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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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1我国古代一脉相承的英雄观
说起英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器宇轩昂,顶天立地且有勇有谋的人,比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
之所以崇拜英雄,源于原始社会古人对天灾人祸的难以预见、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敬仰以及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所引起的,他们急需有具备超人智慧、天生神力的神或半神来带领他们生存下去,因此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最原始的英雄崇拜思想,意图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来动员和激励集体学习和崇拜这一人物,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比如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伏羲造八卦等,它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时代发展特定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人格体现,符合这一时期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
我认为古人的英雄崇拜是英雄一词产生和发展的雏形。
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发展,英雄的队伍得以不断壮大,但英雄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和方望《辞隗嚣书》才开始出现了“英雄”概念。
但从史料看来,这时期的英雄仅在能力方面高人一等,其他与常人并无不同,社会地位也无高下之分,甚至连“英雄”二字的使用都极少出现,仅在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出现“总揽英雄,以诛项”之语。
英雄观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汉末三国时期,王粲(177—217)编著《英雄记》,劭(180—245)《人物志》专节讲述英雄,首次明确地给英雄下了定义。
《英雄记》客观记录了操、袁绍、董卓等人的生平和事迹,对人物的善恶好坏同时记载在册。
劭《人物志·英雄》中认为英雄须具备“聪、明、胆、力”四要素,即“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力能过人。
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
”他认为英和雄是有区别的,有谋略且能决断的人为英;有胆略且武艺过人的为之雄。
只有聪明胆力兼备之人,才可称之为英雄。
并举了邦和项羽为例,首次给中国的英雄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
而通过三国时代人物的对话和故事,我们也能了解英雄概念的发展确实与三国时代的人物有密切联系,比如操和备的“煮酒论英雄”就当时各方诸侯是否为天下英雄展开讨论;诸亮《隆中对》称备“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等,可见英雄观念成形于三国时代并无大的争议。
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中指出:
“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黄巾农民战争,郡太守与刺史制度已为宦官及其爪牙所败坏,地方政治紊乱不可收拾,军政大权落于州牧之手,凡能匡扶汉室,安定天下,文能经邦,武能拨乱的人,便可以称为英雄”。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乱世三国,立志匡扶汉室的备、文武兼备的操具备以上特点,无愧于英雄的称号,而当时人才辈出,有以上志向和能力的能臣不在少数,可见英雄观念的产生和推崇确实是大势所趋。
而时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在寿的《三国志》和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演义小说,因此英雄观念也就在小说中更加鲜明地延续和发展下来了。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描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
尽管它没有《三国演义》有演义历史的真实性,但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观念,却是与《三国演义》是一脉相承的。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作家的原因。
相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样也是出自罗贯中之手,而经施耐庵整理和润色以出版,罗贯中著《水浒传》曾说:
“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
”而施耐庵此人一生经历了元朝末年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又经历了激烈的农民起义。
