懈怠生大乱胡林翼评传之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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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怠生大乱胡林翼评传之三
懈怠生大乱—胡林翼评传之三
第一章
(1)
本章将介绍胡林翼即将面对的对手—太平军,并对咸同之际的这场大乱生成的原因,作较为深入地探讨。
洪秀全其人暨其创立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发展并起事的过程,在拙著《曾国藩评传》中,有详尽的交代,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对此这里只作扼要介绍,而把重点放在大乱成因的探讨上。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
洪氏是宋代自中原徙居岭南的客家人,洪父镜扬,世业农,在当地威望甚高,是村中长老。
洪镜扬与原配王氏,继配李氏共育有三子二女:
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长女洪辛英,季子便是洪仁坤,行四,下面还有个妹妹洪宣娇,即后来嫁给萧朝贵者。
一说仁坤为继配李氏所生,与两兄为隔山兄弟。
据说洪火秀自幼便有领袖欲,“品行躁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
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
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
”
洪火秀七岁开蒙,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
自十三岁起,开始应童子试,据说县试时成绩不错,惟独过不了府试这一关。
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后来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之影响。
道光十六年春,他在广州(花县隶于广州府)参加府试时,曾遇到过两个在路边传教之人,其中一个名梁发(又名梁阿发)者,塞给他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可他当时一心扑在科举上,略微翻阅便置诸脑后了。
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再试,又都名落孙山。
洪秀全从十三岁考到三十一岁,屡试屡挫,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虚耗殆尽,却仍未能获取秀才的功名,他也由此步入了老童生行列。
应试而外,洪火秀所能做的就是坐馆当塾师,挣些糊口之资。
以他自幼争强好胜的个性,屡试不售,肯定对其精神与自尊是重大的打击。
在道光十七年那次失败后,急火攻心的他,病倒了。
他的病,从幻视幻听、狂躁不安与谵语等症状看,应该是中医所说的癫狂,即因情志郁结而导致的神思错乱。
他在病中,曾见到多种奇异景象。
起初,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知曰:
‘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
父母啊!
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
’”之后,他梦游天界,有一老妇先将其领至河中沐浴,然后将他带入一宫中,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将其剖腹,换入新的心肝五脏,而伤口即时愈合,全无疤痕。
之后他被领进另一美丽华贵的大殿,参见一金发皂袍,高踞于宝座之上的老人。
老人授其宝剑一把,印绶一个,美味金色果实一枚,嘱其敬上帝,驱妖魔,并领他出殿俯视众生,“芸芸众生,一切苦痛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
”他卧病四十日,昏睡中又常见一他呼之为兄长的中年人,教他如何做事,并带领他四处遨游,诛杀邪魔。
秀全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
“铲妖,铲妖,铲呀!
铲呀!
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当我的宝剑一斫的。
”其父甚以其病状为可虑,以为其咎乃在于堪舆师(风水先生)误择不吉利的坟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
于是延请巫道法师回家作法逐鬼。
但秀全言:
“这些妖魔怎能反对我呢?
我必要杀死他们!
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
”在幻想中,彼追赶鬼妖。
鬼妖形影似是变化无穷,有时如飞鸟,有时如猛狮。
为操必胜之权计,彼每操老人所赐之印绶以抵挡之。
一见此印,妖魔即尽行飞遁,彼之幻想又觉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处必与群妖战而无不毁灭之。
每有成功,即便欢笑曰:
“他们挡不住我。
”彼又常常自唱旧歌一段,其辞云:
“有德青年浪游河海,救其朋友杀其仇人。
”劝告人之时,彼辄涕泪而言,“你们没有心肝敬拜父老,你们同妖魔交相好。
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
”秀全之两兄,更常紧闭其室门而严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
及其战斗跳动,唱歌,教人至疲困之时,则复卧床上。
俟彼入睡时,多人乃来看视之,未几全邑人皆知其为疯子。
彼常自言已被封为中国之皇帝。
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
但如有人呼其为疯子者,彼则笑而答云:
“你才是真的疯狂了,还叫我疯子吗?
