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的不动性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理论困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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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不动性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理论困难
位置的不动性
——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理论困难
刘胜利张卜天(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摘要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首先将“位置”定义为“包围者与被包围者相接触的界面”。
随后,为了解释“船在河里运动”的例子,他又引入了不动性要求,将位置定义为“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
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引发了种种理论困难。
最核心的困难是:
在具体运动现象中,位置常常无法同时满足不动性要求和邻近性要求。
为了解决不动性问题,《物理学》的评注者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未能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框架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理论困难揭示了位置学说中“不动性”概念的非技术化特征、位置概念的多重涵义以及静止与运动在本体论地位上的差异。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位置不动性
对于理解和反思一个时代的世界图景来说,空间观念无疑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它是支配着这个世界图景的最基本的结构之一。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先哲从来没有构想出一个完全几何化、背景化、无限化的抽象空间,那么这个事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对于科学史家,尤其是科学思想史家来说,这个事实却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意义。
由此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古代先哲的世界图景一定不同于伽利略、笛卡尔与牛顿所构想的世界图景,而且这个图景也一定不可能导向一种数学化的自然科学。
事实上,科学思想史的奠基人柯瓦雷(AlexandreKoyré)就曾经用空间观念的转变来刻画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本质的特征:
近代科学诞生于17世纪的科学伟人们试图用上述完全几何化、背景化、无限化的抽象空间来替代亚里士多德的空间观念,即由一系列位置构成、处处有别、内在于一个和谐有序的封闭世界的位置连续统[1,2]。
简言之,从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到牛顿的绝对空间学说的转变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本质的特征。
因此,在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想通过空间观念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科学,反思近代科学的那些最隐蔽的形而上学预设,我们就应该把目光投向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
我们应该细致地研究它的基本结构、基本观念及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然后再逐渐追溯它从古希腊、中世纪直到近代的发展与变革,才能最终理解绝对空间与近代科学诞生的思想根源。
当然,澄清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的空间思想史不可避免是一条复杂而困难的思想道路。
在本文中,我们只能先踏上这条思想道路的开端:
即以“位置的不动性”问题为基本线索尝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及其蕴涵的理论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范畴篇》(Categories)、《论生灭》(DeGenerationeetCorruptione)、《论天》(DeCaelo)、《物理学》(Physics)等多部著作中论及了位置(topos,place)概念。
这个概念很可能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3,4],但毋庸置疑的是,《物理学》第四卷第1-5章是他对位置问题最集中、最系统的论述([4],206页)。
这些论述无疑代表了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成熟观点[5]。
不过,在后人看来,即便是这些观点也依然蕴涵着巨大的理论困难,其中尤以亚里士多德将位置的不动性要求纳入位置定义后所引发的困难最为棘手[6]。
正是解决这些困难的努力推动着近代科学革命进程中空间观念的变革。
本文尝试通过以下步骤来阐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引入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后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1)澄清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的最初定义及其蕴涵的基本思想要素;
(2)澄清不动性要求的引入过程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的最终定义;(3)阐明由此引发的位置学说的各种理论困难;(4)评估亚里士多德之后对这些困难所提供的主要解决方案及其局限;(5)简要总结这些理论困难所提示的思想意义。
1位置的最初定义
“位置”是古希腊人用来概括空间经验的主要哲学范畴。
它是科学的萌芽时代为了回答“在哪里?