他对朝廷不满,所以弃官,同时又拒绝士诚和朱元璋的徵召,隐居一生。
他自己的行动,说明他是痛恶封建统治的。
在《三国演义》中写英雄信手拈来的罗贯中和有特殊人生经历的施耐庵的笔下,《水浒传》的英雄气得以延续和发展是再正常不过了。
其次是时代原因。
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宦官当道,残杀忠良,民不聊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民起义是必然结果。
而起义要获得胜利就需要英雄的出现,这又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所以在《水浒传》中,竭力鼓吹反抗封建朝廷的统治,歌颂落草为寇的英雄,歌颂农民起义的胜利是全书的主题。
得益于以上两个原因,因此英雄观念在《水浒传》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体现了社会绝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
可见在英雄观的形成和发展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许多共性。
在英雄的身上,都熔铸了民众百姓的理想人格、审美观点和道德标准。
正因为两书主旨相同,故明人将其合刊,题为“英雄谱”。
但两书所塑造和刻画的英雄又存在各自的特点,值得我们细细比较和品析。
故下文将以英雄观为切入点,剖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书在这个母题上的异同点。
2《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的相同点
2.1“义”是英雄行为的第一准则
尚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无论是侧重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还是侧重刻画和歌颂水浒英雄的《水浒传》,都高举义的大旗,竭力讴歌和赞美义之力量。
在这两部书中,罗贯中和施耐庵都以义为中心标准,塑造了各类英雄形象。
像备、宋江等的仁义之为,或是关羽、武松等的英雄之举,都在义的光环下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为了义,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毫不夸的说,无论是驰骋沙场的武将还是稳坐中军的谋士,在英雄的心中,义气当先是毋容置疑的,义是行为的第一准则。
在《三国演义》中,无论身处哪个集团,无论出身和结局如何,只要心中义的旗帜仍屹立不倒,无论大义还是小义,都一律加以赞美。
孔孟常云: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像一生秉持仁义做人的备,无疑就是仁义的化身。
在当时那个寸土必争、弱肉强食的割据时代,备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力量多么渺小,哪怕身无立锥之地,也始终贯彻仁义凌驾于生命的做人原则。
像第四十一回,备在与操的战斗中落败,准备弃樊城而逃。
备当时心里挂念的是樊城几十万百姓如何生存的问题,最后决定百姓愿随者便一同过江,哪怕带着百姓行军缓慢,会带来杀身之祸,他也义无反顾。
而后走投无路投表,表几度欲让荆州,甚至诸亮也欲让备接手荆州,可备就是不取荆州,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与表是宗亲,有兄弟关系,因而他绝不在寄人篱下情况下做出不义之事。
后来备入川,尽管璋无能,西蜀备若不取,也早晚会被鲁和操等狼虎之辈夺走,可备念及璋与自己同为汉室宗亲,在部下都恳求其取西蜀时,也坚持不谋西蜀。
难怪乎学者齐裕焜在《明代小说史》中写道:
“备以仁义立国,”确实无愧于当时百姓心中最伟大的“仁君”。
除了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也是《三国演义》的一绝。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写道:
“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可见,在鲁迅先生看来,关羽就是忠义和义勇的化身。
关羽为将为臣,确实都以义字当先。
“降汉不降”体现了忠义之道;“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体现了兄弟情义;“华容释”表现了义不忘本;“义释黄忠”则是心心相惜的英雄情义。
除此之外,其他集团的代表人物诸如策、周瑜、辽等也都是以义为先的英雄人物。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吕布。
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以“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来比喻万中挑一的优秀人才,吕布之勇世所罕见,有三国第一猛将之称,但为什么不能称为一代英雄呢?
因为吕布不仅是猛将的代表,更是无情无义的代名词。
寿在《三国志》中写道:
“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
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是最客观的评价。
他为物欲杀养父丁原,贪女色弑义父董卓,被飞嘲讽为“三世家奴”;后又降袁术、效袁绍、从邈、投备。
既投了备却又偷袭,背信弃义到了极致;后来被操击溃俘虏,部下辽誓死不从,而他向操示好想投诚于操,而且还要备帮他说好话。
操回顾备曰:
“何如?
”备答曰:
“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
”操闻言,即杀之。
吕布这样的猛将,向来唯才是用的操都不用,足以见吕布的不仁不义确实令人发指。
可见不仁不义者,在封建社会是被人唾弃的,又怎么称为英雄呢?
