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家庭心理疏导案例及心理援助的十条实操讲课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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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心理疏导案例及心理援助的十条实操讲课讲稿
失独家庭心理疏导案例及心理援助的十条实操
失独家庭心理援助的十条实操
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困难,六十年代的文革活动,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九十年代的分流下岗,这代人可谓一路风雨。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却还得品尝失独的惨痛。
据估计,不久后的中国将有千万失独家庭。
失独心理援助实际操作方法与技术,已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
无论心理服务工作者、失独者本人及亲友,还是关注这一现象的人,都可以从中汲取助人助己的力量。
教学与科研也可从中找到实证的依据。
失独是失去独生子女的一种社会现象。
失独者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
失独家庭是以失独者(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为内核的包括其他与失独者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内的家庭。
失独家庭的社会关系,还应拓展到与失独者相关的家庭社会成员,如叔叔、伯伯、阿姨,以及与失独者生活相关的邻里、组织。
失独群体一般具有诸多共同特征。
从失独发生的时间上看,有刚刚发生一个月的,有长达七八年的,也有已经十多年的,失独是一种状态。
从失独类型上看,有因突发事件死亡和病故两大类型。
突发事件中,地震、建筑事故、车祸、被杀、牺牲、自杀等情况不一,病故中也有久病人财两空、暴病突然离去、先天染病夭亡等多种情况。
从关系上看,失独的核心是丧失,是父母对独生子女的丧失,但从家庭、社会关系上看,绝非只有失独者的夫妻、亲子关系那么单一。
这里有隔代的爷孙关系、婆媳关系、邻里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多种关系。
作为心理服务工作者,我们应当如何根据失独发生的时间、类型,以及失独带来的一系列家庭社会关系变化,有效开展失独家庭的心理援助呢?
一、不要急于介入沉痛期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失独者的心路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失去孩子半年至一年,大多数失独者不愿与人沟通,不愿相信失去孩子的事实,称为回避期;
第二阶段是失去孩子2到3年,失独者已接受事实,但终日哀伤,沉浸在痛苦中,故称哀伤阶段;
第三阶段为失去独生子女多年后,逐步走出阴影,乐意接受新生事物,称作新生阶段。
这三阶段中,哀伤阶段是失独者能否“重生”的关键时期。
失独者群体很少会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改变失去孩子这个事实。
失独者的亲朋好友不能单方面要求心理咨询师介入。
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都不要轻率让失独者讲述他不愿回忆的痛苦历程,除非他们需要倾诉。
这对咨询师了解情况造成一些困难,但总比“打开”后不能很好“缝合”造成“二次创伤”要好。
日子久了,许多信息自然会汇总起来,别期望像来访者主动来到咨询室一样的交谈,那样的来访者心中积蓄了许多话语要倾诉,而失独者面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回避都来不及。
因此,陪伴是主要的。
二、陪伴也是主要方式
案例一:
不愿接受事实的失独者
某街道计生办科长发现失独者张某(女)情绪不稳定随即让她跟心理咨询师作个面谈,她答应了。
张某现年66岁,丈夫葛某67岁。
他们的儿子生前在某区机关担任领导工作,2012年5月的一天,因公出差期间突然暴病去世。
所以夫妇俩至今不能接受儿子已经离世的事实。
他们瞒着3岁的孙子,对孙子说:
爸爸到国外去了,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来。
他们特意搬了家,不让原先和新居住地的邻居知道失去儿子的情况。
夫妇俩经常到儿子墓地,久久不愿回家…….
心理咨询师通过初次交谈感到:
张某夫妇需要通过陪伴接受失独事实。
陪伴,是失独家庭心理援助的主要方式。
首先,援助者要注意首次接触,寻求被接纳。
也许与失独者接触过程会给人有一茬没一茬的感觉,这要看他们的心情与需要,能保持接触就好。
第一次接触要精心设计,可以随街道人员的上门慰问,可以在街道办事机构“偶遇”。
第一次介绍自己时要突出能为他们做什么,可以暂时不提自己是心理服务人员。
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那些处于回避期的,那些知识层次越高的,那些已经想好了自己该怎么做的,那些感到自己冒然被打扰的,那些性格上有敌对、怀疑倾向的失独者,都有可能拒绝陌生人的介入。
其次,要善于发现和校正不合理、非理性认知,这似乎更符合心理治疗范畴,给咨询师更大的施展空间。
常见的认知问题有:
孩子走了,千万别被人知道,免受人瞧不起;她长的就是克子、克夫命相,孩子死了,都是她惹的祸;本来这件事是可以避免的,这全是我的错;孩子没了,谁都欺负我,邻居冷落我、居委会干部歧视我、社会遗弃我;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以后的日子怎么办...等等。
还要能够正确诊断抑郁、焦虑、偏执等症状,明确需作何种调整或治疗。
再次,要做长期伴随式服务的准备。
可以在电话里问候,过年过节是打电话的良机,而且适用于老年人;在网上陪伴,告知有人在关心、重视他们的话题,但这适合于知识层次较高者;在聚会上陪伴,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场所,而我们则可退居一边;在遇到难题时陪伴,以此建立信任关系,这种陪伴,不止一年、两年,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三、自我疗伤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案例二:
“星星点灯”,点亮了什么?
