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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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分析

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分析

戴卫东/鲁军

2012-8-2414:

37:

24　　来源：

《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08年01期第78～82页

　　【作者简介】戴卫东，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100872）；鲁军，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通过对当前社会结构总体特征的描述，尝试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当前的社会分层格局进行讨论。

进而，笔者提出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的不同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不同类型的上向流动中所存在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终通过综合性分析得出结论，以期能够对现状的改善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中间阶层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的转型期，这是当前学界所取得的一个共识。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社会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为人们所关注，也是政府和学界思考、讨论较多的就是社会分层和结构，同时“就一股意义而言，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因而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也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1]。

现阶段，其突出表现为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扩大，这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并与“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等共同成为最突出的三个社会问题[2]。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及早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

（一）由社会结构谈起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到底是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还是倒“丁字型”结构，目前在学界存在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李强（2005）通过对“五普”数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这一特殊的丁字型社会结构比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更加令人担心，极其容易产生“结构紧张”。

　　这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所反映的情况是严重的，尤其表现在社会结构存在一种断裂的趋势，这一论断与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论在理论上具有互补性。

“什么是断裂的社会？

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

”“整个社会在社会的意义上而非政治的意义上是分裂的，这与多元化社会是有区别的。

”①“断裂社会”是一个极富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为我们思考现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3]。

　　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和“断裂社会”论提供了两个展示社会现实的崭新视角，断裂社会中的主要断裂带在很大程度上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的横竖之间的隐性鸿沟是重合的。

“断裂社会”论强调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则强调经济差距导致的隐性断裂。

因此，若能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将有利于合理地审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趋势是不容乐观的，随时都有可能从目前的状态滑向“断裂社会”，我们必须及时地寻找到可行的路径来减少这种可能性。

（二）弥合社会结构的路径选择

　　有学者提出：

“如果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基本上定型的话，学术界就应该解释这样的社会分层结构产生的原因，以利于改善社会结构，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3]其目的值得肯定，但是在研究时机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一般情况下，社会结构在定型后具有很大的惰性，不会轻易被改变，同时社会优势阶层也会阻止这种结构演变。

据此，笔者认为改善社会结构的最佳时机就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此时各个社会群体还处于博弈中，随时可能失去或者得到某些利益，群体划分界限也不是十分明确，很难确定个体的阶层归属，阶层化现象也不是十分突出。

研究者应该适时地切入这一过程，准确地为社会号脉，找到社会病态的根源，从而试图去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而不是等到结构基本定型之后才去追述。

　　在切入点的选择上，关键在于使社会中间阶层壮大，这种壮大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面过程。

这一过程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需要找到一条成本相对较小的路径。

漆彦忠（2006）提出了弥合社会结构的主张，认为弥合与断裂的概念相对应，指的是社会结构系统内以构造结构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目标的内生力量，它强调社会结构通过自身体系的内生变化从而使社会结构整体趋于弥合，建立起以现代时空分离所要求的在主体间、客体间和主客体间和谐流动的社会结构。

这一主张对于我们讨论解决断裂社会问题很有帮助。

　　二、概念界定

（一）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指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4]，或者是指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5]。

自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推动了混合经济模式的出现，侵蚀着再分配经济时代的社会层级结构的制度基础，也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边燕杰，等，2005）。

　　对社会分层研究最重要的命题是“谁得到了什么？

是怎样得到的”，社会分层的表层结构（分层模式）主要是回答“谁得到了什么”，社会分层的深层结构（阶级模式）则是回答“是怎样得到的”[3]。

本文对于表层虽有涉及，但目的却在于通过对表层结构的描述来探讨深层结构，即通过对“哪些阶层得到了什么，哪些阶层没有得到”的研究来明确阶层结构对阶层的影响，说明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的必要性。

（二）社会流动及其机制

　　社会流动指对一个人或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4]。

社会流动有多种形态，诸如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等。

本文研究的是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属于垂直流动中的上向流动。

而所谓社会流动机制，指的是决定人们在其社会中获得一定地位和文现社会流动的主要背景、条件、动力和路径的某种组合作用（张宛丽，2004）。

王春光（2007）指出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机制不是自发形成的，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发地带动社会阶层结构按照理想的模式分化和演进，而且可能在原先那些阻碍阶层流动的机制仍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产生一些新的阻碍机制，从而影响到利益的相对合理分配。

　　目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在很多领域还存在不合理性，突出表现为分层机制不完善，其中存在的新旧阻碍机制使得社会流动不畅，低收入群体在向中间阶层流动中出现的障碍性因素就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情况。

