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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
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
一、龙雀蟠蜿,天马半汉
1969年10月,武威县新鲜公社社员在城北二里村的雷台下发现了一座古墓。
此墓出土器物中,有一件稀世的珍宝,那就是现以“铜奔马”名之的铜铸马俑。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之《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称:
奔马,亦可称之为飞马。
此马为一罕见的古代艺术品,造型异常矫健精美,做昂首嘶鸣、飞跃奔驰状。
头微左扬,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燕,飞燕展翅回首,注目惊视。
〔1〕此一命名经《文物》杂志刊布之后,至今已达10年之久,但我以为它并未完全揭示此铜铸马俑的历史内涵。
英国人彼得·霍甫科克在其《丝绸路上得外国魔鬼》一书中曾说:
虽然这种“天马”〔陇菲按:
指汉武帝时在敦煌、大宛之地得之的良种战马〕现在早已绝种,但是它的形象在汉、唐雕刻家和艺术家的手下则并未磨灭。
其中最精彩的摹拟品,是1969年在曾经一度是汉武帝的京城西安附近的丝绸之路上〔陇菲按:
实际上是在甘肃武威〕,被中国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闻名世界的青铜飞马。
〔2〕与彼得·霍甫科克的意见相仿,在中国,近来也有一种此马应该命名为“天马”的动议萌生。
但他们也如同彼得·霍甫科克一样,仅将此武威这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看作是汉武帝于元鼎四年秋于敦煌渥洼水中,以及在此之后于大宛所得之良种战马 ──“天马”的写真,而未深及于此铜铸马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思想内涵。
他们之所论,仍未出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
“此马奔腾飞跃已超于飞燕之疾速”
〔3〕其说,以及常书鸿先生1973年1月6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之文章《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所论的范围。
这里,我想从论述此武威雷台铜铸马俑之造型设计的内涵思想,以及此铜铸马俑之造型设计的历史传统入手,来说明此铜铸马俑,实即东汉时“飞廉并铜马”之神化“天马”的副本。
《庄子·内篇·人间世》载有孔子之言:
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
在人类最初的想象中,“飞”是和“翼”紧密联系着的。
古文“飞”字作“”,便是展翅扑翼之象。
故,王充《论衡·雷虚篇》说:
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能飞谓之仙人。
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
此所谓“物无翼而能飞”之仙人,也不过是原先无翼,而后修成得道“生数寸之毛羽”
〔4〕一类。
先秦、两汉之“飞仙”,大多为“羽人”。
此有翼之羽人飞仙,仍需“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焉”
〔5〕,有所待而飞。
与此“未闻以无翼飞者也”之有所待而飞的思想对立,早在先秦便已产生了无所待而飞的“逍遥游”思想。
《庄子·内篇·逍遥游》有言: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
此所谓“野马”,即古人所知的“如马而小,出塞外”
〔6〕,“日走五百里”
〔7〕,“落地不沾砂”
〔8〕之甘肃、辽东一带所产的良种野马。
以此“野马”来形容飞奔似的田野间的“阳气”,便在实际上把“野马”置于“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焉”有所待而飞的鲲鹏之对立的一面。
然此“野马”,尚未超越于“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之其上,仍处于和“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同等的地位。
