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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在文化谱系中的诗性意义之初探论文
盐城师范学院
毕业论文
大众文化在文化谱系中的诗性意义之初探
学生姓名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
学号
指导教师
2015年5月23日
大众文化在文化谱系中的诗性意义之初探
摘要
大众文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主流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仍有相当的学者和权威人士不能正视它,把它看成是文化的赘物,是社会风气不良的祸根。
笔者认为,这乃是非此及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投射。
当今文化是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文化,大众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本文出于对大众文化在文化整体性中的部分性,以及时代的各文化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考;同时,还出于人类诗性思维在人类生活方式中的主体性作用的思考,对大众文化在文化谱系中的诗性意义发展探索。
【关键词】大众文化;诗性;文化谱系;历时性;共时性
Thestudyofthepoeticsignificanceofmasscultureintheculturalpedigree
Abstract
Popularculturehasbecomethemainstreamculturetoday,thisisanindisputablefact.Butthereisstillconsiderablescholarsandpunditscan'tfaceuptoitandseeitasaculturalblockisthebaneofpoorsocialatmosphere.Ibelievethatthisistheprojectionofthetwoelementsoftheoppositethinkingofthisandanother.Thecultureisthecultureofthemulticulturalcoexistenceandthecultureisonlyoneofthepopularculture..Fortheofpopularcultureinthecultureasawholepart,anderaofthecultureismutualconnectionandinteractionofthinking;atthesametime,butalsoforhumanpoeticthinkinginthehumanwayoflifeinthemainroleofthinking,ofpopularcultureinculturalpedigreeofpoeticmeaningdevelopmentexploration.
[Keywords]Popularculture;poetic;culturalpedigree;diachronic;synchronic
目录
引言1
一、文化诗性的诠释2
(一)“文化”与“诗性”的关系2
(二)诗性是文化之母3
(三)大众文化与文化诗性4
二、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寄寓于文化整体性之中4
(一)文化的历时性4
(二)文化的共时性5
三、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依赖于自身7
(一)大众文化自由诗性促进文化市场化的发展7
(二)大众文化自由诗性体现在社会心理的释放。
8
(三)大众文化的自由诗性与形态的形构9
结语10
参考文献11
引言
大众文化是西方现代工业的产物,可以说是随着现代工业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
对我们来说,最早,大众文化一词和大众文化产品一样是个舶来品。
因而,对大众文化一词理解,就不是简单的“大众”+“文化”的理解了,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不过在具体理解时,学界又不能不拆分。
那么拆分后,“大众”如何理解?
“文化”如何理解?
“大众”一词,在英语中有三个“mass”、“popular”或“people”(不普遍流行)来表达。
根据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的考察,“mass”具有蔑视性,“popular”具有褒义性。
他说:
“19世纪末期,美国有一家杂志写道‘他们已经将popular很认真、严肃地看成是good的同义词’。
”[1]“mass”一词,在尼采那里被称为“群氓”。
他说“群氓的理想现在已登峰造极,成了‘群体’的最高理想。
人们试图赋予社会性以一种宇宙的、形而上的价值”。
[2]“文化”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概念,因为是一个发展中的词。
伊格尔顿曾说:
“‘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
于是,这个词在其语义的演变中表明了人类自身从农村存在向城市存在、从农牧业向毕加索(Picasso)、从耕种土地到分裂原子的历史性的转移。
”[3]文化是区别于自然的、人的创造物。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过程,“当一个伟大的灵魂从永恒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行脱离蒙昧原始的状态而从无形式变为形式,从无界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和会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
[4]“文化便诞生了”,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5]1费瑟斯通认为,文化“可以是规范、观念、信仰、价值、符号、语言、及代码。
它还可以表明(文化领域内或高雅文化中)一个人、专家知识分子、独立艺术与实践等的精神与知识的发展过程,甚至可以(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说是群体、人民、社会的整体性生存方式”。
[6]费瑟斯通与泰勒对文化的界定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正说明了文化界定之难。
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曾统计过,文化的概念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
