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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概念的重新界定及展开
刑法概念的重新界定及展开
陈忠林王昌奎
【内容提要】刑法学体系本来应是刑法概念的逻辑展开,刑法的概念本来应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中外刑法学界对刑法的概念都不太重视,研究都不够深入,导致刑法理论出现诸多困惑,刑法实践出现诸多分歧。
通过比较研究,刑法实质上就是国家以刑罚为手段,用以调整全体公民人权与公民个人人权之关系的刑事法律规范的总和。
对刑法的概念作上述解读,不但可以从本质上回答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为什么这些行为不由其他部门法调整而由刑法调整等问题,划清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实质边界,证明刑法的独立性,而且可以使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本质、刑罚的目的、刑罚的根据、刑法的任务等历史难题迎刃而解,使刑法学基本理论形成一个本质上相同、逻辑上相通、结构上相连的一以贯之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概念刑罚调整对象人权
刑法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法律形式[1],但到底什么是刑法?
学界至今无统一的说法。
刑法学体系应该是刑法概念的逻辑展开,刑法的概念应该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因此,刑法概念并不是一个局部的刑法学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刑法规范体系建设和刑法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问题。
由于刑法的概念不明确,刑法理论中的诸多问题至今很难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有的甚至争议非常大。
如刑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边界在哪里?
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本质、刑罚的目的、刑罚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立法者、司法者如何准确把握入罪与出罪的界限?
可以说,刑法理论中的诸多困惑,甚至刑法实践中的诸多分歧,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刑法概念的不明确上去。
遗憾的是,由于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刑法的概念对刑法学体系的整个逻辑过程并没有决定作用,古今中外刑法学对刑法概念的研究都不太重视,对刑法的概念进行专题研究的则更少。
绝大多数刑法学教科书对刑法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只作浮皮潦草的常识性介绍,且往往都从刑法规定的内容、刑法特有的调整手段入手来讨论刑法的概念,很少有人从刑法特有的调整对象入手来讨论刑法的概念,往往都停留在形式层面,很少有人深入实质。
不少英美法系国家刑法教科书甚至根本就不讨论刑法的概念。
由于不重视刑法概念的研究,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能用一把钥匙将上述问题全部解开,刑法学理论至今未真正形成一个逻辑上一以贯之的层层递进的科学体系。
那么,刑法的概念到底该如何界定?
一、刑法的名称比较
任何一个概念都需要借助词语来表现,概念的词语表现形式叫名称。
汉语中的“刑法”二字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书·刑法志》,但在当时,“刑”并非指刑罚,也非专指刑事方面的法律,而是与“法”、“律”通用的一个概念,与现代汉语中的“刑法”有本质的区别。
⑴现代汉语中的“刑法”一词来源于日本,最早见于1887年黄遵宪据日本《治罪法》和旧《刑法》翻译而成的《日本国志·刑法志》⑵,日本的“刑法”一词系日本1879年依照1810年《法国刑法典》制定《刑法》时自创,主要用来指代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实体规范。
⑶现代汉语所称的刑法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学者的著作中有不同的名称,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
(一)犯罪法
十九世纪以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和现在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将“刑法”称为“犯罪法”。
如,英语称“criminallaw”,德语称“criminalrecht”,意大利语称“dirittocriminale”,法语称“droitcriminal”。
将“刑法”称为“犯罪法”,能包容“保安处分”等非刑罚措施,但容易混淆“刑法”与“犯罪”这两个概念,不利于刑法学和犯罪学这两个学科的发展。
犯罪学与刑法学具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它们表面上都以犯罪为研究对象,因而在犯罪学诞生的初期,这两个兄弟般的学科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互相否定。
这种论争的最直接后果是造成了至今未解的难题:
犯罪学至今连自己的概念、性质和地位都不明确。
如果将“刑法”称为“犯罪法”,无疑会使刑法学和犯罪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更加不清、学科任务更加不明。
(二)刑罚法
现代的欧洲大陆、南美洲大陆以及受汉语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⑷,一般都将“刑法”称为“刑罚法”。
如,日语称“刑法”,德语称“strafrecht”,意大利语称“dirittopenale”,俄语称“YголоВНоеЛраВоы”,法语称“droitpenal”⑸。
我国古代汉语称的“刑”、“法”、“律”⑹和现代汉语所称“刑律”⑺、“刑法”中的“刑”字,都具有“刑罚”的意思。
在保安处分问世以前,将“刑法”称为“刑罚法”没有人认为不妥。
但是,自保安处分开始普遍成为西方刑法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后,欧洲大陆的刑法学界开始质疑用“刑罚法”这一名称的科学性。
因为保安处分虽然是犯罪的一种法律后果,但不是一种刑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用“刑罚法”这一称谓,就不可能科学地反映刑法的主要内容。
加上不论是刑法总则或分则体系的建立,还是刑法内部的进一步划分(如行政刑法、经济刑法、金融刑法、环境刑法),都只能以犯罪的性质或表现形式为基础。
所以,欧洲大陆有些学者(如意大利刑法学者F.Antolisei、FerrandoMandovani和德国刑法学者W.sauer)认为“犯罪法”这一名称更科学,应以“犯罪法”为刑法正名[2]。
但正如笔者前面分析,将“刑法”称为“犯罪法”,那么刑法学和犯罪学之间的学科界限、学科任务如何把握?