　　（三）中间阶层（中产阶级）

　　一般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和所谓的“新中产阶层”，前者主要是指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员工，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发生解体，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以来，其中部分成员的地位发生急剧变化。

而后者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李强（2004）归纳该阶层的基本特征为“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消费行为上有高消费倾向，生活方式上开始形成所谓‘格调’”。

鉴于目前中国内地社会新老中间阶层并存发展的态势，或者说在中间阶层成长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异质性，周晓虹（2006）将现阶段的中国中间阶层形象地称为“杂领”。

　　（四）低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是一个在相对意义上使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指那些在收入结构中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群体。

在很多情况下，它常和贫困群体混用，但两者存在差别。

樊平比较了低收入群体与贫困群体的异同，发现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

人均生活费比较低，在生活基本需求的水平、质量和社会交往方面居于社会下层等。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但在投资和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只能获得较低报酬的社会成员，它的最小计量单位是个人；而后者则不仅包括一部分低收入者，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无业和失业人员，它的最小计量单位是家庭（樊平，1996）。

之所以选择低收入群体作为上向流动的目标是因为低收入群体自身具有的优势，他们具有改善境况的需求和能力，只是因为在投资和就业等一些领域中存在的障碍性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因而本文的主旨就是探讨存在哪些障碍性因素及其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目前，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较大且没有明显缩减的趋势。

马西恒（1997）认为当前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主要有下面5种：

低利或亏损企业的职工群体，离退休职工群体，失业者群体，纯农群体，进城农民工。

　　三、研究预设与研究逻辑

　　本文中的研究预设与研究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本文中，笔者预设“橄榄形”或者“菱形”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稳定性，强调这种结构是我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2.笔者倾向于赞同李强教授所提出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的论断和孙立平教授的“断裂社会”论，两者在理论上有互补关系。

笔者认为实现“橄榄型”结构的首要任务是弥合社会的隐性断裂带。

　　3.就理想状态而言，要实现社会结构由目前的倒“丁字型”向“橄榄形”转变，应从高低两端同时缩小与中间阶层的差距，要在保持中间阶层标准的基础上扩大中间阶层规模。

但这在实践中比较困难，且不现实。

因此只有通过促进社会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合理有序流动，使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成员适时地成为中间阶层，并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

　　4.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在于：

究竟哪些低收入群体能够进入中间阶层？

这些群体在上向流动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其他的社会群体如高收入群体和现有的中间阶层对这一过程将会有何反应？

是否会出现阶层性的排斥和隔离现象？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分析后作出回答。

　　四、类型划分与障碍性因素

（一）流动类型划分

　　由于受到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在当前阶段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呈现显著的二元社会结构性特征；其次表现在城市内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就业，但同时残存的户籍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割裂了正常的城市化，造成了正在出现的“城市二元社会”，即：

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其他阶层逐渐在各个方面发生分裂，阶层壁垒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

　　笔者主张首先采取两分法，即分为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向下继续划分。

对于城市社会而言，其现代化特征发育比较完善，可以将其结构划分为高收入群体、中间阶层和低收入群体三个比较清晰的层次；对于农村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传统社会的情境限制等，可以将之简单划分为中间阶层和低收入群体②。

　　基于此，“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的提法其实包含三方面内容，或者说是流动的三种类型。

类型一：

城市低收入群体向城市中间阶层流动；类型二：

农村中间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流动；类型三：

农村低收入群体向城市中间阶层流动③。

这三种类型中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是不一样的，原因主要是在流动中存在着不同的障碍性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揭开阻碍社会流动的原因。

（二）障碍性因素分析

　　1.类型一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第一，政策取向上的偏差。

目前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地方的政策制定中，虽然都一致性地把减小低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与地方这两个层面却发生了脱离，即国家的良好愿望在地方并未得到很好执行。

换个角度而言，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成本的一部分，因而目前的关键问题就是这部分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

这就涉及“谁有能力来承担”的关键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存改革之前都没有充分地估计到这种成本的规模，因而它们都没有做好承担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就显得困难重重了。

　　第二，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固化，同时阶层再生产机制也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突出表现在就业上。

当社会阶层通过再生产机制发挥作用后，各阶层的下一代在发展上处于不同的起跑线，这种状况会使社会的不平等延续下去。

试想，有什么比“输在起跑线上”更让人失望呢？

同时，当阶层再生产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之后，便会通过对现有资源的运用来阻碍低收入群体的顺利流动。

　　第三，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均匀，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

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从而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碍低收入群体的上向流动。

