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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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
课程名称:
发展经济学
专业名称:
理论经济学
年级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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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
[摘要]:
目前,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并且面临着“中国制造”处于国际分工低端、资源环境紧约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同时,中国还受到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等国际环境的威胁,加快国内工业化进程、促进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因此,中国应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秉承“优质、高端、独特、新颖”的发展原则,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着力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逐步实现“中国制造2025”——由“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伟大目标,并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紧抓革新的先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中国工业化发展
现阶段,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从工业增长速度变化、工业需求侧变化、工业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变化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正走向一个速度放缓、需求转变、结构优化的“新常态”。
[1]随着“互联网+”与“智能化”的蓬勃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不断加强,并且呈现出深入融合的趋势。
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并且国内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这段黄金3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工业体系进一步深化、工业规模不断增加。
然而,在新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势,未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也将遭受诸多的挑战。
201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指出我国当前必须高度重视的三大挑战分别是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工业革命。
因此,仔细分析现阶段中国工业化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挑战,深入探究欧美新时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
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在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中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至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8%,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2.2%,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年均增长20.3%,生物药品制造行业年均增长13%,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年均增长12.4%,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年均增长12.3%,新兴产业呈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态势。
但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产能过剩问题十分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
此外,国内的制造业层次大多处于国际低端,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偏低,金融业对工业发展的支持严重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这些都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以及现代化工业的实现。
因此,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去除过剩产能,有效实施供给侧改革,促进两化融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着力培育工业互联网的新型产业体系建设,成为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一)“中国制造”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但是,中国所制造出来的大部分产品仍然是中间产品和组装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缺乏核心竞争力,利润微薄。
同时,国外还对中国制造产品实施“反倾销”,这更加剧了中国工业制造的窘境。
2016年5月,中国工程院发布了《2015年度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该报告指出,从制造强国分项指数构成看,中国的规模发展指数占综合指数的比重,2012-2014年分别为47.97%、49.74%、51.08%,在综合指数2013和2014年的增长中分别占比85%和105%,这表明规模发展仍是当前支撑我国制造强国进程的主要因素。
但是与较规模发展指数相比,质量效益、结构优化以及持续发展三项指数占比均不高,基本在15%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较,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全球的产业链分工来看,中国的大部分产业都是呈现出“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格局,即产业价值链前端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创新服务和产业价值链后端的营销管理、渠道构建、售后服务等都是在国外,而低附加值与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的中间环节才是在国内。
因此,中国的大部分产业都处于世界产业链体系的低端,位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的国家,一般都缺乏市场的主导权、话语权和定价权,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承受的市场风险较大,所获利润十分微小,这些都不利于国家工业化的健康、成熟发展。
(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偏低,某些重要领域的工业技术过度依赖国外
虽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在过去的30多年里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国内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是偏低,特别是原创性的技术开发能力十分薄弱,工业化的许多关键技术都要极度依赖国外,甚至某些高新技术产品需要100%进口。
例如,发电机、精密机床仪器、集成电路、高端汽车零配件、飞机及其他航空器、高新机电产品等都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约束和阻碍。
2016年1月,彭博社(Bloomberg)发布了2016彭博创新指数。
见图1
图1:
2016彭博创新指数
数据来源:
彭博社官网
通过该图表可以看出,排在前5的国家分别是韩国、德国、瑞典、日本和瑞士,美国排名第8,而中国排名仅为21。
韩国在制造附加值、高等教育效率(高等教育注册人数、理工科毕业生集中度)这两个指标上均排名第1,在研发密度、高科技企业密度方面排名第2,专利活动排名第6,只是生产力方面排名略低,为第39。
此外,中国排名靠前的是高科技公司密度(第3),专利活动(第6),但在研发密度、制造附加值方面上排名仅仅是第16,拖后腿的主要是生产力(排名第40)、高等教育(全球排名第50)、研究人员集中度(全球排名第46)。
虽然我国专利数量庞大,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高质量的专利技术并不多,总体的创新层次水平仍然是偏低的。
(三)金融行业缺乏对工业化发展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指出,按照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金融业产生与发展应以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基础,然而由于我国工业化的起步相对较晚,金融业的发展比较超前。
[2]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错位脱离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敲响了警钟。
首先,中国银行的大部分资金都放贷给了大型国有企业,甚至导致了许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普通的民营工业企业对于融资和借贷则比较困难,其规模发展受到限制。
其次,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产生了性质错配,本来具有更高融资效率、更低融资成本的股权资本应该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的限制,债务性资金是现阶段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这就给企业的发展增加了更多风险负担。
再次,金融行业的投机倾向较强,大量闲散资金纷纷流向金融市场,许多资金被少部分投机者掌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实体经济因缺乏有效流通的资金而出现衰退现象,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第四,金融行业存在产品错配现象,市场化的金融产品应该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主导,然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则是以机构产品为主导。
例如存贷款、理财产品等都是金融机构、银行所提供的,并非是金融市场的产品。
第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长期贷款,而目前众多的国内工业企业则是缺乏足够的低利率的长期贷款来源。
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利率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对于的企业审核标准与选择要求则是非常严格,且往往不是一次性付清,从而容易给企业带来极高的会计成本与债务风险。
第六,中国资本市场的部分职能被货币市场所取代,而金融机构则是控制着进入货币市场的通道,货币超发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工业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四)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2016年6月,瑞银发布报告称,2015年中国六大产能过剩行业分别为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铝、造船,其总负债达到10万亿元,其中8.7万亿为债务,而其余部分为应付账款。