这种与“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等同的“野马”,到了汉代则升华为超乎于“生物之以息相吹”的自然原动力 ── 风之其上的神化“天马”。
此所谓“天马”,与汉武帝元鼎四年秋于敦煌渥洼水中,以及在此之后于大宛所得之“如马而小,出塞外”,“日走五百里”,“落地不沾砂”的“天马” ── 良种“野马”,并不完全相同。
汉代实际存在的“天马”,乃神话“天马”之子,只是对于敦煌、大宛等地的良种野马的美称。
汉代人心目中的“天马”,则是“嘶青云,……腾昆仑,…… 神行电迈蹑恍惚,…… 逸气棱棱凌九区”
〔9〕之“假设灭假设没”、“绝尘弭辙”的神马。
〔10〕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有言:
龙凭云游,
腾蛇假雾,
未假设天马,
自然凌翥。
这种不凭云、不假雾,不待风,一言以蔽之:
无所待而“自然凌翥”作逍遥游之“行空”的“天马”,自然不是凡马,而是神马。
然而,要把这种无所待而自然凌翥作逍遥之游,神巡玄运于星汉之中的行空天马,转化为可视可观的艺术形象却并非易事。
〔11〕 敦煌莫高窟第402窟隋代壁画中绘有有翼天马的图案,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上雕有无翼之云中天马的浮塑。
但是,它们或有翼而待风,或无翼而待云,都还不是自然凌翥而能作逍遥游的“半汉”天马。
在敦煌莫高窟第329初唐壁画中,有一幅四名飞奔天人各捧无翼天马一蹄的《夜半逾城图》。
其想象力的贫乏,与其欲要表现天马行空的企图,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如果将此四名天人各捧天马一蹄的艺术造型,与酒泉丁家闸5号晋墓壁画之凌翥于群山之上飞奔于流云之间的无翼“天马”图像相比,后者显然更为高明。
然酒泉丁家闸5号晋墓之“天马”图像的艺术造型,仍有待于流云而未臻于简洁明快、凝练精纯的至境。
这个难题 ── 完美地表现无翼且无待而作逍遥游之神巡玄运的天马自然凌翥于星汉之中的难题,由创作武威雷台铜铸马俑之原型的无名中国古代工匠,给予了最终的解决。
正如此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所示,在其一足之下,有一飞鸟作为底座。
笔者之前的研究者,正是因此视此飞鸟为“飞燕”,并据此将此铜铸马俑称之为“马踏飞燕”。
然此说不仅尚未触及此铜铸马俑造型设计之立意的深层,即使是此铜铸马俑造型设计之立意的表层,也还在论者的论域之外。
以笔者之见,此铜铸马俑造型设计之立意的表层,确有“四蹄疾于鸟”,“马疾过飞鸟”的用意。
但既然如此,此天马便不是在大地上鲜血淋漓地“践踏”飞燕一类鸟雀的凡马,而是在天空中轻盈矫捷地“超越”飞燕一类鸟雀的神马。
所谓“飞燕”一类的鸟雀之形,虽然被作为此铜铸天马的“底座”,但这不过是艺术造型的材料结构之需,而不是此铜铸马俑的内涵立意之蕴。
更深一步言之,我以为:
如以华峤《后汉书》“飞廉并铜马”之语为据,此神化天马所超越的“鸟雀”,当非一般“飞燕”,而是“飞廉”(陇菲按:
又称“龙雀”,详后)之“风神”。
此超越龙雀、飞廉之风神的铜铸马俑的构思,当取此神化天马自然凌翥,不仅无须有待于“生物之以息相吹者”的龙雀、飞廉之风神,而且远远超乎其上之意。
华峤《后汉书》所谓的“飞廉”,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为“生物之以息相吹”之风神之名。
风者,气之行运,无形无象。
在《庄子·内篇·逍遥游》中,它原本是无所待而飞的自然原动力。
然此无形无象的风神,在目前发见的古代图像中,却往往被描绘成鸟雀的形象。
这样,无翼无待而飞的“风”,其神反而成了有翼有待而飞的“凤”〔牛按:
“风”、“凤”二字,初文无别〕。
这种“鸟雀”之象的龙雀、飞廉风神,在汉代已被用以象征舞女的翩然假设飞之状。
河南郑州新通桥汉代空心画像砖墓出土之汉画像砖中,有一幅长袖舞图。
报告称此图:
一女子跃足挥袖,婆娑起舞,其右侧置一壶一樽,长袖的上方有一展翅疾飞的飞燕。
这便是以“飞燕”〔牛按:
实为“飞廉”、“龙雀”之风神〕来象征舞女翩然假设飞之状的典型一例。
与此相类,汉成帝皇后之名“赵飞燕”,亦有此等寓意。
《飞燕外传》载:
〔赵飞燕〕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
据说,赵飞燕常于宫人掌中水精盘上作七盘禹步之舞。
所谓“七盘”,是天汉七星之象;所谓“禹步”,是步纲蹑纪,巡空飞行之舞。
赵飞燕者,正是精通于方术的古之“素女”一类巫仙。
其名为“飞燕”,原是形容其身轻如燕,可像龙雀、飞廉之风神一样步虚巡空的意思。
唐代良马有别号曰“紫燕”,亦是此意。
这些,都以龙雀、飞廉之风神为翩然假设飞的楷模。
