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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学838605623
“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简单地说,有两个推进:
一,在时间上的推进,由否定和批判文革的极左政治,进一步将这种左倾错误路线追溯到大跃进,乃至反右。
二,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是,它已经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展览、暴露伤痕,而是对于这一段悲剧历史的进一步思考,不只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几个人,不是简单地情绪化的控诉,而是转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之处,进行理性的思考,试图去探索和寻找这一段悲剧历史发生的原因。
作家不再像伤痕文学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感情,对反右、文革的历史灾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反思。
也就是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
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比伤痕文学有了发展进步。
《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刊载了的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被看作是反思文学的开端,她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演变,甚至以梦幻的手法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警告:
如果再一次发生战争,老百姓还会像抗战时代那样支持抗日军队吗?
以这篇作品为标志,在1979-1981年间形成了反思文学的潮流。
反思文学作者主要是1950年代以来受到不公正对待,重新回到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归来者”。
他们的声音是当时文坛最主要的声音。
这些人归来时,首先感到欣慰的是就是一种归属感,他们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归属感化解了几十年的不幸,苦难升华为崇高,灵魂在受难中得到净化。
王蒙的《我在寻找什么》中的自白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
“20年来……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了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20年的生聚和教训。
”“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
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
这叫做复活于文坛。
”“文学与革命天生地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
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讯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
”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决定他们宿命般地承担历史的使命。
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王蒙的《蝴蝶》通过老干部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把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展示出来,深刻地描写了人经过文革灾难重新获得新生的过程。
《天云山传奇》把50年代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联系起来,形象地揭示了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我们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
反思文学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苦难的时代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有了超越个人的普遍意义。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通常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又都是心系天下、为民请命的英雄。
这样,在个人的苦难经验与民族灾难之间就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迷恋。
他们将历史的劫难化为传奇,创造了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形象。
这些作品通常具有自传色彩,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
王蒙的《布礼》中的钟亦成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和忠心耿耿。
反右的时候,他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
20多年里他受尽了灵与肉的折磨,“这二十多年中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恐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忠诚热爱仍坚定不移。
仍然是“忠”“诚”。
王蒙的《海的梦》里52岁的缪可言在经历了长期苦难之后,来到一个海滨疗养地度假,这一次疗养使他看到了一生向往的大海,他无限感慨。
但是仅仅过了短短五天,他就毅然提前离开迷人的海滨。
小说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于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
缪可言出生于内陆,没有见过海。
由于安徒生、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作家的熏陶,他浪漫的理想一直与大海联系在一起,即使是被莫明其妙地打成“特嫌”(特务嫌疑犯),经历了20多年的苦难,大海对他还是魅力不减。
当他终于投入大海的怀抱,辽阔的大海激起了他的阵阵思绪。
在缪可言的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可复返的无奈感叹。
历史的谬误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毕竟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他在如愿以偿地见到大海的短暂满足之后,他想到的是青春不再的悲叹。
终于挣脱了特嫌的政治帽子之后,领导和同事们最关心他的是两件事:
一是好好疗养一下以恢复健康,二是“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家庭”。
但他没有接受好意的劝说,因为他觉得已经错过了时间。
“萝卜、白菜,各有各的播种节令,”“俱往矣,青春,爱情,和海的梦!
”对于海,他“梦想了五十年,只呆了五天”,因为这里的“天太大。
海太阔。
人太老”。
但是小说又没有沉溺在这种感伤里面。
他竭力要借助于现实,借助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从中摆脱出来,而早年确立的信念、理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是他的支撑。
小说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到历史整体之中去的时候,他又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
理想主义精神在王蒙的作品里表现得特别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于理想的反思与执着在同代人中最具有代表性。
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
《布礼》中的钟亦诚,《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等,他们的性格都是一脉相承,李子云用“少布精神”来概括他的作品,而王蒙自己也被这种解释感动得眼睛发热。
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现象并不仅仅体现在王蒙身上。
王蒙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与此不同,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反思。
这是他比较重要的作品。
从维熙笔下的葛翎、鲁泓、范汉儒,鲁彦周笔下的罗群、冯晓岚,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章永璘等人物形象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被诬陷下狱,同30年前枪伤过他的还乡团分子、流氓头目同囚一室,受尽凌辱,但他仍痴心不改,与大墙外天安门的群众运动相呼应,不顾个人安危爬上大墙,摘取白玉兰花,殒命于大墙之下,他的鲜血染红了白玉兰。
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描写两个右派在劳改中的爱情悲剧。
女主人公陶莹莹被划为右派,企图越境逃跑而被捕入狱。
男主人公范汉儒被划为右派劳改。
在监狱内他们产生了爱情,后来他们两人都获释出狱,本来他们自然应该可以结合了,但是最终却分离了。
分离的原因很简单,陶莹莹曾经叛国潜逃,范汉儒的爱国主义不能容忍陶莹莹的叛国潜逃。
他曾追问陶莹莹为什么被送来劳改,而且可以原谅她除了叛国之外的所有罪行或过失,这些只要改了,就可以完全不计较。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
’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在范汉儒看来,“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高尔泰在《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中对此提出批评:
“祖国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观念,爱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规范。
”“把祖国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
”小说中的陶莹莹并没有真正背叛国家,仅仅想摆脱当时地狱一般的非人生活,就被小说作者认为是叛国,所以,这反映了这些作者本身所包含的极左思想。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生活在流亡状态的马克思就成了他们所谓的叛国者了。
80年代初,丁玲曾经有一句有名的话:
“狗不嫌家贫”,用家来比喻国家,用狗来比喻个人。
与此相对照,诗人白桦创作了电影剧本《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电影叙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在临死前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我爱我的祖国,可是,谁爱我呢?
