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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境内自然地势可分为淮北、江淮、皖南三个区域。
其中准北处在黄淮平原的南端,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江淮西部大别山脉雄峙,向东丘陵起伏,区内河湖密布。
皖南北部为长江沿岸的平原、丘陵;南部则为黄山山地,山高林深,属新安江流域。
秦岭、淮河构成的地理分界线横贯东西,使得三个区域的气候、环境、传统农业种植模式等存在较大差别。
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境内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繁衍生息在这片热土上,创造和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
同时,安徽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传播、碰撞的重要地区,使得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既有自身的地域特点,又具有一定的兼蓄性。
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安徽地区古代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
安徽境内的考古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1933年.原“中央博物院”在当涂县发掘了1座西晋砖室墓;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李景聃等人在调查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事件时,曾对寿县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发现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12处及古墓葬8处。
这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可以看作是安徽现代考古的开始。
20世纪,安徽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后5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先后发现4000多处古遗址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取得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
在这50年中,安徽考古工作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属于起步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全省掀起以治理淮河为中心的基本建设高潮,古代文物在各地不断发现。
这一时期,华东文物工作队及安徽省内的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分赴各地,积极抢救和保护文物。
1957年进行了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初步发现古遗址、古墓葬上千处,为认识境内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分布特点积累了一批资料。
在此阶段重点发掘了寿县和淮南的蔡侯墓、屯溪飞机场土墩墓、寿县安丰塘汉代坝堰遗址、休宁南宋朱晞颜夫妇墓、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墓,以及合肥的元代银器窖藏和明代瓷器窖藏。
同时,发掘了临泉老邱堆、亳州钓鱼台及肥东大陈墩、大城头等一批古文化遗址,还对阜南润河、嘉山泊岗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进行了清理。
其中,在寿县蔡侯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这是继1923年新郑铜器群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成为研究春秋晚期铜器的重要标尺;屯溪土墩墓的发掘,首次揭示出江南地区吴越民族的葬俗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些发掘,堪称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重要考古发现。
第二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属缓慢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以配合基本建设和农田改造为主进行发掘,对象多为古墓葬,而古遗址的发掘相对较少,且基本属于探掘性质。
20世纪60年代初,在萧县花家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代文化的三叠层.并首次在淮北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分布。
而舒城凤凰嘴等一批春秋铜器墓的发掘,揭示了江淮地区群舒铜器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安徽的考古工作曾一度陷入停顿,至1972年以后才逐步复苏。