当我们在梳理了“大众”和“文化”两个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之后,可以说,今天的大众文化不再是“群氓文化”,是和其它文化一样,是社会共享的、人类的文化之一种,是一个类型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
[7]在中国大陆,它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大都市形成,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没有发展,只有减弱,改革开放之后才渐渐兴起,而盛行和成为文化经济的主角是在上世纪末。
在今天已经成为主流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仍有相当的学者和权威人士不能正视它,把它看成是文化的赘物,是社会风气不良的祸根。
笔者认为,这乃是非此及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投射。
当今文化是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文化,大众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本文出于对大众文化在文化整体性中的部分性,以及时代的各文化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考;同时,还出于人类诗性思维在人类生活方式中的主体性作用的思考,对大众文化在文化谱系中的诗性意义发展探索。
一、文化诗性的诠释
在讨论“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这一论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文化诗性之说涵义。
(一)“文化”与“诗性”的关系
“文化诗性”是维柯的杰作。
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把它作为中心论题不遗余力地加以阐述。
《新科学》一书正如中文译者朱光潜在《后记》中所说,是“艰晦”的。
“艰晦”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他的前人关于人类的起源、文化、诗性等问题的学说提出批判。
在该书中,维柯把文化诗性作为既是整体的又是分离的问题来看的,就是说,文化诗性是“文化”和“诗性”的结合体,文化是诗性的结果,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本质所在;而诗性是一种思维或思维形态,它又是文化的本质。
诗性是文化的本质,这一观点有别于他的前人。
他的前人认为诗性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后文化产生。
维柯的观点,有着他自己的理论依据,他的理论依据不是建立在宗教民族(主要指耶和华的子民)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异教民族基础上。
原因是:
宗教民族所有的一切,包括成员的肉身都是天帝创造的,因而,宗教民族的人失去了自身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可能性,更谈不上有创造性。
例如,在《圣经》中,上帝在认识宇宙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宇宙的全部,这样,人就没必要,也没有自身的认识和创造,即使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在上帝的旨意下的行为。
不仅在《圣经》中有这样的万能的上帝,而在柏拉图那里,在他的神学思想中,他把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不论是工艺的还是艺术的——通通归入神的理式摹仿。
这样,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不是人自己的,而是神的赋予。
这不是维柯所需要的依据。
维柯选择异教民族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是因为各异教民族也有自己的神或天帝,但神或天帝是各异教民族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这一点,异教民族与宗教民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宇宙世界的一切是他们各感官器官感受和认识的宇宙世界,这样,他们不仅创造了文化,也进化了自己。
由此,维柯就有了论述人类认识自然世界最初过程的话语空间,从而也就有了论说文化诗性的路数。
所以维柯说:
“各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是些在发展中的人类的儿童〔209〕,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创造事物。
但是这种创造和神的创造大不相同,因为神用他的最真纯的理智去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事物之中就在创造出事物;而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却只凭—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
而且因为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
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
”[8]维柯认为人类首先有诗性,有了诗性才有文化,也才有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
维柯曾告诉人们文化始自诗性智慧,诗性是文化之母,是人类最初的认知形式。
反过来说,如果各异教民族的原始人没有诗性智慧,那么也就没有文化。
例如,“巨雷”“疾电”是自然现象,然而这些自然现象刺激了简单而粗鲁的原始人的感官器官,使他们“感到恐惧和惊惶”。
他们无法拥有今人在他们诗性智慧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去解释它们,只能凭借对自身了解的知识去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将其人化。
同时,又将这些现象当作是一个类同于自己又有别于自己的可感而不可见的一个具有巨大力量者,在向自己表达如同自己曾表达过的某种意义,如此,他们对现象的解读只能是符号的。
因此,这些符号和由这些符号派生出来的符号,以及符号序列或系统就构成了今天的种种文化。
巨大力量者就是诗性的天神,原始人对自己塑造的天神有敬畏之心,因而就有了偶像崇拜,同时占卜产生了,有了这两者祭祀也就随之产生,祭祀出现也就跟随着有仪式,等等。
这一切又都在诗性下完成。
(二)诗性是文化之母
诗性是文化之母的观点,必然引发人们的追问:
诗性文化也具有原始人的诗性智慧特征吗?
