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国家调控体系之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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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国家调控体系之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研究

现代经济国家调控体系之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研究

----兼论转型国家前后两次转型的不对称复杂性

王至元

内容提要：

 现代市场经济由历史演化而形成了复杂多重的国家调控体系（涉及行政、立法、司法），它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基本层次的多种调控形式,而国家微观调控形式尤为复杂多样。

因此，泛用“政府宏观调控”概念是错误的。

当代转型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体制大转型：

自前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中，国家调控体系被全面微观化和简单化了；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中，国家调控体系将通过微观与宏观双层次演化而重新复杂化。

前后两次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是明显不对称的，第二次转型要复杂困难得多，自然也需要经历更长的转型时期。

关键词：

国家调控体系演化微观调控宏观调控复杂化不对称性

引言：

从现代经济的两类三次大转型及时下泛用“政府宏观调控”之误说起

现代经济发生了两类三次体制大转型：

第一类转型是从自由放任型古典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型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从根本上讲只有一次，因为尽管后来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减少了国家干预，但并未回到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本质上仍是国家调控型市场经济；第二类转型则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具体发展阶段、体制形态不尽相同的）前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型，第二次则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复归性转型。

本文的重点是研究第二类的两次转型，特别是其第二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调控型现代市场经济是这一转型的目标参照物，因而本文需要首先考察第一类转型中的国家调控体系演化。

依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系统，市场、国家、企业是其三种基本的制度形态（它们两两之间存在着复杂离散的中间形态系列）①，相应地，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企业调节是三种基本的经济调节形式。

本文主要关注的国家调控方式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至少包括微观、宏观两个基本层次，又涉及行政、立法、司法等不同部门，并要求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

经济体制转型必然伴随经济调节方式包括国家调控体系的转型与演化。

对国家调控方式转型的复杂性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如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成为长期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大有把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调控等同为“政府宏观调控”之意；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门在大讲宏观调控，从省到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也在大讲宏观调控。

这样泛用“宏观调控”概念是正确的吗？

答案是断然的否定。

因为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调控既包括宏观调控也包括微观调控、微观管制（或译规制）；二者都是基本的。

第二，（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宏观调控职能和相应的手段，只有微观调控的职能和相应手段。

第三，只有中央政府的综合部门才具备和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并具有相应的手段（如货币投放、利率调整等），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也并非都是宏观的，如对不同部门、地区实施区别性的货币财政手段的调控就是微观化的。

第四，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们与市场的关系也大不相同；如宏观调控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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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章，又参见Oliver•E•Willimson,MarketsandHierarchies:

AnalysisandAntitrustImplication,NewYork:

FreePress,1975.

业的调节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的间接管理（故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之说），而对企业的微观调控则是一种或保障或限制市场机制的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前者如关于财产权与合同交易的司法管理，后者如工资物价管制和劳保环保管制）。

此外，国家调控也绝不能等同于政府调控，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具有基本的调控管理职能，如人大经济立法和法院依法裁决。

----因此，泛用“政府宏观调控”概念乃是一种概念术语混淆的简单化滥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1）丝毫无助于正确区分和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调控和宏观调控两类国家调节方式，

（2）丝毫无助于正确把握和实施从传统计划经济的全面微观管理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多形式（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企业调节）、多层次、多部门、多手段复杂调控的深刻转变。

例如，我国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关系民生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如农民工的合理待遇和劳动安全问题、城乡群众的看病难贵和上学难贵问题、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等，解决它们都主要与实行有效有力的微观调控、管制和改革有关。

一、从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

国家调控体系的微观宏观双层次演化与复杂化

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重商主义性质的国家宏观调节暂且不论，20世纪之前的近代古典市场经济在国内经济的宏观领域的确具有某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特征，总供求失衡导致的周期性过剩型经济危机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

国家微观管理是存在的并且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首先是保护私人财产和规范市场交易的司法管理，这本质上是一种微观规则管理（即所谓守夜人职能），后来扩大到对劳资关系和劳动保护的微观管制，如英国通过《工厂法》；其次是在市场失灵情况下负责组织公共工程建设和义务教育等，即早期的公共经济。

斯密曾详细深入考察并强调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对国家职能的理解绝非仅限于“守夜人”角色①。

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逐渐显露了其在微观经济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的严重缺陷。

先看微观经济。

单纯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解决诸多公共、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及合理价格问题，不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保障问题、劳动保护和环境资源保护问题、过度垄断和恶性竞争问题、以至许多产品及服务的标准、质量与安全问题，等等。

单纯市场机制造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格局从长远和整体看既危害社会公平又破坏了社会效率，为了保障人类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互补充的协同作用。

