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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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
吐鲁番文书《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
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于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
这是研究西凉李暠统治时期策试制度、政治思想的珍贵材料,受到学界的关注。
陆庆夫、李步嘉、大西康裕和关尾史郎先生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释,并结合策试、察举制度和“官吏登用法”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界普遍认为,西凉《秀才对策文》以经义为中心,“不甚关涉时事方略”,“很像是那种刻板正规的经史知识考试”。
诚然,从其答题内容来看,这似乎是一次“务虚”的策试,但是,正如大西康裕和关尾史郎先生所指出的,我们仍有必要联系西凉当时的状况,探讨策题背后李暠的意图。
联系李暠的治国思想、建初四年西凉政局以及西凉覆亡的教训来看,这次策试与西凉立国之策存在若隐若现的关系,今尝试对此加以申论。
1一儒、玄并立的对策为了方便讨论,兹将“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的释文迻录如下:
西凉建初四年的策题(行1—7)残损严重,不过,从臣谘、马骘的对策来看,这次策试秀才共有五道试题,分别涉及:
古今异治、夫妇之道、文字演化、天文历法、历史成败。
臣谘、马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答策,其引据及论调分别具有儒、玄学思想色彩。
首先来看臣谘具有儒家论调的对策。
在“古今异治”的策试中,臣谘认为,往古敦朴而有余,后世华丽而不足。
他推崇《孝经》主张的“其政不严而治”,认识到“以法治之,犹有不理”。
这实际上是主张以儒治国,指出法治有所欠缺。
关于“夫妇之道”的策试,臣谘引《诗经》“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为说,指出“诸侯曰《风》,天子曰《雅》,以后妃之美,贯乎《风》首,王者成功,列于《雅》《颂》”。
在回答“文字演化”时,臣谘引《周易》及《系辞》为证,认为文字的演化“犹文王□□八卦,孔子之著《系辞》”。
至于智伯引水灌城却反为赵襄子所败的历史故事,臣谘的意见是“《春秋》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根据《春秋》的历史书写,从德治的角度加以论说。
与臣谘的儒家论调不同,马骘主要站在玄学思想的立场进行策论。
马骘首先赞颂李暠“玄韵遐茏”。
对于“古今异治”,马骘认为儒家的“德礼”治民,“遂生华薄”,败坏了敦厚古朴的风俗。
他引老子《道德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为说,认为“隆平之基,以道为本”,主张无为而治。
关于“夫妇之道”,马骘虽然也引述《诗经》,如“□(维鹊)有巢。
维鸠居之”,但是,马骘推崇的是“文王之教”,即所谓“夫妇正则王化□(行)”,“自近及远,是以为化之首”。
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故“(周)文王之教”备受重视。
至于“文字演化”,马骘认为文字的创立的原因是“圣人通玄”,无疑也是持玄学论调。
再来看“历史成败”的对策,马骘并不认可儒家的历史书写,而是指出史籍所记的“不没三板”,不过是对赵襄子的溢美,“称过其实”。
正如《庄子·人间世》所载:
(孔)丘请复以所闻:
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
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
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
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
故《法言》曰:
“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庄子认为儒家“言过其实”是其常见的现象。
马骘称“(《春秋》)言不没三板者,盖美襄子,称过其实也”,与庄子的论调何其相似!