同时，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封闭性特征要求使用者必须拥有一些资本或资源，这样才能获得进行交换的资格。

现实的情况却是，低收入群体连这种资格都不具备，何谈去交换？

目前的这些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所谓的“4050”人员，他们年龄普遍较大、知识水平低、专业技术陈旧、家庭负担较重，其自身的这些制约性因素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第四，教育、培训和就业机制的不完善。

由于城市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国家和地方在分担这种成本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使得资源的使用不能集中，分散的力量使得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

现有教育、培训机制的水平还较低，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就业机制则更加不容乐观。

　　2.类型二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1）体制及政策因素制约。

由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存在争论，地方在社会发展上持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计划经济条件下较为封闭的城市管理政策在现阶段依然残留下来，影响社会进步和发展，阻碍了农民工的正常社会流动。

（2）就业市场分割。

从根源上看，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体制和政策产生城乡二元社会，使城市中存在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即高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前者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后者则以外来劳动力为主。

托达罗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首先是进入“传统城市就业部门”，形成次级劳动力市场，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在逐渐了解城市就业现状后，从原部门进入到层次较高的“现代就业部门”，从而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④。

但是，这一模式在中国遭遇了质疑，关键在于中国情境下的农村劳动力或一直在传统就业部门工作，或不得不退出城市就业市场回到农村，将他们纳入现代就业部门的可行途径太少，同时这些途径也很难保证他们顺利实现上向流动。

　　（3）城市社会逐渐生成阶级壁垒。

李春玲（2007）通过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

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社会隔绝壁垒的作用，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

　　（4）城市生活的旁观者。

上述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制约，使得农民工只能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村人，依旧生活于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无法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成为城市的建设者，而不是居住者。

“城市生活的旁观者”这一身份标签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尴尬地位⑤。

　　（5）社会新生因素的影响。

这里的新生因素是指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制约阶级流动的因素。

在现阶段，首先表现在城市住房上，目前的房价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没有降低反而一路飙升，一旦在城市拥有了住房，即便是农村居民也能立即获得城市中间阶层地位；其次表现在高新技术和知识上，现在对于高新知识和技术的需求十分旺盛，使得拥有它们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中间阶层。

但是，进城农民工很少能拥有这些新生因素，客观上造成了新的障碍。

　　（6）自身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从总体上看，农民工教育水平低、抗风险能力较差，在城市所从事的大都是一些低收入、重体力、不稳定、环境恶劣、缺乏保障的工作。

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他们在上向流动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3.类型三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农村低收入群体主要是纯农群体，纯农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由于未能解决温饱或者现有发展水平较低等，直接谈论他们向中间阶层流动在目前是不现实的。

因此对他们而言，首要任务是脱贫，其次才是致富和上向流动。

农村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转化的障碍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农村发展状况在根本上限制了农民的上向流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土地承包制度的实行和户籍制度在一定范围内的松动，使得农村取得了较快的进步，农民也获得了很多实惠。

但是，农村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暴露出其所积存的深层次矛盾和缺陷，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农民的上向流动变得困难。

（2）体制与政策的影响。

近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包括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减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进步。

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低收入群体在农村的规模仍然很庞大，“三农”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这一问题的产生是长时期不重视“三农”的结果。

计划经济时代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造成工农产品间“剪刀差”的措施，今天在很多地方仍然残存，而且这些政策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农村自身的正常发展，影响了农民的脱贫致富，阻碍了农民在社会地位序列中的正常上向流动。

　　（3）农民的社会资本缺失或者都是处于同一水平的社会资本，无法产生上向流动的动力。

农村社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内部同质性较强。

虽然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取得很大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内部异质性增大，但就总体而言，农村社会的内部差异还不是很大。

社区内所生活的成员大都处于同一个水平，真正有能力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已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大部分农民由于缺乏社会资本或者这些社会资本都是处于同一个较低水平上，即农民所拥有的“强关系”水平低，而水平高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又很缺乏。

这种以水平较低的“强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对于农民的流动作用不大，首先从自身而言，他们缺乏实现上向流动的能力，其次从外界而言，他们缺乏上向流动的拉力。

这种自身推力与外界拉力的双重缺失严重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现状的改善。

　　（4）信息闭塞，无法及时分享到社会进步的成果。

农村的生活十分单调，缺乏一种活力，信息传播的速度慢，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这种现状与城市的快速、高效和便捷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信息因素所能产生的巨大发展动力在农村社会很难得到转化，这就造成了农村社会与城市在发展上的持续脱节甚至趋向断裂，使得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农村却逐渐被甩开，从而，纯农群体的上向流动就显得愈加艰难。