在维柯的眼里不论是米开朗基罗还是贝多芬,还是莎士比亚,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和原始人的诗性思维方式没有任何质的区别。
尽管诗性哲学家们早已将诗性文化看着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并当作是美的同位语,是人类精神的某种代表。
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定,是对诗性的亵渎,维柯不能忍受,他的弟子克罗齐也不能忍受,克罗齐觉得诗性在美学传统中似乎在扮演“高级妓女”的角色。
诗性智慧是一切文化之母,在维柯那里是一个定律。
严格意义上,诗性文化是人类早期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的最早经验。
就文化的发展,拉策尔认为有三个阶段:
一是经验的积累;二是文化本身的固定性对经验的贮藏;三是推动这些经验不断增长以及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9]维柯说,“因为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199〕”,“诗性智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
“这种粗糙的玄学”,“一肢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而“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
”[10]维柯对人类文化做了总体上的梳理,追溯了文化的源头——“诗性智慧”,他认为,诗性是文化之母。
这一观点给了我们启示,大众文化与诗性也有着天然的渊源。
(三)大众文化与文化诗性
在阐明了文化诗性之后,我们将转向我们的论题:
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
由于前文阐明了维柯的文化诗性问题,我们再阐述“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似乎给人这样的错觉:
一、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家族中的成员;二、文化诗性问题搞清楚了,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再加以阐述是多此一举。
其实不然,我们一直坚持文化整体性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地否定各文化间的区隔,不承认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特征,如果我们否定各文化间的区隔,而只承认文化的整体性,那么我们就无法将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时代相联系,也无法看到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否定了文化的整体性,而只承认各文化间的区隔,那么我们将无法弄清楚文化的传承关系。
此外,也就等于否定了民族史。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各文化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离不开它先前文化的传承,也少不了其它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影响着其它文化。
二、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寄寓于文化整体性之中
我们说文化整体性,是就文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而言的,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在不断地新生与淘汰中发展,同时,又是在一个时代的多种文化互动中丰富,文化就这样:
在传承与创新中和在吸收与排斥的互动中存在着。
(一)文化的历时性
如果我们把每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看成是人类文化历史的变迁,那么文化本身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的累积,而是如同诗总是不断地以创造性的思维对已存的诗的一种反叛,一种背离,而不是一种不断地抄写,一种复制。
可以说,整体文化如同诗史,一种文化就像一种诗体,而一种文化中的某一文化形态就如单篇诗。
虽然我们在前文阐释了文化诗性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问题已阐述清楚了,即使我们把现代的文化与原始的文化作比较,把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作比较,把文学艺术文化与人文学科的其它文化作比较,把文学艺术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作比较,把文学艺术文化与宗教文化作比较,等等,也都不能把这一问题说清楚。
只有如玛格丽特·米德在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写的《序言》中所说,将任何一种新的文化放在“文化的整体——宗教、神话、男女的日常行为方式”之中,才能获得“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奥妙”,如同“任何一项艺术品一样”的“美学上的满足”。
[11]本尼迪克特的见解是深得人类文化发展之真谛。
别看人类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且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没有变,那就是人类一直在以诗性创造文化,这也许不是意识中的事,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中的事,因为人类最初的思维是诗性的思维,也就是说,是诗的想象性思维先于理性的思维。
虽然从表面看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总是在理性逻辑思维下运行,但事实上,更多的是在诗性思维逻辑下运作。
即使是理性的也常包含着诗性的运动痕迹。
大众文化和文化谱系中的其它文化一样就是这种诗性思维下运行的产物。
这是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的第一层意思。
(二)文化的共时性
