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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社区主义理论

社会学的社区主义理论

夏建中

2012-7-2316:

17:

41　　来源：

《学术交流》（哈尔滨）2009年8期第116～121页

　　【内容提要】关于社区主义的理论，国内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哲学领域，如最早也比较有影响的是俞可平的《社群主义》，以及对哲学家桑德尔、沃尔泽等人的介绍。

而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学家关于社区主义的理论的了解则基本属于空白。

该文的目的就是对社会学的社区主义理论观点进行较全面的阐述，内容主要有该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其指导原则和主要的理论观点，包括社会建设的目标、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建设好社会的途径、社区的作用等以及扼要的评价。

　　【关键词】社区/社区主义/社群主义

　　【英文标题】TheCommunitarianismTheoryofSociology

　　【作者简介】夏建中（1952-），男，江苏镇江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从事城市社会学与社区研究。

北京100086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9）08-0116-06

　　一

　　“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①这个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一个叫古德温·邦比（GoodwynBarmby）的人，建立了“世界社区主义联盟”的组织，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

这个术语的词根是社区（community）。

在社会学领域，具有强烈社区主义色彩的古典社会学家是滕尼斯和杜尔克姆。

前者在《社区与社会》中强调了社区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后者关注社会价值观的整合作用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后来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基弗在1917年出版了《社区：

社会学研究》，也强调指出，社区必须建立在成员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共同善②和公共利益。

　　当代主张社区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包括：

孔豪瑟（WilliamKornhauser）、罗伯特·尼斯贝（RobertNisbet）、P·塞尔兹尼克（PhilipSelznick）、罗伯特·贝拉和埃米泰·埃兹奥尼（AmitaiEtzioni）。

新社区主义的文本主要包括罗伯特·贝拉与同事所著《心灵的习性》（1985）、埃米泰·埃兹奥尼所著《社区的精神》（1993）和《新黄金定律》（1996）以及菲利普·塞尔兹尼克所著《社区主义者的劝说》（2002）。

他们撰写的著作形成了当代社区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塞尔兹尼克的《道德集体》为社区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根据他的观点，社区主义并不拒绝自由主义理念，它力图重建自由主义，减少过度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危害，鼓励责任心的道德。

该学派的创始人是埃兹奥尼，学派的杂志是《回应性社区主义》（ResponsiveCommunitarianism），这也是他们的活动平台，“权利与责任”是指引该学派的指导性原则。

因此，新社区主义亦被称为回应性社区主义。

　　埃兹奥尼曾任卡特总统白宫国内事务高级顾问，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

正是他在1990年，发起了一场社区主义的社会运动，将社区主义从小规模的、几乎不大为人所知的学术领域思想，发展为有影响的、进入广大人民公共生活的社会思潮。

他的重要著作有：

《社区的精神》（1993）、《新黄金定律：

民主社会中的社区与道德》（1996）、《下一步：

通向好社会之路》（2001）等。

　　1990年，他们建立社区主义学术群体时，发表了《回应性社区主义宣言：

权利与责任》一文，指出，“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是许许多多社区的成员，如家庭，邻里，无数社会的、宗教的、种族的、工作场所和专业协会的社团，以及政治团体等。

我们所有人都属于这些相互依赖和彼此重叠的社区，如果置身于这些社区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存在，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

不论哪个社区，如果它的成员不关注、不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也不能长久存续。

……社区的观点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的存在的社会性。

……社区主义的观点认为，社区和政治团体也同样具有义务，这包括对自己成员回应、促进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参与和商讨的责任。

”

　　以上是该“宣言”的序言，该宣言是一份50多位学者和知名人士签署的长达14页的文件，这些人的共同信念是“必须以社区主义的观念来影响我们时代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1]。

因为，无节制的贪婪、无根的心态、自我为中心、脱离社区和社会资本下降，让这些人忧心忡忡。

　　二

　　社区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权利与责任，也就是既不忽视个人的权利，也强调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责任。