2001年9月,8岁的儿子阳阳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在睡梦中去世,母亲王子美悲痛欲绝,那年她正好40岁。
老房子里处处是儿子的记忆,夫妻俩忍痛搬家到城市另一头。
阳阳被安葬在上海福寿园。
王子美无意中发现,墓园的网站上可以发表纪念文章。
于是,她在网站上为儿子建立了一个“阳阳小屋”,每天上网、写文章,感到往事如溪水一样在心中流过,很平静。
她还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在痛苦的人。
两年后,她决定请墓园的工作人员帮忙,邀请同样遭遇的十对夫妻举行一次网友聚会。
聚会的那天,网友们讲述着去世的孩子,边讲边哭,所有人也一起流泪。
从中午一直进行到晚上11时,大家久久不愿散去。
相聚几次之后,大家感到该为这个团体起个名字,最终商定叫作“星星港”。
星星是孩子,天上每一颗星都是孩子明亮的眼镜;港是港湾,告别痛苦、寻找平静的地方。
“星星港”2003年7月正式成立,是国内第一家以提供精神支持为主的哀伤辅导机构,成为失独者自我疗伤的一个典范。
“抱团取暖”,是失独者自己的发明。
我们应有效地利用失独者自我组成的一些团体,给予指导,倡导自救、互救。
同时,抱团也是一种心灵相互抚慰,有利于社会稳定。
一些知识层次较高、心智较为健全者,抱团可以从中获益,而一些偏执、敌视、攻击者,则更适宜于个别辅导,尔后逐步融入一些团体。
强调自我疗伤,实质上就是强调以当事人为中心。
自我救赎的社会正能量,唯有失独者才能自我释放。
茅盾文学获得者、军队作家周大新在送别他29岁的独子之后,呕心泣血捧出了悼亡文学作品《安魂》即是一例。
四、心理帮助往往在本质上侧重于实际层面而非心理层面【见注解1】
案例三:
需要实际帮助的失独者
失独者徐某、杨某夫妇年龄都已60多岁。
丈夫徐某中风卧床已有8年,一直是妻子杨某独自照顾。
平时把丈夫扶到卫生间淋浴已经很麻烦,如需下楼看病,60年代的老房子楼梯又陡又窄,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抬下去。
妻子感叹自己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照顾丈夫力不从心。
目前最迫切的需求是街道能安排一位家政服务人员帮助照顾丈夫。
就在十年前,儿子、媳妇及孙子车祸全部死亡。
杨某表示,可以到街道咨询室与咨询师面对面沟通,也愿意接受电话随访,希望提供实际的帮助。
当志愿者进入失独者家庭,一部分失独者已经度过了回避期和哀伤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由解决丧失之痛转向解决生存之难。
生活起居照顾、各种关系协调、孙子孙女抚养教育等问题成为主要矛盾。
心理服务人员应侧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即使是新近发生的失独,也应注意从帮助处理丧事、寻找可利用信息、提供相关政策咨询等方面做起,而不是一味语言安抚。
五、创伤后应激障碍
案例四: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标准的确立【见注解2】
1976年,著名心理学家埃瑞克·埃里克森的儿子的著作《荡然无存》。
标志着人们对灾难创伤看法的根本改变。
书中的一些内容很快被纳入1980年第三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成为诊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
埃里克森记录的灾难幸存者“威尔伯”两年后对自我心理的表述,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定义。
首先,威尔伯反复梦见他再次经历灾难。
“布法罗拉河上的经历是问题的根源,甚至在梦中也会梦见这件事。
我梦到我在水里不停地跑,不停地跑。
整个事件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梦中发生。
”
其次,威尔伯的心理已经麻木。
“我父亲去世时(大约在洪水后一年),我甚至没有去墓地。
我并没意识到,他已经永远地离去了…..我对死亡这样的事情不再有以前那种感受,这些事不再像从前那样影响我。
”注:
西方人与我们中国有着一定的区别,子女独立后没啥事一般不会与父母频繁见面或联系,国内则不一样,另外国内的丧事后续有很繁琐的程序,国外没有。
再次,威尔伯出现了焦虑症状。
“我关注新闻,如果有暴雨警报,我整夜都不会睡觉,就坐在那里。
我告诉妻子:
不要给孩子脱衣服,让他们和衣睡觉。
如果我看到有情况,就会有充足的时间叫醒你们离开房子。
”
最后,威尔伯也有幸存者的内疚。
“她喊道:
‘威尔伯,快来救我!