《水浒传》的主旨也非常明确,以义一字来打造梁山聚义的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
无论是晁盖时期的“聚义厅”,还是宋江时期的“忠义堂”,“义”字始终是最鲜明和坚定的存在。
各路好汉在义字旗下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从“七星”梁山泊创业、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再到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无不是为义所驱使。
而上至三十六天罡,下至七十二地煞,也都是坚决地贯彻以义为第一准则行动的。
比如宋江,宋江的仗义,天下人皆知,因而宋江有“及时雨”和“呼保义”的双重美誉。
书里是这么写的: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
端的是挥金似土。
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
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
简单的说,就是乐于助人,对别人推心置腹,以义行走江湖。
为了兄弟他可以两肋插刀,甚至不惜得罪朝廷,私放晁盖等重犯六人。
书中用了一首诗来赞扬宋江的仁义:
“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
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
”难怪晁盖事后感叹:
“宋江仁义,四海之,名不虚传。
结交了这个兄弟,也不枉了。
”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吸纳各方豪杰梁山结义,并带领着起义军杀贪官、斩污吏,败童贯,捉高俅,对梁山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以替天行道为宗旨的梁山,也就难怪宋江虽无雄才大略,也无高强武艺,却毫无悬念地坐上第一把交椅了,靠的正是一个义字。
2.2英雄气长,儿女情短
不同于西方骑士所崇尚的爱情至上思想,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重伦理关系的国家,有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传统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权、夫权至高无上,女性的地位只能被压制在最底层。
而且自古有道:
红颜祸水。
中国历来有“女祸”之说,意指一旦迷恋于女色,就会招惹祸害,轻则祸己,重则亡国。
作为封建社会民众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自然要恪守忠君爱国、义不负心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很大程度是排斥女色和淡化家庭情感的。
在这一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书所极力推崇的英雄都是这方面的楷模。
“大义为先,私情为后”成为了英雄们的共识。
在《三国演义》中,花尽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英雄鏖战、虎帐谈兵和权谋相争的画面,极少有关于英雄儿女私情的描写。
我们常说的“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句话似乎在三国世界里并不受待见,就连几个比较有名气的女人,如诸亮之妻黄氏、江东两大美女大小乔的描写也只是寥寥数笔而已,就算是真正花了笔墨所写的貂蝉,也只是被王允利用来行使“美人计”、使董卓与吕布反目,从而逼吕杀卓的棋子而已。
后来董卓和吕布死后,貂蝉的故事也随即戛然而止,没有再进一步的描写。
而关于貂蝉的描写,也并非是交代英雄爱情的故事,相反却是应了上文的“红颜祸水”一说。
正是因为董卓贪图美色,才会被王允设计遭吕布杀害;因为吕布的好色,才会自成一方势力后,终日饮酒作乐,只听貂蝉之言,不闻下属之谏,最终被操所俘,死于白门楼下。
在三国世界中,因为念念不忘情色,所以董卓、吕布皆非英雄。
真正的英雄,不能有丝毫的儿女态。
他们在大战前,绝不可能被妻儿之情所羁绊。
比如庞德。
庞德要与关羽决一死战时,不带妻儿,只带了一口棺材。
临走前对妻子说:
“吾今为先锋,义当效死疆场。
我若死,汝好生看养吾儿。
吾儿有异相,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
”他妻子大哭不止,而庞德却是冷冷作别。
他看重的不是恐怕再也见不得妻儿,而是要妻子照顾好孩子,日后好为他报仇。
同样的,备也是一个只重义气,不讲儿女私情的典型例子。
当初飞失了,丢了嫂子,悔恨难当,拔剑就要自刎。
被备一把抱住,夺剑掷地说:
“古人云: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从这番话可看出,妻子在备心中并无地位,妻子只是一件衣服,破了就补,丢了就再找,但手足缺一不可。
飞的地位无异于是远高于自己的妻子的。
还有长坂坡一役,云冒死救回阿斗。
可当备看见忠肝赤胆、浴血奋战的云险些因为救阿斗而丢了性命时,接过儿子就猛掷于地,说:
“为汝这孺子,几损了一员大将!