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亳州曹氏宗族墓群、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地、天长北岗西汉墓群、蚌埠明汤和墓等,为安徽地区历代墓葬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
肥西大墩子、含山孙家岗等遗址的发掘,以及肥西馆驿等地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丰富了江淮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涵。
此外,通过对淮南寿州窑、萧县白土寨窑、繁昌柯家冲窑等瓷窑址的考古调查,初步认识了地方名窑的烧制年代和产品特点。
第三阶段:
1978年至今,属于迅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安徽省的考古专业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同时一些中央科研单位和高校也相继进入安徽开展考古研究和实习,从而大大推动了本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1984-1986年,在全省范围应进行了文物大普查.共发现各类文物点17000多处,为深人开展学术研究莫定了基础。
随着地层学、类型学以及区系类型等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日臻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逐步应用,进一步拓宽了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和领域。
1979年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标志着我省以课题研究为重点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江淮地区围绕古人类探索及薛家岗文化、夏商文化、楚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并重点发掘了和县龙潭洞、望江汪洋庙、宿松黄鳝嘴、含山大城墩、寿县寿春城、长丰杨公楚墓等遗址和墓葬,取得了和县猿人、巢县智人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先后开展了苏鲁豫皖先秦考古学文化(淮北区).皖鄂赣商周古铜矿(皖南区)以及水阳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考古工作逐步扩大到淮北和皖南地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为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带来了重要机遇,先后涌现出天长三角圩西汉墓、巢湖放王岗西汉墓、萧县汉墓群、潜山公山岗古墓群、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等一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
与此同时,围绕着重点学术课题进行的主动发掘,主要包括蒙城尉迟寺、含山凌家滩、南陵牯牛山、望江黄家堰、繁昌人字洞等一批古遗址。
其中,在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迄今为止保存完整的大汶口文化聚落形态;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发现史前祭坛和大批珍贵的玉、石器,为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繁昌人字洞遗址则发现了距200--2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及大量动物化石,对探索早期人类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
20世纪尤其是后50年,安徽考古的新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安徽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十分丰富的地区。
早在20世纪50年代,贾兰坡、吴汝康先生就曾预言:
“在安徽的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可能找到原始人的遗迹”。
近20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成果不仅验证了这个预言,而且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和县猿人和巢县智人的发现填补了我省无古人类化石的空白。
和县猿人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脑颅化石,是继周口店遗址和蓝田遗址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三个完整的猿人脑颅化石。
和县猿人化石包括青年、壮年和老年共3个个体,也是中国出土猿人头脑骨骼化石个体较多的地点。
和县猿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北京猿人,但比北京猿人进步.是一种进步类型的直立人,其生存年代距今大约28万年。
巢县智人发现有枕骨、上额骨、牙齿等化石,其体质特征与猿人的枕骨相似,但骨壁较薄,与早期智人的某些特征相近,可归为早期智人,年代距今约20万年。
这两处古人类化石地点的发现,扩大了我国古人类的分布范围。
与和县猿人、巢县智人伴生的动物化石有60多种,兼具南、北方动物群的特点,属于森林―草原环境。
这一特点证实了裴文中先生关于“淮河区是第四纪哺乳动物南北过渡区”的观点,对研究淮河地区更新世中期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安徽自1987年首次在皖南水阳江流域发现旧石器以来,短短的十余年间,全省已发现各类旧石器地点50多处。
