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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章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人类在为生存奋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如何改善自我的生存环境,使之满足生存安全、生活及生产的需要。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原始群居地点的选择和居民点的选址,普遍利用有利地形,建在近水、向阳和避风的地段。
而居民点内部的空间结构,则充分体现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共存关系。
一、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经常以阴阳五行和勘舆学的方式出现。
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管子》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起)对“国土”进行全面的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处定居,居民点开始集聚,向城镇方向发展。
夏代留下的一些城市遗迹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打土坯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
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设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
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
商代早期建设的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的位于今天郑州的商城和位于今天湖北的盘龙城,以及位于今天安阳的殷墟等都城,都已有发掘的大量材料。
商代盛行迷信占卜,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城镇空间布局。
中国中原地区在周代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
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如武王之意”完全按照周礼的设想规划城市布局。
召公和周公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图2—l—1)。
同时,《周礼》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
同级别的城市,如“都”、“王城”和“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
《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
战国时代,《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挑战,向着多种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模式,除鲁国国都曲阜完全按周制建造外,吴国国都规划时,伍子胥提出了“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他主持建造的阖闾城,充分考虑江南水乡的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的高超技巧。
越国的范蠡则按照《孙子兵法》为国都规划选址。
临淄城的规划锐意革新、因地制宜,根据自然地形布局,南北向取直,东西向沿河道蜿蜒曲折,防洪排涝设施精巧实用,并与防御功能完美结合。
即使在鲁国,济南城也打破了严格的对称格局,与水体和谐布局,城门的分布并不对称。
赵国的国都建设则充分考虑北方的特点,高台建设,壮丽的视觉效果与城市的防御功能相得益彰。
而江南淹国国都淹城,城与河浑然一体,自然蜿蜒,利于防御。
战国时代丰富的城市规划布局创造,首先得益于不受一个集权帝王统治的制式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管子》和《孙子兵法》等论著,在思想上丰富了城市规划的创造。
《管子·度地篇》中,已有关于居民点选址要求的记载:
“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
《管子》认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思想上完全打破了《周礼》单一模式的束缚。
《管子》还认为,必须将土地开垦和城市建设统一协调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
对于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管子》认为应采用功能分区的制度,以发展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
《管子》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史上一本革命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著作,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城市单一的周制布局模式,从城市功能出发,理性思维和以自然环境和谐的准则确立起来了,其影响极为深远。
另一本战国时代的重要著作《商君书》则更多地从城乡关系、区域经济和交通布局的角度,对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商君书》中论述了都邑道路、农田分配及山陵丘谷之间比例的合理分配问题,分析了粮食供给、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开创了我国古代区域城镇关系研究的先例。
战国时期形成了大小套城的都城布局模式,即城市居民居住在称之为“郭”的大城,统治者居住在称为“王城”的小城。
列国都城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布局模式,反映了当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社会要求。