总的看来,臣谘对策多引《孝经》《诗经》《周易·系辞》《春秋》类儒家经典,阐述儒家的治国、齐家及对待历史的理念。
马骘策论则多引《老子》《周易》等道家典籍为说,弥漫着玄学的论调。
西凉策试过程中儒、玄思想并立,不仅是魏晋以来官方坚持以儒学思想为主导、而玄学受到普遍崇尚的反映,也是建初四年前后西凉统治。
继续↓
2二李暠儒、玄并综的治国理念
臣谘、马骘的对策,首先皆恭维地提到“伏惟殿下”“伏惟殿下应期命世,绍踪前圣,玄韵遐茏,采错他山,岂臣管窥所宜对扬”。
“殿下”乃对国主李暠的尊称,这表明李暠亲自参与了策试。
凉州秀才马骘在李暠亲策时宣扬玄学思想,说明该思想在西凉治国理政中应发挥着作用。
从史籍的相关记载来看,西凉儒、玄学思想并存,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李暠出儒入玄的思想历程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经学教育。
西凉建国后,李暠以儒治国,大兴儒学教育:
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
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
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观之大悦。
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
李暠不仅起“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鼓励臣民忠孝贞烈,而且设立大学机构“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培养儒学人才。
《十六国春秋辑补》将两事分别系于壬寅三年(402)正月和甲辰五年(404)正月,可见李暠在立国之初对儒学的重视程度。
李暠建国最重要的谋臣、同母弟宋繇也博通经史,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也”。
李暠临终前,将军国事宜托付于宋繇,称“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军国之宜,委之于卿”。
由此可见李暠对股肱儒臣宋繇的重视。
西凉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李暠又重视儒学,这对于汉人有很大的号召力。
北凉重臣梁中庸转投李暠,担任西凉主簿。
李暠也曾说:
“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
”李暠以儒立国对于东方少数族治下的汉人颇具吸引力。
李暠治国思想前期以儒学为主,后来逐渐重视玄学思想。
建初元年(405),李暠遣使东晋上表云:
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
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玄风”,即天子清静无为的教化。
《文选·庾亮〈让中书令表〉》:
“遂阶亲宠,累忝非服,弱冠濯缨,沐浴玄风。
”吕延济注:
“玄风,道教言……沐浴天子道教。
”所谓“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即西凉对东晋忠义款诚,使东晋皇帝清静无为的教化传达到西凉乃至九州。
建初九年(413),李暠还训励诸子博采儒、玄,以维城卫国。
他告诫诸子:
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
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
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为国、立身应遵循“周(公)、孔(子)之教”,以儒学为本;同时也应博采“经史(儒)道德(玄)”,洞达儒玄。
改元建初后,李暠治国理政并综儒、玄,与西凉的政局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
李暠本是一介儒生,在西凉立国之初,他起明堂,立泮宫,招揽儒士,德抚境内,称藩于晋,朝贡于北魏,推行以儒治国,期待能够“招怀东夏”,“东殄不庭”。
无奈东晋内乱频发,国势日衰,东晋、北魏又相隔遥远,难以提供实质的援助。
同时,强邻北凉在东,阻隔了西凉东进之途。
沮渠蒙逊率军频繁侵袭,西凉国力单微,外无势援,前有强敌,只得清虚自守,卑弱自持。
例如:
(建初三年)既而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建初六年秋七月)沮渠蒙逊伐西凉,败西凉世子歆于马庙,禽其将朱元虎而还。
凉公暠以银二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遂与暠结盟而还。
李暠看到强邻崛起,自己又无力改变西凉弱小的局面,在沮渠蒙逊的侵掠打击下,李暠转而在玄学中寻找安慰,慨然著《述志赋》曰:
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
荫朝云之庵蔼,仰朗日之照昫。
既敷既载,以育以成。
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
蔑玄冕于朱门,羡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
秽鵄鸢之笼吓,钦飞凤于太清;杜世竞于方寸,绝时誉之嘉声。
超霄吟于崇领,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干之青葱,经岁寒而弥芳。
情遥遥以远寄,想四老之晖光;将戢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骧;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渌浆;和吟凤之逸响,应鸣鸾于南冈。
李暠讲述自己年幼时仰慕颜回清贫而闲适的生活,赞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于是潜心学习上古以来的典籍,反复钻研礼书,崇尚儒家经典;为官后,却羡慕庄子的旷达,不为礼法所屈;尊崇渔父的持守其真,而不“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赞同隐者长沮、桀溺与其从政不如避世的选择。
到李暠晚年,发出了“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的感叹,在历经艰险之后,终归“虚无玄元”的道家情怀。
李暠出于儒而入于玄的思想历程,对臣下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影响。
例如刘昞:
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