前面我们讨论了大众文化在文化的历时性中诗性问题。
现在我们要讨论大众文化在文化的共时性中诗性问题,这个问题从学理角度看,应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大众文化与他文化在诗性上的互依互进,从而促诗性文化的发展;二是大众文化的诗性化。
在此,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在下文讨论。
关于大众文化与他文化在诗性上的互依互进,从而促进诗性文化的发展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它的陌生化。
正如有些大众文化批评者所说,大众文化是对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颠覆,这些批评者虽对大众文化有偏见,但还真揭示了一个事实:
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也不同于精英文化,更不同于政治主导文化,是人类进入现代工业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种新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在文化谱系中以全新的身份和价值观反叛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政治主导文化。
传统文化、一些精英文化和政治主导文化对人的作用是一种意识或无意识的规训,生活在这些文化之中的人不是他选择文化而是文化选择他,他成为文化的教育对象,造就的对象。
因而产生了两种现象:
一是文化自动化;二是文化反抗。
文化自动化也就是文化成为习惯。
自动化是维·什克洛夫斯基的概念,他是就人的感知的一般规律而论的。
他说:
“动作在变为习惯的同时也就成了自动的。
例如我们的全部习惯都是这样退入无意识的自动的范围里;如果谁来回味他曾经有过的感觉,即第一次手握钢笔或者第一次讲外语的感觉,并把这一感觉与其后无数次重复体验过的东西相比较,那么,他就会赞同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散文言语及其不完整的句子和说出一半的单词的规律,说明了自动化的过程。
”[12]对人来说,文化形成了自动化,文化的作用也就结束,文化自身也就进入僵化状态。
文化反抗是人长期地处在规训文化的束缚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
就是说,人处在这种不自由的处境之中,就往往产生寻求摆脱这种规训文化压制。
不管是从文化的自动化方面来看还是从文化反抗方面来看,都需要有一种或多种文化来打破这种僵化状态和适应人的文化需求心理,大众文化就是这种所需文化之一种。
它对人们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文化,同时也是宜于接受的文化。
大众文化的陌生化就在于它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将人们自动化了的文化内容表现出来,使得人们产生新的感知,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
如什克洛夫斯基所分析的那样:
“那种称之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恢复生动感,为了要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更象石头。
艺术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对事物的感觉即幻象,而不是认识;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造成困难形式的程序,就是艺术的程序,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具有自己目的的,而且应当是缓慢的;艺术是一种体验创造物的方式,而在艺术中的创造物并不重要。
”制造陌生化是大众文化的一种特质。
如果我们把诗的特征看成是对生活的背叛的话,就这一意义而言,那么大众文化对文化谱系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诗的反叛,就如现代性是对前现代性传统的诗性反叛,而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诗性本身的背叛,也就是说,是反叛的反叛。
诗的创造与发展就是不断地以陌生化对自身进行反叛的反叛。
此外,大众文化不仅对已有文化制造陌生化,而且还不断地对自身制造陌生化。
因为,一种文化形态被人们多次感知后,“开始为认识所接受”,人们就会“对它却视而不见”,产生新的一轮自动化,因而大众文化就不断地对自身陌生化的自动化进行再陌生化。
不管大众文化是对文化谱系中的它文化的陌生化,还是对自身的不断陌生化,都是一种诗性意义的手段。
这样,大众文化不仅能够打破规训文化的僵化,也能使人的文化逆反心理得到满足;同时,还可以助长人的自由感。
这种过程就如同诗人,如同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在自己创造的非指涉的世界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一样。
这就是大众文化诗性化的效果之一。
三、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依赖于自身
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不仅仅在于它在文化谱系中所具有的陌生化,更为主要的是在于其自身的文化诗性。
大众文化的文化诗性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本部分不打算面面俱到,只想重点谈谈它的自由诗性问题。
(一)大众文化自由诗性促进文化市场化的发展
尽管很多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和批评者都无不将大众文化与经济利润的谋求联系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机制运作中的产物,它的制作者的首要目的是获得最大经济利润,因而,大众文化无自由诗性可言。
这种来自大众文化市场经济机制运作的观点是切实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作为否认大众文化自由诗性的全部理由。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也曾阐述过艺术产品的买卖类型:
即具有剩余价值和无剩余价值。
