条件,总的来说,这使制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
但是,当我们由扩张性长波转到萧条性长波时,维持充分就业消除贫困,扩展社会福利保障,确保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稳定(如果适度的话)增加不再可能了。
此时,通过剩余价值率(即工人阶级的被剥削率)的跃升而维持利润率的斗争成为最高政策目标。
货币学派的反凯恩斯学派反革命在理论经济学只不过是这一改变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思想表达。
在长期内,如果不能消除慢性的结构性失业,没有“个人责任感”的复归(即大幅度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没有普遍的紧缩政策(即,停滞或实际工资下降),就不会有利润率的急剧回升。
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重要转移,以及资产阶级空想家现行基调的更为重要的转移,其间有着明显的相互联系。
平均利润率长期大幅度提高的必要的经济环境需要下列的条件:
1.旷日持久的大批失业侵蚀实际工资和工人的自信心、战斗精神和组织水平及大幅度提高劳动强度,导致剩余价值率的迅速上升;2.通过进一步消除小型、中型甚至大型的,包括许多多国公司(在资本的国际集中和聚集上,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实现了新的跃进)在内的无效率的企业这一办法,来大规模降低资本的价值;3.至少相对地降低设备、原料和能源成本的新方式;4.新的技术创新广泛应用;5.资本周转率新的变革性的提高。
首先,机器对人力的根本替换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产性就业的大批减少。
即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停滞趋势得以控制,甚至实际工资的下降将极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作周中工人生产的以其工资可以购买的商品等值的部分),生产劳动力的根本减少也极可能意味着大量剩余价值的骤降。
在这样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只能是有限的,不能与使用机器人所必需的巨大的新的开支成比例。
利润率不会增加很多。
被变革性技术排挤出生产过程的众多的工人通过所谓服务业的新扩张来再吸收,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需要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也有盈利。
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帝国主义国家所生产商品的市场不可能只凭技术手段来完成。
它们不会是某种经济变动和现行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产品,实现它们至少在足以释放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新的长期加速增长过程的程度上实现它们,需要大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力量的社会政治关系。
换言之,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将成为未来岁月的标志,至少以同样的方式已成为近年的标志。
世界范围内资方对劳方的进攻是在伴以所谓紧缩政策的迹象下开始的,向长期大批失业的转变无疑发挥了使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大幅度长期上升的客观作用。
如果将“破坏性适应”(这种破坏性适应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达到的,其实现的条件有二,一为某种未必能出现的环境,二为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
这些结果已经并且继续更明显地表明一种停滞倾向的长波。
)的全部威胁和代价联在一起,可得出结论,考虑避免这种“适应”的方式和手段比探讨其可能性更明智。
唯一能走出这一困境的选择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五章 老问题与新资料:
对国际性辩论的梳理
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是从价格波动的长期循环开始。
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尤其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把他们的这种循环分析溯推到几百年前。
如果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经验性的证据上的,那么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但这种分析只是一个价格的长波理论。
不过沃勒斯坦作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在那些价格波动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长波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他设计了一个不均衡的“核心对外国”的关系。
认为这是至少从15世纪到现在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从而偏离那种认为主要动力源自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即是从工薪劳动者那里榨取的无偿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理论。
原始资本的积累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中心的”商业资本对“外围的”商业资本进行“掠夺”。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积累模式中,曾经直接地或间接地转移了雇佣劳动以外的农民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
然而,从某一历史时点起,无论是在世界层次上还是在所有关键国家这一层次上,大量的剩余产品刺激了资本积累这种说法变成了雇佣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刺激了资本积累。
资本从生产中的雇佣劳动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建立在两种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上,这两个矛盾运动,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源泉,二是劳动者的能力,即通过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通过把对附加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结合进工资来提高劳动者力量的价值(生产价格)。
以第三次技术革命为例,我们可以说其增长率要比战后繁荣时期的高增长幅度高40%的原因,不外乎归功于两个部门:
房屋和汽车。
不仅是上百万的单位投身于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这两个部门也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巨大的销售额。
对于下一个将会发生的扩张时期的长波,也必须有新产品作为同样的积累动力。
假设增长的利润率或多或少将自动地保障一个大众消费品的市场的平行发展:
这一假设与另一个假设,即一个由于消费品的销量大增而自动导致利润率的上升(不是长期上升)的假设,同样地不现实。
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上述关于长期扩张的两个条件才会真正地同时发生。
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将刺激人们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但这个萧条期只是将研究活动限制在创新的早期阶段。
所以,并不是技术革新本身引起了新的长期扩张,而是只有当这个经济扩张已经开始,技术革新才可能大规模地发生。
革新公司带来的大量的技术租才可给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接下来,随着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地被应用和推广,技术租将开始减少。
即使有寡头垄断为保护技术租作了种种努力,包括对可能使现在的生产能力“无形耗损”的新的巨大变革设立障碍等举措,技术租仍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减少。
因此革新创举往往滑向较小的新厂商承担。
尽管这些小的新厂商并不具有大量投入的生产能力,而且只能作为革新的发起者而不是推广者来从事运营。
因此,我们根据“资本积累”的长波解释,得出结论:
所有因素的总和最终将抵消利润率长期下降,而这些因素又是使新的长期扩张出现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
大量的技术革新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运动积聚推动力,而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这种运动会发生。
“软着陆”的基本前提是:
由迅速增长的利润率(从剩余价值率更明显的增长而诱致的利润率)及明显扩大的市场两者相结合的巨大的“既成秩序冲击”。
以上两种情况发生的范围必须是包括至少一切主要国家。
第六章 新的问题和澄清
几个问题:
工人消费品的变化,包括一般工资水平所能购买的被认为是“社会必需”的商品和劳务;工厂层次上劳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包括所谓的“服务业”;当前阶级斗争——特别是罢工——的紧张程度及结果的可测知的变化;雇佣劳动供给的变化,包括对国际移民变动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的霸权与其货币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如同黄金一样的货币之间的联系;在这种霸权高涨和低落的过程中,战争、革命及反革命所起的作用;在“长波”交替变化过程中信用膨胀与收缩的作用以及“核心国——外围国”关系变化对长波的影响.
在持续的长波中,“社会必要工资”水平并非与“总需求”波动无关。
正如我们所多次提到的,马克思坚决反对任何被马尔萨斯和拉萨尔所宣扬的“工资铁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李嘉图也接受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归根结底是从人口因素来考虑问题的。
根据这种理论,作为出生率(儿童成活率)波动导致雇佣劳动供应变化的结果,工资总是被设定要降至生理需求的最低水平。
相反,马克思认为工资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生理工资,另一部分是“历史”或“社会”工资。
前者代表工资的最低限度,降至低于最低限度的工资水平将不可能不危及工人阶级的存在,从而危及资本主义本身之存在。
同样,历史或社会工资部分有一个最高限度,超过最高限度的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可能不使剩余价值及至资本主义消失。
但是,在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工资可以是并确实是波动的,这种波动是马克思称作“(阶级)斗争诸力量对比”作用的结果。
资本试图通过扩展劳动后备大军和对工人阶级进行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打击来削弱或击溃工人们的反抗能力。
在工厂层次上对劳动程度的重组是这一趋势的核心组成部分。
但是,伴随着对真实工资的冲击,这一趋势在长波衰退期最后阶段成为阶级矛盾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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