如果你救不了我,就把我的孩子带走吧!
’……但我根本没想过回去救她,为此我一直很自责。
她那时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最好她家所有人都淹死了。
”
后来,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最新诊断标准如下:
(1)经历了创伤性事件;
(2)该创伤性事件被反复体验;(3)持续逃避与创伤相关的刺激,通常的反应是麻木;(4)持续过度警觉;(5)困扰,即标准
(2)(3)及(4)的症状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6)困扰导致了需要临床医治的显著痛苦,或造成了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领域功能方便的损害。
适用于失独者的创伤应激障碍诊断,目前也有研究成果。
瑞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通过两国科技部申请的合作项目“心理创伤网络自助”,希望借助“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的网络平台为失独者服务。
创伤应激障碍的治疗,主要采用危机干预的原则和技术,侧重于提供支持,帮助患者接受所面临的不幸与自身的反应,表达和宣泄与创伤性事件相伴随的情感,认识具有的应对资源,并学习新的应对方式,各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在PTSD治疗中都有报告,效果得到公认的有焦虑处理、认知处理和暴露治疗等。
还需注意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
必要时可对症使用小剂量药物,主要为抗抑郁剂等。
六、把积极引导作为主要导向
案例五:
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美国,一个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会给退伍军人余生带来约每月3000美元的伤残金。
但一旦找到工作,或者症状得到缓解,补偿就会终止。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退伍军人一旦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开始获得这笔伤残金,其中82%的人就不会回来接受治疗。
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率是20%,远高于以往,也高于那些不补偿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军队。
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回国的英军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只有4%。
积极心理学创始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马丁·塞利格曼不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装出来的,而是怀疑有些人被过度诊断了。
相对于通过感恩和金钱的方式给予退伍老兵的补偿而言,社会还是亏欠他们太多。
他不认为感恩应当通过对残疾的诊断以及剥夺退伍军人的骄傲的制度来实现。
他通过一项统计发现:
美军西点军校中,有超过90%的学员听说过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只有10%的人听说过创伤后成长,他认为,知识普及很重要。
哪怕仅仅知道,流泪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而是正常的悲伤反应,那么恢原力也往往会紧随其后,帮助人们从恶性循环中脱身。
促进创伤后成长的方法要点包括:
(1)认识到创伤后信念的崩塌是正常反应;
(2)减少焦虑和强迫的想法;(3)讲出创伤的经历;(4)描述创伤后的积极改变;(5)总结因创伤而产生的更加坚强、更加无惧挑战的人生原则和立场。
操作技术要点是:
(1)实时抗击悲观想法。
可用ABCDE模式反驳悲观想法,通过收集证据、乐观、换角度等策略引导。
(2)抓住好事。
可采取记日记、写博客等形式,培养积极情绪。
(3)找到并运用品格优势。
可利用马丁·塞利格曼24项优势量表。
(4)建立强有力的人际关系。
教授积极回应的人际交往风格模式。
七、注意生育动机的差异
案例六:
失去了传宗接代的独子
一对恋人,男方家庭十分不喜欢女方。
在家庭压力下,男方乘车去找已怀孕的女方谈分手,在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由于女方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方整个家庭的唯一血脉,男方家庭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把女孩奉如女神,给房给车给现金认女儿。
这是人性的悲哀还是失去独生子女带来的社会扭曲?