”这样的基本问题和描述各种基本运动而提炼出来的概念。
但是,古希腊人既不像现代人一样拥有一个背景化、几何化的抽象空间(space),也没有任何坐标系的观念。
因此,他们无法从抽象空间和坐标系出发定义位置,而只能从一个物体包围着另一个物体的素朴空间经验,从一个具体的包围者出发界定这个物体的位置。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处的思想背景。
他在这部著作中继承了前人关于位置的思考,试图从当时人们熟悉的各种空间经验出发给出位置的精确定义。
在对空间经验做了一番分析与梳理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位置应该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
(1)如果一个位置是某物体的位置,那么它就是这个物体的包围者,而且位置不属于被包围物体的一部分;
(2)直接位置既不大于又不小于被包围物体;
(3)位置可以在被包围物体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它与被包围物体是可分离的;
(4)位置有上或下的属性;就其本性而言,每一种元素都趋向其专属位置(properplace)并留在那里;元素按照上或下的方向趋向它的专属位置。
([7],210b35-211a7)
很明显,特征
(1)主要源自任何物体都处在某个地方的地点经验,它反映的是位置与被包围物体的外在包围关系;特征
(2)主要源自任何物体都有体积大小之别的广延经验,它反映的主要是位置与被包围物体的形状或大小的内在关联或相等关系;特征(3)主要源自物体不在某处的虚空经验,它反映的主要是位置具有某种与被包围物体相分离的、独立于物体的存在;特征(4)主要源自物体的位移经验,它反映的是位置本身不是纯粹相对的,而是有某种绝对的自然秩序作为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秩序中,上与下具有某种绝对性。
宇宙中心定义了绝对的“下”和“向下”,包围着整个宇宙的最外层天球则定义了绝对的“上”和“向上”([7],212a22-28)。
特征
(1)强调的是位置的外在包围性,特征
(2)强调的是这种外在包围的直接性或邻近性(contiguity)。
特征
(1)与
(2)可合称“直接包围性”;特征(3)与(4)可被分别简称为“可分离性”与“绝对方向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包围性”、“邻近性”(或“直接包围性”)、“可分离性”和“绝对方向性”来指称亚里士多德赋予位置的四个基本特征。
总结了位置的基本特征之后,亚里士多德就用它们来筛选位置定义的备选者。
他为位置构想了四种可能的备选者:
(i)形式;(ii)质料;(iii)物体的界限之间的某种间隔(diastēma,inteval);(iv)界限(Peras,boundary)本身。
关于(i):
形式或形状似乎也是物体的某种界限。
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物体的直接包围者。
但是,形式是被包围者本身的界限,而不是包围者的界限。
形式是物体的内在包围者,而不是外在包围者。
“既然位置可以与其物体相分离,它就不是形式”([7],209b30)。
可分离性特征排除了位置是形式的可能性。
关于(ii):
位置和质料都可以被视为不受内容物属性变化影响的、构成变化之基础的某种东西。
就此而言,位置似乎也可能是质料。
但是,“质料既不能同物体相分离,也不能包围物体,而位置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7],212a1-2)。
质料不具备“包围性”和“可分离性”这两个特征。
因此,位置不是质料。
关于(iii):
水从容器流出后,空气或其它液体内容物能够占据容器空出来的某种延展或容器壁之间的间隔,这种不动的间隔似乎也可能是位置。
这种间隔或者属于内容物,或者独立于内容物。
如果它属于内容物,那么它就不具备位置的可分离性特征;如果它独立于内容物,那么它就会导致“位置的位置”这种无穷后退的悖谬[8]。
因此,无论如何,这种间隔都不可能是位置。
排除了前三种备选者后,亚里士多德认为,位置只可能是包围者的界限本身,即包围者与被包围者直接接触的内界面:
既然位置不是前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即它既不是形式,又不是质料,也不是有别于位移物体而始终存在的某种间隔,那么它必然是剩下的第四种选择:
即包围者的与被包围者相接触的界面。
([7],212a3-5)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的最初定义。
这个定义包含着以下几个基本的思想要素:
(1)位置直接包围着作为被包围者的物体;
(2)位置属于包围者,与被包围者可相互分离;(3)它是包围者与被包围者直接接触的内界面。
简言之,一个被包围物体所处的位置是属于包围者、但与被包围者直接接触的二维内界面。
这个最初定义并没有纳入位置的绝对方向性特征。
以下我们将会看到,绝对方向性关联着位置的不动性要求。
2 位置的最终定义:
不动性要求的引入
亚里士多德提出位置学说是为了概括和说明运动经验的空间性特征。
但是,紧接着位置的最初定义之后的《物理学》文本显示([7],212a17-20),当他试图用上述定义来说明具体的运动经验时似乎马上就碰到了困难。
例如,当一艘船处在流动的河水中,如何用上述位置定义来说明“船在河里运动”的运动经验呢?