”尽管备此举多少有些收买人心的嫌疑,但要想到他当时仅有这一亲生骨肉,敢于做出这一举动,也多少可看到备确实看重云多过于阿斗。
此外,云坚决不娶结拜兄弟之嫂为妻,认为此举有悖伦理常情,甚至不惜与翻脸;关羽身居营,坚决不与两位嫂嫂同屋共处,对于操所赠的美女毫不动心等事迹都说明了英雄在情欲方面的强大自制能力,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免有点“傻”,但在封建社会,这反而显示出了英雄本色。
“不谈爱情”可以说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一大特色(王英和扈三娘例外)。
梁山聚义的一百单八人,除却三对夫妻(分别是王英和扈三娘、青和二娘以及立和顾大嫂),剩下的一百零二人,清一色全是男人,而且绝大部分没有家庭,没有妻子。
他们心里只有哥们义气而没有爱情私欲,平日只惦记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却不知道讨个老婆生儿育女。
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甚,几乎不屑于对好汉们的私人感情进行描写,而且书中贪图女色的人物必然都会被作者所嘲讽和鞭挞:
比如小霸王周通,就曾经因为欲强娶太公的女儿而挨了鲁智深一顿好打;矮脚虎王英欲抢占高之妻为压寨夫人,而遭到宋江的批评:
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贪美色“不是好汉的勾当”。
可见,在宋江、鲁智深等深明大义的人看来,近女色绝非英雄所为。
相反,不近女色的人物,往往就是书中竭力塑造和刻画的英雄,我们不妨看看梁山的领导阶层是如何看待女性问题的:
晁盖平生“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得打熬筋骨”;宋江则“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
从这三位头领来看,对女色都是持漠然的态度,上行下效,其他大小头领自然也是不近女色了。
在作者看来,好汉一心不能二用。
只有忽视女性,才能在替天行道的大业中同仇敌忾,一旦分心于儿女私情,则会破坏男性的攻守同盟。
比如第七十三回,逵以为宋江强抢太公的女儿,气得手持双斧,砍倒杏黄大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撕得粉碎,甚至大骂他平生最为敬仰的宋江:
“当初敬你是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正是酒色之徒!
”连逵这种目不识丁的莽汉都认为,重女色和英雄好汉的作为是相悖的,贪图情欲绝非英雄作为。
因此作者出于塑造英雄行侠仗义的形象和替天行道的义举出发,就有意安排英雄远离女色了。
可见,无论是在《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中,“英雄本色”和“儿女情长”确实相互排斥,难以协调。
正因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只能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了。
2.3英雄的悲剧
自古英雄多悲剧。
我国古代的英雄,或因为能力太强遭人妒忌杀害,或因为空有抱负能力不为人所用而郁郁而终,亦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衰亡。
在大部分英雄的身上,都散发出一股浓厚的悲剧色彩,似乎都是英雄们的宿命。
在这一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惊人的相似,在这两部书中,在竭力讴歌的英雄身上,都体现了一部有血有肉的血泪史。
鲁迅先生曾说过:
“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则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透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封建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是深重的,同时了解到作者对命运悲剧的深刻思考。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与命运顽抗,逆天而行在古代封建社会被公认是愚蠢至极的做法,按理说“千古第一奇人”、“多智而近妖”的诸亮应该深刻明白这个道理,但诸亮却偏偏不顺应天命而动,逆天而行,而这正是诸亮命运的悲剧所在。
诸亮自出山相助备以来,接连战赤壁、袭荆州、伐西川、取,势力不断拓展,乃至建立了蜀汉的基业。
