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定存亡 周恩来鲜为人知的秘战艺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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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存亡周恩来鲜为人知的秘战艺术
细节决定存亡周恩来鲜为人知的秘战艺术
中共的秘密工作,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堪称成绩一流,特色独具。
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有关专著,却是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中共的隐蔽战线向来有严格的保密规则,人们很难看到相关文字材料。
笔者长期探寻这个秘密,直接采访重要当事人,撰写了《协商建国》和《中国秘密战》两书,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共统战、情报、保卫工作的真实历史。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他还是鲜为人知的秘密活动家。
周恩来是中共秘密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
“枪杆子”与“刀把子”——弱势生存,必备利器
密战、间谍,似乎并不光彩。
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的军统,名声都很臭。
外国间谍杀人越货,国民党特务无恶不作,而中共的隐蔽战线,却是人人敬佩的无名英雄。
这是为什么?
中共的隐蔽战线,具有优良的文化基因,社会形象好。
这要从周恩来创建秘密组织谈起。
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
据笔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1927年的活动日程吧。
3月21日,中共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上门交涉被国民党部队扣留,经同志营救脱身。
5月下半月,周恩来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同期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
7月26日,周恩来赶往江西九江,准备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10月上中旬,周恩来率领起义部队转战广东遇挫,同主力部队失散后,乘小船到达香港。
11月上旬,周恩来到达上海,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年底,周恩来亲自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
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的年份。
国民党的屠杀教训共产党人:
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指出: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
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负责。
考察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可以发现,周恩来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时,也紧抓情报保卫工作。
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举枪,一手握刀!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
1930年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身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
4月1日,“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由10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
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开展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
这个特务处后来成为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军统”。
中共创建特务组织,为何比国民党早了一步?
这是因为,中共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地下状态活动,必须高度警戒自身安全。
先敌部署
特科的任务,首先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中共中央机关潜藏于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还有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队伍。
上海的外国租界相对自由,潜伏着多国情报人员。
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
中共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
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
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
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
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掌握敌人动向。
特科一成立,就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手段。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党务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
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
这样,国民党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就被共产党“拉出来”了。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扩充特务手段,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
学业出色的三名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于是,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被共产党暗中掌握。
特科还设法伸入上海滩的帮会,青帮头子杜月笙聘请的顾问杨度要求进步,周恩来特批将其发展为特别党员。
先下手为强。
中共秘密系统抢先成立,先敌部署,提前掌握敌人动向,这就改变了被动挨打的态势,可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白手起家
周恩来创建特科,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人员到设备到经费,都要自行筹集。
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周恩来创造了多项第一。
开办第一期培训班。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人。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租界警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
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制定第一个规则。
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
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颁发第一个文件。
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定《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要求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
创建第一部电台。
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要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
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
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
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
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
可是,上海当局严格控制无线电器件,特科搞不到电台。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
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编制第一部密码。
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周恩来。
作为领袖人物,他亲自创建并领导一个庞大的秘密系统,这在世界政治领袖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时,秘密系统运行的复杂性与全面性,也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起步早,起点高。
一创建就是中央直属机构,而且统管情报和保卫工作。
而国民党则晚了一步,中统晚了3个月,军统则晚了5年。
这样,中共虽然处于弱势,但隐蔽战线却始终领先。
与国际上比较,各国的情报机关往往与反间谍机关分立,编制在军队,而不是在中央。
国际上其他主要大国设立管理全国情报机构的中央机关,则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于1946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
可以说,中共开展秘密战,在国际上也不落后。
巅峰对决——系统效能的极端检验
没有“刀把子”就无法生存,有了“刀把子”也不一定就能生存,因为,敌人也有“刀把子”。
共产党同时展开两种较量,毛泽东在红区反“围剿”,周恩来在白区反搜捕。
能不能把刀锋锤炼得更加锐利,就成为对周恩来的进一步检验。
细节决定存亡
重视细节,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常识,细节决定成败。
可是,在周恩来这里,细节决定的岂止是成败,更是生死存亡!