”这部电影因此被禁止发行,并在1981年4月掀起了批判《苦恋》的一个小高潮。
对电影《苦恋》的批判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它既表明了当时创作和表达的限度,同时也说明了新时期对越界者较为温和的处理方式。
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刻划悲剧人物的性格,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文学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
反思文学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
反思文学试图将悲剧的历史真相昭示于人,加强了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
其中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社会人生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所造成的社会与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人性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
小说反映历史的悲剧与苦难,但是黑暗终于过去,苦难终于结束,“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结局常常体现在这些作品中,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反思的局限。
从道德化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悲剧和历史的灾难,这是一种简单化做法。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小说打乱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过去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
小说一开始写大跃进的时候,到处放高产卫星,甘木公社的甘书记只好急起直追,放出一颗特大的卫星,亩产一万六千斤,名扬全县,甘书记也由公社书记提为县的副书记了。
实际上却是浮夸风,弄虚作假,把十多亩稻子搬到一亩地里去收割。
村里去送高产粮的时候,谁也不愿去赶车。
田寿本提出,粮食不能送走,不然大家一天只有八两口粮了。
田寿本大家叫他老寿,长眉善目,什么时候脸上都是和和顺顺的,从没有发过脾气,像财主家玻璃罩子里站着的老寿星。
上面让送粮食,但是他认为上级应该实事求是,他赶着车到公社,到县,县委大院没进去,粮食进了收购站。
甘书记批评他:
“你们的目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
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20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
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
”老寿想“兴许是自己老背时了,老落后了。
他想不清。
”老寿想起了1947年冬天,还乡团来了,老寿把家里15斤高梁面,包括已经烙成了烙饼的也切碎,连孩子也没让吃一口,全省下来送给了转战的老甘他们。
老伴流着泪,他劝慰她:
“别难过,等解放以后,那时候啊!
……嗨!
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
”老寿想不通,苦闷不堪,“他才觉出自己心里有忧,有愁,还不知为什么有点伤心。
他说不出,但总觉得现在的革命,不像过去那么真刀真枪,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没有过去那样实心实意。
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为了谁呀!
”他觉得事情颠倒了,做工作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
因此,他产生了怀疑,然而对党是不能怀疑的,因此他矛盾、害怕。
他独自去守梨园,“过冬的口粮,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这树上长着呢!
”他爱护梨园,为了防虫害,把梨一个一个包了起来。
结果,上面又瞎指挥,以粮为纲,全党大办粮食,因此决定把梨园砍掉,种上粮食。
老寿一听到这消息,心里就像插上了一把刀。
他反对砍树。
老寿想起了当年淮海大战,支前的队伍像流水一样。
当时的副区长老甘通知他们供应柴草,老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家里的结着红枣的七颗枣树砍下来,是老甘劝他把两棵树剩下来了。
现在老寿看着挂着梨子倒在地上的梨树,非常痛心:
“凭良心,你限时限刻把梨树砍光,是真为了革命?
是真为了夺秋粮?
你这是欺弄人,你这是为了向上报喜,你这是假革命!
”结果,甘书记撤销了他生产队委的职务,认为他是个右倾分子,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
老寿一下子变老了。
老寿在幻觉中去寻找老甘,粮仓受到敌机的袭击,粮仓是空的,老甘要他装上粮食,“‘我没有粮食。
’老寿坚决地说。
”老甘说:
“这是有文的,规定的。
”老寿说:
“有文,有文也没粮食给你吃。
我这是干枣。
”他仿佛听到了枪声,原来是庆祝大炼钢铁的鞭炮声。
孙子告诉他,炼出了钢,就可以造拖拉机了。
他想起老甘以前曾经说过耕地不用牛的话。
他从幻觉中清醒过来,又觉得自己是背时的绊脚石。
“我找老甘去。
跟他说说去。
他会告诉我,这是咋回事,这到底是谁背了时!