秦统一中国后,在城市规划思想上也曾尝试过进行统一,并发展了“相天法地”的理念,即强调方位,以天体星象坐标为依据,布局灵活具体。
秦国都城咸阳虽然宏大,却无统一规划和管理,贪大求快引起国力衰竭。
由于秦王朝信神,其城市规划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影响深远。
同时,秦代城市的建设规划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复道、甬道等多重的城市交通系统,这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汉代国都长安的遗址发掘表明,其城市布局并不规则,没有贯穿全城的对称轴线,宫殿与居民区相互穿插,说明周礼制布局在汉朝并没有在国都规划实践中得到实现。
王莽代汉取得政权后,受儒教的影响,在城市空间布局中导入祭坛、明堂、辟雍等大规模的礼制建筑,在国都洛邑的规划建设中有充分的表现。
洛邑城空间规划布局为长方形,宫殿与市民居住生活区在空间上分隔,整个城市的南北中轴上分布了宫殿,强调了皇权,周礼制的规划思想理念得到全面的体现。
三国时期,魏王曹操公元213年营建的邺城规划布局中,已经采用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方法。
邺城的规划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改进了汉长安布局松散,宫城与坊里混杂的状况。
邺城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城市交通干道轴线与城门对齐,道路分级明确(图2-l-2)。
邺城的规划布局对此后的隋唐长安城的规划,以及对以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期间,吴国国都原位于今天的镇江,后按诸葛亮军事战略建议迁都,选址于金陵。
金陵城市用地依自然地势发展,以石头山、长江险要为界,依托玄武湖防御,皇宫位于城市南北的中轴上,重要建筑以此对称布局。
“形胜”是对周礼制城市空间规划思想的重要发展,金陵是周礼制城市规划思想与自然结合理念思想综合的典范,南北朝时代,东汉传人中国的佛教和春秋时代创立的道教空前发展,开始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突破了儒教礼制城市空间规划布局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
具体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城市布局中出现了大量宗庙和道观,城市的外围出现了石窟,拓展和丰富了城市空间理念;另一方面城市的空间布局强调整体环境观念,强调形胜观念,强调城市人工和自然环境的整体和谐,强调城市的信仰和文化功能。
隋初建造的大兴城(长安)汲取了曹魏邺城的经验并有所发展。
除了城市空间规划的严谨外,还规划了城市建设的时序:
先建城墙,后辟干道,再造居民区的坊里。
建于公元7世纪的隋唐长安城(图2-l-3),是由宇文恺负责制定规划的。
长安城的建造按照规划利用了两个冬闲时间由长安地区的农民修筑完成。
先测量定位,后筑城墙、埋管道、修道路、划定坊里。
整个城市布局严整,分区明确,充分体现了以宫城为中心,“官民不相参”和便于管制的指导思想。
城市干道系统有明确分工,设集中的东西两市。
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坊里、市肆的位置体现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
有些方面如旁三门、左祖右社等也体现了周代王城的体制。
里坊制在唐长安得到进一步发展,坊中巷的布局模式以及与城市道路的连接方式都相当成熟。
而108个坊中都考虑了城市居民丰富的社会活动和寺庙用地。
在长安城建成后不久,新建的另一都城东都洛阳,也由宇文恺制定规划,其规划思想与长安相似,但汲取了长安城建设的经验,如东都洛阳的干道宽度较长安缩小。
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关于改建、扩建东京(汴梁)而发布的诏书是中国古代关于城市建设的一份杰出文件。
它分析了城市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论述了城市改建和扩建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人口及商旅不断增加,旅店货栈出现不足,居住拥挤,道路狭窄泥泞,城市环境不卫生,易发生火灾等。
它提出了改建、扩建的规划措施,如扩建外城,将城市用地扩大4倍,规定道路宽度,设立消防设施,还提出了规划的实施步骤等等。
此诏书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代表性文献。
宋代开封城的扩建,按照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诏书,进行了有规划的城市扩建,为认识中国古代城市扩建问题研究提供了代表性案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宋代开始,中国城市建设中延绵了千年的里坊制度逐渐被废除,在北宋中叶的开封城中开始出现了开放的街巷制,这种街巷制成为中国古代后期城市规划布局与前期城市规划布局区别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重要的新发展。
元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全部按城市规划修建的都城——大都(图2—1—4)。
城市布局更强调中轴线对称,在几何中心建中心阁,在很多方面体现了《
周礼·考工记》上记载的王城的空间布局制度。
同时,城市规划中又结合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并反映了元大都选址的地形地貌特点。
中国古代民居多以家族聚居,并多采用木结构的低层院落式住宅,这对城市的布局形态影响极大。
由于院落组群要分清主次尊卑,从而产生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
这种南北向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方法由住宅组合扩大到大型的公共建筑,再扩大到整个城市。
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除了以上代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受儒家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而产生的严谨、中心轴线对称规划布局外,中国古代文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大量可见的是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规划理念,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