保安处分虽然被规定在刑法中,但其本质只是一种行政措施,并不属于刑法规范。
⑻
(三)社会防卫法
刑法在古巴被称为“社会防卫法”。
“社会防卫法”这一名称显然是深受功利主义刑罚论影响的结果。
虽然这一名称能同时涵盖刑罚和“保安处分”这一非刑罚措施,但同时也更加模糊了刑法与其他刑事法律(如《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的界限。
《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刑事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无疑都具有社会防卫功能,按功利主义刑罚理论的逻辑,这些法律部门是不是都可以称为“社会防卫法”?
显然,用“社会防卫法”来称谓“刑法”值得商榷。
(四)刑罚法和保安处分法
由于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刑法典中均规定了刑罚和保安处分⑼,所以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克劳斯·罗克辛(ClausRoxin)教授认为:
“笼统地使用‘刑罚法’这一名称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人们本来应该称之为‘刑罚法和保安处分法’”[3]。
我国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4]。
但笔者认为,用“刑罚法和保安处分法”来作为刑法的名称明显不妥。
刑法中规定的犯罪的法律后果除了“刑罚”、“保安处分”外,还有其他民事、行政措施⑽,按罗克辛教授的观点,是不是应当将刑法称为“刑罚法和民事赔偿法”、“刑罚法和行政处罚法”或“刑罚法和行政处分法”?
对罗克辛教授的观点,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教授也并不赞同。
耶赛克认为“在除刑罚外还有保安处分时期,虽然‘刑罚法’的表述严格地讲不再代表上文所说的整个法域,但传统表述还是无可非议的。
因为处于首要位置的是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刑罚,而保安处分更多的是具有补充性功能”[5]。
我国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持与耶赛克教授类似的观点[6]。
(五)刑事责任法
武汉大学王晨博士认为,刑法可以称为“刑事责任法”。
理由是刑法主要是规定如何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刑事责任”这一概念比“刑罚”这一概念更有包容性,可以包容一些非刑罚处罚方法(如西方刑法中的“保安处分”)[7]。
笔者认为,“刑事责任法”这一名称除了与“社会防卫法”这一名称一样外延过大之外,还有自身的问题。
我国刑法学中的“刑事责任”这一概念来源于日本刑法学中的“责任”,日本刑法学中的“责任”一词来源于德国刑法学中的“schold”(拉丁语称“colpas”)一词。
无论是日本刑法学中的“责任”,还是在德国刑法学中“schold”,都是指犯罪成立的主观条件——罪过。
但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应该做的事,叫义务;一个是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应当承担的后果。
可见,我国从日本引进“刑事责任”这一概念是源于对德日刑法中的“责任”一词的误读。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一词也还存在“法律后果说”、“刑事义务说”、“否定评价说”、“刑罚处罚说”、“法律关系说”等诸多争议,用一个被误读且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来作为刑法的名称,显然不妥当。
对刑法的名称,日本近代著名的刑法学大师大塚仁认为,无论是称“刑罚法”还是“犯罪法”,实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8]。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家韩忠谟、郑健才都持相同的观点[9]。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团藤重光则认为,“刑罚法”这一概念重视的是规范的一面,“犯罪法”概念重视的是事实的一面[10]。
郑州大学法学院钊作俊教授认为“犯罪法”和“刑罚法”这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不同,“犯罪法”这一概念重点关注的是行为,凸现的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而“刑罚法”这一概念则关注的是行为的后果,突出的是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11]。
按以上几位教授的观点,除了“犯罪法”、“刑罚法”之外,他们并不赞成使用其他名称。
⑾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犯罪法”、“社会防卫法”、“刑罚法和保安处分法”还是“刑事责任法”,用来称谓“刑法”都不科学,理由见笔者前面所分析,此不赘述。
比较而言,使用“刑罚法”这一名称更妥。
理由有二:
第一,虽然规定在刑法中绝大多数是刑法规范,但规定在刑法中的规范不都是刑法规范。
⑿刑法中规定的内容除了刑法规范,还有刑事诉讼规范⒀、行政规范⒁、民事规范⒂。
刑法的名称只能涵盖刑法规范,不能涵盖其他非刑法规范。
否则,该名称就不适当——外延过大。
第二,刑法规范的内容表面上包括“犯罪”、“刑罚”两个关键词,但实质上只有一个关键词:
“刑罚”——刑罚处罚的前提条件(犯罪)和处罚的具体内容(刑罚)。
总之,“刑罚法”这一概念能涵盖刑法规范的全部内容。
二、刑法的外延比较
每一个概念都有一定的外延,即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一切对象的范围。
科学界定刑法的概念,必须先界定刑法的范围。
刑法到底包括哪些法律规范?