而煤炭和钢铁行业总计未偿付债务则达到7万亿元,其中4万亿为银行贷款,其余部分为债券和影子银行信贷,坏账率达到25%—30%。
依照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债务以这种节奏膨胀,通常就会面临重大的资产市场调整、债务违约以及银行体系问题,甚至是货币危机。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十分严峻,并且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与复杂性,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两大特征,治理难度相当大。
此外,我国的产能利用率相对偏低,这是产能过剩的直接体现。
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至83%区间属于产需合理配比。
我国目前的平均产能利用率水平为78.7%,与合理区间差距不大,但是有不少行业的产能利用状况实则堪忧。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统计显示,我国目前有19个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个产业产能利用率还在70%以下,只有2个接近79%。
由于产能利用率持续降低,产能过剩的范围逐步扩展到战略性新兴行业,这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五)产业结构不合理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9.0%、40.5%、50.5%。
据2014年世界银行各国GDP三次产业结构分析显示,美国的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是1.45%、20.50%、78.05%;德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0.75%、30.69%、68.56%;日本则分别是1.21%、26.21%、72.58%;而英国三次产业比重则分别为0.61%、19.76%、79.63%。
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以及重化工业,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偏弱,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同时,在工业结构中,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相对较高,产能过剩严重,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相对偏低。
占制造业大头的原材料型、高能耗型产业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在服务业结构中,传统服务业所占份额较大,而现代性的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则是相对滞后。
例如,科技服务、研发设计、品牌建设、营销管理、金融服务、渠道建设等方面都只是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
在农业结构中,传统农业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则比较滞后,与现代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农业信息化、良种化、农产品深加工、绿色有机生产基地、食品检测和监管体制等建设都远远落后于现代的发展需要,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整个农业的综合生产效率偏低。
(六)面临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现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崭新的阶段,两化融合的趋势也进一步增强。
面对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国际上掀起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狂潮。
德国凭借自身高端制造业的优势,提出了“工业4.0”战略,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从而创造新型的商业模式。
而美国则是依据自身强大的互联网优势,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并极力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欧盟提出了“欧盟2020战略”,并着力发展知识经济与绿色经济。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与“两化”的深度融合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催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
目前,我国的总体的工业化水平处在2.0阶段,工业化层次相对较低。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工业化还是信息化,我国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两化的融合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3]面对国际环境如此严峻的态势,中国应该如何采取措施来迎接新产业革命的到来?
中国又应该怎样进行战略部署以抢占新工业革命的先机?
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展信息化,必须使得“两化进程”同时进行,走出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全力推动我国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
三、中国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策略
虽然中国的工业化面临上述诸多的突出问题与挑战,但是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存在技术、体制、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就不去发展工业化。
工业化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因此,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加速推进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着力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层次水平
在工业化发展的理念上,应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秉承“优质、高端、独特、新颖”的发展原则,并运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努力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层次水平,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以加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上,应从源头上逐步克服传统工业资源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不相协调等诸多弊端。
要充分重视资源环境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保持生态平衡。
应大力提倡节能、降耗、减排,着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保护生态环境。
[4]
在消费方式上,应积极推广绿色、低碳的健康消费模式,提倡文明消费与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抑制奢侈消费,提升公众生活质量,建立环境负荷低的社会消费体系。
(二)加强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是以科学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为前提,而科学技术的突破又是以高、精、尖的科技人才为基础。
显而易见,高端的科技人才与科学技术是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顶级的科技人才与尖端的科学技术,那就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系统规范的技术开发体系,从而也就会使国家丧失在工业化进程中关键技术领域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最终会导致其工业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受制于他国。
因此,应加强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健全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努力建立以企业为主导、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与人才链“四链融合”。
[5]此外,应加大对自主创新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逐步突破工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并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扫除障碍。
(三)加大金融行业对工业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201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旨在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突破工业转型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瓶颈,加大金融对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支持力度。
[6]着重解决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问题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推动工业化的长远发展。
首先,政府应加强信用监管制度建设,积极拓宽企业的融资途径,改善工业企业的融资困境。
其次,政府可以适度放宽工业企业对于长期贷款的条件,并以其他形式作担保,以解决企业扩张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降低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与会计成本。
再次,可以允许企业向个人或其他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但需要有合理的信用监管机制。
最后,加大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与规制,以避免过度的投机行为的出现,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四)加强“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推行与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清除僵尸企业
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极为严重,导致了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加大了金融风险。
去除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工业,清除僵尸企业的任务也是相当的艰巨。
第一,应坚持“三去一降一补”方针政策,深化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激发企业的生产活力。
第二,鼓励兼并重组,破产清算,整合市场资源,使资源流向更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以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质量。
第三,加快工业产品与技术的转型升级,形成新供给,转化过剩产能。
第四,积极鼓励支持海外投资建设,将部分过剩产业转移至国外。
第五,制定合理的淘汰机制,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去除落后产能。
