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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文献的体裁
第三十课时 文献的体裁
(一)
所谓丛书、类书、总集、政书等,就是文献的体裁。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是著名的政书,《四库全书》、《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则是大型的丛书等。
文献的体裁,是就文献编纂形式而言的。
从文献的编纂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体裁至少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一)文书和档案
1、文书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P458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4~前489年)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之辞。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
盟书又称“载书”。
诸侯和卿大夫举行盟誓活动,以盟书记录盟誓之辞。
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
出土的侯马盟书共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
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P459吐鲁番文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
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
19世纪末,先后遭到俄、英、德、日等的掠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
1954年科学院出版《吐鲁番考古记》,自1959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
吐鲁番文书的性质:
(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
(2)私人文书,世俗及寺观之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
(3)古籍,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
(4)佛教经论、道教符篆及其他宗教文书典籍。
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
指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土的五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
1944年、1965年又续有发现。
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年),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年)。
汉文写本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
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
官方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私家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账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
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徽州文书:
(教材未涉及)
指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
明代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
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
这些文书对于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2、档案
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我国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后,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
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
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
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
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
时间上,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年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
所属全宗上,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
档案的种类和名称上,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
文字上,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年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引起学术界重视。
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
(二)总集和别集P362~P387
1、总集P362
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
总集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
”又《总集类小序》说:
“《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
”
总集的产生首推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
总集的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
“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
总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来,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去其芜杂,取其精华,使它成为文章的总汇。
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对于古籍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
历代编写的总集中,《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等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
总集的划分方法:
(1)按编辑体例:
有收录宏富的“全集式”的“总集”,如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经过认真地择优选精所编辑的“选集式”的总集,如梁代萧统《文选》。
(2)按所收录的时代,可分为通代总集,如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断代总集,专门收编某一朝代多个作者的著作,如宋姚铉《唐文粹》。
(3)按所收编的著作的体裁,可分为专门编辑历代同一体裁的作品的总集,如清陈元龙等《历代赋汇》;专门收编某一朝代某一种体裁著作的总集,如清董浩《全唐文》;还有汇集各种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宋李昉等的《文苑英华》。
2、别集P379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唐宋以后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很多。
《隋书·经籍志》说: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
《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
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
唐宋以后,名目益繁。
”
别集所收载的文献一般为文学著作,也兼收一些奏议、论说、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
有些别集还附有作者的专著,如唐朝的《韩愈集》内就收有他所著的史学专著《顺宗实录》一书,宋朝的《欧阳修集》中就附他的笔记《归田录》等。
所附的这些专著使别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之更加具有保存价值。
别集的划分方法:
(1)按所收载的范围:
可分为收录某一个人全部著作的全集,如宋《陆放翁全集》;选编某一个人的部分著作的选集,如唐皮日休《皮子文薮》。
(2)按照别集编辑者划分:
可分为由作者自己编辑的别集,如唐孙樵《孙可之文集》;由编辑者收编他人著作的别集,如唐韩愈撰写、李汉编辑《韩昌黎集》。
(3)按别集文献的编排方式分,有如下四种:
一是按照著作的内容主题排列的,如宋文天祥《文山先生集》;
二是按著作写成的时代的顺序编排的,如唐杜甫《杜少陵集》;