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
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
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
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
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
暠曰:
“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
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
”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
暠曰:
“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
白日且然,夜可休息。
”昞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
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
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
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
且渠蒙逊令曰:
“秘书郎中燉煌刘彦明学冠当时,道先区内,可授玄虚先生,拜以三老之礼,起陆沉观于东苑以处之。
”
刘昞颇有家学渊源,其父刘宝“以儒学称”。
刘昞后从博士郭瑀学习。
郭瑀是一代儒学宗师,不仅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博文约礼,而且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传授弟子千余人。
刘昞学成之后,一开始继承了郭瑀的事业,隐居教授,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刘昞凭借杰出的儒学素养,被李暠征辟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成为李暠身边重要的侍从。
李暠、刘昞习性相近,李暠将两人相遇比诸“孔明之会玄德”。
刘昞受业儒家,言谈举止颇有儒风。
李暠修建“靖恭堂”,刘昞作《靖恭堂铭》,申明帝王、臣子、士女之鉴戒;当李暠劝说刘昞勤于著述的同时也要多休息时,刘昞引孔子《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与《论语·述而》“不知老之将至”作答。
李暠后来治国兼综儒玄,刘昞也学综儒玄,注记《周易》《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
《周易》为“三玄”之一,《文物志》为品鉴人物才行的玄学著作,《黄石公三略》为道家兵书。
刘昞在玄学方面亦有修述,这也是沮渠蒙逊后来称他为“玄虚先生”的原因。
西凉改元建初后,李暠重视儒学思想的同时,也兼综玄学思想。
李暠治国儒、玄并综,是建初四年秀才对策中分别出现儒、玄思想倾向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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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李、尹王敦煌”与夫妇之道李暠的出儒入玄,可能还与其继室尹氏有关。
据《晋书·列女传·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载:
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
幼好学,清辩有志节。
初适扶风马元正,元正卒,为玄盛继室。
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
抚前妻子逾于己生。
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
“李、尹王敦煌。
在李暠创业的过程中,其继室尹氏“谟谋经略多所毗赞”,为李暠建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西州流传谚语“李、尹王敦煌”。
尹氏深度地参与到了西凉的统治决策,不仅李暠时期如此,李歆继位后,尹氏仍然参与朝政。
《晋书·列女传·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载:
及玄盛薨,子士业嗣位,尊为太后。
士业将攻沮渠蒙逊,尹氏谓士业曰:
“汝新造之国,地狭人稀,靖以守之犹惧其失,云何轻举,窥冀非望!
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
吾观其数年已来有并兼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
今国虽小,足以为政。
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
且先王临薨,遗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战,俟时而动。
言犹在耳,奈何忘之!
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
彼若淫暴,人将归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
汝此行也,非唯师败,国亦将亡。
”士业不从,果为蒙逊所灭。
李歆东伐沮渠蒙逊之前,尹氏坚决反对。
尹氏自己的看法是:
“今国虽小,足以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
”老子《道德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尹氏秉持道家的理念,要求李歆清静修养,固守境内。
这与李暠晚年治国理念相一致。
不仅如此,尹氏还以李暠的遗令“深慎兵战,俟时而动”来告诫李歆,建议他“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
尹氏的“道家明诫”与李暠的“勉修德政”,分别体现了玄、儒学思想色彩。
尹氏有意识地将夫妇二人的治国之策有所区分,表明在“李尹王敦煌”之初,两人的思想倾向可能就存在着玄、儒之别。
西凉实际上由李暠、尹氏夫妇共治,这是建初四年的策试中出现“夫妇之道”策题的原因。
李暠、尹氏治国思想各有偏重,李暠重儒,而尹氏重玄,上有所好,秀才答策时儒、玄并立,当然就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只是,李暠、尹氏共治为何会曲折地出现在策题中呢?