其中一类属南方砾石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水阳江、巢湖、长江沿岸及皖河流域。
水阳江地区旧石器点多面广,遗物丰富,研究也比较深入。
在这里,石器的埋藏环境包含于网纹红土和下蜀黄土层,属风尘成因的堆积,所含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距今约90-15万年。
所见石器以大型石英砂质砾石石器为主,包括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镐等。
石器的打片方法基本为锤击法,个别使用碰砧法。
其中宣州陈山遗址的堆积厚达10米.石器埋藏剖面比较典型,在长江下游地区具有标尺作用;另一类属小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皖河流域的怀宁腊树、潜山彭岭等地。
这类石器埋藏在灰白色粘土层中,以石英石为原料,种类有石片、石核、刮削器等,形体较小,总体特征接近北方的石片石器文化,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而在淮北地区五河西尤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包括石核、刮削器等,并伴出有古菱齿象化石,为河流相堆积,距今年代为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由此填补了淮北平原地带旧石器考古的空白。
1998年以来,在繁昌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早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的动物群化石含古老种属比例较大,有的是第三纪残存种属。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地点出土了大批同时期的旧石器,有的石料为铁矿石,十分罕见。
人字洞遗址所出旧石器年代之早,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为探寻中国境内早期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安徽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数百处,遍布全省各地。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划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谱系框架。
淮北平原区与苏、鲁、豫接壤,这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比较复杂,从相对年代上大体可划分为小山口一期文化―石山子类型―后铁营类型―大汶口文化―龙山时期文化等若干阶段。
宿州小山口一期文化是目前安徽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所出石器有斧、锛、磨盘、磨棒以及尖状器、刮削器等;陶器以红褐陶为主,流行附加堆纹、指甲纹、戳印纹等,器形多为圜底器,种类包括釜、罐、盆、支座等,不见鼎。
这一文化的年代距今约8000年,与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年代相近,但文化面貌有一定差别,具有自身的特点,可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类型。
以濉溪石山子遗址为代表的石山子类型,年代上晚于小山口一期文化,但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主要分布在淮北的北部。
该类型的陶器厚重,不少陶片夹有蚌末,半月形扁耳鋬手、鸟首形耳突等附件发达,器形有釜、罐、钵、盆、盂、鼎、柱形支座等,其中鹿角靴形器较有特色。
这一文化类型与北辛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年代也大体相当。
此时期遗址内往往含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蚌、螺壳,表明渔猎经济占有相当比重。
后铁营类型目前仅见于亳州后铁营遗址及墓地。
这一文化类型的陶器以泥质红黄陶为主,少数为泥质黑陶,器形有直筒杯、罐形鼎、釜形鼎、钵形鼎、平底碗、盆、壶等。
壶、罐等器物,流行鸟首形耳突,杯座多为喇叭口圈足,少数豆的圈足上有盲孔。
所见墓葬多为二次葬。
后铁营类型与石山子类型有一定的联系,但差别较大,时代应晚于后者,可能与大汶口文化早期相当。
大汶口文化大约在中期以后向南逐渐进人淮北平原,直达淮河北岸。
淮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以亳州富庄遗址下层墓葬为代表。
该墓地出土的背壶、罐形鼎、盉、杯、灰陶尊等陶器以及拔牙习俗,均具有典型大汉口文化的特征。
而双腹式盆形鼎、豆等陶器以及盛行多人一次葬的葬俗,又显示出一定的地方特征,可作为大汶口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富庄类型。
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以蒙城尉迟寺遗址一期文化为代表。
该遗址以红烧土广场为中心,分布有大型红烧土排房、兽坑、祭祀坑,以及墓葬、儿童瓮棺葬等,外有围壕环绕,是淮北地区一处保存完整的重要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
这里出土的常用陶器的器形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所见同类器雷同,并在大口尊上发现5种涂朱刻划符号,与山东地区发现的符号也相同。
尉迟寺一期文化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般特征,但自身特点也很浓厚,属于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即尉迟寺类型。