其核心的观点是反对贪婪、以自我为中心、脱离社区，呼吁重建社区集体主义精神、维护社区和社会的共同秩序，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

具体观点如下：

　　1.建立一个好社会（goodsociety）。

这可以说是社区主义的社会建设的目标。

他们主张，“好的社会”是建立在自由与社会秩序、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特殊的（如种族、民族和社团或社区）价值观与全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之间的精心构建的平衡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就是与通常的西方模式展现的不同，回应性社区主义的“好社会”是将亚洲的强调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与西方人关心的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结合起来。

　　那么，什么是“好社会”呢，埃兹奥尼认为，可以用功利主义理论来解释。

例如，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在成员相互信任程度更高的社会中，白领犯罪更少；再如，一个好社会可能会颂扬实质性的价值观，如环境保护，对弱势群体的慈善活动，有子女的婚姻而非单身，以及尊老爱幼。

这些是具体的“好”标准。

　　社区主义认为，好社会适用于所有社会，同时，它还强调，不同的社会，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平衡。

因此，当代东亚需要的是对个人和社团的差异性表现出更多的容忍，而在美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极端个人主义需要减少。

　　发展并维持一个好社会需要触及那些被认为是私人的领域，但是，缩小私人领域的范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私人事务需要服从于社会监督与控制。

因为，社区主义区别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神权政治以及社会保守主义者同胞的主要立场，就是好社会虽然触及到个人，但它寻求培养有限的几种核心美德而不是无限扩展或者全盘管制的。

好社会并不希望在许多次要事物上禁止道德多元化。

例如，美国社会相对于无神论者更赞同笃信宗教，但在笃信何种宗教的问题上却保持“中立”。

同样，美国社会期望其成员忠于美国信条，但也非常包容他们珍视自身不同的种族传统，只要它们不与国家忠诚相冲突。

与极权主义政权不同，美国社会并不推崇某一种音乐而限制其他音乐，也没有规定统一着装、定居地点等。

　　2.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有些人认为，社区主义在关注对社区、对更大个人责任的需要方面和在对权力导向社会的批判方面，类似于保守主义。

事实上，社区主义是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黄金法则，这一黄金法则的本质，就是在个人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极权社会，这一黄金法则将指引我们，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去挑战社区主义语言的滥用并坚持更大的个人自由。

而在民主社会，就是鞭挞极端的个人自我放纵和社会责任的缺乏，社区主义往往采取的形式是对极端的批判。

所以，它所寻求的其实是一种新的平衡。

　　为了说明社区主义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需要的途径，埃兹奥尼将隐私权作为新黄金法则在公共政策中应用的一个例子。

他指出，乍看之下，似乎我们的社会已经经历了对个人隐私的逐步侵蚀：

邻居在听您的手机，老板窃取雇员的电子邮件和医疗记录，记者在他家里的电脑上就可以获取您租用的影片的记录、您的信用卡购物记录以及关于您外出旅行时同伴的个人信息。

难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免受数据侵犯。

　　但是，从社区主义的角度来看，放弃某种程度的隐私有益于公共利益。

例如，长期保存被医院撤销职务的医生的信息，直到他为自己原先所犯的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必须的。

因为，任何人也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

在新泽西州的医生杀害了几名患者，可以跨越国界线，并重复他们的表现。

　　所以，隐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人们就必须寻求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指导每个人做出权衡取舍的准则。

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在隐私权方面，只有当有令人信服的需要（例如，为了减少传播传染性疾病）时才能容忍对隐私新的限制；尽量减少主动的侵扰（例如，测量温度的尿液样本用于药物测试，而非将其作为标本来观察）等。

　　社区主义呼吁，世界上，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所有人都必须兼顾共同利益。

　　在对待艾滋病患者方面，保守主义者呼吁所有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在高发区，每个人都要被强制体检，而且剥夺同性恋活动的权利。