关于中国人生孩子的动机可以列出很多,诸如,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家庭劳力、生计所需,完整家庭的标志,在孩子身上的圆梦,获得帮助孩子成长的成就感、荣誉感…..但是要排序的话,恐怕第一位的还是传宗接代。
国外针对生育动机做过相关研究,主要归结为七种:
(1)与他人之间充满爱、愉悦和亲密的关系;
(2)看着孩子成长带来的激励和兴奋感;(3)自我发展的方式—使自己更负责任,善解人意,人际交往能力更强;(4)获得成人地位的方式—成为父母是成熟的标志;(5)在帮助孩子成长中获得成就感;(6)出于道德、宗教信仰;(7)实用性—自己老了以后可以得到孩子的照顾。
【见注解3】西方人将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放在了首位,养儿防老已退居末位。
面对失独之痛所作出的反应,关乎内在动机。
动机又决定着随后的行动;那些为了“养儿防老”生育孩子的夫妻,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只要还有生育能力,大多都会在失去孩子后一到两年再次生育,或者想尽一切办法生育。
那些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观念的失独者,会更多地考虑再次生育,繁衍后代,确保不断根。
那些生了孩子就交给老人抚养,自己照顾不多的,不太会有动力再次生育。
那些出于其他动机而生育的夫妻,失独之后的伤痛期非常长,而且深刻。
在此过程中会涉及到有关生命的脆弱,自己的无力感,自我价值的否定,圆梦的破碎,对自己的怀疑、自责、内疚等深层次的内容,甚至会感到绝望。
对自我生育观的再审观、再认识,力图找到心理的补偿和平衡,是当事人心理活动的特征,是心理援助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八、别用简单的加减法重组家庭
案例七:
领养一个女儿
曾有一对夫妻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独生女儿。
有一次,夫妻俩在一家饭馆吃饭时,发现一个服务女孩酷似过世的女儿。
女孩很善良,在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主动提出当他们的孩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对夫妻对这个女孩的呵护不亚于此前的女儿,然而,生活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拿这个女孩跟女儿对比,时间越久越觉得她不如女儿。
终于,女孩不堪重压,选择离开了他们。
这是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里的真实故事。
在大多数人看来,失独唯一可能弥补的就是再生一个孩子或者领养一个孩子。
但是,再生孩子有生理条件限制,高龄再生出畸形儿也有案例。
领养的孩子可以暂时帮助失独者忘记失去孩子的事实,但只是替代,在重新塑造、培养、评价一个领养的孩子时,有时会事与愿违。
当然领养也有成功的例子。
志愿者为失独者再生育、领养提供帮助时必须十分谨慎。
离婚与再婚,是较为年轻的失独者的选择,既有圆满,也有不幸,由此而带来的新关系需要协调,应当列入失独家庭心理援助的范畴。
九、重视两种老年发展观的存在
案例八:
老人其实也能成长
失独者张某和李某夫妇都60多岁了,儿子病逝近十年。
女心理咨询师通过多次上门了解到,这对夫妇矛盾挺深,妻子李某最受不了老头子外出文化活动时与其他女性打情骂俏,而丈夫最看不上老婆子贪小便宜,老到居委会弄点小东西。
通过心理辅导,妻子李某对老头子的戒心有所消除,还挽留女心理咨询师在家吃晚饭,亲手包饺子。
饭后,还允许老头子亲自送女心理咨询师到小区门口。
女心理咨询师很有成就感,感到“老人其实也能成长”。
按照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老年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心理发展观:
一种是老年丧失观,一种是毕生发展观。
【见注解4】心理服务工作者应注意引导失独者对老年期退行性变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失去儿女照料的老年生活有更主动的应对,对自身累计的人生优长与品格有更好的自信、运用,对自己的性格缺陷有所调整、改善,从而积极追求属于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十、不盲从、不轻诺、不放弃履行社会责任
案例九:
失独者的一次上访行动
2012年6月5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失独者从各省市相约来京上访。
“在人生步入中老年的时候,孩子却不幸离开了我们……我们一天天地老去,谁为我们养老送终?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失去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
”失独者递交了《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共4000字,有一千多人签名。
其诉求是:
希望得到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据说,官方对失独问题的态度仍“不太明朗”。
“他们当下的工作重点还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关怀。
”
既是失独者,又是先知者。
失独者遇到的问题,既是个体经受痛苦的人生体验,也是当代社会在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幼稚表现,作为心理服务工作者,对此应有自己的判断,应有定力、选择与胸怀。
不盲从,以成熟的社会理念作为支撑。
人们有时会对一些社会罪恶表现得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给饥饿的人以充足的食物,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给失独、失智、失能者以特殊的关照。
如果官员“不作为”,就应当团结起来让他们“下课”。
然而,我们不可随意嘲笑所谓前人的无知,更应学会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添乱。
不轻诺,依靠政府、组织规则行事。
实施心理援助往往由民间发起,民间心理机构又依靠政府立项支持。
无论是宏观政策的解读,还是微观生活问题的处理,都不轻诺。
失独者与社会的联络、与志愿者的关系既十分脆弱,又十分依赖,如果我们的承诺不能兑现,将使刚刚建立的关系迅速瓦解。
不放弃,以强烈的责任感与爱心履行社会责任。
虽有充满热情的进入,常有悄无声音的推出,这是应当克服的现象。
立了项、拿了钱就敷衍了事,这是违背职业道德。
要有真心、有大爱。
要承担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孤军作战的压力。
要承受负性事件和情绪的影响。
心态好很重要,正如马斯洛所言: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做贡献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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