李暠“前妻同郡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诔”,表明李暠与前妻的关系应比较融洽。
而继室尹氏虽然对李暠的创业多有襄助,但是,从尹氏初适扶风马元正,再嫁李暠,以及“李尹王敦煌”来看,李暠与尹氏的结合,更多的是政治婚姻。
尹氏的父亲尹文,曾为后凉权臣吕弘的谋主。
李暠立国之初的重要将领“(左)司马尹建兴”可能也是尹氏宗族成员。
尹氏势力强大到能与李暠共治西凉,自幼以儒家人伦纲常为准则的李暠对此会有怎样的想法,其臣子又会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臣谘指出,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兴起,离不开其妻涂山氏、有莘氏、太姒的襄助,而夏桀、商纣、周幽王的败亡,与其妻妹喜、妲己、褒姒不无关系。
臣谘引《诗经·大雅·旱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为说,按毛传:
“寡妻,嫡妻也。
”郑笺:
“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
”臣谘还认为:
“以后妃之美,贯乎《风》首,王者成功,列于《雅》《颂》。
”按毛诗: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在臣谘看来,王者成功,首先是要以礼法正夫妇,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马骘与臣谘的看法有所不同。
马骘首先指出“关雎之鸟(鸠)”与“挚(鸷)”不同,鸷是凶猛的鸟,如《孙子·势篇》:
“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他引《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为说,“鹊巢,夫人之德也。
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
”毛传:
“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鸤鸠然,而后可配国君。
”据此,马骘提出的对策是“夫人配德行化”,从“文王之教”,“夫妇正则王化□(行)”。
其重点在于夫人以德配国君,如此则夫妇正,王化行。
臣谘主张王者以礼法正夫妇,反映了儒家的纲常思想,接近李暠当时的施政理念;马骘则强调夫人以均壹之德配国君,从“文王之教”(玄学),显然更符合尹氏的政治意图。
由此看来,李暠提出“夫妇之道”的策题,很可能与西凉“李、尹王敦煌”的政治格局有关。
即使李暠亲自主持这次策试,马骘仍然站在“夫人有均壹之德”的立场作答,偏向尹氏,既说明尹氏在西凉治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又表明马骘与尹氏应当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尹氏“初适扶风马元正”,扶风马氏是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
马骘很有可能是尹氏前夫扶风马元正的家族成员,因此,才不顾李暠的忌惮,全面偏向尹氏。
继续↓4
四其他策题的政治隐示
其他几道策题,也与李暠的立国之策有关。
例如“古今异治”,建初元年(405),李暠手令诫其诸子曰:
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建初九年,又写诸葛亮训励以勖诸子曰:
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
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
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
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
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李暠常以“古今成败”“古今之事”训诫诸子,可见他对历史认知的重视程度。
建初四年李暠亲策时提出“古今异治”的课题,同样是希望臣下能够从古今之事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便励精图治,实现西凉的长治久安。
又如“文字演变”。
虽然在史籍中未见西凉文字改革的记载,但是,在十六国北朝,文字乖别是不少君主、士大夫关心的重要问题。
例如,北魏延昌三年(514)江式专门就文字问题上书宣武帝。
江式首先论述了自先秦、秦汉、魏晋以来文字演变、字书编纂及校正文字的过程。
然后指出北魏文字的现状: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
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
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
信哉得之于斯情矣。
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
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
嗟夫!
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
”又曰:
“述而不作。
”《书》曰:
“予欲观古人之象。
”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
针对文字谬错、失真的问题,江式提出撰集古来文字的愿望。
宣武帝许可其请求,江式最终得以完成《古今文字》的编撰。
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社会动荡、民族纷争,文字混乱的现象一直比较严重,如颜之推云: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因此,不少北朝君主尝试着对文字加以改造和规范。
例如,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就对文字进行了整理:
初造新字千余,诏曰: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
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
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
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
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由此看来,李暠提出文字演变的策题,应与河西地区因民族交流、社会变动频繁带来的文字问题和李暠试图推行文字改革有关。
再如“天文历法”,建初元年,李暠遣使上表东晋云:
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
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成凶。
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
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
李暠虽然声称东晋皇帝“继天统位”,但是也指出了“五胡僭袭”的事实。
西凉虽然称藩于东晋,却不奉行东晋正朔,推行自己的历法。
不仅如此,李暠在改年庚子(400)、改元建初(405)时,皆遣使朝贡于北魏。
西凉既恭谨地事奉东晋、北魏,又保持着自己割据政权的独立性。