　　（5）低收入群体的后代向城市中间阶层的流动。

在代际再生产的问题上，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机制在目前仍然是一条十分重要和相对平等的阶层再生产的途径。

但是，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公平正在发生倾斜，父辈的差距正在通过教育机制被复制到子代身上，城市居民与农民子女除了在出生那一刻发出的第一声啼哭是一样之外，就再也没有相似性可言了。

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儿童所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是相对不足的，无法与城市儿童所受的教育水平相比，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则更加明显。

这种现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而言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后代向中间阶层的转化。

　　（6）自身能力限制，使得他们无法完全通过自力更生来解决。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农民的整体素质相对较低，比如教育水平低、法制观念薄弱、生育儿子的偏好、封建迷信较为普遍等，这些自身能力上的限制最终制约了他们的上向流动。

　　五、综合性分析框架

（一）宏观视角分析

　　社会流动通常涉及宏观层次上的社会变迁，它对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很多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会在国家和社会等较为宏观的层面展示出来。

低收入阶层向中间阶层流动是社会上向流动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在不同社会地位问的垂直流动，这种流动会造成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位置的改变，同时可能会引发一些矛盾和问题，因而对于这种社会流动的利弊要有全面的认识，要从一种宏观的视角来把握。

　　在一般社会学者的研究中，正如笔者前文的理论预设所指出的那样，培育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中间层对于社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结构。

有学者指出这种思路所蕴含的一个理论预设就是：

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稳定器”、“安全阀”的功能，这种预设多少有些理想主义色彩[3]。

这种质疑是有一定根据的，也值得去思考。

但是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

“橄榄形”社会结构是就社会发展的成熟状态而言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间阶层的规模对社会稳定起很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是两方面的，既可能产生较为正面的作用，也可能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社会流动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其实存在许多变数。

第一，社会结构转变的方向不是自动确定的，需要由人来引导；第二，没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愿意将自己掌握的资源与其他集团分享，即便这些集团问的地位是相近的，两者间更可能通过一种“物物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利益均沾；第三，低收入群体流动之后是否会形成社会的弥合，这种弥合的程度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都是不很确定的；第四，社会流动的预期状态实现对于社会结构的优化会起到何种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展现都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

　　从宏观视角来展示低收入阶层向中间阶层的流动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将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前进的方向，合理调整社会群体的结构性分布。

（二）微观视角分析

　　从微观的视角来分析阶层流动，重点在于展现流动对于群体尤其是群体中的个人以及群体生活环境的影响、改造和变迁。

这种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

阶层流动也是如此，我们在论证阶层流动所产生合理化后果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流动的过程和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也是微观视角所注重的一个方面。

　　低收入群体上向流动到中间阶层对于社会结构优化等方面有促进作用，但也同样会出现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在认识上和处理上的恰当与否会直接关系到这种阶层流动能否顺利进行。

因此，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是低收入群体的认同性问题。

低收入群体的流动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首先会从外在方面表现出来，其次才会逐渐深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处于阶层流动中的人和群体会遭遇认同性危机，这种危机既表现为对自身的认同性，也会表现为对其他阶层的认同性。

这种认同性危机的根源来源于人们对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某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求稳定而反变迁的意识。

就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很难再产生诸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深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了。

这种心理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必然会影响到阶层的流动，认同性会迫使流动者在行动上采取权衡的态度，使得其在流动过程中产生分化。

　　其次是中间阶层的排斥与接纳反应。

低收入群体原先是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形象而出现的，在阶层的架构中会使中间阶层产生一定的优越感。

同时，社会地位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层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和渠道丰富与否。

当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发展起来之后，原有的中间阶层会发现原先社会提供给自己的充裕的社会资源正在被那些新进入此阶层的原低收入群体所分享，从而造成资源紧张，这必然会使原中间阶层产生不满。

这种对社会资源的争夺是产生排斥的根源，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诸如社会舆论、社会行为或者社会心理等方面。

这种情况一般会产生在低收入群体刚刚成为新中间阶层之时，此时社会资源的数量仍然是在原有水平上，新成员的加入会造成一种假象——原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这其实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下降。

因此，要使原中间阶层能够顺利地接纳那些新成员，首要任务就是增加社会资源的总量，或者适度延缓流动的规模，给社会各个阶层一个适应期。

　　再次就是低收入群体的自身适应性问题。

虽然阶层流动不会像“文化震惊”那样发生急剧的变迁，但是，这一过程还是可能使个体产生不适应感。

相对而言，低收入群体经过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