然观此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天马,其想象力显然又高出于仅以龙雀、飞廉之风神象征喻示翩然假设飞之状的艺术想象之上。
此武威雷台出土之无翼无待的铜铸天马,不仅无须有待于“生物之以息相吹者”的自然之风,而且也不屑于和龙雀、飞廉之风神相提并论。
它自然凌翥于星汉之中,无翼无待而作逍遥之游。
其四蹄疾于飞廉,神威震慑龙雀。
在其右后蹄下,龙雀、飞廉之风神正处于回首惊视的刹那,而同一瞬间,此无翼无待神行玄运之行空天马早已超越其前。
据笔者所见,对此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的最早形容,见之于张衡《东京赋》。
《赋》云:
龙雀蟠蜿,
天马半汉。
《文选注》云:
龙雀:
飞廉也;天马:
铜马也。
蟠蜿、半汉:
皆形容也。
善曰:
华峤《后汉书》曰:
“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
”
“天马半汉”之“半汉”,李善只说是“形容”,但未及详释。
其实所谓“半汉”之“汉”,乃“河汉”、“星汉”即“天上银河”之意;“半汉”之“半”,乃“在某物、某处之间”之意;“天马半汉”者,是说行空天马自然凌翥于星汉之间。
此所谓“半汉”的“天马”,验之于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自应是无翼无待而自然凌翥作逍遥之游的行空神马。
“蟠蜿”者,龙雀、飞廉之风神畏缩蜷曲之貌;“半汉”者,凌翥行空之天马逍遥神游之象。
张衡“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正是对于华峤《后汉书》所载之“飞廉并铜马”之具体造型的生动形容。
《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第八十九卷·马部》所收《万年县试金马式赋》之一有“指半汉以成规,岂驽骀之可惑”之句;据此,所谓“飞廉并铜马”,当是以“蟠蜿”之状的龙雀、飞廉之风神作为自然凌翥之行空半汉天马的反衬的意思。
此乃“成规”,当无例外。
此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马俑,以“蟠蜿”之状的龙雀、飞廉之风神,作为远远超乎其前其上之凌翥行空之半汉天马的唯一反衬。
在这里,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砍削干净。
无名的中国工匠,以如此精练的手法,如此集中的细节,如此强烈的比照,如此生动的造型,表现出了如此丰富的内涵,如此浪漫的想象,如此阔大的胸怀,如此崇高的境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李白《天马歌》写道:
回头笑紫燕,
但觉尔辈愚。
然此半汉天马,却并不得意反顾。
且让龙雀、飞廉去回首惊视,半汉天马早已越乎其前。
古人有言:
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
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
此,正是“天马行空”的至境之谓。
二、“太一況(滋),天马下”
前文曾经言及:
汉之“天马”,一为得自敦煌、大宛等地的良马;一为超越凌驾于龙雀、飞廉之风神其上的神马。
此,并非漫为轩轾之臆说,实为考据研究之结论。
汉之“天马”,最初是指由敦煌、大宛等地得来的良马。
《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
又说: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张骞传》亦载:
汉武帝初发书,《易》曰:
“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
此得之敦煌、大宛等地的“天马”,当时便有铜铸的写真塑像产生,名之为“金马”。
班固《两都赋》说:
西京“内设金马、石渠之署。
”张衡《西京赋》也有“兰台金马”之说。
李善《文选注》引《史记》解释此说而言:
金马门者,宦者署,门旁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三辅黄图》亦言及于此。
其文曰:
金马门,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外,因以为名。
此得之于敦煌、大宛等地之“天马”的写真铜塑,又称作“名马式”。
《两汉博闻》引《马援传》解释“名马式”一语说:
马援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式。
还,上之。
因《表》曰:
“臣援常师事杨子阿,受相马骨法。
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