进入龙山文化时期,淮北地区成为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南下交互影响和强烈碰撞的地带,地方文化特征不甚明显。
其中皖西北地区与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的关系密切,而至龙山文化中、晚期,皖东北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因素较多,如鬼脸式鼎足的分布范围最南可达淮河南岸的怀远禹墟遗址。
综观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早期遗存的地方特征突出,与周围文化的联系较少,自身承袭关系明晰;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淮北逐渐成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南渐扩张的通道,受此影响,地方文化特征已不甚明显。
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江淮北部和皖西南两个区域。
江淮北部包括长江沿岸和淮河、巢湖流域,在这个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以侯家寨类型年代最早,距今7300-6000年。
该类型可分为三期,即双墩一期文化及侯家寨一、二期文化。
这一文化类型,早期的陶器以釜、罐、碗及祖形支座为主,二、三期则以鼎、罐、豆、碗、盆等为主,流行宽带纹等彩绘陶,并有不少鹿角靴形器。
一些陶器的底部.有大量的刻划符号,是研究早期文字起源的重要资料。
侯家寨类型与周围地区原始文化区别明显.具有淮河中游早期原始文化的特点。
位于巢湖流域的含山凌家滩遗址十分重要,发现祭坛1处及墓葬40多座,出土大批陶器及玉、石器。
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具有自身特点,但也有一些器形如实足鬹、钵形豆、双曲腹壶等,与薛家岗二期文化及崧泽文化的面貌相似。
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该遗址距今约5300年。
凌家滩出土的大批玉、石器十分精美,颇有特色,如玉人、玉龙、玉鹰、玉虎、玉兔、玉版等,均构思新颖,制作精致,表现出相当高的琢玉技术水平。
凌家滩遗址具有巢湖流域中心聚落遗址的规格,对研究文明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江淮北部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主要以寿县斗鸡台、含山董城遗址,以及大城墩遗址二期文化、肥西古埂遗址上层等为代表。
出土陶器以罐形鼎、豆、深腹罐、平底碗、黑陶杯等最为常见;鼎足以侧扁足为主,亦有丁字形和鱼鳍形足;中、晚期流行绳纹、方格纹装饰。
从总体文化面貌看,既有自身的地方特色,又含有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山东龙山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的影响。
这些遗存存在着时代早晚的差别,文化性质也尚需进一步探讨:
以皖河流域为中心的皖西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小区.这里早期为薛家岗文化,可分为三期,其中一期文化遗物较少,二、三期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
该文化出土遗物以大型多孔石刀和宽扁足鼎、高柄豆、矮圈足壶、三足背等陶器为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北至江淮中部、南至长江以南,西达鄂东、赣西北地区.这一文化本身含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影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龙山文化时期,皖西南地区分布着以薛家岗第四期次化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典型遗址有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等。
这类文化遗存承袭了薛家岗文化的某些传统,流行篮纹鼎、浅盘豆等,受中原龙山文化影响较小,与江淮北部同时期的文化面貌有甘大区别。
皖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位可以黄山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北区以芜湖、铜陵为中心,主要存在着四类文化遗存,彼此之间缺环较大,从年代上看则依次为繁昌缪墩―宣城孙埠―繁昌洞山―泾县瑶庄。
缪墩文化遗存的时代最早,陶器以釜、罐为主,亦有少量圈足器和杯、壶等,不见三足器,其中一些白陶上饰有蓖点纹、戳印纹、贝纹组成的图案,与浙江桐乡罗家角马家浜文化的刻纹白陶风格雷同,时代也大体相当。
其余三类文化遗存的年代则分别相当于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阶段。
从总体上看,这一区域的文化面貌含有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诸多因素,与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文化性质尚待进一步探讨。
皖南的南区为新安江流域的上游,主要分布着以歙县新洲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该类遗存流行广肩垂腹的罐和壶等陶器,石刀、镞、网坠较多,在一些石器上残留有打击疤痕,是一支含有崧泽文化、良诸文化影响的山区类型的原始文化,其文化性质尚待进一步确认。