中外刑法学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读。
笔者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解读方式:
(一)刑法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行政法
英美法系国家相当比例的刑法学者将现代汉语所称“刑事法(Kriminalrecht)”都称为刑法。
他们认为,刑法包括所有认定及制裁犯罪标准的刑事实体法,如刑法典、单行刑法、行政法律中罪刑条款;也包括规定刑事诉讼规则的刑事程序法,如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规定刑罚执行方式的刑事行政法,如监狱法。
如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刑法从广义来说是对刑事犯罪下定义,对于嫌疑人的逮捕、起诉和审判加以规定,和对已被定罪的犯人确定刑罚和处理方式的一整套法律。
”[12]克里斯的《英国刑法导论》对刑法的外延也做类似的解读。
在19世纪以前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常常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刑法的概念。
如法国《世界大百科辞典》也认为:
“就广义而言,刑法或犯罪法不仅是指关于犯罪和科刑的规则,而且也指关于刑事管辖权和行使此管辖权的程序的规则”[12]。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率先提出了“整体刑法学”这一概念,其内容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行刑学等,实质上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刑事法学”。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甘雨沛、储槐植教授先后提出了“刑事一体化”概念⒃,刘仁文教授提出了“立体刑法学”概念,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刑事法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将刑法的外延泛化的意思。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之所以将现代汉语所称“刑事法”都称为刑法,与他们长期实行判例法的司法惯例和司法理念有关。
他们没有独立的刑法典,更没有独立的刑法总则规范,其刑法规范常常散乱地分布在各种法规之中。
他们不但不注意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刑罚执行法的区分,甚至也不注意刑事法与行政法的区分。
他们的司法更多的是依靠经验而非逻辑。
这种解读由于对刑法的外延把握失之过宽,几乎没有界限,因此对刑法概念的科学界定和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均没有任何意义。
特别是在以制定刑法典为标志的成文法国家,无论是对刑法规范体系建设,还是对刑法理论体系建设,这种观点都是有害无益。
(二)刑法包括普通刑法、特别刑法、附属刑法
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的刑法学者一般持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刑法包括普通刑法、特别刑法和附属刑法。
普通刑法即刑法典,刑法典具有普遍使用的性质与效力,可谓刑法中的普通法,因此称普通刑法。
特别刑法即单行刑法,因为这种规范仅仅对特别人、特别时、特别地、特别事项(犯罪)适用,所以称特别刑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12月四日颁布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附属刑法即附属于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一些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
这种观点将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从刑法的范畴中剥离出来,大大缩小了刑法的外延,在一定程度上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行政法区别开,对刑法的形式特征的提炼有一定帮助。
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行政法区别开。
因为普通刑法、特别刑法、附属刑法中的规范并非全部都是实体法规范,还包括刑事诉讼规范⒄和一些行政规范⒅、民事规范⒆等非刑事法规范。
将这些非刑事实体规范甚至非刑事法规范统统地纳入刑法范畴,对刑法概念的界定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对刑法规范体系建设和刑法理论体系建设仍然没有任何帮助。
(三)刑法仅包括刑法典(刑法修正案)
制定有刑法典的成文法国家一般在刑法内部划分刑法典与其他刑法渊源时,或在刑法论著中作为刑法典的简称使用时采用刑法的概念。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种代称,实践中极少有人对刑法的外延完全作这种解读。
因为这种解读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行政法区别开,但还是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将特别刑法、附属刑法排除在刑法的范畴之外,导致刑法的外延过窄。
毫无疑问,特别刑法、附属刑法中也有刑事实体规范,这些刑事实体规范也应当纳入刑法的范畴。
二是这种解读与上述第二种观点一样,并没有完全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行政法区别开,因为刑法典中也有非刑法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解读对刑法的外延把握同样失之过宽。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种解读方法都有缺陷,刑法的外延不是失之过宽就是收之过窄。
那么,刑法的外延到底该如何界定呢?