”凡品行不端之人来看彼者,彼均申斥之,并呼之为鬼魔。
彼镇日惟唱歌、教人、斥责,均诚恳之至。
此时之洪仁坤,觉得天降大任于身,故改名为秀全。
秀者,小名火秀之秀也;全者,全字拆开为人王,寓意天命在身。
改名,标志着他不自觉的领袖欲已固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
但此时,他仍未放弃以科举致身通显的愿望,于是于道光二十三年又一次赴考,又一次落第。
据其族人洪显初医生说,“彼自第四次落第回家后,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弃掷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道:
‘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
’”对出人头地的极度渴望,躁急与神经质的个性,报复这个埋没了他的社会的心理,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造反。
后来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批判满清政权的。
其时,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连皮毛都谈不上。
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认真研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
1843年,病愈后的洪秀全到莲花村的亲戚李家坐馆,其中表兄弟李某偶然在他的书笥中发现了此书,借去一阅,还书时称此书内容奇特,大异于中国经书。
“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
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而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是也。
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
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于是,洪秀全与那个李某,依照小册子所言,自行洗礼,皈依上帝,成为最初的拜上帝教信徒。
莲花村村塾散馆后,洪氏回到家,即开始在亲戚中宣传其新的宗教觉悟,最先被发展入教的两人,一为其表弟冯云山,一为其从弟洪仁玕。
洪秀全与其信徒,既失意于科举,又出于独尊天主,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信念,故无论是民间供奉的诸多神祗,还是士大夫信仰的孔夫子,在他们那里一概在排斥之列。
孔子为历代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是传统“师道”的集中体现者,上自太学国子监,下至遍布各地的村塾、
第一章
(2)
家塾,有老师与学生的地方,无不供奉孔夫子的牌位。
秀全等人不敬孔子,甚至将他们所在学馆的孔子牌位除去,在学生家长们看来,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无疑是离经叛道,为防孩子们学坏,自然不会再用这样的先生授读。
于是,他们都失了业。
道光二十四年春,迫于生计,洪、冯等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为谋生,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远比开化地区更易于他们传教。
他们先去了本省的连山县的猺人区,因语言不通难以沟通,遂转赴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的外家王氏(即秀全母亲的娘家)。
王家很欢迎亲戚们的到来,可并不富裕的家境,难以长期负担他们的食宿,于是洪秀全决定回乡另谋发展。
当时其表侄王为正被人诬陷,羁押于县衙,王家托其代为营救。
洪遂要冯云山等先行回粤,自己留下来帮王家打官司。
洪代王家写的申辩诉状递上去不久,王为正即于中秋被释回家,王家人感于他的帮助,遂加入其新教。
而冯云山并未返回花县,他在途中遇到了几个在紫荆山烧炭的旧相识,遂随之一同进山,起先为人打短工,后来在一富户曾玉珍家谋得一份塾师的职业。
生活安定下来后,冯在烧炭工人中从事传教,孜孜不倦,几年下来,从教者甚多,连他居停的主人家也入了教。
拜上帝教这才真正打开了局面。
洪秀全返乡后重操旧业,课读之余,他苦思冥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教义。
两年内,他写了若干篇传教用的小册子,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
其内容则摭拾一些基督教的皮毛,随意发挥而成,主旨无非是宣传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反对上帝以外的一切偶像崇拜,而世人均是上帝之子,互为兄弟姊妹,拜上帝者升天堂,不拜上帝者下地狱之类。
洪秀全此时并未读过《圣经》,更没有基督徒的基本训练,他的理论,全来自于对一本二手小册子(即《劝世良言》)的附会揣摩。
后来,听说广州有洋教堂,其学说与其近似,洪秀全遂带表弟洪仁玕赴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堂,在那里才真正读到了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与新约,由此才对基督教之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及所从事的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
洪秀全起初想受洗皈依基督教,但却为教堂中的老教徒嫉视算计,最后作罢。
而他那以天父次子自居和造反打江山的理念能否为教会所容忍,也大可怀疑。
失意落魄的他,遂再次投奔广西贵县赐谷村王家。
在这里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
他当即赶了过去,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见到了睽违三年的冯云山。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多时间,这位表亲竟然使拜上帝在这一带成了气候。
此后,洪与冯每日一起会见教徒,将他两年来研究教义的心得抄送给他们,发展更多的人入教。
但他们也心生警惕,树大招风,拜上帝会的声势,早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
因此,洪决定选择更为隐秘与险固的地点藏身。
于是在九月初,洪从黄泥冲曾家转移至高坑冲卢六家居住。
此后又徙居于武宣县鹏化里花洲村的胡以珖家,而公开的传教活动,则由冯云山一手主持。
在传教其间,为了凸显上帝的神威,打击民间的偶像崇拜活动,洪、冯等多次当众斥骂甚至捣毁本地民众供奉的神祗塑像,如贵县的六乌庙,武宣东乡之九仙庙,象州的甘王庙,本县之雷神庙、龙母庙等等。
众多民间供奉的神庙(官方称之为“淫祠”),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体系。