按照上述位置的最初定义,船所处的位置是河水与船直接接触的内界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船的运动与河水的流动始终保持同步,包围着船的就始终是河水的同一个界面。
换言之,这时船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
按照位置运动的定义,此时我们就不能说船发生了运动。
这个结果显然是悖谬的。
上述“船在河里运动”的情形正是亚里士多德借以修订位置定义的例子。
换言之,他必须在位置的最初定义中引入新的思想要素来对这种运动经验给出合理的解释。
因此,亚里士多德尝试来修订位置的最初定义。
他在包围者中进一步区分出了“容器”(vessel)和“位置”:
“正如容器是能够运动的位置,位置是不能运动的容器”([7],212a15-16)。
也就是说,尽管容器和位置都是包围者,但容器是能够运动的包围者,而位置是不能运动的包围者。
很明显,“不动性”(immobility)是亚里士多德引入位置定义的新的思想要素。
借助容器和位置的区分,亚里士多德对前述“船在河里运动”的情形给出了某种解释,并通过添加不动性要求给出了位置的新定义:
当某物在另一种运动着的事物中运动,就像船在河里运动时,包围者是它的容器而不是位置。
位置意味着某种不动的东西。
因此,在船的例子中,毋宁说整条河才是船的位置,因为整条河才是不动的。
因此,位置是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
([7],212a17-20)
“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就位置给出的最终定义。
正如前文所述,这个定义所增加的不动性要求关联着位置的绝对方向性特征,体现了亚里士多德试图用同一个位置概念来整合两种不同位置观念(即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的努力。
用包围者和被包围者的相互关系来界定的位置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位置[9]。
这种位置观念需要预设两个物体的包围关系,预设一个物体被包围在另一个物体的界限之中。
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cosmos,即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球形的、有着绝对中心和边缘的和谐有序宇宙)的静态秩序来界定的位置是绝对意义上的位置[9],一种宇宙论位置或“自然位置”(naturalplace)。
宇宙的中心规定了绝对的“下”,宇宙的边缘(即最外层天球的内表面)规定了绝对的“上”。
我们可以用两种位置观念来谈论同一个物体的位置。
最典型的莫过于地球的位置:
我们既可以在水元素层包围着地球的相对意义上说“地球在水中”,又可以在宇宙论秩序的绝对意义上说“地球在宇宙的中心”。
在包围关系的相对意义上,地球及其位置似乎是可动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所说的被包围者是一个能够发生位移或位置运动的物体”([7],212a5)。
地球的位置既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其它事物之中。
但是,在宇宙论秩序的绝对意义上,地球却是永远不动的。
它只能处在宇宙的中心。
因此,尽管位置的不动性要求是为了描述具体运动现象而提出的,但实际上这个要求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秩序(一种绝对静态的自然秩序)从理论上对一种统一的位置定义的内在要求。
3 不动性要求所引发的理论困难
然而,上述位置的最终定义以及它所引入的不动性要求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以为的那样理所当然。
事实上,一旦我们意识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要求,位置必须被构想为属于某个包围者的界面,困难就开始出现了。
因为很显然,在很多具体的运动情形中,这个包围者会发生运动,或者至少它原则上是可动的。
界面的不动性要求与包围者的可动性立即构成了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与文本自身的含混以及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中的其它矛盾(如位置的二维界面性与包围者、被包围者的三维广延性之间的冲突,界面理论所蕴涵的相对位置观念与自然位置理论所蕴涵的绝对位置观念之间的冲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衍生出了令解释者疲于应付、甚至黔驴技穷的一系列解释困境。
以下我们具体来看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可能遭遇的困难。
在前述段落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船的例子中,毋宁说整条河才是船的位置,因为整条河才是不动的”([7],212a18-19)。
但是,在此“整条河”究竟是指什么?
是指河水、河岸或河床,还是由三者综合而成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整体?
它们各自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动的”?
另外,我们显然可以构想许多艘船处在同一条河中。
当亚里士多德说“整条河才是船的位置”,这里“位置”一词是指船的“公共位置”(commonplace),还是指船的“专属位置”?