住处,要找前后都有门的楼房,而且,前门是一条街,后门是另一条街。
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逃脱。
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能误入死胡同。
出门,要精心化装,30岁的周恩来可以化装成老人以至妇女。
联络,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
保密,严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
”中共的组织系统,不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在白区,党组织又分为两个系统,情报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不与同级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这个系统富于秘密活动经验,相对而言,遭受破坏较少。
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历险,始终没有被捕。
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密战,又称隐蔽战线,其特点就是隐真示假。
职业装假,容易导致人格扭曲,忠诚度下降,出现对敌装假对己也装假的双重间谍。
叛徒问题,对于弱势状态的中共,更是格外严重。
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等人被捕牺牲。
这个叛徒本是黄埔四期生,周恩来信任的学生。
盛忠亮被捕叛变,是因为他妻子叛变的诱导。
国民党掌握政权资源,也就掌握了被捕者的身家性命,做到坚贞不屈很难。
为了防止叛徒指认,特科组织“打狗队”,刺杀叛徒,震慑敌人。
可是,再高明的大侠也不能摧毁国家机器,叛徒还是层出不穷。
巅峰对决意外出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
党内分歧日趋激化,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
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交接后逗留武汉,24日被捕,当晚即叛变。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
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
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
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可是,就在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员钱壮飞。
共产党特科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身边潜伏着共产党,这是国共特工系统的巅峰对决。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
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
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顾不得安排自己的家属,满城寻找上线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
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创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巅峰对决,细节决胜。
如果国民党特务不发电报,如果徐恩曾当晚不外出,如果钱壮飞和李克农先安排自己的亲属再上报,如果周恩来的应急处理不及时,那么,国共斗争的历史就要改写。
似乎,成败取决于偶然。
其实,偶然之中有必然——系统素质。
国民党特务惯于恃强凌弱,以权谋私,系统效能降低。
共产党以牺牲奉献为宗旨,忠诚度高。
“龙潭三杰”这样的基层人员个个杰出,最高领导周恩来擅长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是对系统效能的最高检验。
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也有预先准备。
派遣三杰打入,意味着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工作水平上档次。
预设平行系统,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中央交通局系统,都与特科不发生横向联系,顾顺章不认识。
出事后,立即把军委系统的干部调来接管特科,同时用交通系统转移中央机关。
应急处理不是一日之功,关键时刻看执行力,执行力来自“养成”。
周恩来培养了大批特殊人才,关键时刻一用就灵。
周恩来一生多次危机处理,都取得完满成功。
撒手锏
尽管周恩来的应急处理非常成功,但是,中央机关在上海还是待不下去了,顾顺章太熟悉中共秘密活动的规律了。
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留在敌后的秘密情报系统,继续侦获敌军情报,为红区反“围剿”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是,由于领导人的“左”倾错误,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路途艰险,人力交通中断,电台联络中断。
传统的情报手段无效了,红军又创造了撒手锏——无线电技术侦察。
原来,上海的周恩来和江西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无线电电台。
1931年春节,特科培训的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来江西,带来了与中央通信的密码。
从此,苏区与中央有了沟通迅捷的无线电联络。
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诤无线电技术熟练,能够从发报手法中判断国民党军报务员的所属部队,从中判断出国民党军的行动。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电台为打胜仗立了大功。
红军专门划出电台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曾在上海军委情报部门工作的曾希圣,到江西后又尝试破译国民党军密码。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都亲自参加破译工作。
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起步早,成效大,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功勋卓著。
长征中,人力传送的白区情报中断,更是主要依靠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来获取情报。
四渡赤水时,红军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国民党军就范。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其实高度重视先进技术手段,在现代情报战争中并不落后。
谁掌利剑
一切较量,说到底都是人员素质的较量。
安全工作决定组织生存,属于至高权力。
历来的最高领袖,都把“刀把子”紧紧抓在自己手里。
军统是蒋介石个人的暗器,奉行法西斯主义,封建色彩极重。
苏联的情报保卫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专断独行,脱离党的集体领导。
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从一创建就是现代组织,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秘密工作,常常是独立行动,需要高度的个人自觉,极其强调忠诚。
内功重于外功。
周恩来极其重视个人素质修养,对己对人要求极严。
这就引导了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走上正途。
领导全局,未免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开创新局面必须亲身实践,重要工作必须成为内行。
决定组织生存的工作,更不能假手他人。
毛泽东抓军事搞宣传,周恩来抓密战搞统战,都是内行,而且是行业高手。
中共秘密系统出人才,其中有经济专家陈云、科学家李强、军事家陈赓、情报大师李克农、密码专家曾希圣等人。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
“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向前努力。
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
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
万事开头难。
难的不仅是外部条件的缺乏,还有内部文化的确立。
正是因为有周恩来这样高素质的创建者,才保证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基因优良。
广交朋友——合法而干净的情报收集方式
秘密战争充满谋略手段,“兵者,诡道也”。
“特务”,即特别任务,非常手段。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特务头子”的形象,往往同恐怖和丑恶联系在一起。
中共隐蔽战线的名声却相当好,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都是人中俊杰。
周恩来更是全世界声誉最高的秘密工作负责人,既是党性楷模,又是人性楷模,党内外国内外无不尊敬,举世罕见,今古罕有。
君子,诡道,这两种似乎矛盾的形象,怎能结合呢?