因此，从近代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国家微观管理职能就在逐渐增加，可以称之为国家调控方式的微观化演进及相应复杂化。

二次大战以后，现代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和对经济生活的微观管制及公共经济发展（后者必然要求相应的对国有资产的微观管理）到了极为广泛甚至过度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后的自由化改革使公共经济和微观管制有一定的收缩减少，但却绝没有也不会消亡。

2001年美国一系列大公司（安然等）财务丑闻发生以及随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加强公司财务监管的法律，标志性地清楚表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适度而不过度的微观管理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困难在于“适度”的确定。

  庇古继承发展前人思想在20世纪初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为国家微观管制和福利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②。

庇古运用基数效用、人际效用比较和边际效用递减等概念，分析国民收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多少的关系，从而论证了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局限性。

他创造性地区分提出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或者说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概念，考察揭示了经济外部性现象，试图阐明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每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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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五篇第一章。

② 参见A•C•庇古：

《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第1版。

自利达到社会最大共同福利）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问题，进而论证了国家实行广泛微观调节以至发展某些国营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庇古还初步运用了有关制度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以说明市场机制失灵不一定成为政府干预的理由，因为存在干预成本使政府干预不一定有效，反而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他对政府微观干预的局限性似乎仍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

后来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过多的弊端逐渐显露，寻租现象蔓延，管制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政府失灵”问题，从而为减少国家干预与管制的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①。

再看宏观经济。

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由于缺乏国家宏观调节和社会保障制度而导致了周期性过剩经济危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的推行，新政的实质是国家放弃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中心并伴有货币政策的国家宏观需求管理，通过调节市场机制而间接调节企业和家庭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对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货币经济的宏观总量调节，可以称之为国家调控方式的宏观化演进及相应复杂化。

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并用的国家宏观调节，以求达到既扩大就业、促进增长又抑止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以及适当改善分配的目的，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

现代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为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宏观调节提供了理论依据。

凯恩斯继承发展前人思想，摒弃了?

_伊、李嘉图等众多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

_伊定理（这一定律为宏观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运用所谓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固有倾向，说明市场不可能自动出清的总供求失衡是市场运行的常态，以此揭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从而论证实行国家宏观总量调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②。

凯恩斯本人强调的是短期需求管理，忽略了结构变化，忽略了供给方面，倡导的是一种总量性的宏观需求管理。

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滞胀危机即失业与通胀并发现象，使主张单纯宏观总需求调节的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

依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依据所谓失业与通胀交替的菲利普斯曲线，宏观有效需求不足产生失业，宏观需求过度导致通胀，因而失业和通胀不会同时发生，滞胀现象不应当出现。

但是，滞胀现象毕竟普遍发生并持续存在了，无法再简单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解释，于是出现了美英凯恩斯主义各派③④⑤、货币主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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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A•E•Kahn，TheEconomicsofRegulation:

PrinciplesandInstitutions,NewYork:

Wiley,1970.又见G•J•Stigler,TheCitizenandtheState:

EssaysonRegulati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5.又见戈登•塔洛克：

《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②参见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又见克莱因：

〈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③参见J•Tobin,EssaysinEconomics:

TheoryandPolicy,MITPress,1982.又见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十三章。

又见L•R•Klein,TheEconomicsofSupplyandDeman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3.

④参见J•E•Meade,D•VinesandJ•Maciejowski,Stagflation,Allen&Unwin,2vols,1981,1983.

⑤参见N•Kaldor,TheScourgeofMonetar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

派①以及瑞典学派（如伦德堡）、供给学派（拉弗等）和制度学派（米尔达尔、米恩斯等）等多种流派的不同理论解释并展开了激烈论争，但各派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共同点，即不同程度地从不同方面均求助于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性研究，并且注重供给方面：

或是强调微观的部门供给结构变动（如农业、石油工业产品成本上升），或是强调微观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如福利开支增加），或是强调市场的微观结构变动及工资升降不对称性（如劳工市场或供大于求产生失业而工资下降慢，或供不应求有职业空位而工资上涨快），或是强调微观的收入分配结构变动，等等；都是认为微观结构性的供求失衡最终导致了宏观滞胀危机。

因此，单纯运用宏观总需求管理不仅不能解决滞胀危机，反而会使问题恶化；因为单纯扩大总需求的宏观扩张政策，虽然有助于缓解失业却会加剧通胀，反之，单纯抑制总需求的宏观紧缩政策，虽然有助于缓解通胀却会加剧失业。