三是按著作体式分类编排的,如唐李白《李太白集》;
四是综合前面几种编排方式编排而成的,如宋黄庭坚《山谷全集》。
由于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
今天,我们所编辑出版的个人作者的著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古代的别集和总集的影响。
(三)类书
1、类书及类书的特点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中说:
“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实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
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类书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先分成若干个大部类,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一般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祭祀等部,再在每个大部类下分若干个小类,小类之下先排书名,再排材料并注明出处,其材料按原书时代的顺序排列。
如:
《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纸”项下,引用了古文献《东观汉记》《董巴记》《三辅决录》等十二种文献资料,有史书、子书、小说、杂录等,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的有关纸的故事。
2、关于我国类书的产生的三种说法:
(1)类书始于《皇览》说
南宋王应麟《玉海》第五十四卷:
“类事之书,始于《皇览》。
”他认为《皇览》是第一部类书。
当时编类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炫博,朝野均以博文强识为上,而记忆有限,则不得不以类辑群书以济其穷,类书早期称为“类事”,即类辑故事。
六朝的骈文辞赋在用事和辞藻方面更为讲究,在这种背景下,类书的产生带有必然性。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特意组织当时名家学者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编成大型类书《皇览》。
后人一般认为此书是我国古代类书之祖。
原书早已佚失,清孙冯翼从各书中仅辑出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黄爽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
《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
(2)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此说认为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始。
倡此说者为清代中期学者汪中。
马国翰推广此意,《玉函山房文集》: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
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速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
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
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
此类书之最先者也。
”
(3)类书起源于《尔雅》说
类书明标类目,分别部居,《尔雅》正好是分类书籍,所以,又有人把《尔雅》作为类书的起源。
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说:
“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类书之起,防于明分部类、据物行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
”
类书是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尔雅》并非资料汇编;诸子百家之书则既不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又非资料汇编。
《皇览》应是最早的类书。
3、类书的范围和类型
“类书”是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文献。
但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
1935年出版的邓嗣禹所编《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集》的“类书之部”,就将类书分为十门:
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门、稗编门、同异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
上述分法,比较清楚,易于检寻。
但取材过泛,分类过细。
其中不少典籍本不属于类书范围,也列入“类书之部”,混淆了类书与其他典籍界限。
正宗类书的类型
(1)内容性质上,有一般性的类书,有专业性的类书。
前者是包综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如《皇览》、《太平御览》等。
后者则只是某一方面的,如《册府元龟》,为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格致镜原》,为科学技术的专业类书。
(2)编录体裁上,有徵事的,如《修文殿御览》;有徵事兼采诗文的,如《艺文类聚》;有词藻的,如《佩文韵府》;有编成韵语的,如《幼学故事琼林》;有重视图表的,如《帝王经世图谱》;有综合数种的,如《初学记》等。
(3)按编录方法上,有分类编的,有分韵编的,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
分类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类书的主要形式,从《皇览》以下,大多数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分韵编的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较分类韵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但不能把有关的主题材料“类聚”在一起。
以数目字来编录的类书,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
如《小学绀珠》《读书纪数略》等。
(4)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编的,有书坊编辑的。
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
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壁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
(5)从编纂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料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
宋代类书编纂,数量和种类也均已超过唐代。
官修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与《册府元龟》被称为三大类书。
宋代私编类书也不少,最著名的是王应麟编的《玉海》。
明代类书数量大,以《永乐大典》最为有名。
清代类书较以前更多,其中较有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格致镜原》等。
功用:
查找资料、查找辞藻、校勘考订古书、辑佚。
第三十一课时 文献的体裁
(二)
(四)政书:
1、政书及其产生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度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
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
政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集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2、政书的类别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三通”、“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1)通代类
唐杜佑编《通典》,正式开创了政书体例。
宋郑樵编纂《通志》,元马端临编《文献通考》。
后人称这三部书为“三通”。
“三通”一续再续,编了《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编了《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合“三通”而称为“九通”。
清末刘锦藻又编了《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加起来就成了“十通”。
从而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
(2)断代类
“会要”之作也始于唐代。
苏冕首先编《会要》,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章制度史料。
后杨绍复等采德宗至宣宗事,编《续会要》。
宋代王溥在此基础上又采宣宗八年以后至唐亡史事,连同苏、杨二书合编为《唐会要》,是现存最早的会要著作。
王溥又撰《五代会要》。
从此,会要体的体裁被确定下来,南宋徐天麟作《东汉会要》和《西汉会要》,首次将内容分门别类编排,为后世会要所效法。