大量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充分考虑当地地质、地理、地貌的特点,城墙不一定是方的,轴线不一定是一条直线,自由的外在形式下面是富于哲理的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整体观念和长远发展,强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强调严格有序的城市等级制度。
这些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建设实践。
二、西方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Hippodamus)模式,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
广场是市民集聚的空间,城市以广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市民民主文化。
因此,古希腊的方格网道路城市从指导思想方面与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方格网道路城市存在明显差异。
希波丹姆模式寻求几何图像与数之间的和谐与秩序的美,这一模式在希波丹姆规划的米列都(Milet)城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图2—1—5)。
公元前的300年间,罗马几乎征服了全部地中海地区,在被征服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
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平面是方形或长方形,中间十字形街道,通向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南北街称Cardos,东西道路称Decamanus,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Forum)。
古罗马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影响,以在被占领地区的市民心中确立向着罗马当臣民的认同。
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的著作《建筑十书(DeArchitecturaLibriDecem)》,是西方古代保留至今唯一最完整的古典建筑典籍。
该书分为十卷,在第一卷“建筑师的教育,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第五卷“其他公共建筑物”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城市规划、建筑工程、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论述。
欧洲中世纪城市多为自发成长,很少有按规划建造的。
由于战争频繁,城市的设防要求提到很高的地位,产生了一些以城市防御为出发点的规划模式。
14~16世纪,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生的城市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壮大,在有的城市中占了统治地位,这种阶级力量的变化反映在文化上就是文艺复兴。
许多中世纪的城市,不能适应这种生产及生活发展变化的要求而进行了改建,改建往往集中在一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
当时意大利的社会变化较早,因而城市建设也较其他地区发达,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有代表性的,它成功地运用不同体形和大小的建筑物和场地,巧妙地配合地形,组成具有高度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组群。
16~17世纪,国王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合反对封建割据及教会势力,在欧洲先后建立了君权专制的国家,它们的首都,如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等,均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型的大城市。
新的资产阶级的雄厚势力,使这些城市的改建扩建的规模超过以前任何时期。
其中以巴黎的改建规划影响较大。
巴黎是当时欧洲的生活中心,路易十四在巴黎城郊建造凡尔赛宫,而且改建了附近整个地区。
凡尔赛的总平面采用轴线对称放射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建筑艺术、城市设计及园林均有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城市建设模仿的对象。
其设计思想及理论内涵还是从属于古典建筑艺术,未形成近代的规划学。
1889年出版的西特(CamilloSitte)的著作((DerStadtebaunachsemenkiinstlischenGrundsatzen(按照艺术原则进行城市设计)》是一本较早的城市设计论著。
该书1902被译成法文,1926年被译成西班牙文,1945年被译成英文,1982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引起了人们对城市美学问题的兴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斯特的书力求从城市美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决当时大都市的环境问题、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说,他还停留在建筑学的角度,但是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了整个城市,这种扩大的建筑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还存在着差距。
三、其他古代文明的城市规划思想