紧接着亚里士多德马上断言:
“因此,位置是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7],212a20)。
这里“包围者”既可指河水意义上的“整条河”,又可指其它意义上的“整条河”。
如果包围者是指前者,它在什么意义上必须是“不动的”?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
船停泊在流动的河水中),河水与船直接接触的界面显然是可动的;如果包围者是指其它意义上的“整条河”,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解释此时“界面”的具体涵义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它是“第一个不动界面”。
例如,如果我们将整条河理解为“河岸”、“河床”或由河岸与河床构成的不动整体,对于“第一个不动的界面”的理解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不动性的实现。
但是,无论此时对“第一个不动界面”做何种理解,我们都不可避免会面临如下的理论困难:
这个“不动界面”已经无法同时满足位置的最初定义中所包含的“邻近性”或“直接包围性”要求,即无法保证(i)位置与被包围物体处在直接接触之中;(ii)位置既不大于又不小于被包围物体。
但是,提出不动性要求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亚里士多德已经抛弃了这些要求。
相反,在提出位置的最终定义的文本之后,亚里士多德仍然重述了以上要求([7],212a29-30)。
当然,亚里士多德自己在文本中通过引入容器和位置的区分,对“船在河里运动”的例子给出了一个解释。
但是,这个解释似乎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显然和自明。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当这艘船在河水中漂流时,船的直接包围者对于船来说只是一个容器,而不是一个位置。
之所以亚里士多德会将这种情况比作船被运载在一个容器中,或许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包围着船的始终是同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像一个容器一样载着船一起运动。
事实上,阿佛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ofAphrodisias)等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者正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个例子的([3],224页)。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对“整条河才是船的位置”这个解决方案感到满意。
这是因为:
首先,当我们将“整条河才是船的位置”与“位置是第一个不动界面”这两个断言结合起来时,很容易导向对“整条河”做“河岸”或“河床”的解释,从而不可避免会为了位置的不动性要求而牺牲邻近性要求;其次,即便我们暂时忽略邻近性要求,为了将这种情况下的船解释为一直处在运动(即位置变动)之中,我们也只能选择河岸或河床(或其表面)的一部分作为船的位置,从而与“整条河才是船的位置”又发生了冲突;最后,这个解决方案显然没有考虑船在整条河中运动的多样性,更遑论对这些运动给出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要将不动性要求与邻近性要求整合在一起,困难比亚里士多德所预想的大得多,因为问题还会以各种其它面貌出现。
如果我们将“船在河中”的情形延伸到“船在湖中”,我们至少可以考虑船与水的运动或静止的以下可能性:
(1)船与水都不动,或者水不动,船在动:
如船停泊或航行在一个水面完全静止的湖中。
这两种情形最简单。
船的位置可被构想为直接包围着船的水面。
船的运动或静止用位置的最初定义就可以获得解释;
(2)船与水都运动:
如船随着流动的河水一起漂流。
这似乎是亚里士多德在文本中所构想的例子,并试图用容器与位置的区分给出解释。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解释十分含混,无法令人满意。
考虑船和水都运动的另一特殊例子:
船横渡流动的河水驶向对岸,这时似乎更难引用容器与位置的区分给出解释,因为这时连河水界面作为可动“容器”的意象也已被破坏。
我们无法再将船构想为像处在一个容器中那样处在直接包围它的河水界面之中。
(3)船不动,水在动:
如船停泊在流动的河水之中。
这种情况同样破坏了可动的“容器”意象,因为包围着船的水面时刻处在变化之中。
这时需要解释的重点是船的不动(即位置没有发生变动)。
但是,如果从河水与船直接接触的界面出发构想船的位置,我们就无法兼顾这个界面的不动性;如果从河岸或河床出发构想船的位置,我们就必须牺牲位置的邻近性。
看来,在解释具体的运动现象时,位置的邻近性要求和不动性要求就像是鱼和熊掌,两者似乎很难兼得。
(4)船不动,水在动静之间切换:
如当船停泊在一个水面完全静止的湖中,考虑“湖面突然风起潮涌”和“湖面突然风止潮息”两种极端情形,位置作为“第一个不动界面”将会立即在以下两者间发生切换:
一是湖面静止时直接包围着船的水面;二是湖面运动时河岸或河床的不动表面。
这种位置发生瞬间切换的结果是相当“反直觉的”([3],226页)。
这种反直觉的理论结果实际上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中邻近性要求与不动性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不久,他的学生以及吕克昂学园的直接继承者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就发现了与位置的不动性相关的一些理论困难。
辛普里丘(Simplicius)在他关于《物理学》的注释中总结和保存了特奥弗拉斯特对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主要质疑:
要知道,在特奥弗拉斯特的《物理学》中,针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的论述,他也提出了以下疑难:
(1)物体将会在界面中;
(2)位置会运动;(3)并非所有物体都在位置之中,如恒星天球就不是;(4)若诸天球放在一起来看,整个天界也不在位置之中;(5)若事物本身不变而其包围者被移走,原先在位置中的事物将会不再处在位置之中。
在以上疑难中,
(1)反映的是物体的三维性与界面的二维性之间的冲突;(3)与(4)质疑恒星天球与整个天界因缺乏包围者而不在位置中;
(2)与(5)直接针对位置的不动性问题。
(2)质疑的可能是:
(i)作为“第一个不动的界面”的位置存在运动的可能性;(ii)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位置的不动性,但在他的世界中,各层天球都在转动,月下天的四元素也在持续运动,从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动位置([8],49页)。
疑难(5)指向的是类似前述“船不动,水在动”的例子,我们很难从位置的最终定义出发对它给出满意的解释。
这意味着,从特奥弗拉斯特开始,古代的《物理学》注释者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了不动性要求带来的理论困难,从而也开始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漫长努力。
4 解决这些困难的努力及其局限