总之，解决一种弊端就会加剧另一种弊端，单纯的宏观调节失灵了。

   进一步讲，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和短期波动可以忽略微观经济结构变化，因而宏观短期需求管理是有效的；然而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和长期波动必然伴随微观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动，会发生前述微观结构性的供求失衡，单纯的宏观总量管理就会失效。

二次大战之后长期片面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单纯宏观总量性质的短期需求管理，正是加剧甚至造成滞胀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凯恩斯主义者因此从不同方面批判美国正统凯恩斯主义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短期宏观总量调节无效的结论。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的局限性是由其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因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没有自身的微观理论基础。

顺便指出，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先于凯恩斯创立了另一种更深刻的宏观经济学，它具有自身的微观基础，并从微观的垄断程度和收入分配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②。

可惜，这一理论未受到应有足够的重视。

众多西方经济学家提出：

既然微观结构性的供求失衡导致了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和其它一些经济失调现象，因此，解决或预防问题的对策就只能是区别对待的结构性的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农业政策、能源政策、信息产业政策等）、收入政策、福利支出政策、人力政策、外贸和汇率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等。

这些经济政策应当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即对不同行业或部门实行差别性的税率和信贷条件等等），是又一种国家调控方式的微观化及复杂化演进。

20世纪末叶一些国家正是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调控既不同于近代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面将考察的）计划经济，它是具有从微观到宏观的多种形态的复杂调控体系；其微观调控形式尤其复杂多样，不仅有工商行政管理及（依据民商法，公司法的）司法管理等微观规则管理（可以视为广义的“守夜人”职能），而且有范围极其广泛的调控实际经济运行的微观管制（规制）和微观结构性政策管理，以及对国有资产的微观产权管理，它们与宏观总量调控实质有别，绝不能统称为宏观调控。

二、传统计划经济中国家调控方式的简单化微观化演变及其两种基本形态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极度夸大政府调节的积极作用而视市场机制为消极的无政府状态，未能看到通过实施国家调控而完善市场经济的巨大历史潜力，对市场制度全盘简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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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M•Friedman,ATheoreticalFrameworkforMonetaryAnalysi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又见米尔顿•弗里德曼：

《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

② M•Kalecki，SelectedEssaysontheCapitalistEconomy1933-197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1.

却又简单全盘肯定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行政计划管理，试图把它推广

到整个国民经济，人为构想出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把全社会变成一个超级大企业的计划经济理想模式①。

由前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的体制大转型是社会经济生活及其调控方式的全面大简化和微观化，企业的独立自主调节被基本取消，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国家调节成为唯一基本的或最重要的调节方式而被极度强化和扩展，但在调控形式上也被全面微观化和简单化了：

所有国有企业的生产、销售和分配活动均由国家行政系统依据统负盈亏的原则，按照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和相对固定而很少调整的价格进行统一管理，国家计划分解下达到每一个企业并且必须完成——显然这种指令性计划调节是微观化的直接行政管理（立法，司法系统的调节作用已基本消失），与大企业内部的亚微观行政管理颇为类似，真正的宏观总量管理并不存在。

当传统计划经济中发生各种供求失衡现象时，有效的调控方式只能是政府调整微观性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取消减少或增加具体企业的具体项目投资，根据统一的计划平衡表重新调拨分配资源；这种政府调控是微观个量调节，而绝不是宏观总量调节②。

即便在中国转型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当经济严重过热而不得不调整时，（至少对国有经济）真正有效的方式依然是砍项目式的微观调整。

说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调控方式是全面微观化的，不意味着当时的国民经济没有总计问题和整体供求关系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适宜采用宏观总量分析方法。

对此，世界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重要的贡献；在其名著《短缺经济学》一书中他反复论证道：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预算约束软化的资源约束型的短缺经济，但资源短缺同时又伴随着资源滞存，短缺经济状态不能用“总量过度需求”概念进行简单描述，因为短缺和滞存不能互相抵消，一个领域的短缺不能用另一个领域的滞存补偿，一个局部市场的过度需求也不能与另一个局部市场的过度供给相互冲销；总量过度需求是标量范畴，而短缺和滞存是向量范畴，短缺必须由一个非总量指标向量来表示。

短缺是由数百万微观或甚至亚微观层次的事件组成的统计现象，不能当作由滞存和短缺的许多分类指标构成的一个总量来看待。

——科尔内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中供求失衡的短缺和滞存现象不是宏观总量性问题而是微观结构性问题，因此，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学派机械搬用总量过度需求概念来描述传统计划经济是根本错误的③。

确实令人遗憾，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滞胀”现象作出了有一定合理性的微观结构性解释，但却对更具微观性的传统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分解下达到每个企业）的供求失衡满足于作错误简单化的宏观总量分析。

