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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央领导地位确立的基础与依据
毛泽东中央领导地位确立的基础与依据
毛泽东中央领导地位确立的基础与依据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一、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基础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到11月底抵达湘黔边界,红一方面军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
博古、李德不顾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到湘西堵截红军的严峻形势,仍坚持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如此,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关系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进军方向会议上,批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力主放弃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中央领导的拥护。
于是,红军改向贵州方向进军。
红军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意见。
黎平会议决议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之后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时,在进军方向上再次发生争论,博古、李德提出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中央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1935年元旦,红军突破乌江,直取遵义。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
集中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摆在了党中央的议事议程。
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统一的政治基础,实际上起到了遵义会议预备会议的作用。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
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新路和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下失败,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展壮大和在博古、李德指挥下失地丧师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有力地教育了党和红军,也教育了中央领导机关中部分犯有“左”倾错误的成员。
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王稼祥就是其中思想转变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为此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他首先同王稼祥交谈,列举过去成功的经验,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
王稼祥毅然同“左”倾错误决裂,“干脆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
”①毛泽东还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多次长谈。
张闻天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被迫长征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
他在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谈话时明确指出:
“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
”②毛泽东后来也指出: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③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具有深厚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重要内容。
遵义会议就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却为“左”倾军事路线辩解。
周恩来在军事问题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了博古、李德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并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④毛泽东在发言中将锋芒集中在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针对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尖锐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有理有据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
王稼祥第一个赞同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
“左”倾教条主义成为众矢之的。
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指出: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张闻天)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具有深厚的组织基础。
遵义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推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解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李德)的名字。
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
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⑤
二、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依据
从政治上看,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党内重大问题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需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集中统一领导。
长征中,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遵义会议成为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
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
共产国际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
“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标志着党经历曲折后,终于走向成熟。
毛泽东则是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代表者、实践者、先行者,因此成为遵义会议形成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从领导上看,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
长征途中,谁的意见正确、谁的主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谁的政治智慧和军事领导能够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走出危局,大家就自觉赞成谁的主张,谁就能够起到核心作用。
长征中能够符合上述条件的中央领导成员非毛泽东莫属。
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毛泽东并没有担任中央总书记或者中央“负总责”。
但是,由于毛泽东领导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总结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领导集体所公认,特别是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长征中的军事主张被中共中央所肯定,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处于党中央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进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更加团结和统一,标志着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
当时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指出: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
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
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行军的行动。
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
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⑥
从理论上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从大革命开始,毛泽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开拓者、实践者、推动者。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不为党中央了解和认识,只有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才为中央领导机关所接受。
延安整风运动前,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吴亮平曾经和毛泽东讨论过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斗争的问题。
吴亮平回忆说:
在延安时,我问毛主席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能否早些进行呢?
毛主席说:
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错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
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我们已经看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群众。
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
首先必须照顾革命大局。
只有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认识提高了,认识一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遵义会议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⑦
从军事上看,中央领导成员中只有毛泽东最熟悉军事问题。
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首要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军事问题。
而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五次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初期,长期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
毛泽东领导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关于红军作战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形成。
他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智慧和实践经验、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成为红军作战的经典。
他在长征中提出的挽救危局的一系列军事主张,得到了遵义会议和中央的充分肯定。
在这种形势下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毫无疑义的。
遵义会议后,经过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地名)的争论,毛泽东感到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争论太多必然会贻误战机,军事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指挥、临机决断,建议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
中央政治局于是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亦称“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在长征中,军事问题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红军的胜败,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因此,“三人团”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
从经验上看,毛泽东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属于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具有党的创建时期的经验。
中共三大上,任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局秘书,会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属于中央领导人之一,具有中央领导工作的经验。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连任两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具有从事国共合作的经验。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具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特派员和前委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具有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任前委书记和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和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具有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
总之,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和发展红军、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指挥革命战争、领导经济工作、进行理论创新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
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共党的建设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与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相结合,将古今中外的战争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既不同于欧洲工人运动、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模式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从实质上看,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决定着党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前进方向;在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任成员之一,担负着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工作,为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胜利殚精竭虑;在最高政府领导机关,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以此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宣言、声明、政令、法令,并向沿途的各个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发出布告和各种政策,是红色中国的国家元首,被中国和世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因此,遵义会议以后,仅仅从毛泽东担负着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任来看,他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人。
从发展上看,长征行至草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毛泽东主管军事工作。
长征到达西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洛川会议决定建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党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认,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历史证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红军完成长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全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①②朱仲丽:
《“关键一票”的由来—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革命史资料》第1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③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遵义会议文献》第二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④邓小平:
《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⑤陈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⑥邓力群:
《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⑦吴亮平:
《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教导》,《红旗》1979年第1期。
作者:
薛庆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100080) 编辑:
邹卫韶
【天生逍遥·天生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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