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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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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陈剑()
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与衰落,折射的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与衰落。
复兴中华文化中的
一、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文明,通过现代化来推动中华文化复兴
近代以来,多少先哲为中华文化承续和创新呕心沥血,在他们的心底,一直希望找到这样一条解决中华文化问题的道路:
通过现代化来解决中华文化传统问题,这就是探索活的文化、新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活力,不仅要看它在历史上所产生*,还要看它能否穿越时空,回应中国和世界在当下与未来所遇到的问题。
全球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
需要做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吸收消化人类文明中有益的内容,特别是人类文明中最具活力及最具价值的思想理念,激发中华文化传统中活的因子,通过与中华文化创造性的结合,进而转化形成新的中华文化;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本身的批判和反思,找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的思想因子,成为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贡献或引领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要素。
所以复兴中华文化,或文化更新、文明再造,既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华文化向前推进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又要充分借鉴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而这些文明成果恰恰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在高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平静而理性地面对全球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冲击,尊重和接受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是在高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色和基础,借鉴和吸收人类文化的有益成果,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变化,命运跌宕起伏,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充分认识历史上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恢复我们的历史记忆,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创新和弘扬优秀传统道德和价值观,重铸中国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性格,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无疑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历史责任。
1.和而不同。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
2.天人合一。
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之一,
3.包容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
从中国*长河看,儒、释、道三家都有包容传统,其中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主张
4.人格价值。
孟子提出: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5.天下为公。
6.人伦情怀。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网络――人伦关系的建立。
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
正是因为倡导人伦义务,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人文气息。
7.开放变革。
《周易》说:
武高汉:
以爱国主义构筑文化强国精神基石中国消费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武高汉出席了中爱联“成果展”及“舆情说明会”,他指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对中爱联这样的社团组织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发展爱国报国事业增强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他充满激情地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改革创新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最能激励中华儿女锐意进取。
要广泛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广泛开展时代精神教育,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他参观完中爱联成果展后十分感慨。
他表示,中爱联16年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报国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他希望中爱联以爱国主义构筑起文化强国的精神基石。
王定烈: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王定烈将军回忆起了*的重要讲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老红军引用这段话,感染了全体与会人员,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媒体广泛关注社会反响热烈此次舆情说明会,吸引了30多家新闻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有: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报刊媒体有: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改革报、中国经营报、中国信息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产经新闻报、中国商报、公益时报、学习时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商报、北京社区报、环球慈善杂志等;网络媒体有:
人民网、中新网、央视网、腾讯网、新浪网等。
在现场问答环节,凤凰卫视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北京电视台记者分别向秘书长李和平提问,李和平一一作了精彩解答,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特征上说,它以闽南方言为载体,存活于闽南方言通行的社会之中。
从地域范围说,它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并且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沿着江河海岸延伸至广西平南玉林地区、浙江平阳地区、东南亚港澳地区,以及内陆的江西上饶周边地区、江苏宜兴以及本省的闽北、闽东和闽中个别地方。
从数量上说,国内外认同闽南文化、生活在闽南方言圈的,大约有6000多万人。
从历史角度说,闽南文化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闽南人的变迁,它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一、闽南文化的历史
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是文化的基本要素。
闽南文化是闽南人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要求而产生的具有高度共识的意识和行为。
研究闽南文化,首先就得探索闽南社会的形成。
闽南是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和厦门的总称。
福建上古时代就被称为“闽”,当时土著叫闽人。
战国时期至汉武帝期间,福建土著经历了古闽人和古越人融合以及闽越人整体北迁的历史大动荡。
汉武帝平闽(前110年)之后,闽地空虚,给汉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空间。
从西汉设冶县(前85年),到东汉末贺齐入闽(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是汉人入闽并融合闽越遗民的关键时期。