而自由论者声称反对任何必须体检性伴侣或者是对静脉注射的毒瘾者的艾滋病病毒体检活动，即使这样做将会阻止疾病传播。

他们认为，揭发早期的和预期的艾滋病患者的事实将会使被体检的人们丧失信心，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体检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结果是既定的。

　　社区主义者认为，无论如何，由于其他的原因而检测血液的人都应该同意去检测是否有艾滋病病毒。

这是对他人和社会所履行的一种道德责任的行为，也可以用来告知早期的和预期的携带者。

这个信息将会刺激人们比做其他的事更加谨慎。

而且，在检测结果出来前，能够使人们免于接触新的携带者。

最重要的是，尽己所能阻挡这种可怕的瘟疫传播是每个人应有的公共责任。

但是，对那些在住房、工作或其他方面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的惩罚应该加强。

　　社区主义强调，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持和补充的关系，其中的任何一个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秩序过分地发展，就必然会损害人民的个人自由；反之，如果个人自由过分膨胀，就会破坏社会秩序。

每个群体应该注意他们在更大的群体中的地位，而不仅仅是自身的利益。

　　3.建设好社会的途径。

埃兹奥尼认为，要使社会成为“好的社会”，很多的社会管理必须通过依赖道德的声音而非法律来加以规范，法律自身的作用范围也必须受限于道德的声音所支持的范围。

　　好社会所倚仗的培育美德的手段往往可以归入“文化”。

具体而言，这些手段包括：

（1）社会团体机构（家庭、学校、一些同龄团体、宗教场所和一些志愿者协会）对于社会新成员的价值观灌输，最终形成一种引导人们向善的内在道德呼声（或者说良心）。

（2）在社会的层面上，社会强化机构支持社会成员已获得的好的价值观提供了一种外在的道德呼声。

（3）使好的价值观社会习俗化。

　　建设好社会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文化”支柱，是道德的呼声。

它鼓励人们进行亲社会的行为。

虽然社会存在着强调良好的教养、道德和性格教育的重要性的倾向，社区主义者承认这一基本事实：

没有持续的外部强化，良心往往会恶化。

同伴的意见，特别是那些维系在他们家庭或者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其意见举足轻重。

　　建设好社会中的另一个主要工具是社会习俗。

由于法律中并没有对道德进行约束，并且道德融入在人的性格和与他人的交往中，因此，相对于道德，被认为是非正式的社会习俗则更为正式和系统。

习俗是一种体现某一群体或团体价值观的社会形式，人与人之间大量的交往与接触都由于这些行为人所依据的社会形式而变得简单和易于执行。

在这里，合同就是一个例子。

任何遵守合同的人，其履行承诺的背后都有相互责任以及根深于他们文化中的“应当遵守合同”的道德观念。

尽管习俗随着时间而改变，但它们仍引领着社会生活，这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中尤为突出。

　　社会习俗在体现好社会与其他类型社会间的差异方面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大部分习俗既不是程序化的，也不是道德中立的。

事实上，大部分习俗都是体现了某种价值观的。

例如，天主教教堂对于离异者婚姻的不接纳，几个组织有序的宗教组织所进行的努力尝试——鼓励人们更好地准备婚姻（如通过婚前咨询）以及鼓励人们巩固他们的婚姻（如通过婚誓），都反映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习俗化的努力都反映了对婚姻的价值观，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想要维系的某一种婚姻的价值观。

　　相似的，社会不仅把公立学校作为传授知识与技能的中立性机构，也是强化一系列价值观的场所，包括对穷人的同情，种族间、民族间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体间的相互尊重，对于科学、爱国主义的尊重，以及对于环境的责任。

