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电影报纸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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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电影报纸文化

　　1906年天津第一家电影院——“权仙茶园”建成后，为招徕观众，于开业前在《大公报》上登出该院“开演电灯影戏”的广告。

影院开业后，在门前张贴“海报”，写出当天和近期上映影片的名称、特点及票价等。

随着影院的增多，一些影院注意利用报纸进行宣传。

1915年12月份的《大公报》连续数日刊登的平安电影公司（平安电影院）的广告，以《戏目一览表》为栏目列出每日上映的影片；同时登出其经营影片租赁业

务的消息。

这期间，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益世报》、《国强报》、《中华画报》、《北洋画报》等均辟有专栏刊登电影广告、电影剧照和影片评介文章。

1924年3月，《电影周刊》杂志创刊。

1927年，《天津电影杂志》出版，该杂志为半月刊，总发行处在河北新大路骏骥里10号。

　　影院业的迅速发展，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1929年4月,《益世报》连续3天发表署名文章《天津影院事业谈》，对全市影院业的发展与经营进行了评论。

　　在无声片阶段，各影院都在本院周围及辐射到的街巷居民区的布告栏张贴“海报”（石印报头）；映前利用幻灯介绍近期上映的影片；印制内容有影片故事梗概和编、导、演员姓名的《说明书》，随售票免费赠给观众。

　　有声片出现后，片商和影院都加强了影片宣传。

当时在电影市场占有优势的美国好莱坞的“八大公司”驻津代理商，都在主要报纸上刊登大幅插图广告，并印制彩色的大小尺寸不同的“海报”和彩色剧照供给影院使用。

有些影片，片商还选取片中的精彩镜头制作成“预告样片”供给影院在映前加映作预告宣传。

当时法租界的重要路段（今解放北路凯悦饭店址）立有“八大公司”张贴大型“海报”的高大广告牌。

对于重点影片，片商还在影院附近的大建筑物或重要路口制作立体广告，有的立体剧中人的形象有两三层楼高大。

国内皮包公司拥有的影片有限，资金也少，无力制作大型海报，只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影院为招徕观众，除利用片商提供的宣传品，还及时张贴自制的“海报”。

也有下大功夫者，如1947年明星影院（今和平影院）上映苏联片《从莫斯科直捣柏林》（后改名《攻克柏林》）时，在前厅制作了立体广告，画面是苏联红军战士架机枪向柏林国会大厦扫射，有灯光配合，十分生动、逼真。

图7-40　权仙平安电灯影戏广告

原载《大公报》（1908.3.26）

　　天津自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现第一座电影院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及外国商人开办的电影院不断增多。

天津解放后，一方面有计划地在市区发展电影院，一方面在工厂、农村大力发展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电影俱乐部和电影放映队，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市城乡的电影放映网。

　　一、早期的电影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人周紫云创建了第一座电影院，名“权仙茶园”，坐落在法租界紫竹林（今滨江道与吉林路交口处）。

此后，又有天津人和租界地的外国商人相继建立电影院。

到30年代中期，全市电影院发展到30多座。

即：

上权仙、平安、蛱蝶、天升、光明、明星、新新、新中央、皇宫、河北、大陆、皇后、中央、上平安、天宫、天津、天宝、丹桂、新欣、新明、群英、庆云、第一舞台、大舞台、权乐、聚华、升平、天桂等，为华北地区大城市影院数量之冠。

这些影院中，大多数为华人经营，只平安、蛱蝶、光陆、光明、天升等少数几座由外商经营。

　　二、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电影放映场所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时局动荡，民心浮动，加之影片来源受限，电

图7-1　原载《益世报》（1929.4.7）

影业日渐萧条，有些电影院（大光明、光陆、光明、明星、新中央等）相继改演戏剧。

到40年代中期，全市电影院还有20座左右。

此外，这期间，塘大地区（解放后改称“塘沽区”）出现2座影院，一座在塘大区中心地带，系日本人投资建于1941年，名“塘沽演画馆”，有座席500多个；一座在连塘庄一带，名“新新影院”，规模很小，开业时间不长就倒闭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时局有好转，民心趋稳，电影观众有增，一些原已改行的影院又恢复电影放映，并增加1座“国光电影院”（该院原为“同庆茶园”，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改映电影，坐落今和平区闸口街东南角，已在城市建设中拆除）。

　　到1948年末，全市共有电影院24座，即：

平安、光明、华安、河北、北洋、大光明、美琪、亚洲、华北、新中央、天津、国光、上权仙、东亚、天宫、权乐、青年会、明星、开明、太平、新北、丹桂、光华、宝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创办近代报业，由于报纸发行量有限，影响不大，而且外报占绝大多数，清政府对办报活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干预甚少。

戊戌变法时期，国人办报逐步发展，大量政论报刊的涌现引起了清政府对于报刊功能和作用的重视。

清政府曾制定官报章程三条，对官报言论作出初步限制，规定：

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专权，囚禁光绪，封闭报馆。

然而，从1901年起，近代中国报业再次掀起高潮，报刊活动充分利用境外和租界等有利条件进行宣传。

新闻活动越来越频繁，报业与政府、社会、个人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而报业与清政府的矛盾尤为突出。