据朱维幹《福建史稿》,这个时期福建的经济、社会已具备一定规模。
永安三年(260年)东吴即建东安县于现在的泉州西门外的丰州,属建安郡。
西晋咸宁六年(280年),又置绥安县于漳浦。
晋太康三年(283年)改东安县为晋安县,又从晋安县中分出同安县。
此后,汉人超大规模入闽大约还有五次,包括史书未曾记载只在民间流传家谱出现的东晋初的“八姓”入闽,史书记载的梁朝侯景之乱的大批难民入闽,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唐末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率兵平闽,南宋末期两个短命皇帝赵罡(端宗)、赵昺(帝昺)在福建就位引来北方保驾抗元的众多忠义之士入闽。
有人曾经提出汉人入闽不早于东晋之初,其实不然。
因为移民社会往往人语相随、语比血浓。
从语言现象分析,今天的闽南方言继承了上古汉语的主要特征,被学术界公认为“活化石”。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胡汉交杂,人口结构明显变化,当时汉语出现的许多新特征,却没在闽南语中体现。
而且,永嘉之乱前闽南地区就有了汉人的墓冢和寺庙道观。
可见入闽汉人早于东晋。
到了宋元时
期,借助于当时城市的开放,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逐步走向鼎盛,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性大港。
这个时期闽南人开始大量向外扩展,最终形成了今天闽南人的分布格局。
通过上述简单的追溯,我们基本可以厘清闽南文化的渊源。
闽南民系族群是古代中原汉人多批次大规模入闽,并与当地闽越遗民逐渐融合而成的。
从中原带来的黄土文化,与闽越人“善舟船”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闽南文化的基础。
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交流,使闽南文化又融合了*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南洋文化。
近代以来,闽南文化继续接纳西方异质文化,不断获得更新和发展。
闽南社会始终保持着开放、兼容的心态,历经1000多年的积淀,泉州因此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多元历史文化名城。
闽南文化如同一个雪球,顺着*轨道滚动,不断壮大,不断发展,不断成熟。
二、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种文化的命名,就在于它具有自身独立的特色和存在价值。
闽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重乡崇祖的生活哲学、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念和山海交融的行为模式。
重乡崇祖。
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和乡土色彩,在闽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闽南人因为远离中原,就特别注重保存历代流传的文化信息,特别害怕被边沿化。
闽南文化中的重乡崇祖,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意识,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闽台地区,在东南亚,在海外,闽南人都十分强调认宗认谱,结社建馆;通过修族谱、建祠堂、注“堂号”(如颍川、西河、陇西、太原)来凝聚家族血缘关系,记忆祖地,追溯历史,建立浓厚的乡土观念。
闽南人十分热衷兴办教育,传承母语文化;十分重视沿袭岁时习俗,传承民间信仰(如妈祖、郑成功、清水祖师、保生大帝、开漳圣王)。
值得称道的是,承载闽南文化的闽南方言,至今还在大量使用着古汉语的“鼎”(锅)“册”(书)、“箸”(筷子)、“昼”(中午)、“目”(眼睛)等基本字词。
因为有了闽南方言,流行于闽台两地的宋元南戏梨园戏、以丑见美的高甲戏、闽台互为流转的歌仔戏、充满谐趣的民间“讲古”、世界一流的提线木偶和布袋戏,始终保留着古老的传统色彩。
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瑰宝”的南音,其优美的旋律至今仍萦绕在两岸同胞之间,其唱词标准音还必须是闽南泉州话。
通过保留如此明显的文化特征,藉以表明一个民系族群追溯祖先、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闽南人达到了巅峰。
爱拼敢赢。
闽南地区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
移民性质促使闽南人为了生存产生拼搏意识。
古代闽越人在恶劣环境中的抗争精神,也融入闽南文化之中。
在闽南地区,这种拼搏精神不只是男同胞才有,它也深深流淌在女子的血液之中(惠女水库的建设可以为证)。
宋元以降,闽南地区成为古代世界著名通商大港,闽南人的视野因之更加开放,他们漂洋跨海,在世界各地不断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他们不满现状,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百折不挠。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靠自己的骨头长肉”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成就了今天影响全国的“泉州模式”。
“爱拼才会赢”作*闽南人的精神气质,已被全社会所公认。
重义求利。
闽南人有着极强的创业能力和经商天赋,亦商亦儒成风。
朱熹曾称泉州“满街都是圣人”,指的正是当时儒学教化兴盛的景况。
南宋诗人刘克庄有诗记载:
“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便读书。
惟有刺桐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刺桐”即泉州)闽南人善于经商海内外闻名,自古至今千余年不曾改变。
“卖三占钱土豆也要做头家”的理念已经深深植入闽南人的头脑中。
福布斯最新公布的世界华人富豪中,资产20亿美元以上者,闽南人约占60%。
闽南人崇尚优秀的传统价值取向,既务实求利,又真诚回馈社会。
从信仰上,闽南人推崇关羽之义,称之为帝爷公。
在现实中,闽南人急公好义,四处皆然。
有数不清的海内外经商者积极回报乡梓,助学兴教、筑路修桥,投资经济建设、改变家乡面貌。
*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杰出侨领陈嘉庚倾囊兴学,其精神影响着当今几代人;汶川*,台塑大王王永庆率先一次性捐款1亿人民币,数额之大令人动容;侨亲李陆大爱国爱乡,捐巨资兴学办教、扶贫济困,声名远播,以之命名的“李陆大星”因此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闽南人的义利观令人叹为观止。
山海交融。
地理环境能够塑造人,能够催生文化特色。
闽南地区背山临海,依山者从山求生存,面海者向海谋发展。
生存环境造就了泉州人不安现状的打拼精神,漳州人安于鱼米、花果之乡的心态,潮汕人积极向外的拓展意识。
虽然,闽南文化内部有这样的差异,但是,其骨子里却有着山海交融的共性。
一旦有了支点,耕山者照样可以临海。
家住山区的人,照样可以闯荡江湖,可以漂洋过海,可以“过番”,可以入台。
比如,安溪县不靠海,但是为了生活需求,他们也和晋江人一样,离乡背井,渡海求生。
目前安溪籍台湾乡民多达200多万人,占台湾省总人口的1/10强;漳州人也会跨海而东,参与开发
宝岛,漳州籍台湾乡民也已超过700万人。
山海交融的行为模式已经成为闽南人的典型特征。
三、闽南文化传承的意义
闽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统一性、乡土情谊、家族本位和崇儒重德等典型特征,在闽南文化中都有体现。
但闽南文化不仅包含了崇儒拜祖、家族经济、乡土情怀、习俗传承、自强不息等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还如前所论,具有自身典型的特色。
闽南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远离中原的地理环境,锻造了闽南人性格中的延展性、进取性和开放性。
这是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延伸和创新。
因此,就有了别具特色的闽南家族制度、遍布闽南各地的丰富的民间习俗信仰、闽台之间千百年来的同胞情谊、闽南人拓殖海外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商务理念。
闽南人既能海纳百川,又勇于搏击浪尖;既追求中庸和合,又敢于推陈出新;既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又积极向外寻求拓展;既崇尚名义,又敢于逐利。
闽南文化的重拼搏、敢开拓、善机变、恋乡谊、崇正统、乐教育的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当前,开展闽南文化研究,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广泛联系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既是当前弘扬先进文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海峡两岸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科学的文化意蕴》专著中,我在论及科学精神的规范结构时这样写道:
“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作为它的发生学的和逻辑的起点,并以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构成它的两大支柱。
在两大支柱之上,支撑着怀疑批判精神、平权多元精神、创新冒险精神、纠错臻美精神、谦逊宽容精神。