从策题“北为称日之所”,以及对策“冬夏南北”、“南陆”“北陆”来看,该题的主旨是要分析日行南北的问题。
正如汜称劝谏李歆时称:
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
日者是中国之象,是正朔之所在。
臣谘认为“理……时(天纲)运转□”;马骘的看法是“日随天旋,行有常则”,具体而言,判断太阳在南还是在北,不是以所见为正,而是以太阳所在的宿次为准,太阳在虚、危等七宿即言在北,在井、鬼等七宿则言在南。
两人皆认为日行南北是常理,有其规律所在。
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呈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正朔在南还是在北,是当时争议的重要问题。
李暠提出“日行南北”的问题,关系到西凉与东晋、北魏的关系。
臣谘、马骘指出日行南北是一般性的规律,实际上是认为东晋、北魏皆有可能是正朔之所在。
这也与当时西凉既称藩于东晋又朝贡于北魏的外交关系相一致。
至于“历史成败”,李暠以智伯水灌晋阳反为赵襄子所败为题,这是有所考虑的。
李暠最强劲的敌人沮渠蒙逊,曾“引水灌城(西郡),城溃,执太守吕纯以归”,夺取后凉的军事重镇西郡。
此役为沮渠蒙逊的成名之战,为李暠亲耳所闻。
西凉首都酒泉附近有讨赖河(呼蚕水)、洪水河、红山河、观山河、丰乐河、马营河,冰川水源充足。
自汉代以来,酒泉就“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酒泉河渠纵横的面貌,极易遭受水攻。
面对强敌且善于水攻的沮渠蒙逊,李暠自然需要未雨绸缪,谋划对应之策。
该策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然而,即使西凉上下意识到了可能遭到北凉水攻的危险,沮渠蒙逊仍然娴熟地运用水攻战术,率军水灌敦煌,导致西凉覆灭。
据史记载:
郡人宋承、张弘以(李)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
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
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
恂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堤,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
敦煌是西凉建国之基。
即使建初元年西凉迁都酒泉,李暠仍然重视敦煌的城防建设。
建初二年,西凉“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建初九年,“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建初三年,李暠上表东晋称:
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
李暠以酒泉为东进之基的同时,仍以敦煌为“军国之本”。
敦煌城周边水草丰茂,河渠纵横,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
其水(甘泉水)又东北流卌里,至沙州城,分派灌溉,北流者名北府,东流者名东河。
水东南流者二道,一名神农渠,一名阳开渠。
孟授渠,长廿里。
右据《西凉录》:
“燉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
”因以为号。
阳开渠,长一十五里。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水,旧名中渠。
据《西〔前〕凉录》:
“刺史杨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门,堰水溉田,人赖其利。
”因以为号。
北府渠,长卌五里。
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门为其渠。
北地下每年破坏,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
其斗门垒石作,长卌步,阔三丈,高三丈。
昔燉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
阴安渠,长七里。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
据《西凉录》:
“燉煌太守阴澹于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
”因以为号。
敦煌有河渠绕城而过,前凉、西凉时期开筑了不少渠道灌溉农田。
敦煌河渠纵横的地理环境,容易遭受水攻。
李暠以水灌晋阳的故事为题,策试秀才,与敦煌、酒泉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对于沮渠蒙逊水攻敦煌有着更为详实的记载:
一所故堤,高三丈,阔三丈五尺。
右在州东北一百廿步。
按《十六国春秋》:
“嘉兴四年,西凉王李歆为且渠蒙逊战败于酒泉东怀城,歆死国灭,其弟恂为燉煌太守,与诸子弃燉煌,奔于北山。
蒙逊以索元绪行燉煌太守。
绪行险恶,失于人心,郡人宋承义、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遣招恂。
九月,(恂)率数十骑入于燉煌,索绪东奔。
宋承义等推恂冠军将军,凉州刺史。
蒙逊遣子德政率众一万功〔攻〕恂,恂闭门不战。
至五年春,蒙逊率众二万功〔攻〕燉煌,遗恂书,论以兴亡之运,恂不答。
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壮士千人,连板为桥,潜欲决堤,恚为蒙逊所擒,将佐等劝恂曰:
‘今水弥盛,东军来者相继,虽有熊武之士,决战无所,宜遣使降,因以击之。
’恂遣使请降,逊不许。
左长史宋承义、武卫将军张弘等开门降逊,恂自杀。
其堤多毁灭,唯东面北面,其趾步〔址少〕存。
”
即使李暠修复敦煌旧塞,意识到水攻对于西凉的危险,即使其子李恂在敦煌有惠政,在失去酒泉之后,西凉仅靠敦煌孤城,缺乏战略纵深,终究抵挡不住北凉的围攻,最终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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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余论
李暠治国,儒、玄并综。
对内推行德政,务农养士,广田积谷。
对外卑弱自守,息兵按甲,不主动出击。
李暠儒、玄并重的立国之策基本上实现了西凉的保境安民。
李歆继位后,改变了李暠的立国之策,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谏曰:
今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
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
致灾之咎,实此之由。
主簿汜称也上疏谏曰:
愿殿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
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
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
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
张显提出的农战为并兼之本,宽简为怀远之略,汜称提出的“亲仁善邻,养威观衅”“以清俭素德为荣”“广招英俊”,是李暠儒、玄并综的统治之术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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