但荆州失陷和彝陵惨败后,蜀汉元气大伤,从这以后诸亮已经开始忧虑蜀国的命运,经常长吁短叹,眉头紧锁,难见往日的意气风发,他隐约也预见了日后的悲剧命运。
此后的六出祁山,似乎已无关痛痒了,蜀汉劳师远征,劳民伤财;以逸待劳,国富民强。
两国强弱明显,实力悬殊,但诸亮明知打不过,却仍坚持不可为而为之。
坚持伐,这其实是时势的矛盾所引发的悲剧。
当时蜀国忧外患,部矛盾重重,只有伐,才能凝聚民心。
而即便不出祁山,也会进攻蜀汉。
与此同时,诸亮知道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此时不伐,日后自己不在,蜀汉的灭亡也是在所难免。
所以他只能强打精神,六出祁山。
一方面为了延迟蜀汉的灭亡,另一方面则为了报答备的知遇之恩和兑现当年备托孤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在六出祁山过程中他自己也经常流露出强烈的死亡意识,在作战方面多次体现了命运的无常:
如上方谷困司马,忽然天降暴雨;五丈原攘垦,主灯却意外为延所灭;首出祁山即有孟达之失,这之后苞和关兴也英年早逝。
在政方面,由于禅平庸无能,以致于大事小事诸亮都无事无巨细地罗谋划,此乃身劳;明知忠言逆耳却又不得不谏,屡遭禅白眼,此乃心伤。
最后终于导致自己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寿五十四岁,中道丧亡。
一个三国中最耀眼的人物却落得如此悲剧的结局,实在让人不得不叹。
除了诸亮,三国中典型的悲剧英雄还有“忠不顾死,义不负心”、为了替兄弟关报仇,起举国之兵最后惨败以致病亡的仁君备;作为降将,在诸亮死后仍坚持作战,但因蜀中没有根基和嫡系屡遭排挤的维;空有抱负却不得重用的猛将延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阐述了。
《水浒传》全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逼上梁山”,另一个是“招安”。
恰恰是因为这两个词,全书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
其实,梁山众英雄好汉大多都不是主动上梁山聚义的,“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这是他们的心真正的声音。
他们上梁山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压迫,导致他们无法在各自的环境中继续生活,才不得已上梁山聚伙的。
比如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这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林冲了。
林冲本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一定社会地位。
家庭美满,生活和谐。
正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无奈祸从天降,高俅之子高衙意欲霸占林冲的妻子,甚至在大庭广众下调戏她,林冲怒冲冲拳头举上去,一看是自己顶头上司高俅的儿子,“手先自软了”。
这样厚实退让的性格使得他只能忍辱负重,不断的忍气吞声的结果是助长了罪恶的气焰。
而后高俅设计使得林冲带刀误入白虎堂而背上罪名被发配,林冲不仅官做不上反倒成了罪犯。
接着高俅又买通押解欲取林冲性命,所幸有鲁智深相救逃过一死。
野猪林没杀死林冲,高俅又使陆谦放火,欲烧死林冲。
一再的压迫终于使林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当世英雄终于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坏人的嘴脸,他不再委曲求全,而选择了快意恩仇,杀了陆谦等三人后终于上了梁山。
林冲从堂堂朝廷禁军教头沦为梁山草寇,可以说是从是一个“逼上梁山”的典型例子,是这一时期很多遭受社会压迫的英雄的缩影。
如果说“逼上梁山”拉开了英雄悲剧的序幕,那“招安”则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招安”是宋江认为的梁山好汉最好的归宿,是梁山聚义的最终目的。
只有招安,才能实现“报民”的理想,博个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正果。
宋江的本意是好的,他确实在为兄弟们谋求最好的出路,但他没有清楚地了解和尊重其他人的意愿,也没有突破封建思想的桎梏,领悟忠义不能两全的道理。
结果,在他几乎可说是一意孤行的决定下,带着梁山众弟兄走上招安之路。
众人尽管认知有分歧,但仍不遗余力地表示支持。
在与方腊周旋了十余战阵后,终于活捉了方腊,平定了江南叛乱。
可在征方腊一役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死伤无数,最后仅剩二十七人!