在黄山以北、以西地区,还发现有类似江西山背文化的双肩石刀和马鞍形石刀.表明这一区域与鄱阳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一定联系。
(二)夏、商、周时期考古
夏、商时期,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曾相继沿涡河、颖河等通道南下影响至淮河流域。
在江淮地区北部以寿县斗鸡台遗扯、含山大城墩遗址为代表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既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索,又有浓郁的土著文化因素,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至西周时期,出现折肩鬲、淮式鬲等陶器,地方特征明显,为淮夷文化的探寻提供了线索。
尤其是含山大城墩遗址,文化堆积包含二里头时期、商代、西周、春秋等若干时期,年代跨度大,内涵丰富,遗物特征明显,为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
皖西南地区以潜山薛家岗遗址上层及安庆张四墩、怀宁跑马墩等遗址为代表的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则是一支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它包含有中原文化的一些因素,如存在斝、鬲、深腹罐、假腹豆等陶器。
但总体文化面貌基本承袭了薛家岗四期文化的某些传统,自身特点鲜明,如陶器中的炊器以罐形鼎、附耳甗、鬲形盉为主,并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它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蘄春毛家嘴遗址等同时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皖南地区目前仅见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陶器以鼎、豆、罐为主,晚期还流行印纹陶和原始青瓷,与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面貌相似。
在铜陵市及黄山地区还发现,商式铜斝、铜爵及陶斝,表明商文化已影响至皖南地区南部。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通过遥感技术对南陵牯牛山遗址进行探查并开展考古发掘,发现遗址外围由古水道环绕,内有水道相连,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
该遗址的性质与江苏淹城遗址类似,属于西周时期的古城址明水城遗址具有南方特点。
土墩墓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吴越民族的特殊葬俗。
自20世纪50年代屯溪土墩墓发现后,这类墓葬在皖南广大地区均有发现,其中以南陵、繁昌、铜陵等地分布最为密集。
20世纪90年代,运用遥感技术在南陵县发现土墩墓群23处,可确认的土墩墓达3019座。
像南陵千峰山、九龙凸、繁昌万牛墩等均为大型墓群,一般有数百乃至上千座墓葬,延绵数平方公里。
皖南的土墩墓大都为一墩一墓,与宁镇地区一墩多墓的情况有别。
屯溪土墩墓的墓底铺垫有一层卵石,这是等级差别的反映,还是由于地区差异,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加以证实。
土墩墓中的随葬品有铜器、石器、陶器、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等,显示出独特的吴越文化风格。
安徽境内的淮河流域是商周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地区,从阜南润河,颖上王岗、赵集,肥西馆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看,与商式、周式铜器风格雷同,可看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深;而潜山、庐江出土的青铜大铙却有南方特点。
从西周晚期开始至春秋中期,江淮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显示出明显的地方特色。
如云纹鼎、弦纹鼎、兽首鼎、鬲形盉、簋等,与周式铜器差别较大,风格新颖,造型独特,应与群舒文化有关。
到春秋晚期,蔡国铜器在江淮地区发现较多,其中,寿易蔡候申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大批风格新颖的青铜器,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被学术界定为春秋晚期的标准银器群。
此时期,蔡、吴、越等国的铸铭兵器出土较多,如吴王光剑、吴王诸樊剑、吴王夫差戈、越王诸旨于赐剑、蔡侯戈等,这些兵器的属性应是战利品或赠品兼有,反映了当时诸国文化的交流比较频繁。
安徽境内长江沿线地区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陵、铜陵,枞阳等地先后发现先秦时期的铜矿遗址20多处,时代最早的可达商末周初。
考古研究表明,这一地区的古铜矿遗址一般采取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
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包括竖井、斜井、平巷等,最大采掘深度可达四、五十米。
当时在炼铜时已使用竖炉,早期是冶炼氧化铜矿,至西周晚期巳出现冶炼硫化铜矿的技术,由此把我国冶炼硫化铜矿的历史提早到了先秦时期。
在冶炼遗址内发现有铅锭和石范,这表明当时的冶炼场可能还兼有铸造的劝能。
安徽长江沿线地区先秦铜矿遗址的发现,可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南淮夷并“掠金”、“俘吉金”等记载相吻合,其目的在于打通“金道锡行”,掠夺铜资源。