同样遗憾的是，科尔内过分夸大了计划经济的特殊性，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其发表《短缺经济学》之前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对“滞胀”问题进行的微观结构性分析，没有注意到非总量的微观结构性问题同样存在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从而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的短缺伴随滞存现象与市场经济的滞胀现象（失业伴随通胀）虽然具体形态截然不同，但就其具有非总量微观结构性特征而言，二者又是本质相通的，因此可以运用统一的理论框架予以把握和解释。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有两个根本特征，一是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并对整个国民经济由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二是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证。

这两者决定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微观调控以至一般经济调控只具有两种基本形态，分别为公有制经济要求的微观资产经营管理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要求的结构性微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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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②参见同上（下册）。

特别参见该书的第三十章。

③参见严诺什•科尔内：

《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特别是第二、五、六、七、十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章。

业政策管理。

先看公有制经济的微观性资产经营管理。

公共经济必然要求实施微观性国家管理，包括对国有资产的微观管理。

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中，福利国家建设、微观管制和公共教育文化事业、公共工程建设等都显著增加了公共经济和国营企业的比重，从而也相应显著扩大了国家微观管理包括微观资产管理的范围，但是私人经济依然是主体，因而国家对私人经济的间接宏观调节仍极为重要而基本。

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全部社会产品、社会经济都被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经济来处理，国家微观管理范围趋于极致。

首先，对城市工商业国有制经济的政府计划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微观性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指令性计划正是国有资产控制权、经营权的直接体现。

和任何所有制的资产管理相同，国有资产管理必然也只能是微观性的，无论有多少委托代理环节都是如此，即必须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所以，改革前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要分解到每个国营企业，改革后初期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承包指标也要“一户一订”地具体落实，在实行各种所有制的统一税率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仍必须具体实施到每个企业——道理很简单，没有“一对一”的国家所有者对国有企业资产的微观管理，国有产权将不复存在。

其次，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真正的或至少不是完全的集体所有制，尽管它是自负盈亏的，然而由于实行剪刀差低价的国家统一收购农产品制度以及国家下达某些相应指令性农业生产计划，国家实际上对于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拥有部分所有权和很大的控制经营权，即国家对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微观的公有资产经营管理，是具体到每一个村庄的微观管理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民经济的国家调控变为统一的全面微观化的公有资产经营管理，从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全社会变成了一个超级大企业，这就是改革前政企不分、政经合一体制的本质所在。

在这种体制下，独立的财政和金融系统、独立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都不复存在而消融于统一的公有资产经营管理系统之中，国有经济统负盈亏且上交利税不分，财政部（局）蜕变为公有资产经营管理的财务核算部门，银行则蜕变为资金出纳部门，利率调节和税率调节都完全失去了意义，宏观总量调节自然变得完全不必要和根本不可能了，对于企业财产权及其合同交易的司法管理也基本消失了。

由此，等级式的全面微观化的国家直接行政管理成为最基本的经济调控方式，不仅相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多形式（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企业调节）、多层次（微观、宏观）、多部门（行政、立法、司法），多手段复杂调控是一种体制大简化，即便相对于近代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体制简化。

再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所决定的微观经济政策管理。

依据这一战略，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商业和农业发展，直接生产部门优先于基础设施部门发展，在重工业内部也会相对优先发展某些特定行业，如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等。

为了贯彻这一不平衡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对不同行业部门必然实行区别对待的投资政策、信贷政策等结构性微观产业政策；而当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与这一战略不相符合的状态或重工业过度发展的状态时，国家会实施调整性的增加短线减少长线的微观产业政策②。

工业化战略决定的结构性微观经济政策管理及相应的结构调整显然不同于公有制经济经营决定的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企业的微观资产管理，它们成为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微观调控方式的两大基本形态；前者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缓解滞胀而实行的微观化经济政策有抽象的一致性并与日本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产业政策有具体的共通性,后者则与发达国家对国营经济的微观资产管理本质相通；两者同为微观管理，具体性质显然不同，但两者又紧密关联，重工业优先战略要求实行的微观经济政策最终必然体现为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对国有企业资产的微观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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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薛暮桥：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三章。

②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二十四、三十一、三十四章。

三、转型经济中微观宏观国家调控方式的双层次演化及第二次转型的复杂化进程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复归性体制大转型。

这种转型伴随着经济调节方式的全面转变和演化，市场调节逐步重新成为基础性的经济调节方式（这是经济调节方式演进的市场化方面），国家调控体系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双重演化也在同时发生和进行。

随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