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
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祗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
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
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
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
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
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
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
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
第一章(3)
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祗,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
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乃至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以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
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
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行着两种信仰体系。
一种是精英阶层所崇奉的儒学,一种民间社会所供奉的寺庙道观中的诸多神祗。
亵渎、毁坏这些神祗,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
而亵渎毁坏神祗者,安然无恙,并未遭受天谴报应,则使愚夫愚妇大感神奇,从而对拜上帝会心生敬畏之心。
由此而言,毁坏神庙,亵渎神祗,乃是拜上帝会占领民间信仰这块阵地的必然。
但由此,也必会引发拜上帝会与地方势力的冲突。
专制帝政时代,朝廷的行政止于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实为半自治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绅士阶层。
拜上帝会肆意毁坏庙宇、神像,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不安。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拜上帝会捣毁了蒙冲的神像与社稷坛,为生员王作新所闻,在与乡里耆老实地察看不虚后,二十一日,王作新率本地团练将冯云山捉获,当时交保正曾祖光押解送官,旋为会徒曾亚孙、卢六聚众救出。
十二月,王作新等的诉状,为知县王烈以证据不足驳回;王作新等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次将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等抓获,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类似于今日之公安派出所)。
巡检司将洪、曾释放,将冯、卢押解赴县。
拜上帝会徒黄玉崑,“素健讼,喜交衙署中人”,于是敛资于炭工,为云山等脱罪。
卢六不久后庾死狱中,冯云山则以无业游民被判押解回籍,冯在半途中说动两名解差,不仅释放了他,而且随他一同回紫荆山投奔了拜上帝会。
此前,洪秀全已回广东,试图上书总督衙门营救冯。
冯得知此事,亦前往广东寻洪;而洪投诉无门,回转紫荆山,才知冯已获释返乡,遂再度返乡与冯会合,适逢洪父去世,洪居丧至来年五月,方与冯云山相偕回到紫荆山。
这样往返周折,两人足足有一年半时间未能主持会务。
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之际,杨秀清、萧朝贵等乘时崛起,洪秀全赴粤十日之后,杨秀清便自导自演了一幕“天父皇上帝”附体下凡的活剧。
他先是一下子成了聋哑人,两个月内不能言语,此后便能源源不断地传达天父的旨意。
九月,萧朝贵也演出了天兄一耶稣基督附体下凡的活剧。
杨、萧均是紫荆山炭工中的枭杰,通过这种神道设教的方式,他们有效地稳定住了处于危机中的会众们的信心。
洪秀全与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后,认可了杨、萧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一是肯定他们此举对稳定大局的作用;二是杨、萧二人在紫荆山炭工中威信高,追随者多,而炭工是拜上帝会的中坚;再就是这种神道设教的做法有利于神化自己的学说。
但神权政治讲究的就是政教合一,而且神权至上,洪秀全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承认杨秀清天父代言人的身份,等于交出了神权,日后将会带给他巨大的威胁。
道光二十八九年,广西,尤其是浔州府,已经是烽烟四起,匪盗如毛的世界了。
次年,又发生客家富户温某强娶土著女子之事,由此引发了贵县一带的土客(土来)械斗。
土者,土著;来者,外来迁入者,即客家人。
“贵县土著,惟农、黄、覃、邬、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为土人。
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之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
”客家人剽悍善战,起初占了上风,其间又有土匪加入趁火打劫,杀戮极惨。
但土著人多势众,组成团练御敌,来人势颓,开始举家逃亡,投奔客家人为主的拜上帝会。
如贵县来人一次就投奔金田数千人之多,其中就有石达开与大量银矿工。
拜上帝会由此声势大振,开始引起了官方的警惕。
拜上帝会此前只是在紫荆山一带平稳发展,人数不过几千,但匪乱与土客械斗致使民不聊生,流民大增,其中客家人居多,
第一章(4)
这就为拜上帝会的发展与扩张创造了条件。
此时拜上帝会成员的构成大致可归为四类:
(1)以杨、萧为首的,于紫荆山伐山烧炭的农人与炭工,这是拜上帝
会的骨干力量;
(2)以苏十九在桂平各处裹挟并依附洪杨者,有数千人,多为客家人;
(3)博白、陆川一带加入拜上帝会者,约五、六千人;
(4)贵县土客械斗失利后投奔紫荆山拜上帝会者,约三千余人,其中
就有石达开,相当部分为银矿矿工,日后亦成为太平军骨干。
上述四类合计约有万余人,是为拜上帝会金田起事时的基本力量。
其中后三类人员的加入可以说是动乱所赐,使得拜上帝会得以迅速扩张,成为当地与团练、土匪鼎足而三的一支力量。
金田起事后,拜上帝会则成为清军主要的征剿对象,因为它与寻常土匪帮会不同,它有政治目的,要同大清朝争天下。
太平军凭借地利与官军周旋两年,胜多负少,大清抽调来的八旗与各省精兵数万,亦不过如此,其奈我何?