1903年“《苏报》案”发生，清政府在办理此案过程中颇费周折且颜面扫地，因而深知报刊的作用和对之加以限制的必要，同时也认识到无法再以旧的手段去控制。

所以在标榜实行“新政”，玩弄立宪骗局时，清政府开始制定专法来控制言论、出版自由。

1906年6月，奉派出使考察宪政的载泽等5大臣相继回国，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了“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的建议，自此，慈禧太后不得不接受了舆论监督。

本博秦全耀曾看过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革命军中马前卒》，讲的就是“苏报案”，讲的就是对慈禧太后的舆论监督。

《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

汪康年总（经）理。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

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连载梁启超着《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

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

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

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光绪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终于1898年8月8日停刊。

共出69期。

《时务报》的影响：

《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警钟日报》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报纸。

1904年在上海创刊。

蔡元培、汪允宗先后任主编。

其前身为1903年冬创刊的《俄事警闻》，是蔡元培组织的反帝革命团体争存会的机关报。

曾大力揭露沙俄霸占中国东北和德帝国主义侵夺中国山东利权的罪行。

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以编发孙中山从檀香山给国内友人黄宗仰一封信的形式，介绍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情况，以及这个组织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誓词，第1次在国内公开发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纲领。

1905年3月25日，德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勾结，由上海租界当局将其查封。

《苏报》

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但由其妻日人生驹悦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

第二阶段即陈范阶段。

第三阶段是陈范、章士钊阶段。

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

中国清代末年的著名日报。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

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韬任主笔。

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

多刊社会新闻。

1900年原主无力维持﹐让给陈范。

陈范聘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

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苏报》态度也明显转变。

1902年冬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

1903年起，言论日趋激烈。

同年5月27日，聘请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任主笔。

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

同年6月29日，《苏报》又以显着位置刊出章太炎的著名政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革命发出热情的礼赞。

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的震恐。

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人到上海，会同租界当局对《苏报》进行迫害。

陈范﹑章士钊等先期走避，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

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

《苏报》也于1903年7月7日被查封。

史称“苏报案”。

《苏报》的革命宣传和“苏报案”﹐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

《大公报》

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

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大公报》在大陆的发展由盛到衰，于1966年所有版本均停刊，只有香港版出版至今。

《京话日报》

在旧时北京前门外五道庙还曾有这样一家报馆。

它在清末民初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揭露政府的腐朽堕落，抨击官场腐败黑暗，反映底层人民疾苦，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这就是彭翼仲在1904创办的采用白话文体的小型报纸《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销数逾万份的报纸。

在其创办的短短几年里，它的发行量从5000份增至10万份以上。

梁漱溟说，这份报纸“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凡言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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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为彭翼仲《京话日报》的某些作为，得罪了当权者。

1906年9月29日《京话日报》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颠倒是非,淆乱民听”等罪名封禁。

彭翼仲被捕受审，随后流放新疆。

值得敬佩的是，当辛亥革命结束后的1913年彭翼仲重返北京，他又重办了《京话日报》。

之后又遭袁世凯查封，停刊多时直到袁世凯死后，在吴梓箴主持下再度复刊，出版到1922年终刊。

《湘报》

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于湖南长沙，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7日发刊。

日报。

设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栏目。

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为撰述。

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尤注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对封建顽固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戊戌政变后被迫停刊。

至1898年10月15日共刊出177号。

《申报》

《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

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它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创刊，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起改为日报。

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办了77年，共出版25600号。

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Major）同伍华德、普莱尔、麦基洛等人合资创办，最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

美查将报名定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

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收买，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先后创办《自由谈》等副刊，发表民主自由言论。

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派遣特务暗杀后，言论又趋保守。

1937年7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同年12月15日，因日军检查新闻，自动停刊。

抗战期间，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

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收，成为CC系报纸。

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

《汉口日报》

《汉口日报》是1902年10月15日由浙江商人宋炜臣创办，内容多于晚清时期推行新政有关，1904年初，《汉口日报》由张之洞接收，改为官报。

《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中国近代第1份宣传民主革命的妇女刊物。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

秋瑾、陈伯平任编辑兼发行人。

主要撰稿人有黄公、陈志群、徐寄尘等。

该报称：

“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辟《社说》、《译编》、《文苑》、《新闻》等栏目。

陈志群为创刊号献辞说：

“这个女报能够好好宣称致力于宣传爱国、革命和女权，比同时期其他妇女刊物态度激进，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倾向，是中国早期妇女刊物中的一面旗帜。

设有“社说”“译编”“传记”“文苑”“新闻”等栏目，文言白话并用。

秋瑾在该报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勉女权歌》等文，将妇女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结起来。

1907年3月4日出版了第2期。

当第3期已拟就目录，并征集到部分稿件时，因秋瑾被捕遇害而停刊。

《女学报》

“楚南女子”陈撷芬（1883-1923），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女子刊物的主编。

她创办的妇女刊物《女报》（后更名《女学报》，又称《女苏报》），在当时影响很大，为以后众多妇女刊物的创办打下了基础，在祖国文化刊物史上留下了开拓性的光辉一笔。

陈撷芬，江苏阳湖人，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聪颖好学，读书习文，喜欢诗词小品。

1899年冬，16岁的陈撷芬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内容新鲜、文字大胆的报纸《女报》，鼓吹女权、提倡女学，引人注目。

当时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官话女学报》也被迫停刊。

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女报》的诞生，无异于女界的一声雷鸣。

而那些新鲜活泼、犀利大胆的文字大多出自陈撷芬的手笔。

由于种种原因，《女报》出版不久即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