综合前面的分析,刑法实质上就是指刑事实体法。
因此,刑法的外延应当界定为普通刑法、特别刑法、附属刑法中的刑事实体规范,即规定什么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和对构成某种犯罪的行为应当给予何种刑罚处罚的刑事规范。
三、刑法的内涵比较
每一个概念都有一定的内涵,即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
科学界定刑法的概念,就是要科学揭示刑法的内涵。
在中外刑法学界,题目极为漂亮的刑法理论著述随处可见,但找一本像英国学者哈特所著《法律的概念》那样题目简明、径直以“刑法的概念”为名的刑法论著却非常少。
当然,对刑法的内涵展开深入讨论的就更少。
中外刑法学者对刑法内涵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
(一)根本就不讨论刑法的内涵
英美法系国家的少数刑法教科书对刑法的概念采用这种态度,根本就不讨论。
如鲁珀特·克罗斯等人的《英国刑法导论》一开始就直接讲什么是犯罪,即使讲什么是刑法时,也仅讲刑法的表现形式,不讨论刑法的内涵[13],而阿诺得·H·洛伊的《美国刑法要论》则纯粹不涉及什么是刑法的问题,直接就讲刑法特有的制裁措施——刑罚的特点[14]。
刑法学体系是刑法概念的逻辑展开,刑法的概念是刑法学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
不重视刑法概念的建设,必然没有逻辑严密的、内容系统的、结构科学的刑法理论体系。
没有逻辑严密的、内容系统的、结构科学的刑法理论,其刑法立法工作必然受影响。
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不重视刑法概念的建设,没有系统的刑法理论作指导,所以也没有独立的刑法典,更没有独立的刑法总则规范,他们的刑法规范只有散乱地分布在各种法规之中。
当然,这也与英美法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思维逻辑和长期实行司法判例制度、陪审团制度的司法传统有关。
英美法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思维逻辑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前者以经验为逻辑起点,后者以概念为逻辑起点[15]。
(二)以刑法的阶级属性为视角来讨论刑法的内涵
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由于深受马克思主义刑法学思想的影响,多从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刑法的阶级属性等角度来界定刑法的概念。
他们认为,“刑法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根据自己的意志,以国家的名义颁布的,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及其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判处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6]。
由于受苏联的影响,这种理论至今仍是我国刑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
这种理论除了深受马克思主义刑法学思想的影响,还明显深受实证法学派的影响。
他们将法看成一种规则,将刑法看成是“主权者的命令”,是立法者意志的体现。
虽然表面上从刑法的阶级属性的高度来揭示刑法的概念,但这仍然只是一个形式概念,没有揭示刑法的本质。
即使从形式上,该概念也不能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相邻法律部门区分开。
根据该概念,我们只知道刑法将哪些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
该概念将刑法理解为统治阶级的命令,将刑法理解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无疑给我们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以刑法规定的内容为视角来揭示刑法的内涵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学一般以刑法规定的内容来界定刑法的概念。
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就将刑法定义为“规定何种行为在何种情况下,伴随何种主观或其他因素即被认定为犯罪,即规定应承担受到起诉或惩罚责任的行为及其应受何种惩罚的法律的总和”[17]。
我国也有不少刑法学者以刑法规定的内容为视角来界定刑法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8]。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的性质、地位、内容未展开讨论以前,这个定义曾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19]。
理由是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情节中,除了有描述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事实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等情节外,还有累犯、自首等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的情节,“刑罚”一词并不包含这些情节,用“刑事责任”(或者行为人应受“谴责”、“否定”评价的程度)就可以概括这些作为量刑根据的综合性指标。
因此,“刑事责任”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范畴,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应该有自己存在的空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或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0]。
理由是刑罚只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不能与刑事责任并列,否则就会违背逻辑规则。
以规定的内容为视角来界定刑法的概念技术上比较简单,但问题是只是从形式上区别刑法与相邻法律部门,无法揭示刑法的本质。
即使在形式上,上述观点也没有找到与相邻法律部门的边界。
虽然已基本上将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区别开来,但却并不能将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如《刑事诉讼法》)、刑罚执行法(如《监狱法》)区别开。
如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刑事法律也是“规定犯罪和刑罚”、“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或“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或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三种表述均借用了“刑事责任”这一概念,但该概念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容易混同。