这极大地增强了洪杨的自信与会众们的士气。
他们开始走出山区攻城略地,一下永安,再围桂林,之后一路北上,如猛虎出柙,所向披靡,沿途挟裹,队伍像滚雪球般增大,不过半年,即将大江南北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定鼎金陵,成了大清朝的腹心之患。
这样一个严重的动乱局面何以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导致大动乱的真正原因何在,是史家感兴趣的问题。
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事件在国内学术界被归咎为阶级斗争,归结为鸦片战争所促成的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但揆诸史实,广西遍地的匪患与乱象,并非因横征暴敛或阶级压迫而起,而且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并不充分,而是沿袭着传统“四民”(即士、农、工、商)的划分。
其时两广当然有着剧烈的社会冲突,不过并非什么阶级冲突,而是族群冲突,即所谓土来之争。
冲突两造的阵营中,都是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再有就是充斥两粤的土匪、劫盗,若说这些绑票勒赎,杀人越货的黑道人物是反抗阶级压迫的力量,在民智渐开的今日,恐怕已无人肯作如此认定。
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对于那些整日在深山中劳作的农民来说,恐怕更是闻所未闻之事。
所以,以阶级斗争论公式想当然地裁断历史,大大悖离了史学的真实性原则,也绝难提供可信的答案。
那么,大动乱背后真正起作用的都是些什么因素呢?
一个历史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因素成百上千,无论如何索解,都不免挂一漏万。
笔者以为,引发这场动乱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不过两条,其他因素大都可以说是由此衍生而来。
抓住这两条,即可大致把握住事件的纲领。
首先应该是人口,是清代中期愈来愈大的人口压力及由之而来诸多社会问题。
葛剑雄认为,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口由1.5亿猛增至4.3亿,其中仅道光一朝(三十年)就增加了近6,000万人。
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在其名著《清代通史》中,也把人口剧增作为动乱的主要因素之一:
清代当明际丧乱之后,顺、康、雍、乾已有约一百五十年之盛世太平。
人口在顺、康两朝,不过二三千万,因当时有丁税,隐瞒者多,绝不可靠。
自雍正定“丁随地起”之制,以丁税摊入田赋中,人丁无须纳税,又变编审为保甲,不易隐瞒,故乾隆六年,即有一万(万)四千余万。
乾隆二十七年至二万万,乾隆五十五年至三万万,而小乱起矣。
嘉庆一朝,自教匪、回乱、海寇、苗瑶,以及天地会之革命,几无宁日,人口减少二千万左右。
教匪平后,又逐渐增加,道光初达三万(万)五千万,道光十五年即达四万万。
其时土地垦殖之面积,不特未增加,且既减少数十万顷。
以故天地会党人在湘鄂两粤首先发难,太平之大乱,乃接踵而起矣。
人口在一个半个世纪中翻了近两番,对一个农业社会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吃饭的嘴多了,粮价也会随之上涨。
早在乾隆初年,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以致皇帝命各省督抚们查究原因,各陈己见。
当时任湖南巡抚的杨锡绂应诏上疏,认为人口与土地兼并是米谷涨价的基本原因。
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
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无复二三钱之价;今则必需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
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虽数十年荒土,未尝不加垦辟,然至今日,无可垦之荒者多矣。
则户口繁滋,足以致米谷之价逐渐加增,势必然也。
第二章
(1)
人多地少之区,即使精耕细作,产出亦难以承载民生之需。
曾任胡林翼幕府的汪士铎者,曾述及江南人多之害云:
“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种殖之法既精,糠覈亦所吝惜,蔬果尽已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农民除自身体力而外,手中唯一值钱的资源就是土地,遇到天灾人祸,农户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出卖田土,失地农民由此沦落为佃农。
佃农收成的相当部分要缴地租,所得减少,难敷家用;而兼并之家,控制了土地,也就控制了粮价。
国初地餘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餘于地,则地价贵。
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
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不可复卖。
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
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握粮价低昂之权。
失地农民或过剩人口的另一去向就是沦为游民:
或为三五成群,无所事事,游荡于乡里的“恶少年”;或为背井离乡,靠外出打工讨生活而漂泊无依者。
佃农或游民,大都会陷入贫困之恶性循环。
混到这个份儿上的人,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平与愤懑,是所谓人心思变,若政府不能及时体察民隐,作出资源与财富分配上的相应调整,则在现制度下没有了奔头的人们,就会人心思乱。
汪士铎避乱于皖南时,与当地佃农有如下对话,从中可见穷人附乱之心态:
(当地百姓)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
问官吏贪乎?