第六,建立产能利用率定期发布制度,提高制造业的精致化水平,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五)改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集群以及高端制造业,努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加快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集群以及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背景下构建中国国际竞争力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更是抓住新工业革命发展机遇的迫切需要。
新兴产业与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关键环节。
[7]当前,中国应聚焦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努力突破核心电子元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高新装备、新型材料、尖端工艺等制约瓶颈,大力推动新产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全力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其次,应发挥产业园区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阵地作用,更好地发挥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和溢出效应,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再次,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引领、支撑、带动作用。
第四,要大力推进企业的质量与品牌建设,为企业打造高端平台。
加强品牌建设有利于加强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提升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安全质量的信心,为产业集群的品牌发展奠定基础,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六)全面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积极应对国际环境新挑战
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不断融合发展,“互联网+制造业”呈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趋势。
德国“工业4.0”的核心是“智能化”,将新一代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与高端制造业相融合,以制造业的智能化来引领智能社会。
[8]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高度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持续互动,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重视资本密集型和中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以夯实美国实体经济的基础。
同时,还着重强调“工业互联网”的深度发展,并以此来引领新一代的时代潮流。
面对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迎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以及绿色发展。
[9]第一,需要加大R&D经费的投入强度,提升自主创新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我国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98%,而德国、美国、日本则分别是2.98%、2.79%、3.35%。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R&D经费上还需要继续加大投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着力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层次水平。
第二,中国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创新发展上相对较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不利于中国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
应大力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不断探索个性化定制、云制造、虚拟现实技术等等,全面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制造业体系。
第三,中国要想实现“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目标,必须夯实国内自身的工业基础。
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技术等工业基础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工业产品的性能、质量以及可靠性,这也是一个国家长期维持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通过开展工业强基专项行动,努力突破基础材料、基础元件、基础技术等工程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困境与瓶颈。
第四,要坚持绿色发展,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中国制造强国的奠基点。
绿色制造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趋势,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的突破,事关一个国家未来工业化发展的命运。
要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制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的绿色改造升级,推行低碳化、循环化、集约化以及清洁化的生产方式,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
应依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着力推进绿色制造工程,从而促进绿色文明与工业文明协调发展。
四、总结与启示
德国和中国同为工业大国,两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目标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构想也对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因此,德国的“工业4.0”战略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的诸多经验与实践,为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一)推进产业自主创新,拓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攀登产业链上游
中国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陷入瓶颈,要想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并且要明确目标是“升级工业化”而不是“去工业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不可能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水平上,必将表现为新型智能制造技术与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以智能化为核心的升级版“两化融合”。
[10]同时,要提升国内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与技术含量,培育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新型竞争力,努力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攀登。
(二)转变中小企业的政策思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资与扶持
德国与美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不仅要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技术、创新、管理等方面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要为中小企业营造透明、公平、开放的经营环境。
有效整合大中小企业的力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扶持与援助,提高创新资源对中小企业的开放程度,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11]鼓励合理的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并购与重组,整合优势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三)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工业制造智能化
在“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
[12]在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各个方面,原有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强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有利于开创新型的商业发展模式,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
同时,信息化与工业化的高度融合发展,加速了工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实现工业制造的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
(四)主动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随着“再工业化”与“工业4.0”战略的深入推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必定会大力促进出口贸易,减少贸易逆差,以保护本土制造业的利益。
近期,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越来越频繁,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警惕信号。
首先,中国要密切注意欧美发达国家产业战略的政策导向,并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与政治规则的制定,以谋求在未来的高端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掌握主导权与话语权。
其次,中国要把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有针对性地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促进国际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3]再次,中国要化被动为主动,积极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制造业领域的支持政策与财政补贴,以便他国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时,我们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最后,有关部门与协会要密切关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及时发布风险信息,建立预警机制,这样才能切实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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