社会通过习俗强化了某些价值观。

　　建设好社会的根本基础是道德基础设施建设，家庭、学校、社区和多个社区形成的联合体是道德设施建设的四个核心要素。

家庭是灌输价值观和开始形成道德自我的第一场所；学校进一步发展道德自我，并且修补个人在家庭中遭遇的负面影响，同时还传授知识和技能。

但是，社区主义认为，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年轻人还不具备成为好的社会一员的充分条件；这与一些社会哲学家的看法不同，后者认为，一旦人们有了道德并且养成了一定的习惯，他们就会被他们的内在道德罗盘所指引。

社区主义认为，那些已经获得良好道德的人会退步，会逐渐丧失自己对其价值观的承诺，除非他们不断地强化自己的价值观。

而社区的主要功能就是强化其成员的这些属性。

　　根据社会学的一致而非冲突的模式，如果家庭和学校能够具有强大的功能、社会有充分发育的社区、网络联系发达和道德声音清楚有力，那么，社会就有可能将社会秩序主要建立在道德担当、而不是国家的强力基础上，从而降低国家的干预和减少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

　　4.社区的作用。

埃兹奥尼认为，社区存在着“道德的声音”、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和具有情感性质的社会关系。

一般来讲，社区越弱，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就越少、异质性越高、社会联系越稀少、道德声音越小。

道德声音和价值观的强弱可以用一些问题的答案来检验，比如：

“如果一个小孩受到虐待，或者小孩正在画纳粹党徽，目击者是否应当告发？

”“你是否会坚持让朋友系安全带，或者是否会劝阻那些将车停在残疾人车位的非残疾人车主？

”等等。

　　当其他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分支最近才开始意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并且思考怎样定义“真正的社区”时，社区的概念作为社会学思考的基础已近两个世纪了，如杜尔凯姆、滕尼斯的著作。

社会学家将“真正的社区”的建立看成是解决疏离和暴政的最好的方法，是一个“好社会”的关键要素。

　　社区主义从两个特征来对社区进行定义：

（1）社区是一群个体之间形成的有浓厚感情基础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是相互交叉、相互加强的（而不只是一对一的联系或者个人的网络关系链）；

（2）社区要求对一套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意义具有忠诚感，有共同的历史和身份认同，简单地说，就是有一套共享的文化。

这个定义指出社区具有集体性的、历史性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集合体。

社区不仅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也包括以各自的身份和目的而形成的一个团体。

事实上，真正的社区经常为社会中的个人行动创造条件。

　　不过，埃兹奥尼主张，社区的定义还应该包括第三个特征：

（3）社区应该具有高水平的回应能力。

这一特征意味着，若社区只对部分成员或者一些小团体是回应的，那么，这个社区是一个不健全的社区。

　　社区主义认为，社区规范和共同的责任对于社区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若一个社区不断强调规范，那么那些违规的人们（不同于因正当理由而违规的人）必将遭受社区共同责难的考验。

社会学家意识到社区共同的责任正好可以作为一种有效途径来支持社区成员对共享价值观的忠诚，以及对公共物品、即社区秩序的忠诚。

社区责任可以减少对秩序的来源——国家的依赖。

　　5.颠倒的共生关系。

埃兹奥尼将社区主义主张建立的权利与责任、自由与秩序的新型关系称作为“颠倒的共生关系”。

为此，他特别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他指出，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关系，即一种力量去抵消另一种力量，而是两种力量不仅仅合作共同生长，而且彼此相互促进。

比如：

一种珩科鸟在鳄鱼的嘴巴里觅食，吃一些虫子和水蛭，其结果是鳄鱼正好可以清洁牙齿，该鸟也获得了充分的食物供给。

埃兹奥尼将这种不寻常的关系称之为颠倒的共生关系（invertingsymbiosis），即两种力量相互抗衡已经达成一种平衡的共生关系。

　　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共生关系之一。

这两种力量相互增强到一定水平之后，两者开始转向敌对状态。

让我们举例说明：

一开始，某个社区处于低水平，居民住在刚刚建成的高楼里，假定一些社会代理人（某些社区组织者）在新来的社区居民中开始建设社会纽带和培育社区文化，公共物品和个体成员的自主依靠这些力量不断增强，一直达到一定程度。