枉法乎?
曰:
不知。
问何以恨之?
则以收钱粮故。
问长毛不收钱粮乎?
曰:
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钱粮矣。
曰:
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
曰:
交则吾不足也。
吾几子几女,如何能足?
曰:
佃人之田,交人之粮,理也。
安问汝不足?
且汝不足,当别谋生理。
曰:
人多无路作生理,无钱作生理也。
呜呼,岂非人多之患哉!
遍览廿五史,平心而论,清朝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华的王朝中,国家是治理的最好的。
清朝的皇帝们,论勤政为历代第一,除去节庆或患病,无一日辍朝,当日政事当日办理,极少拖沓。
历数自秦以下的历代皇朝中,论勤政恤民之善政,清朝也是数一数二的政权。
朝廷体恤民生,田赋并不高,而且遇有水旱虫灾,朝廷随时会减免田赋;拖欠的田赋,皇帝逢朝廷庆典也会格外加恩,加以蠲免。
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六十寿诞时,更作出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豪举,下旨宣诏此后地丁(纳税人)员额数以五十年为限,此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具体到到动乱生发的核心地区—浔州府,根据府县方志的记载,税赋也很轻。
浔州府动乱前人口约86.5万,其中男丁约26万;官民田地山塘共7,700多顷,额徵地丁银26,800多两;零米15,400多石;粗略地计算,每丁年均税额不过1钱3厘(以1两银/1000文计,折合约十几枚铜钱);田赋每亩年均赋额折算起来不过3斤;如果亩产为二石(334斤)粮,所征还不到收成的百分之一。
有清一朝,官员的人数很少,俸禄也很低(雍正时,定下了养廉银制度,地方官的日子才好过了一些),以浔州一府四县而论,食公家俸禄的州、县文职官员总数不过寥寥二十一人,非官身的差役总计482人,这些人无俸禄,所食称“工食银”,即饭费与工夫钱而已。
以方志记载的人口数字(865,387人)均摊,则1,720人方有一官吏(含吃皇粮的差役)。
第二章
(2)
表1:
浔州府县官员薪俸及差役工食银定额一览表
地名职官/差役员额(名)俸银(两)养廉银(两)工食银(两)
浔州府知府199.121000
浔州府通判160500
浔州府府学教授145
浔州府府学训导140
浔州府府学差役13总计48*1
浔州府府经历司140120
浔州府经历差役6总计36
府衙门差役*2总计60总计360
府通判差役*3总计28总计168
桂平县知县142.433200/400/610.91*4
桂平县县学教谕140
桂平县县学训导140
桂平县县学差役18总计60*5
桂平县典史131.5280
桂平县典史差役6总计36
桂平县巡检司2每人31.5280
桂平县差役总计83总计498
贵县知县145200/980.4*5
贵县县学教谕140
贵县县学训导140
贵县县学差役7*6总计27
贵县典史1
贵县县衙差役总计84总计504+12*
贵县典史差役总计6总计36+3*
平南县知县139.69400/400/457.432*5
平南县县学教谕140
平南县县学训导140
平南县县学差役7总计27
平南县典史1
平南县县衙差役73总计438
平南县典史差役6总计36
武宣县知县*7145400/137.947*6
武宣县县学教谕140
武宣县县学训导140
武宣县县学差役7总计27
武宣县典史1
武宣县县衙差役49/30*8总计米294石+15两*
武宣县典史差役6总计36
总计文职官员21人各衙门差役482人吃皇粮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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