孝武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
臣仅以仪氏等数家骨相以为法。
”有诏置于宣德殿上,以为名马式。
此所谓“名马式”,乃“相马”的标准。
但既已名为“金马”,就不再仅仅是实用的相马标准,而染上了神话的色彩。
“金马”一名,见之于《汉书·郊祀志》。
《志》载:
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
此所谓“金马”、“碧鸡”,是汉代人心目中如同“河图”、“洛书”一般的祥瑞之物。
“金马”又称“天马”,“碧鸡”又称“宝鸡”。
张衡《西京赋》有“陈宝鸣鸡”之说,今之陕西“宝鸡”县名,即由此衍转而来。
“金马”、“碧鸡”的出处,如据“陈宝鸣鸡”的地望,并参考《华阳国志》所说,当应在“古梁〔凉〕州之域”。
此正如《两汉博闻》所言:
益州:
古梁州之域。
《尚书》曰:
“华阳黑水惟梁州”。
孔安国《注》曰:
“北据华山之阳,南据黑水”。
故常璩叙蜀事,而谓之《华阳国志》。
黑水出张掖鸡山,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又南流而入南海。
据此,并参考一系列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资料,可以认为:
“益州-古梁〔凉〕州之域”,即今青藏、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南北可数千里之狭长的“地理-文化区”。
这一带,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有密切的交通联系和深厚的历史渊源〔20〕。
正因如此,得自敦煌的良马,亦可认作“益州金马”一类的神马,故称“天马”。
同样因为如此,得自大宛的良马,则被称之为“西极天马”,以区别于得自敦煌的中原“益州”本土“天马”。
此,正是汉武帝得自敦煌、大宛等地的良马被称为“天马”,写真此天马的“铜马法”、“名马式”被称为“金马”的原因之一。
《汉郊祀歌•天马》唱道:
太一況(滋),
天马下。
所谓“天马”,在汉代被认为是“太一”之神所赐。
而所谓“太一”,则是楚汉文明的象征。
《史记·乐书》载: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
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
祭祀“太一”,原是楚人的风俗。
在汉代,此楚人旧俗具蕴了新的文化内涵。
此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
汉武帝时的太一就是统辖其它五帝的至上神。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稳固和国家大一统局面在宗教领域的反映;也可以说,“太一”正是汉武帝在天上的出影子〔21〕。
“太一”,是汉代“大一统的象征”。
得之于敦煌、大宛等地的“天马”,是由“主气之神 —— 太一”〔22〕“況(滋)”之而“下”。
换言之,得之于敦煌、大宛等地的“天马”,是由“主气之神 —— 太一”“況(滋)”之从天而降。
因此,所谓“天马”便被视作表喻“太一”的祥瑞之物。
就谶纬的意义而言,此表喻“太一”的“天马”与“益州金马”恰正相同。
此所谓“天马”的文化内涵,与仍可兼作相马之用的“名马式”之汉初的“金马”相比,虽然在谶纬的意义上恰正相同,但显然已经具蕴了全新的精神。
张衡《东京赋》载:
〔东京〕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
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
李善《文选注》释其言而说:
龙雀:
飞廉也;天马:
铜马也。
蟠蜿、半汉,皆形容也。
这里所说的“龙雀”,是由秦人“鸟-鹿图腾”之“飞廉”演化而来的神鸟图腾。
所谓“飞廉”,原是秦人的“祖神”。
秦之远祖,与楚同宗。
秦、楚二族,都是“颛顼”之后。
颛顼之孙,名称“女修”。
《史记·秦本纪》有“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之言。
可见,秦、楚二族的祖神图腾之中,都有“玄鸟”的因子。
《史记·秦本纪》所谓秦之先祖“孟戏、中衍,鸟首人言”云云,即是此神话传说的记录。
此“玄鸟”图腾,因《史记》所载之“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之后世先祖“蜚〔飞〕廉善走”,而逐渐转化为鸟-鹿合一的新的图腾。
屈原《天问》关于此“鸟-鹿合一”的秦之祖神图腾,有如下的文字:
萍号起雨,何以兴之?
撰体胁鹿,何以膺之?