公共物品将逐渐丰富。

高楼里的居民彼此互相了解之后，将感觉疏离感降低，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自治也感到更加安全。

　　然而，若新建的社区对它的成员要求过度时，到最后，社区秩序、个体自主也将受到威胁。

可见，若向心力太大，不仅成员的自主性受到冲击，而且社区纽带会被破坏——社会责任就变成一种强行的义务，对社区的敌对情绪将进一步增强。

这就是集权主义政体下发生的情况：

当对新型社会责任最初的需求得到过度满足之时，随着组织不断提高需求，疏离感则会逐渐增强。

　　另外，若离心力太强，不仅社区的服务跟不上，而且，依赖社区满足基本需求的高楼居民的自主性也将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

在社区中，两种力量就从相互增强的关系变成敌对的关系。

　　一旦人们意识到向心力和离心力与社区不同体制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的许多争论通过颠倒的共生关系的概念将得以化解，比如：

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结果，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就构成了对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攻击，但是，个人主义仅仅是导致社会矛盾的一个因素而已。

若应用了颠倒的共生的概念，那么，宣称这种批评是一种攻击就不能成立。

因为，美国的传统是两种机制的混合体，是当一种机制过强而寻求用另一种机制来进行纠正的混合体。

个人主义和共同纽带都是美国的遗产，如独立宣言和美国的宪法中都包括了这样的论述：

“我们誓将我们的生命、财富和至诚的信任都相互交给彼此。

”因此，当向心力过多地指向秩序时，那就必须强调自主的重要性；当离心力过多地指向自主时，就必须强调秩序的重要性。

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两者同生同长。

然而，若站在一种力量凌驾于另一种力量之上的角度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变成是敌对关系。

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称为颠倒的共生关系。

社区主义者的分析需要注意当前的社会环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回应性社区主义。

真正的社区，应当对所有社区成员的需求都能回应。

回应是真正的社区的最重要特征。

如果社区形成的价值观以及结构形式（资产的分配、权力的应用、制度形式以及社会化的机制）没有反映社区成员的需求，或者只是反映了一部分社区成员的需求，社区的秩序将因此而被强迫形成。

而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秩序是不稳定的，并且威胁着个体成员以及亚群体的自主性。

为此，埃兹奥尼提出了三个假设：

（1）在公共物品和社区成员的需求之间存在某种固有的冲突。

（2）随着社区的回应能力逐渐提高，基本矛盾的范围会显著缩小。

（3）每一个社区形成较高回应能力的方式都是独特的。

他还建议，社会或者社区应当提高自己的回应能力，即尽可能满足社会、社区成员的需要。

当然，回应仅仅能够减少固有的矛盾，却不能完全消除它。

彻底消除这些矛盾或者冲突需要社会体制和结构的改变。

他的结论是：

建立在人类环境基础上的秩序和自主的矛盾只能通过提高回应能力来得以化解（也就是说，不能仅仅通过社会化机制和社会控制来解决），但是，仍然不能被彻底消除。

　　7.志愿者组织与公民社会。

社区主义认为，志愿者组织特别重要，因为它保护个人免受国家的欺凌，特别是孤立的或“原子化”的个人面对国家的情况下；它还是集合个人力量、传送个人信息给国家、为个人提供保障的中介机构。

志愿者组织是社区成员加强社会联系和发出社区道德声音的社会空间，它构成了社团和社区关系的基础。

虽然并不存在一个简单一致的公民社会的定义，但是，社区主义认为，此术语的多数用法反映出其包括两种由来已久的特性和它们体现的价值观。

一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志愿协会来帮助国家，并为公民提供民主政治实践所需的技能和实践；二是节制冲动，通过维持话语礼仪的文明来加强理性民主。