这对于探讨中国先秦时期的铜料产地及冶金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楚汉时期考古
安徽是楚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
已有的考古研究表明,楚文化大约在春秋晚期即沿淮河东渐进人江淮地区,至战国中、晚期影响已至皖南地区。
目前,安徽境内已发掘的楚墓达三、四百座,尤其在江淮地区西部的寿县、六安、舒城、潜山等地发现较多。
1983年,对20世纪30年代曾遭盗掘的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残坑进行了清理,基本弄清了墓坑和墓道的结构、尺寸,填补了楚王陵研究的空白。
已发掘的六安城西2号墓属于战国早期贵族墓,其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风格与江陵楚墓基本一致。
长丰杨公战国晚期楚墓.属楚国迁都寿春后的贵族大墓,其墓葬结构和随葬品与淮阳地区楚墓相同,墓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如龙凤形佩、璜、璧等,代表了楚国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此外,该墓地还发现兆沟遗迹,为其他地区楚墓中所罕见。
安徽的中、小型楚墓发现也较多,一般为一椁一棺,随葬品以仿铜陶礼器为主,基本组合为鼎、豆、敦、壶或盒、钫,其他常见的随葬品还有铜剑、山字纹铜镜、小玉器或琉璃珠等。
从安徽地区的楚墓特征看,在早期与江陵楚墓风格一致;至战国晚期则与淮阳地区楚墓相类似,并融入了一些中原三晋文化的因素,此外也存在一些地方特点。
历史上关于楚国晚期楚都寿春城的地望,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世纪80年代,运用遥感技术与考古工作相结合,在寿县城东及南部发现其故城城廓。
寿春城故城面积达26.3平方公里,是仅次于燕下都的列国都城,城四周有城垣残迹,城外有护城壕和天然水道环绕,城内布局有南北干道与水渠网构成的城区。
城址北部柏家台一带有多处建筑基址,其中一处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
寿春城的发现,为楚国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有关楚系文物的研究,主要有“鄂君启”金节和“大腐”诸器。
“鄂君启”金节的发现,第一次获得了关于楚国用节的方法、制度和作用的实证,是研究当时楚国地域、交通、关税、商业和社会制度的珍贵实物。
“大腐”诸器则反映了楚国工官制度和容量制度的一些情况。
安徽还是楚国货币出土较多的地区,包括有楚金币、蚁鼻钱、殊布当岓及铜贝钱范等。
其中在寿县出土的楚金币最多,有金饼、郢爰、卢金等,其形制有完整的、残半的,还有金粒等,对研究楚国金币的性质、种类和使用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安徽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墓葬研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是目前本省已发现的西汉墓中等级最高的封侯级墓葬,该墓为双连冢土坑积炭木椁墓。
其中一号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
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初测天仪器,对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
此墓的年代明确,一些器物上有器名、容量、重量、尺寸、制造年份和工匠名称等铭文,是研究汉代的器物定名、度量衡制度以及侯国工官制度的重要实物材料。
天长三角圩西汉墓群出土有铜器、铁器、陶器、玉器、漆木器等文物748件,种类十分丰富,其中一套28件的木工工具,保存完好,比较罕见。
在1号墓出土了木、铜、银、玉等四种质地的印章5枚,据印文可确认墓主为广陵国宦谒桓平。
研究者根据1号墓主身份及其他墓中一些器物上有“桓乐”、“桓安”、“大桓”等字样分析,推测该墓群应属于桓氏家族墓地。
巢湖放王岗西汉吕柯墓为大型土坑积炭木椁墓,该墓四周用大块方木围成墓室,中间用木板隔出前、后室,重椁重棺;墓中出土遗物有铜器、玉器、漆木器、滑石器和陶器等共700余件,十分精美。
巢湖北山头1号墓为西汉早期中型土坑木椁墓,出土有银器、漆器、玉器、铜器等遗物140多件,十分精致。
尤其是金箍水晶扣嵌玉镶料漆壶和玉危,工艺水平高超,为罕见珍品。
该墓中出土一枚“曲阳臣印”的铜印章,墓主当为曲阳侯国重臣。
亳州曹氏宗族墓的发掘.以董园2号墓的规模最大,该墓为石室墓,由甬道,前、中、后室,南、北耳室及东、西偏室构成,墓室内装饰有石刻门神及彩色壁画等,建筑宏伟;墓葬早年被盗,出土有铜镂玉衣片、玉枕片等。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并结合该墓形制和规格分析,其墓主疑为曹操的祖父曹腾。
汉代画像石墓在淮北地区发现较多,江淮北部的霍邱、定远等地亦有分布。
濉溪古城汉画像石墓为东汉元和年间所建,是安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东汉早期画像石墓。
宿州九女坟画像石墓,由墓上石祠、墓垣及前、后墓室构成;墓室内布满画像图案,一般采用减地浅浮雕技法,内容包括双龙穿璧、神仙人物、祥禽瑞兽、百戏、宴乐出行、纺织、生产、庖厨等,与徐州地区的画像石风格基本一致。
汉代中、小型墓葬发现较多,墓葬类型有土坑墓、石棺墓、空心砖墓、砖室墓等,随葬品以日用陶器、铜镜为主,并有陶质明器;同时,这类墓葬在南、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地方差异。
西汉时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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