据林庚先生的考证:
兴云起雨的“萍”,即“雨师萍翳”;“撰体胁鹿”,是指“鹿两膀生翅而表达鸟形”〔23〕。
林庚先生据此而言:
“正是由于秦民族以‘善走’起家,蜚廉〔飞廉〕乃以‘鹿’的形象在神话中出现。
”“蜚廉以‘善走’闻名,当然应是兽身”〔24〕。
正因“蜚廉”是“兽”,《淮南鸿烈·叔真训》才说“骑蜚廉而从〔纵〕敦圄,……使风雨臣雷公”。
由于秦人以“蜚廉”为其祖神,故正如林庚先生所说:
“古代谈起秦人时”,“往往以‘鹿’为喻”。
屈原《天问》所谓“惊女采薇鹿何佑”之“鹿”,正是秦人的祖神“蜚廉”。
《史记·淮阴侯传》载: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才疾足者先得焉。
〔另参《汉书·蒯通传》〕
这里所说之“鹿”,即是相当于后来说所“御玺”一般的秦之“图腾”。
当秦末之时,秦人之“神鹿”,乃是统治中国的象征。
故,“天下共逐之”,而“高才疾足者”急欲“先得”。
由魏征《述怀》“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诗句演化而来的成语 “逐鹿中原”,也因此成为历来不同政治力量夺取统治中国一统天下之政权的常用比喻。
所谓“飞廉”,原是秦人“鹿身鸟翅”或“鹿身鸟首”的图腾,后来逐渐转化成为楚汉“鸟身鹿首”的形象。
据战国、秦汉之际以及汉代的相关文物、文献判断,郭璞所谓“鸟身鹿头”的“飞廉”,应该是秦、楚共祖之楚人,改造“鹿身鸟首”的秦人图腾,而使自己原先崇拜之“玄鸟图腾” 恢复“正统”地位之所为。
此“鸟身鹿首”的“飞廉”,在相关文物中,经常表现为“鸟身鹿角”的形式〔25〕。
《三辅黄图》据《汉书•武帝纪》载:
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
飞廉:
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 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武帝命以铜铸置观上,因以为名。
历来读此《三辅黄图》文者,都没有注意其中“身似鹿,头如雀”与其下文“有角”二字的矛盾抵牾之处。
其实,“有角”二字,正说明了原文“身似鹿,头如雀”当为“身似雀,头如鹿”之误。
作如是观,“头如鹿”之说,正好与“有角”二字相应。
而“头如雀”者,则与“有角”二字相悖。
以文献和文物连类参观,《三辅黄图》之误,当可勘正。
当然,《三辅黄图》之矛盾抵牾,不过是因秦人“鹿身鸟首”之蜚廉形象与楚汉“鸟身鹿首”之蜚廉形象的历史差异而致。
此“鸟身鹿角”或“鸟身鹿首”、“能致风气”的“风神 - 飞廉”,当汉初之时,在人们心目中据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所谓“飞廉观”,据《三辅黄图》所引班固《汉武故事》之载,当西汉之时,乃是长安 “高四十丈”的宏伟建筑。
与此同时的“金马”,则被置于“宦者属门旁”,显然很难望其项背。
无论飞廉已经如何由“鹿身鸟首”的神鹿转化为“鸟身鹿首”的神禽,其“汉承秦制”之过去时代的烙印依然十分明显。
因此,创造一个新时代的典型楚汉风格的“图腾”,便成为汉代工匠的历史课题。
此一历史课题的完满答卷,便是“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
与西汉时期被分别置于“高四十丈”的“飞廉观”之“飞廉”和“宦者属门旁”的“名马式-金马”相比,东汉时期张衡《东京赋》所谓“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之“天马”和“龙雀〔飞廉〕”之间,显然已经具有了新的相互关系。
此矗立在“平乐观”之“瑰异谲诡,灿烂炳焕”的“天马”与“龙雀〔飞廉〕”,天马具“自然凌翥”之“半汉”气象,龙雀〔飞廉〕现“畏缩蜷曲”之“蟠蜿”形态。
此“畏缩蜷曲之貌”的龙雀〔飞廉〕,断非原先“飞廉观”所祀奉之至高无上的神禽。
不仅如此,从“飞廉”易名为“龙雀”之点,可以推想,此时之“飞廉”,恐怕已经全然去尽秦人祖神图腾之“神鹿”的影响而呈现为纯然的“神鸟”之形。
“飞廉〔龙雀〕并铜马”,不再被分别置于“飞廉观”和“金马门”两处,而被同时置于“上西门平乐观”者,正是要以“蟠蜿”“畏缩”之风神“龙雀〔飞廉〕”,作为“凌翥”“半汉”之行空天马的反衬。
此说,验之于今武威雷台出土之“凌驾超越于龙雀-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当可成立。
此“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之“瑰异谲诡,灿烂炳焕”的“行空天马”,与前此人所熟知之得自敦煌、大宛等地之良种“天马”的写真铜塑之“金马”、“名马式”相比,其文化内涵,显然有质的飞跃。
《汉书·武帝纪·应邵注》、《三辅黄图》说:
〔汉明帝时之“飞廉〔龙雀〕并铜马”〕董卓悉销以为钱。
可见,今武威雷台出土之凌驾超越于龙雀 - 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绝非东汉东京原件,而是其在凉州之地的副本。
当然,据华峤《后汉书》曰:
“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一语中“迎取”二字判断,此凌驾超越于龙雀 - 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似乎并非长安工匠所铸,而是京城之外的官员奉献。