除了中国和西方以外,世界其他地方古代文明也有各自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实践。
大约公元前3000年,在小亚西亚已经存在耶立科(Jericho),在古埃及有赫拉考波立斯(Hierakonpoiis),在波斯有苏达(Suda)等古文明地区的城市。
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1500年间,世界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城市数量也成倍增长。
已掌握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北纬20~40之间,且绝大部分选址于海边或大河两岸。
从全球范围,这个时期的城市分布西起今天的西班牙南部,东至中国的黄海和东海(表2—l—1)。
现有发发掘的其他古代文明城市数表2-1-1
公元前
3000年
2500年
2000年
1500年
古埃及
4
6
10
12
美索不达米亚
5
12
22
22
西亚
4
6
13
20
波斯
2
3
3
5
小亚西亚
—
3
6
9
克里特岛
—
—
—
4
古希腊
—
—
—
10
南西班牙
——
—
—
2
古印度
——
—
—
10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当地的居民信奉多神教,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建设充分体现了其城市规划思想,比较著名的有波尔西巴(Borsippa)、乌尔(Ur)以及新巴比伦城。
波尔西巴建于公元前3500年,空间特点是南北向布局,主要考虑当地南北向良好的通风,城市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河,城市中心有一个“神圣城区”,王宫布置在北端,三面临水,住宅庭院则杂混布置在居住区(图2—1—6)。
乌尔的建城时间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100年。
该城有城墙和城壕,面积约88hm*,人口约30000~35000人。
乌尔城平面呈卵形,王宫、庙宇以及贵族僧侣的府邸位于城市北部的夯土高台上,与普通平民和奴隶的居住区间有高墙分隔。
夯土高台共7层,中心最高处为神堂,之下有宫殿、衙署、商铺和作坊。
乌尔城内有大量耕地(图2—1—7)。
波尔西巴和乌尔具有非常相似的土地用途分类以及由于土地利用形成的道路系统,但两城市的建设时间相差近1000年,这期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波尔西巴城有独立的贵族区,而乌尔城由于农业文明的发展,城市用地出现了农田与居民点的混合分布。
巴比伦城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作为巴比伦王国的首都,公元前689年被亚述王国所毁,亚述王国也随后于公元前650年灭亡。
新巴比伦王国重建了巴比伦城,并成为了当时西亚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新巴比伦城(参见图l—2—1)横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3000m,南北约2000m,设9个城门。
城内有均匀分布的大道,主大道为南北向,宽约7。
5m,其西侧布置了圣地。
圣地位于城市的中心,筑有观象台,其门的东侧和北侧布置了朝圣者居住的方形庭院。
圣地的南面是神庙,神像在中轴线的尽端,神庙面向的是夏至日的日出方向。
城内的其他大道相对较窄,约1.5—2.0m。
新巴比伦城的城墙两重相套,以加强防御功能。
城中为国王和王后修建的“空中花园”位于20多米的高处,通过特殊装置用幼发拉底河水浇灌,被后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在古埃及,英霍特(1mhote)可以被称作是第一位城市规划师。
据载在公元前2800年,他受埃及法老Djoser之命规划了孟菲斯(Memphis)城市的总图。
据说他以死城撒卡拉(Sakkarah)的映象规划了作为生命载体的盂菲斯城的布局,这反映了古埃及文明时期,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对死神、对自然力神秘崇拜的影响。
英霍特伯以古埃及文明中对于人的灵魂永生,千年后复活,而人只是短暂在世的信仰,将陵墓、庙宇以及狮身人面像等规划选址于城市的主要节点。
盂菲斯内城与陵墓区的用地规模基本相等,均坐北朝南,遥相呼应。
建于公元前2000年的卡洪(Kahun)城(参见图1—2—4)是代表古埃及文明的重要城市。
它位于通往绿洲的要道上,是开发绿洲人的必经之路,也是修建金字塔的大本营。
卡洪城平面呈矩形,正南北朝向。
城市内部由厚墙分为东西两部分:
墙西为奴隶居住区,迎向西面沙漠吹来的热风;墙东侧北部的东西向大道又将东城分为南北两部分,路北为贵族区,排列着大的庄园,面向北来的凉风,路南主要是商人、小吏和手工业者等中等阶层的居住区,建筑物零散分布呈曲尺形,在城市的东南角为墓地。
整个卡洪城布局严谨,社会空间严格区分。
第二节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一、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渊源
近代工业革命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种种矛盾。
城市中的多种矛盾也日益尖锐。
诸如居住拥挤、环境质量恶化、交通拥挤等,首先危害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妨碍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因此从全社会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城市规划理论。
从资本主义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各种社会改良主义者及一些从事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提出了种种设想。
这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系统的现代城市规划学。
(1)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Utopia)是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7—1535)在16世纪时提出的。
