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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教案
绪论
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义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历来是有争论的。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
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科的一部分。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都是这样认为的。
史念海先生认为: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
当然对于这一学科的定义也有不同的声音。
在我国,由于这一学科以及从事该学科的学者大都来自历史学界,所以“旧时代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仍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
还有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和地理学的边缘学科。
地理现象随着人类的作用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而历史地理学实质上正是研究人地关系的科学。
人地关系即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
人们对人地关系有种种认识,即使在古代对人地关系也有种种认识,但没有作系统的理论总结,只是到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才形成一种科学理论。
目前国内外上关于人地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理论:
1.地理环境决定论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等起绝对支配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亚里斯多德(前382—前325年)认为:
“寒冷地区的民族勇敢无畏,但缺乏智慧和技术;亚洲人聪明,但缺乏勇敢精神。
居住在两者间的希腊人则具两者的优点,所以能自立、能统治其它民族。
很明显,他认为希腊民族之所以兼有两者的优良性,是由于希腊处于寒冷和炎热之间的这种气候决定的。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
美国学者亨丁顿(1876—1847)在他的《气候与文明》一书中认为一个民族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若无气候促进因素,就不能达到文化的顶峰”,他又在1907年出版的《亚洲的脉动》中指出:
“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有关,例如东晋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寇边,明末流寇和满清人入关,都是因为满蒙、中原和中亚气候转早,乃不得已铤而走险,四处劫掠”。
德国的拉采尔(1844—1904)认为:
“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由于拉采尔过分强调自然环境的作用,并总结和发挥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又是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学者,因而被认为是“环境决定论的创始人”。
环境决定论的人地观,虽然是对“天命论的反叛,但过分夸大了环境的决定作用。
用辩正的观点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既有促进的作用,又具有制约的作用。
但人又对地理环境有反作用,即利用和改造。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成立的,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早期,因此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论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解释。
据《南方周末》2003年3月20日一篇文章讲:
根据科学家利用地质沉积物的最新研究结果,持续100多年的干旱,加上公元810年、860年大旱,把整个玛雅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而公元910年的第三次干旱,则可能给玛雅文明致命一击。
导致了玛雅文明的衰亡。
对于这一理论,过去中国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是持批判态度的,以“人定胜天”作为战斗口号,以“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为座右铭,征服自然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结果造成对大自然破坏,毁林开荒种田成为普遍现象,形成了恶性循环,以致水土流失,河流泛滥,受到大自然惩罚。
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2.可能论
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认为:
自然为人类居住规定了界限,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居住地时,则是按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
白兰士的人地观不同于“环境决定论”的“绝对的”、“决定的”、“必然的”观点,而是有可能性的,因此被称为“可能论”。
3.适应论
由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1880—1947年)认为:
人们需要主动地不断地适应环境对人类的限制,而这种适应与生物遗传上的适应不同,它是通过文化发展达到对自然环境和环境变化的适应。
4.生态论
由美国地理学者巴罗斯在其《人类生态》一书中提出:
认为地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是致力于人类生态的研究,所以该理论被称为生态论或人类生态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地理学从人地关系研究出发,再次引申出人类生态的概念。
5.文化景观论和文化决定论
由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在其《景观的形态》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一个特定的人群,有它特有的文化,在其长期活动的地域内,一定会创造成出一种适应环境的地表特征,这种被人为活动改造后的自然景观就是文化景观。
在这演化过程中,“文化是动因,自然条件是中介,文化景观是结果”。
文化决定论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是对所处环境适应的一种表现。
从工具和火作为技术开始使用时,文化就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不断泉大和加深,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强。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人地关系中人对地的影响和利用程度取决于文化发展的程度,人类的文化可以改变自然。
6.“天人合一”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地观多种多样,既有“人制于天”,也有“人定胜天”,然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天人合一”观。
这里所指的“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强调天与人合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
7.协调论
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活动能力、活动空间的空前扩大,同时出现了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人地关系处于剧烈对抗中,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威胁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对此国际学术界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即悲观论和乐观论。