解决这些困难的努力从亚里士多德的两位学生,即特奥弗拉斯特和欧德谟斯(EudemusofRhodes)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当代的亚里士多德评注者。
在此我们不可能详细探讨每一位评注者的解决方案,而只能提纲挈领地评述主要的解决思路及其局限。
特奥弗拉斯特和欧德谟斯都接受了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并将它视为位置学说的“公理”(axiômata)之一([3],252页)。
尽管如此,欧德谟斯相对来说属于逍遥学派中更为正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因此,他试图尽量从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文本出发为后者的位置学说辩护。
事实上,要为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提供辩护,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必须解决与位置的不动性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澄清位置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动的,或者说,相对于什么东西而言是不动的;二是说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的位置在解释各种具体的运动现象时如何能保持不动,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协调位置的邻近性要求与不动性要求之间的冲突([3],228-229、252-253页)。
欧德谟斯重点就以上第一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辛普里丘在其关于《物理学》的评注中保存了欧德谟斯的以下残篇:
[欧德谟斯]提出,位置必须是不动的包围者的界限(就这个界限作为包围者而言);此外,他还补充说:
“因为运动者就像一个容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相对于诸天球来确定位置。
因为天球并不改变位置,除非是在它们的各个部分中改变位置。
”
这段文本的语境是欧德谟斯在评论最外层天球的运动问题。
我们已经说过,亚里士多德的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关联着它的绝对方向性特征。
他的宇宙拥有绝对不动的中心与边缘,从而可以提供“上”与“下”等绝对方向。
欧德谟斯试图利用这些思想资源来澄清位置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动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建议相对于诸天球(尤其是最外层天球)来界定位置的不动性:
尽管天球的各个部分也在改变位置,但天球作为整个宇宙的包围者却并不改变位置。
欧德谟斯提示我们可以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的那些绝对不动的部分来更精确、更技术化地定义位置的不动性。
然而,欧德谟斯所做的仅仅是提示而已。
他没能对位置的不动性给出技术化解释。
事实上,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技术化解释要等到中世纪提出形式位置学说之后才会出现。
亚历山大在欧德谟斯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解决方案([3],224页)。
其关键在于对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整条河”做出“河岸”解释,并认为“河作为河岸”(river-qua-bank)在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意义上确实是不动的。
由此出发,他试图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将“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理解为河岸的表面。
但另一方面,由于河岸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满足位置的邻近性要求,亚历山大又不得不弱化他的解释,认为河岸并不能在严格、直接的意义上构成船的位置。
辛普里丘和菲洛波诺斯(Philoponus)在他们的某些文本中也曾采用类似的解释路线([3],225页)。
菲洛波诺斯甚至索性将“河岸”理解为船的公共位置(commonplace)而不是船的专属位置。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解释面临的困难在于它如何面对“位置既不大于又不小于被包围物体”以及“位置必须与被包围物体处在直接接触之中”这些标准。
文本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亚里士多德想抛弃这些与位置的邻近性相关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条解释路线的最大问题是:
为了落实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它总是不得不牺牲邻近性要求。
为了在解释中一并考虑位置的邻近性要求,当代的亚里士多德评注者曾经提出一种初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解决思路:
其关键是将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整条河”解释为一条抽象的(inabstrato)或作为地理实体(geographicalentity)的河流,以及将船的位置构想为这条抽象河流中的一个船形空穴的边缘([3],226页)。
通过这种策略,我们似乎对不动性要求和邻近性要求做出了某种综合。
然而,这种解释思路也有它自身的理论困难。
如果我们考虑“船停泊在流动的河水中”这个例子,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在河水流动的过程中,船似乎被一系列瞬时的边缘所包围。
这种解释方式将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将位置构想为当物体运动时能够留下来的东西,作为瞬时边缘的位置似乎很难与这种位置观念保持一致。
这种瞬时边缘似乎是一种无形的东西(incorporealentity),瞬时构成而又马上消解。
这很难与亚里士多德赋予界面的本体论地位相适应。
显然,亚里士多德的位置比这种瞬时边缘更为实体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说明这些前后相继的河水的瞬时边缘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单一的不动界面。
如果不抽象地看待它们(即将它们视为独立于水),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些瞬时边缘视为单一的和不动的。
换言之,这条解释路线面临的问题是:
为了落实邻近性要求,它又不得不牺牲不动性要求,以及改变亚里士多德赋予界面的本体论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化的位置学说似乎陷入了某种顾此失彼、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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