当时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时期,针对资本主义城市与乡村的脱离和对立,私有制和土地投机等所造成的种种矛盾,莫尔设计的乌托邦中有50个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最远一天能到达。
城市规模受到控制,以免城市与乡村脱离。
每户有一半人在乡村工作,住满两年轮换。
街道宽度定为200英尺①(比当时的街道要宽),城市通风良好。
住户门不上锁,以废弃财产私有的观念。
生产的东西放在公共仓库中,每户按需要领取,设公共食堂、公共医院。
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城市矛盾的实质,但他们实际代表了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威胁,引起畏惧心理及反抗,所以企图倒退到小生产的旧路上去。
乌托邦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有一定的影响。
(2)康帕内拉(TommasoCampanella1568~1639)的“太阳城”方案中财产为公有制。
居民从事畜牧、农业、航海、防卫等。
城市空间结构由7个同心圆组成。
康帕内拉的主要著作有1593年的《论基督王国》,1602年的《太阳城》和1638年的《形而上学》,以及1613~1614年发表的30卷的《神学》。
(3)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开始暴露其种种矛盾时,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当时已产生的社会弊病,提出了种种社会改良的设想,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1771~1858)是英国19世纪初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0岁起当学徒,后来成为一名大工厂的经理和股东。
他提出解决生产的私有性与消费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的方式是“劳动交换银行”及“农业合作社”。
他所主张建立的“新协和村(NewHarmony)”,居住人口500~1500人,有公用厨房及幼儿园。
住房附近有用机器生产的作坊,村外有耕地及牧场。
为了做到自给自足,必需品由本村生产,集中于公共仓库,统一分配。
他宣传的这些设想,遭到了当时政府的拒绝。
1852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3万英亩土地,带了900名志同道合者去实现“新协和村”,随后还有不少欧文的追随者建立了多个新协和村形式的公社(Community)。
(4)资本主义由巩固到发展的时期,城市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种种社会改革方案。
与上述主张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方式,也不想倒退到小生产去,而是提出一些超阶级的主观空想。
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72~1837)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和矛盾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他的理想社会是以名为法郎吉(Phalange)的生产者联合会为单位,由1500~2000人组成的公社,生产与消费结合,不是家庭小生产,·而是有组织的大生产。
通过公共生活的组织,减少非生产性家务劳动,以提高社会生产力。
公社的住所是很大的建筑物,有公共房屋也有单独房屋。
他曾设计了这些公社新村的布置图,将生产与生活组织在一起。
傅立叶的主要著作有1808年的《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1822年的《关于家庭农业联合》和1830年的《新的工业世纪》。
傅立叶强调社会要适应人的需要,警惕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浪费。
他在法国和美国建立起协助移民区,其中最著名的是1840~1846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建立的法郎吉。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和理论学说中,把城市当作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而且看作为适应新的生活而变化,这显然比那些把城市和建筑停留在造型艺术的观点要全面一些,也更深刻。
他们的一些理论,也成为以后的“田园城市”、“卫星城市”等规划理论的渊源。
而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地提出新观点和新思想,在各大洲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公社”至今仍还有存在和发展的。
二、田园城市(GardenCity)理论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Ebenezer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
他经过调查,写了一本书:
《Tomorrow:
peacefulPathtowardsRealReform(明天——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希望彻底改良资本主义的城市形式,指出了在工业化条件下,城市与适宜的居住条件之间的矛盾,大城市与自然隔离的矛盾。
霍华德认为,城市无限制发展与城市土地投机是资本主义城市灾难的根源,建议限制城市的自发膨胀,并使城市土地属于这一城市的统一机构;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是由于城市吸引人口的“磁性”所致,如果把这些磁性进行有意识的移植和控制,城市就不会盲目膨胀;如果将城市土地统一归城市机构,就会消灭土地投机,而土地升值所获得的利润,应该归城市机构支配。
他为了吸引资本,实现其理论还声称,城市土地也可以由一个产业资本家或大地主所有。
霍华德指出“城市应与乡村结合”。
他以一个“田园城市”的规划图解方案更具体地阐述其理论(图2—2—1):
城市人口30000人,占地404。
7hm2,城市外围有2023。
4hm2土地为永久性绿地,供农牧业生产用。
城市部分由一系列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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