　　在有关论及公民社会的文献上，一些学者描述公民社会是：

（1）一个人们相互友好、彼此尊重的社会。

（2）有一系列的志愿协会，包括男女童子军、棒球俱乐部、退伍军人组织、书友会、狮子会、麋鹿社、教会和邻里犯罪监控组织等。

但是，大多数的讨论强调的是第二个特征。

《独自打保龄》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类思想，罗伯特·普特南认为，与作为一个保龄球俱乐部的成员相比，仅和朋友们打保龄（他称为独自），不足以维持公民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

因此，从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保龄球俱乐部、书友会、棒球俱乐部和其他志愿协会之中，人们没有以所宣扬的价值观来区别各类志愿协会。

尽管这些协会是存在具体标准的。

例如棒球俱乐部，可能重视健康的体魄以及体育精神；书友会鼓励尊重学习和文化等。

但公民社会的捍卫者对它们一视同仁。

　　社区主义者与公民社会的捍卫者在看待公民社会组织方面是有区别的。

后者虽然承认志愿协会之间的一些区别，但这些区别仅限于他们作为公民社会的一员所起的作用而非它们的规范内容。

公民社会确实肯定了一些价值观，但它基本上是肯定本身。

因此，公民社会珍视理性的（而非价值的）论断、相互之间的宽容、特殊技能，当然还有志愿精神。

然而，这些价值观经过仔细检查都不具备任何特别的对“好”的社会性表达。

它们并不建议人们最好参与什么，应当志愿支持什么。

　　而社区主义认为，公民社会并非好社会本身，甚至与好社会有一定的距离。

社区主义强烈主张志愿者团体——一种富裕强大社会的结构和话语的文明，它所形成的理念应当是用于支撑一些特定的关于“好”的概念。

即好社会在于以实体的价值体系为内核。

　　简言之，从公民社会的基本立场来看，一个志愿协会在本质上与另一个相同。

然而，从社区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因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而差别巨大。

　　我们还可以从如何看待志愿者社团的功能作用的角度来总结一下公民社会与好社会的区别。

尽管两种社会都依赖这些社团，但是，在两种社会中社团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公民社会中，志愿者社团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帮助培养公民技能，比如获得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成立社团以及社团发展并锻炼民主的机制，从而发出声音。

在好社会中，志愿者社团培养其成员的实体性美德，从而强化个体的规范性义务。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而言，每个志愿者社团就是一个志愿者社团，而从好社会的角度而言，没有任何两个志愿者社团是等同的。

志愿者社团的地位可能是受尊敬的（因为其促进了所期望培育的美德），可能是中立的，也可能所持有的观点与社会相离或相悖。

因此，一个公民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社会，因为，它并没有普及一种“全面的信条”，而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可以供这些信条在数量众多的社团内部没完没了辩论的平台。

但是，它不能形成关于美好的共识，整个社会也无从赞同并以此培养其成员。

　　8.社区主义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立场

　　第一，对于家庭的社区主义者的立场。

社区主义运动宣扬新型家庭主义：

认识到无须像保守的宗教信仰者主张的，回归到传统的家庭模式。

社区主义主张，女性和男性都拥有选择在家庭之外工作的自由，父母双方必须实践对孩子的责任。

一般来讲，双亲家庭是比单亲家庭更有效的教育者；父母被认为是比一般儿童保育机构更有效的教育者，尤其是对那些年龄很小的孩子更是如此；婚姻比离婚更可取，因为家庭是所有具有养育功能的社会团体中最基本的“基础”。

　　第二，对社会福利的立场。

社区主义要求福利接受者即使他们找不到工作也要承认他们自己的某种责任，并且为社区作出贡献。

或者在学校学习、参加训练以及避免怀孕都是他们作贡献的方式，尽管全职雇佣仍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新的刺激性因素应该较少依赖于惩罚，而应更多依赖于一些激励性措施。

比如，不要因为福利母亲的孩子辍学而给予罚款，而是如果她能使自己的孩子继续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应该给予其额外的奖励。

　　第三，对公共安全的立场。

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并不是由于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