正如前面所分析,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实际上只是一个大致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罪过”的概念,而“罪过”的实质应该是行为人对刑法规范(所保护的社会价值)的态度。
⒇我国刑法中规定累犯、自首、立功等表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情节,实际上也是表明行为人对刑法规范态度的重要因素,应该属于证明行为人主观罪过内容及其程度的犯罪情节,据我国刑法理论应纳入主观构成要件范畴,很难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联结“犯罪”与“刑罚”两大范畴的中介性概念。
(21)
(四)以刑法的调整手段为视角来揭示刑法的内涵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倾向于从刑法特有的制裁措施——刑罚的角度来划定刑法的范围,视刑法为规定刑罚的法律规范。
如法国《世界百科全书》,将刑法定义为“以惩罚相威胁而强加于公民的行为规则的总和”[12],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在其所编的《刑法学词典》中也认为刑法是指“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以法律即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为标准,一切规定刑罚的法律、政令、条例的总和”[21],意大利当代著名刑法学家安东尼惹(F.Antolisei)、帕多瓦尼(TullioPadovani)等也给刑法下过类似定义[22]。
安东尼惹(F.Antolisei)认为,刑法是“国家通过刑罚的威慑来禁止特定人类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或者“规定违法行为人应受刑罚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3]。
以调整的手段为视角来界定刑法的概念,与以规定的内容为视角来界定刑法的概念一样,技术上比较简单,但均只能从形式上、从外部来区分刑法与相邻法律部门,无法揭示刑法的本质。
从形式上看,只能将一些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不知道立法者、司法者出罪入罪的实质标准是什么。
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实质性界限的不明确,必然导致其形式界限也不明确。
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实质界限和形式界限的不明确,无疑会给我们的立法者和司法者打开一扇任意出入人罪的大门。
因此,单纯以调整手段为视角来界定刑法的概念也是不科学的。
(五)以刑法的调整对象为视角来揭示刑法的内涵
不少中外法学家认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是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因此,要准确界定刑法的概念,必须从刑法的调整对象入手。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四种观点:
“广泛社会关系说”、“罪刑关系说”、“刑事法律关系说”和“刑事责任关系说”。
“广泛社会关系说”认为,“刑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广泛,凡是涉及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刑法都要予以保护。
”[24]“罪刑关系说”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罪刑关系[18]。
“刑事法律关系说”认为,刑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刑事法律关系[25]。
“刑事责任关系”说认为,“刑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刑事责任关系”,“刑事责任关系的内容是国家对刑事责任追究权力的拥有、所有或享有以及犯罪人对刑事责任的负担”[26]。
虽然这四种学说都使用了“关系”一词,都试图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刑法的调整对象,但至少存在四个问题:
(1)上述四种关系都是一些难以把握的抽象关系,凭上述四种关系,无法划分刑法和非刑事法律部门的界限,都不能从本质上回答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为什么这些行为不由其他部门法调整而由刑法调整等问题;
(2)凭上述四种关系,无法划分刑法和其他刑事法律部门的界限,因为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刑事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调整上述四种关系;(3)逻辑上也存在问题。
如马克昌教授的“广泛社会关系说”,实质上就是说刑法没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
既然没有特有的调整对象,马教授为何又坚持认为刑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难道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并不统一?
除了调整对象(社会关系)之外还有其他标准?
显然难以自圆其说;(4)上述四种观点都很牵强,对解决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本质、刑罚的目的、刑罚的根据等历史难题没有一点建设性意义。
总之,上述四种观点对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都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揭示刑法调整对象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源头上解决刑法的独立性问题。
四、从中外刑法学对刑法概念的界定得到的启示
从前面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外刑法学界在刑法的概念界定上既有共识也有争论。
共识大概有两点:
刑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保障法,刑法规定的内容至少包括犯罪和刑罚。
争议的内容大概有三点:
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实质界限到底在哪里?
刑法有无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
刑法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
刑法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这些共识和争议,对我们界定刑法的概念有以下启示:
(一)要科学界定刑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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