清末,从春秋战国至清朝的历代会要都被补齐。
“会典”的性质与“会要”相似,但它不以门类分录材料,而以吏、礼、户、兵、刑、工六部为纲。
注重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与“会要”略有不同。
而且“会典”著作,均为官修。
会典之作从唐代的《大唐六典》开始,但“会典”之名却始于明代的《明会典》,清朝有《清会典》。
(五)丛书
1、丛书及其产生与发展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者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
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仅有寥寥数种。
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成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并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
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
汇编丛书,一般认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悟》为最早。
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稍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左圭汇编的《百川学海》内容更为丰富,共汇辑了一百多种唐宋人野史杂说、宋人诗话及六朝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刻印的综合性丛书。
明清时代所刻丛书特点:
我国刊刻丛书的风气,发端于宋,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则达巅峰。
(1)以收集罕见之书著称的。
明《古今说海》《范氏二十一种奇书》等,保存了许多罕见之书。
清前期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择取有价值的传抄本、未刊稿本以及刻本行世久远旧版散亡者校勘入集。
嘉靖中顾修刻《读画斋丛书》,所刊皆知不足斋所未收者;道光年间蒋光煦刻《别下斋丛书》,潘仕成刻《海山仙馆丛书》,伍崇耀刻《粤雅堂丛书》皆仿鲍氏之例,以刊刻罕见本为主。
(2)以校勘精审著称的:
如乾隆时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卢见曾的《雅雨堂丛书》,等等,颇能反映乾嘉学术研究的成就。
(3)广罗旧籍著称的:
如明代丛书中,《顾氏文房小说》多以宋本翻雕,清人黄丕烈得其中《开元天宝遗事》一书,已视为“罕秘”之本。
丛书的种类
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
《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
“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中国丛书综录》共收丛书2797种,均系古典文献,新型丛书和道藏尚未包括在内。
由此可推见我国历代编纂丛书数量之多。
这部《中国丛书综录》就是一部具有较高使用价值的工具书。
2、丛书的功用:
丛书,具有保存文化遗产、利于学术参考及帮助辑佚校勘等功用。
丛书,或者是重要典籍的荟萃,或者是古籍佚文的钩沉,极富文献价值。
如明代的《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清代的《抱经堂丛书》、《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等,均为丛书中的巨编和名著,尤其是《四库全书》,收罗了清初以前的重要古籍,其保存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丛书为科学研究查找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如《皇清经解》的编纂,综合了清朝整理经籍的成果;《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浙江图书馆丛书》的刊行,反映了清朝方舆地志及中外交通的研究成果;《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的编印,反映了清朝史志考订的成就。
丛书所辑录的古籍,有的原文已亡佚,借助丛书得以保存下来,可供辑佚时使用。
其中辑佚丛书,本身就是辑佚的重要成果,如《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等的刊行,显示了清朝辑佚工作的兴盛。
不少丛书在辑录文献时,十分重视版本的选择及文字的校勘,是校勘古籍的重要参考资料。
几种重要丛书:
P303
我国明清及近代丛书数量极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三册,著录古籍丛书2797种,38891种著作(其中像《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这样的西学丛书没有收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共三册。
第1册为总目,收录丛书2797种包括38891种著作。
全部丛书按汇编与类编编排。
汇编又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等5类;类编则分经、史、子、集4类。
每种丛书著录丛书名称、编辑者、版本,并详列子目(即丛书所包括的著作)。
第2册为子目,即子目分类目录,将丛书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编排,每部古籍下注明在哪些丛书中收录了这部古籍。
第3册为索引,包括“子目书名索引”与“子目著者索引”均按四角号码排列。
作为《丛书综录》续编的《中国丛书广录》,著录丛书3279种。
合计6076种。
这都限于古籍丛书。
近代现代的丛书,则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仅上海一馆丛书即有5549种。
与前项古籍丛书合计已有11625种。
近二十年来,又出现许多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古籍4508种,《续修四库全书》收古籍5000种,《民国丛书》部头也很大。
这些大部头丛书都没统计在上面的数据内。
我们对这一万多种丛书,要有个大概了解,当需要时,可利用上面三部丛书目录及其他工具书去查找,从而获得自己需要的学术信息。
这里列举若干较常用较重要的丛书,并视其必要,略加说明。
1、《汉魏丛书》三十八种二百五十一卷,明程荣辑。
明万历二十年程荣刻本。
收汉魏晋南北朝经籍十一种、史籍四种、子籍二十三种。
清人校汉魏六朝古书,往往取此本作底本,以旧刻旧抄本校其讹误,世称“程荣刻本”。
明何允中编刻有《广汉魏丛书》七十六种四百三十九卷,清乾隆五十六年王谟辑刻有《增订汉魏丛书》八十六种。
2、《津逮秘书》十五集一百四十一种七百四十八卷,明毛晋编。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
收汉魏至宋元四部书籍,影响较大。
3、《昭代丛书》一百五十种一百五十卷,清张潮编。
清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诒清堂刻本。
分甲乙丙三集,各五十种。
收清初人著述,书各一卷。
清道光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五百六十一种,系乾隆中杨复吉、道光中沈楙德前后增辑者,分十集。
4、《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三十八种二千四百十六卷,清乾隆敕编,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本(其中《易纬》、《汉官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注》系武英殿刻本)。
多系从《大典》辑出之书。
5、《四库全书》,清乾隆敕编,乾隆内府抄本。
文渊阁本3461部79309卷。
先藏清宫,后移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本3590种79897卷。
先藏沈阳故宫,后移甘肃。
(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
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
先藏避暑山庄,后移北图。
(国家图书馆)
文澜阁本3450种72780卷。
在杭州西湖圣因寺。
(浙江省立图书馆陈训慈馆长)(江南三阁,文澜独存)
文源阁本,在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毁。
文汇阁本,在扬州大观堂,太平军毁。
文宗阁本,在镇江金山寺,太平军毁。
现通行者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商务本缩印。
6、《雅雨堂丛书》十三种一百三十五卷,清卢见曾编。
(与方观承有旧)清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卢氏雅雨堂扬州使署刻本。
计收《易传》十七卷(唐李鼎祚集解)、《郑氏周易》三卷《图》一卷(汉郑玄注、宋王应麟辑、清惠栋补辑)、《周易音义》(唐陆德明)、《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汉郑玄注)、《周易乾凿度》二卷(汉郑玄注)、《大戴礼记》十三卷、《战国策》三十三卷、《匡谬正俗》八卷、《封氏闻见记》十卷、《唐摭言》十五卷、《北梦琐言》二十卷、《文昌杂录》六卷、《郑司农集》一卷。
多要籍,惠栋等为之校刊,以精善著称。
写刻亦颇工致。
7、《抱经堂丛书》十八种二百七十五卷,清卢文弨编。
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元年抱经堂自刻本。
收《经典释文》三十卷《考证》三十卷(卢文弨考证)、《仪礼注疏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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