但不管是哪种,马克思也没有否认艺术生产的自由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1844年之前的著作中更是如此,即使在他特别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之后,也没有否定这一问题。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也阐述过审美规定问题,认为人只有在无功利情况下才能拥有审美状态。
康德说:
“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
人必须完全不对这事物的存在存有偏爱,而是在这方面纯然淡漠,以便在欣赏中,能够做个评判者。
”[13]康德认为在审美过程中夹杂利害感,哪怕是“极少的利害感”,都会影响到美的判断的准确性。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也好,康德的无利害的审美判断也好,都是就艺术的经济维度而言的,但是,他们都首先承认艺术产品这一对象的艺术美的存在。
我们说,作为一件艺术品,它不仅有经济维度、艺术维度、历史维度,还有文化维度,等等。
如果我们只聚焦于经济这一维度,而抹杀其它维度,那么艺术产品也就只存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属性。
如果我们不抹杀艺术产品的经济维度之外的其它维度,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艺术维度;如果我们看到或承认艺术产品的艺术维度,那么我们有可能发现艺术创作中的自由诗性的特征。
大众文化也一样,它除了经济维度之外还有其它的多种维度,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和批评者不否定大众文化经济维度之外的其它维度,那么就能看到它的诗性维度。
如果承认其诗性维度,就应当承认它的自由诗性的特征。
虽说当代中国大陆文化,相对来说,除大众化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都是以政治主导文化为轴心的附庸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伊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整个80年代,文化也还有着较强的政治色彩,但这主要表现在以“五四”精神振兴中华的精英文化之中和改革开放为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之中,而这两种文化中的政治性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性,是小巫见大巫。
也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政治主导意识、精英主流意识逐渐地淡化。
大众文化叙述这个时代人们的观念转变,描绘人们的复杂心理,书写着人们的不同人生感受,把个体的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张扬类型个性,崇尚物质,标榜人的生存精神。
这与官方文化与精英文化有着质的区别,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一直以精神文化为主旋律。
(二)大众文化自由诗性体现在社会心理的释放。
自由诗性可将精神文化与其它的文化一样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但绝不会成为它的附庸。
其实,以精神文化为主旋律不是起于当代中国大陆,中国现代以来,在对精神与物质二者的认识和选取上,总是精神的,把物质放在精神的对立面。
在以科学强国和拯救民族意识指导下(这个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精神就是民族精神。
此时,虽然也强调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精神移植的必要性,但这种移植不是要更好地以重建新的思想体系来取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体系,而是作为砸碎封建思想体系的工具,把科学技术当作民族在世界地位确定的重要标志。
有识之士们认为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太弱,这个“弱”就是科学技术不发达,它包括着民生的、国防的以及综合实力。
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特色。
共产党人的革命,从前者的注重科学技术精神的思维转到了注重革命精神的思维,首先是要推翻一切不合理的专制制度,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平等首先是物质上的平等,就是说,是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抵制或取消一切私人占有物质财富可能的机制。
这种物质平均思想,表面上看是物质的,实际上,是宣传一种大同思想。
这种意识体现在多种制度上,强调国家和集体统一意识,张扬个体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贬损个体的物质占有和享受,精神重视成为空前。
“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
改革开放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精英们还在护守着精神文化的中心位置,而官方强调经济工作作为整个工作的中心,这使人们从所谓的精神丰富而物质贫瘠走向物质崇尚,原来的集体价值现在寄寓个体价值之中,个体的价值在于他的财富创造和占有,一时间,“能人”与“能人致富”、“创业成功人士”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话题,成为人们爱谈的话题和羡慕的对象。
不难看出,这种意识对前者精神意识从根本上加以解构。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引导,社会成员逐步地从原来的精神崇尚意识的轨道转向物质崇尚的轨道。
不过,在这一轨道上运行的车辆不都是装着自己劳动而获得的物质财富,在致富、争富,以富为荣的舆论宣传和社会风气煽动之下,就出现了有违改革初衷和始料不及的现象:
即权力与资本结合。
我们都知道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崇尚精神是社会主义曲调的主旋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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