但两者都认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作用日益增强,同时人类也更加依赖于自然。
所以及时协调人地关系是全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协调论是一种新型的人地关系思想,它是由众多科学家的提倡而逐步深化和被公认的。
英国的M·J怀教授认为:
“当今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在资源溃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中国科学院吴传钧院士也指出:
“全世界范围内环境、资源、人口压力正在加剧……人类的生活质量将有所下降,还可能发生一些全球性紧迫问题。
要想改变这种趋势以免问题恶化,必须恢复和保护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
”
协调论比过去的人地关系理论都要完善和科学,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问题上,人类的认识已从被动而变为主动。
协调论的观点与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方式,有其丰富的内涵,它既不单指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单指生态持续发展,而是指自然—经济—社会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人与地的互惠共生,这与和谐论追求的人地之间的协调是一致的。
自有人类以来,我国的先民正是这样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并进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研究历史地理学就是要了解各个时期祖国的面貌和先民的成就,总结经验和教训,再继续向前发展,将别是在当前情况下,全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研究历史地理,探索其间的演变规律,为日后中国的腾飞准备条件,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
这是因为这门科学可上溯至西汉时的班固,在他所撰的《汉书》有一篇专讲地理的“地理志”不仅叙述的是汉代的州郡,而且还追述了汉代以前的地理。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斑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鼻祖。
而认为它年轻,则是因为这门学科在建国以后,在旧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不仅确定了新的名称,而且有了新的因素,遂成为历史地理学。
在《汉书·地理志》前,还有几本有名的地理著作,即《山海关》、《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
《禹贡》的内容极为丰富,举凡疆域轮廓、政治区划、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兼收并蓄。
《职方》对于疆域轮廓、政治区划、山脉、河流之外,还记载有湖泊、男女比例、家畜、谷类以及其它物产。
《禹贡》为托名大禹的著述,因而就被列入尚书之中,其实并不是大禹所著,是出于战国时期人手,所记载为战国时期的地理。
《职方》为《周礼》之一篇。
然两周时期皆未实行过九州制度,这大概是撰述者的想象,记载的是周代的情况。
从《汉书·地理志》以后,正史二十五史中有十六史都有这一方面的内容,虽然在提法上有所区别,如“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但所讲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在历史地理学之前的这些著述,只能称作是沿革地理学,因为只记述了前代的地理,但并未阐明人地关系的问题。
当然发展为历史地理学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与学者们的努力分不开。
现在的历史地理学应该说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学以致用的作用正日益明显,特别是探讨目前的人地关系尤为重要,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基础。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两者之间却有明显的差别。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要讲沿革地理的,主要只是在历史政治地理中讲的。
所以沿革地理学只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沿革地理学主要是探索有关地理设置的沿袭和改革,不涉及人与地相互影响的关系。
三、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和主要任务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图学等四个大类。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规律,主要包括历史气候、水文、生物、土壤、植被、地貌等几个方面。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基础,而人类的活动又影响到地理环境的变迁,研究历史时期这种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为当前进一步利用和改造自然提供直接的依据和必要的借鉴。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各种活动的地理表现以及发展变迁的规律。
主要包括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民族、聚落城市、文化、军事地理等。
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对我国疆域政区变革的演变、生产配置、人口分布、民族迁徙、城市兴衰、文化发展的地理特点提供可靠的依据,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区域历史地理是研究一定地区历史时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变迁的规律及其相互联系,是属于对各种历史地理现象的综合研究,是把一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探讨各种历史地理现象演变的规律。
历史地图学是研究历史地图的基本要素和表现方法,把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表现在地图上,因此历史地图的编绘和研究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地图的历史十分悠久,目前发现的最早地图就是在今天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发现的秦木板地图,西汉时的地图发现于湖南马王堆汉墓中,以后发现的地图越来越多,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实物资料。
对这些历史地图进行研究,也有助于地图编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现象,并揭示这些地理现象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演变的规律,其目的就是为人类进一步利用和改造自然提供依据,其主要作用表现在:
1.为经济建设服务
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依据当前的条件来决定的。
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却需要历史地理学给予帮助。
可持续发展理论,西部大开发的提出都有赖于历史地理学,因为只有对以前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才能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特别是现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上西部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切勿以破坏环境换来经济的发展,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是与对环境的破坏有关系的,还有黄河的变迁泛滥也与环境的破坏有关,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对人们带来的灾难也是沉重的。
“以粮为纲”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开荒种地,围湖造田,水土流失,河流泛滥,沙漠化严重,沙尘暴激烈。