这五种次生精神直接导源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它们紧密地依托于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从中汲取足够的力量,同时也反过来彰显和强化了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
它们反映了科学的革故鼎新、公正平实、开放自律、精益求精的精神气质。
科学精神的这一切要素,既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也成为人的价值,因为它们提升了人的生活境界,升华了人的精神生命,把人直接导向自由。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生命,也是人的生命。
”以科学精神的诸多内涵作为参照,纵观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匮乏乃至缺失的恰恰是科学精神这种文化基因;横*当代的社会百态,孱弱乃至背弃的也是科学精神的各种构成要素。
正是出于这种明锐的洞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哲慧眼识真金,明智地把民主和科学请进古老的神州大地,不遗余力地鼓吹和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二者是相互渗透和彼此促进的;也正是出于改变现状、建设现代中国和塑造现代中*目的,在1980年代才涌现出以弘扬科学精神为主旋律之一的思想启蒙,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才展开了关于科学精神的大讨论。
在20世纪初叶和末叶,所出现的这种思想潮流和社会现象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适逢其会、切中要害和时弊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科学精神不是缺损就是缺漏,这既是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诞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思想愚昧的根子。
不是嘛,我们欠缺不计功利地追求“无用的”真理的精神,尤其是欠缺科学精神的根本支柱和鲜明特色即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
这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亦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地为牢,重复和诠释圣者之言;人云亦云,钻在故纸堆里做文章;难得以实证和理性面对自然和社会,致力于活生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
这种遗风在近年的复古热中又或多或少得以再现。
放眼当今中国,现状也不美妙:
*层出不穷,挥霍浪费四处蔓延,法规政策朝令夕改,形象工程遍地开花,重复建设屡禁不止——这一切决不是个别现象与特殊个案。
试问,*点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面对它们,情况会如此积重难返吗?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一些官员露脸往往千人一面,开口讲话每每老生常谈,动辄坚信拥护——这哪有半点怀疑批判精神的影子?
由此可见,弘扬科学精神,以科学精神为思想武器改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既是*补课,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和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从学理层面讲,现在有两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和思潮阻碍科学精神的传播与弘扬。
一是国粹派的倒行逆施:
他们固守老祖宗的旧摊子,不愿意看到科学精神注入传统文化的基因。
一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观点:
他们诋毁和摒弃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尤其是科学精神。
尽管后现代主义也包含某些启发性的睿智和警示,但是它的极端观点是反科学的,实在不足为训。
尤其是,它确实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是一种精神领域的高消费,无益于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的现代化事业和中*思想现代化也是弊多利少,因而不宜大肆鼓吹和提倡。
从现实层面看,是一些权贵或既得利益集团或明或暗地抵制和阻碍科学精神的启蒙价值和变革作用——明眼人对此早就心中有数,无须赘言。
把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基因,使科学精神成为国民的自觉追求,乃至最终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才会面临光明的未来,中国人才可能实现文化强国的梦想,中国人就会以新的精神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
一、中国文化的特征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
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
关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在下以章节将有详细的论述。
简而言之,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
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现实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
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
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
几千年来,中*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
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
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
“不耕获,未富也。
”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
*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
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
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
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
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
(中国人注重族姓源流)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
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
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专制君主。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
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
直到殷商,在*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
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
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6.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
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
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
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这是的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
例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相反,樊迟问稼穑之事,却被鄙为“小人也”。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文化*是十分深远的。
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
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发展,就其分别而言,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却是以经学为一大主流。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健将)。
二.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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