这里所说之“京城之外”的地望,目前还无法确切定位。
但良种“天马”的产地敦煌、大宛二地之中,深受楚汉文明影响的敦煌一带,似乎应该是东汉东京凌驾超越于龙雀-飞廉风神之上的行空天马原件的奉献之地。
三、“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旅游报》1983年10月25日所载之陈树青同志执笔的文章《天马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采用了我对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考释结论:
此铜铸马俑,实为凌驾超越于龙雀 - 飞廉风神之上的神话天马。
且又附之以“该马头戴璎珞,尾稍打结,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新说。
但据我所知,此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头饰、尾饰,并非“头戴璎珞,尾稍打结”,而是头络金鎫,尾系采紒。
汉乐府歌辞《艳歌罗敷行》有言:
青丝系马尾,
黄金络马头。
其所谓“青丝系马尾”,是指汉代官马之尾饰“采紒”。
《说文解字》说:
紒:
系马尾也。
《后汉书·舆服志》也说:
白马者,失其鬃尾,为朱鬣。
可见,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尾饰,并非“马尾打结”,而是另系以采帛、青丝之物的“采紒”。
其所谓“黄金络马头”者,是指汉代官马之头饰“金鎫”。
李白《天马歌》有言:
羁金络月照皇都。
此言马之头饰,便用了“月题”的典故。
《庄子·马蹄》篇说:
加之以衡扼,
齐之以月题。
其所谓“月题”,是马头之上的月形饰物。
其形如月,故谓之“月题”;位在马头,又谓之“当卢〔颅〕”。
秦汉之际,“当卢”有以金为之的。
近来出土之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之马饰,便见有片状之“金当卢”。
“金当卢”,又称“金鎫”。
蔡邕《独断》说:
金鎫者,马冠也,高广各四寸,如玉华〔花〕形。
此所谓“金鎫”者,又有张衡《西京赋》所载的“璇弁”一名,李善《文选注》释其说而言:
璇弁:
马冠也。
看来,汉代“金鎫”名之的“璇弁”、“马冠”,其“高广各四寸”的制度,当应呈“玉华”立体状,而已不再是秦时“月题”的“片状”。
今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之头饰,正是此“玉华”一类立体的“璇弁”、“马冠”,而非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之片状“金当卢”的一类。
此汉制、秦制的不同,足见历史的差异。
汉乐府歌辞《罗敷艳歌行》“黄金络马头”一语,正可作为将此“金鎫”、“璇弁”之马冠络于“天马”之首的形容。
此“金鎫”、“璇弁”之“玉华”一类的立体马冠,显然不是什么“璎珞”。
武威概况
你可知道天马的故乡
中国旅游标志之都武威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东靠白银市、兰州市,南隔祁连山与青海省为邻,西与张掖市、金昌市接壤,北接戈壁大漠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北长326公里,东西宽204公里,总面积33238平方公里,总人口192万多人,现辖民勤、古浪、天祝三县和凉州区。
考古证明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西汉武帝辟河西四郡,在霍去病西征“耀武扬威”
之地设武威郡。
武威郡成为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之要地。
东汉、三国、西晋时为凉州治所。
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国和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都,创造了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
唐时曾为凉州节度使治所,一度成为中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凉州七里十万家”、“人烟扑地桑柘稠”,其盛况可见一斑。
公元1247年,蒙古国西凉王阔端与西藏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这里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商谈”,使西藏结束了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正式纳入了元朝的中央统治,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清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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