人口多、干劲大、热气高的狂热导致造成中国人口无限制增长,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些教训都是深刻的,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的教训是要吸取的,若再重蹈复辄就难以令人原谅。
2.为文化建设服务
我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但由于各民族、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文化发展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来。
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来探讨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文化地区的演变和特点,探求其间的共性和个性,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有好处的。
总而言之,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
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一章 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
第一节 气候的变迁
自然环境中,气候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寒冷、酷热、暴风雨等都对人们的生存带来一定的影响。
史书中也有很多气候异常的例子。
气候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历史上几个大发展时期也正好就是历史上的温暖时期,因为温暖时期的日光充足,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外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内侵时期也正是当地的高寒时期,草原无法供给牧业的需要,这些少数民族无法在当地生活,就只有向中原地区进发以掠夺资源,维持生活。
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的状况,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出了一些科学性的结论。
尽管还有人继续坚持历史时期的气候并无多大变化的观点,但多数学者根据大量的、可靠的资料证明,历史时期的气候确有变化,而且在某些时期还表现得十分明显。
已故的我国著名地理学界的老前辈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一文,就是我国历史时期气候研究成果的总结,表明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呈现出交替的变化。
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温暖和三个寒冷期。
一、三个温暖期
1.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初为第一个温暖期(史前——西汉末)
确定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是由遗存到现在的动物骨骼和植物孢粉(孢粉学:
是孢子花粉学的简称,是植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近数十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古今植物孢子和花粉的形态、解剖、分类、演化及其在地史上和地理上的分布规律,孢粉学有两个分支,研究地层中化石孢粉的称为古孢粉学或孢粉分析;研究现代植物孢粉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的称为现代孢粉学,孢粉学广泛地应用许多领域中。
)的检定得出结果,还有文献中记载的物候资料。
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来看,在发现的兽骨中,有大量的竹鼠、獐(河麂)和斑鹿(梅花鹿)类的骨骼。
竹鼠是生活在竹林中的动物,斑鹿善于奔跑,经常驰骋在森林之中,而獐则是活动于沼泽附近的草丛之中。
由此证明当时的西安地区不仅有森林深邃的丘陵和丛草茂密的沼泽,而且有广阔的竹林夹杂其中。
从上述热带动物能在西安地区生存来看,当时西安地区的气候显然要比现在温暖得多,另外从半坡人能在浐河中捕获大量的游鱼来看,说明浐河中当时水量是很大的,也说明当时是湿润的。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5000年前的气候普遍较今日温暖湿润,上海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3℃,相当今浙江中南部气候。
安阳殷墟是商王朝的都城,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这里发现的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除竹鼠、水獐外,还有貘(哺乳动物,生长于热带地区)和水牛等动物骨骼。
从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来看,当时安阳一带种稻是在阳历三月下种,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左右。
同时甲骨文中还有捕获大象的记载。
今河南简称为豫,即古代豫州的所在,豫字的象形字,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只大象的标志。
西周初年的郯国(今山东郯城)人,以燕子初到的时间作为春分日,来决定农事活动开始的日期。
但是现在每年到了春分日(约3月22日)家燕只能到达上海。
由此证明,大约在三千年前,今山东郯城一带的温暖程度犹如今天的上海一样。
秦汉时期的温暖现象主要表现在黄河流域冬天结冰期短,梅树与竹类的广泛分布。
据《春秋》记载:
地处今山东中南部的鲁国,隆冬季节,冰房里竟往往得不到冰。
《左传》和《诗经》中多次提到梅树。
所谓“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就是具体反映。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据竺可桢及朱士光先生研究,秦汉时关中的气候比现在并平均气温要高出1.5℃——2℃左右。
清朝初年学者张标根据《吕氏春秋》一书提供的物候资料,指出秦时春天的来临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
若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提供的节气物候与现在西安的节气物候作比较,可以发现当时桃花和燕始见的时间比现在要早一个月左右,因而当时南方的一些植物可以在关中生长,动物可以在此繁衍。
秦汉上林苑中就有不少南方热带的动植物存在。
在薄太后南陵(位于西安东南)发现的熊猫骨骼也可以表明这一时期关中气候温暖湿润。
从秦兵马俑一号坑发掘中发现的十多个淤泥层也足以证明,秦末汉初关中地区温暖多雨,尽管在其南曾修建了防洪大堤,但在建成后的几年中还是十多次进入大水。
2.公元600年到1000年为第二个温暖期(隋代——北宋初年)
七世纪中叶,长安连续多年冬天无雪无冰(公元650、669、678年)。
唐代的国都长安,还有梅树和柑桔的种植。
据《酉阳杂俎》记载: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宫内几棵柑桔树结实150颗,而且味道鲜美,打破了“桔过淮南为枳”的现象,说明长安当时的气候温暖。
3.公元1200年到1300年为第三个温暖期(南宋中叶——元代初年)
这个温暖期历时很短,大约只有一个世纪左右,即从南宋中叶到元初的一段时间,而且温暖的程度也不如前几次那么明显。
这七、八千年期间出现的三个温暖期,持续时间越来越短,从几千年、四百年到一百年左右,温暖程度也越来越低,比如第一个时期黄河流域有大象,第二个时期大象群退居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第三个时期在长江以南,即今浙江衢县、广东和云南才有大象了。
二、三个寒冷期
与三个温暖期相间的阶段即为寒冷期。
1.从公元初到600年为第一个寒冷期
在此之前也有人主张西周时期曾有过寒冷期,其史料根据为《今本竹书纪年》:
“周孝王七年,江汉俱冻”。
而且只有这一条记载,还不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虽然多不可尽信,然汉江冻结乃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可能并非有意所为,但只凭这一条资料也是难于说服人的。
《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从汲郡(今河南省汲县)魏王(一说魏国贵族)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书中的一种。
由于此书本无题名,晋王朝的整理者以其所记按年编次而称之为《纪年》。
此书因从竹简写定而又称《竹书》,但通常称为《竹书纪年》。
那么为何《竹书纪年》还有《今本》呢?