化敌为友
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步走向第二次合作。
可是,敌友转换并不容易,就连接触也缺乏渠道。
多年生死相拼,见面就拔刀,现在要谈判谈何容易!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企图与苏联合作。
蒋介石试探沟通中共中央,并将此任务委托给宋子文。
这时,上海特科系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坚持斗争的徐强等人也请求宋庆龄帮助去陕北找中共中央。
恰好,宋子文也求助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
于是,宋庆龄找孔祥熙,要来财政部的空白通行证,还借了一笔旅费,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
宋庆龄叮嘱董健吾:
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
历史应该记载:
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的。
历史也不应忽略,这次国共两党沟通,使用了情报网络。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与中共关系亲近,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长南汉宸、警卫团长张汉民,都是秘密共产党员。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
1928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
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
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发展党员。
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率部开赴陕西。
蒋介石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引起东北军官兵的极大反感。
作为外来户,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也不和睦。
这种尴尬的状况,使张学良急于寻找出路。
东北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接触过东北的共产党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苦于找不到东北抗日的途径,经与辛亥革命时的战友南汉宸长谈,高崇民期望与共产党联系。
1935年,高崇民在中共的支持下,与阎宝航等人创建东北救亡总会。
经过高崇民和南汉宸的斡旋,沟通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初,张学良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宋庆龄就向其介绍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
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多日,之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的李克农。
从事过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李克农,现在又进入新的领域——统战工作领域。
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
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
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
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军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感动得高福源放声大哭,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就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
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旁边的平房内秘密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为西安事变打下基础,改变了中国历史。
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
“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
敌友转换,需要黏合剂,需要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周恩来人脉广泛,到哪里都能找到朋友。
接触谈判,需要管道,需要双方建立个人信任。
周恩来有情有义,总是赢得对手尊敬。
国际公认周恩来是谈判大师,不仅能够把谈不下去的谈判谈成,而且特别擅长通过谈判实现敌友转换。
岂不知,周恩来的谈判也有艺术!
事以秘成。
周恩来推动中美对话,也是秘密进行的,也是通过国际上的朋友关系相助的。
岂不知,周恩来的朋友关系,不止是管道而已。
聚友成军
化敌为友还要有方法,中共提出新的方针——交朋友。
这个方针的形成并不容易。
中共早期“左”倾,王明说“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工作对象“要兵不要官”。
周恩来向来不“左”,朱德当过军阀,杨度当过反动政客,都由周恩来批准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走向成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周恩来在重庆广交朋友,工作对象扩展到社会上层、对方核心、外国盟友。
交朋友也要有本钱。
蒋介石交朋友可以给官给钱,中共缺少政权经济资源,何以服人?
周恩来依靠的是人文资源,先人后己。
让官,国民参政会争名额,中共让出两名给民盟。
让钱,陶行知贫病而死,周恩来让人办公司资助民主人士。
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
蒋介石送给韩练成五万大洋,韩练成却去找周恩来,共产党能够给民族和个人提供前途!
交朋友,还要结交善于交朋友的朋友。
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幕僚,宋美龄的教友。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委托阎宝航从中调解,阎宝航同周恩来结交,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和苏联做秘密情报工作。
阎宝航在国民党上层有众多朋友,从而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
周恩来富于个人魅力,能够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同共产主义先进思想完美结合,感化朋友。
交朋友本是传统的社交方式,周恩来却有创新。
周恩来交友不仅多交,而且深交,能够把朋友变成同志。
形象代言人
交朋友也是竞争,而且是国际竞争。
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蒋介石荣任中国战区司令。
战区参谋长是美军少将史迪威。
美军观察组进驻重庆,电台天线一周才架设完毕。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天线当天就架好。
重庆腐败,延安廉洁,重庆特务政治,延安民主政治。
驻华美军向华盛顿报告:
共产党更接近美国的价值观。
周恩来在20世纪40年代结交的美国朋友,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为中美建立关系作出努力。
周恩来在20世纪70年代结交的美国朋友,40年后还在为中美关系作出努力。
周恩来充分发挥个人魅力。
把交友这种常见的公关方式发挥到极致,上升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法,而且巧妙地运用到情报收集中,不仅赢得密战的胜利,而且赢得国内外的高度尊敬。
人们说,周恩来就是中共的形象代言人。
国际间谍——国际密战的人才竞争
在秘密战法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内线侦察。
列宁有言: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内线侦察无非两种途径:
“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很难,入口要通过审查,进去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位置。
“拉出来”则更有效,对象已经位于那个能够拿到情报的位置。
但是,“拉出来”的人可靠吗?
虽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他在曹营混得很好,何必再冒风险?
万一引进个奸细呢?
如何保证内线的忠诚,正是对系统政治素质的重大考验。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
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青年学生,几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其中8名女生则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
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原来,这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
学员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
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学校,解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分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按计划,这批学员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
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
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
秘密战线上的国共相争,共产党员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对手,只是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偏低,但是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并成长为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层。
人才竞争无界限,国内有竞争,国际上也有竞争。
中共领袖虽然暂居西北小城,却把眼光放射到国际上,不仅有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走进来”,还有周恩来的“走出去”。
长期经营
秘密战争是最复杂的斗争,国家之间尚未开战,秘密战争早已交手。
日本谋华,情报功夫久而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第二年,日本在中国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优秀青年到中国官费留学,培养精通汉语的人才,实际上是个间谍学校。
中共对日,情报部署也是早而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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