而存活下来的二十七人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阮小七只拿了个芝麻绿豆小官;宋江、卢俊义等人虽受朝封,却未能逃脱被迫致死的厄运;逵随宋江而死;吴用,花荣最后也在梁山上吊身亡。
如果说牺牲换来了胜利,那么牺牲还是值得的,可问题是梁山标榜的“替天行道”,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触动过蔡京、高俅等大奸臣的半根汗毛,所谓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头来只化作一空头支票,让人不胜唏嘘。
招安的悲剧,既是梁山英雄好汉的悲剧,也是这一时期所有英雄的悲剧。
3《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的不同点
3.1能力侧重点不同
金圣叹曾说过:
“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
”前一句的意思是因为《水浒传》太多描写打打杀杀的画面,专以攻城破狱为能力,以打家劫舍为豪举。
而青少年血气方刚,易于冲动,看了水浒怕会学习好汉打杀的一面,惹是生非,因此不适合看水浒。
后一句指的是《三国演义》里面充斥着谋略博弈,而老年人已经已经有了丰富人生阅历,若还钻研三国,恐怕会更加老道,变得老奸巨猾。
金圣叹的这句话尽管有些夸的成分,但所说的确实不假。
在三国乱世,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是难以建功立业的,因此智谋是放在第一位的。
而《水浒传》则是将好汉的行侠仗义和替天行道渲染到了极致,因为力当为第一重要的存在。
3.1.1三国英雄尚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动荡的东汉乱世中,出场的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百,但真正有所作为并建功立业者却不多,比如操、备、司马懿等,在这些人身上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拥有智慧和谋略。
而那些功败垂成者,则无一例外都些有勇无谋的人。
操在和备煮酒论英雄时曾说: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
”我们知道,操正是这样的英雄。
他操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
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操就大为惊奇,说:
“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纵观操的一生,他动员诸侯组成联盟伐董卓、擒吕布、灭袁绍、败马超,统一了中国北方。
特别是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威震天下,尽显其智谋过人的一面。
欲借献刀而行刺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梦中杀人等则淋漓尽致地展现其奸雄本色。
尽管操玩弄权术,在“拥反”的《三国演义》中是作为反面的人物而存在,但他却无疑是刻画得最为丰满的形象。
抛开操奸诈的外衣,操绝对可以称为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
说到智谋,决不能少了“智绝”的诸亮。
诸亮才多智广,三国英雄无能能出其右。
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未出隆中早谋定三分天下之计。
一出山即大败军于新野,几凭一己之力令结为联盟,帮备取荆州,谋西蜀,为蜀汉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真的可能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典型代表。
其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作战,轻描淡写间克敌制胜的睿智儒雅的英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除了操和诸亮,三国中智谋过人的还有宫、郭嘉、贾诩、荀彧、周瑜、吕蒙、陆逊等等,都以自己出色的谋略为自己的君主出谋划策,取得了一番成就。
相反,像有勇无谋的代表袁绍,操的评价一针见血:
“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这样空有抱负而没有谋略,外强中干又决而不断的人,注定只能是三国历史长河的匆匆过客,纵然出身名门望族、位列三公,又有何用?
可见,在尚智的三国中,智慧如同一,没有了它,到哪里都是行不通的。
3.1.2水浒英雄尚力
非子在《非子·五蠹》中提到:
“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
”认为侠客总是以武力触犯律例,其行为违背了封建法纪和社会统治秩序,是不可取的。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却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北宋末年,在奸臣当道、权钱勾结的背景下,受到欺压想要单靠报案申诉来讨回公理是一件痴心妄想的事,如果这种做法有效,也就不会有林冲被逼上梁山这样的事发生了。
因此以武立世,声正义是必要的手段。
梁山好汉正是顺应这样的时势而生的,替天行道的大旗也是基于此而立的。
天海藏《题水浒传序》就赞美梁山好汉“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而起伸之,囚困者斧而处之”。
认为他们行侠仗义的做法,与“君子”无异。
可见在《水浒传》中,要重新点燃重构理想政治秩序的火花,实现自身抱负,就必须以武犯禁,用正义的力量推倒旧的秩序,重铸道德的法纪。
这样也就形成了《水浒传》尚力的特点。
全书看下来,梁山英雄都是一些崇尚武力,凶狠斗勇的阳刚之人。
就连以扈三娘为首的三位女性,也都练就一身本事,绝无半点阴柔之气,其言行举止与男性并无多大差异。
而且梁山英雄做事大都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很少有像三国人物一样重谋略、玩心计,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
比如武松,就是一个典型的武勇过人、尚力斗狠的人物。
武松从二十三回出场到三十二回落幕,都是以武治暴的表现。
他用一双嫉恶如仇的铁拳、除尽天下恶人。
杀嫂祭兄、血溅鸳鸯楼、醉打门神、大闹飞云浦、单臂擒方腊等,极渲染了和突出英雄靠武力除暴安良的正义性。
除了武松,鲁智深也是作者花大笔墨刻画的英雄。
他看到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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