这是因为自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一般认为,《竹书纪年》原本(即出土后经当时学者整理成书的《十三篇本》)佚于两宋之际,相对于不复见的原本,因此明刻《竹书纪年》通行本谓《今本》。
但对于《今本竹书纪年》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伪书。
第一个寒冷期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前后持续近600年。
东汉建都洛阳,由于冬季寒冷直到暮春,洛阳仍然有下霜降雪的记载。
三国时,魏文帝曾观兵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由于天气寒冷,淮河结冰,十万大军的演习不得不取消,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淮河结冰的第一次记载。
南京是六朝故都,南朝曾在覆舟山设有冰房,其所需用的冰应该就取自当地。
因为南北分裂,不可能每年从北方运冰块到南京,这就说明当时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2℃左右,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左右。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求》一书所记载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发芽的时间比现在要晚15——30天,说明这一时期的气候是相当寒冷的。
2.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为第二个寒冷期(两宋时期)
属于我国历史上的两宋时代,这从当时北方和南方一些物候及河湖结冰可以看出。
由于天气寒冷,北方一带已无梅花,因而北方人便误认梅花为杏花。
正如王安石所云:
“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
进入十二世纪,气候更加寒冷,浩淼无际的太湖,竟然在公元1111年全部结冰,且冰层坚厚,甚至可以行车,太湖西山的柑桔全被冻死。
南宋都城杭州,不仅冬天降雨多,而且往往延至暮春。
福州是我国东海岸荔枝分布的北界,一千多年来曾两次遭到惨重损失,都在十二世纪(1110年和1178年),可见这一时期确实寒冷。
当时为了使石榴树过冬,须用蒲藁裹而缠之,不然就要冻死。
这在如今的黄河中下游也是未曾有过的事。
3.从公元1400——1900为第三个寒冷期
徐近之先生根据665种方法统计了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时,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次数,以及十六世纪以来海热带地区降雪落霜的次数,可以证明这五百年来寒冷的年份是多的。
其中太湖结冰16次、鄱阳湖6次、洞庭湖9次、汉水19次、淮河14次,近海热带地区降雪落霜47次等等。
当时不仅黄河流域无梅树,就是东南沿海的荔枝树,也不止一次被冻死,江南的运河也不至一次结冰。
明清两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数明代袁小修所写的《日记》和谈迁所撰的《北游录》、《袁小修日记》记录明万历36年至47年(1608——1619)湖北沙市附近的气候,从其日记可分析出当时沙市春初的物候较现在武汉市物候约迟7天到一个月。
而谈迁的《北游录》则记载清顺治10年至12年往来于杭州和北京间的经历,当时北京的物候较现在约晚7——14天左右。
谈迁的《北游录》记载:
“17世纪中叶,天津一带运河的冰封期一年中长达107天左右,而现在天津扬柳青一带的运河,平均每年的结冰仅56天左右。
从物候的迟早可推算出在17世纪中叶,北京冬季的平均温度大约要比现在低2℃左右。
”
有学者将中国东南部地区近2000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发现有长短不同的周期性的干湿交替时期,并且有逐渐变干的趋势。
如以湿润指数1.24为界,把整个时期分为十个旱期和湿期。
最长的湿期出现在唐代中期,持续约240年(811——1050),接着最长的旱期出现在北宋前期,持续约220年(1051——1270)。
再如以公元1000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分别为350年,650年;而后期则相反,干旱时间长,湿润时间短,分别为580年,420年;近500年来,旱灾又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为常见,黄河流域旱灾尤为频繁,其中16世纪、17世纪旱灾多于涝灾,如17世纪中(明末崇祯末年)黄河流域连年干旱,18世纪,19世纪涝灾又多于旱灾,20世纪以来旱灾又明显多于涝灾。
这些情况表明,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末为干旱阶段,18世纪到19世纪末为湿润阶段,而20世纪又进入干旱时期,且干旱发生频次北方高于南方。
(郑斯中:
《我国东南部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气候变化与超长期预报会议论文集》)。
对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寒冷与温暖、干燥与湿润状况的交替变化,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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