”小说最后结尾有一段附注:
“结尾于一九七九年元月,老寿老甘重逢之时,互诉衷肠之际。
奋斗,寻求多少年的理想,多少年,多少代价啊!
终于会于现实之年,人民大喜,大幸,大干之年。
”小说充满了对于极左年代的怀疑,那种荒唐岁月,对于实事求是精神的背离,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裂痕及其重新修复,小说充满了那个年代普遍的乐观精神,仍然充满了对于共产党的信任。
方之(诗人和小说家韩东的父亲)的中篇小说《内奸》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叙述的时间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共产党人的对照中,体现了作者对于40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
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问。
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不断壮大而感到惊异。
当他看到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而惊异,同时感到纳闷:
共产党怎么会有这样的吸引力?
因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而且还愿意与他们交往。
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而且还时时牵挂他们的生命。
1942年日本军队围困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共产党员杨曙,她是副司令员严赤的妻子。
田玉堂以多年经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平安无恙。
这是小说的上篇。
下篇转到了文革时代,当了县蚊香厂厂长、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
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毒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
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
“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
”内奸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和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内奸并终于昭雪的故事,作者所选取的角度是特别的。
田玉堂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和对于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他从惧怕和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良知。
小说并不是从正面去展示和探究文革的悲剧和其历史成因,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小人物的悲哀痛苦来反映时代的悲剧。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是其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上。
《内奸》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说话的方法,一开始便交待故事所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
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划,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40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身陷冤狱、有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人意外而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划人物,表现时代。
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辞与卑劣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
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司令员和严赤两位共产党员的感化下跟共产党走到了一起,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受到打击;他当年好吹好炫时没有被当作坏人,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连遭毒打。
因此,在田玉堂的眼里,历史是颠倒的荒谬的,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讽刺效果。
张贤亮是新时期初期一位不断引起重要反响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他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属于反思文学的范围,《男人的风格》、《龙种》、《河的子孙》属于改革文学的范围,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最早突破性描写的禁忌,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
他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以后,重返社会中心。
他的创作与俄国斯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创作被认为表现了一种苦难崇拜,这种苦难崇拜被认为与俄罗斯文学有关。
他小说的主人公历尽磨难,最后踏上红地毯,成为文化英雄,有人将他的作品纳入到“落难公子”的叙事模式里面。
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的主人公是被打成右派、被流放到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
张贤亮极为出色地、真实地、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遭遇到食物上的匮乏和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的困苦。
他们在困境中遇到底层劳动妇女生理和精神上的救赎,底层劳动者的原始的、坚韧的生命力的灵魂的美,抚慰了他们濒于崩溃的生命,成为他们超越苦难的力量,《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和马缨花的故事最具有代表性。
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自我贬抑和自我净化,他们懦弱、委琐,和底层女性的强悍、无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这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他们和底层女性有着天然的差距,因此,当最终他们重返社会中心,重新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后,抛弃这些底层的赎救者成为了必然的结局。
张贤亮曾经有一个创作以九部连续性的小说构成“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构想,《绿化树》是其中的一部。
王安忆在《收获》1990年第6期发表的著名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对张贤亮所代表的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进行了重新叙述,同时,它深刻地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与精神的危机。
“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在1980年代的文学话语中建构起来、并在19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众所周知的公共历史,我们可以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文本中发现他的人物与情节原型。
一个1950年代落难的知识青年,有着因为写一篇文章而被划成“右派”的身份,他怀着理想主义的情操渡过了苦难的煎熬,成为一个作家,成为历史转折后“重放的鲜花”,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关于“叔叔的故事”,关于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版本的叙述。
来自“叔叔”本人的叙述代表了这段历史叙事的公共性与权威性。
在他的叙述中,这是一个普罗美修士的心灵炼狱的故事,他有着俄罗斯童话中“鹰与乌鸦”中鹰一般的高贵,他在落难过程中与女人的关系,有着“类似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妻子的故事”那样的浪漫修辞。
但流传的其他叙述版本却对“叔叔的故事”构成了解构:
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文笔非常糟糕”,“不如小学三年级学生”;他的右派身份也是假的,纯粹是为了凑数而错划的,并且他的档案里满是他“痛哭流涕卑躬屈膝追悔莫及的检查”;他被打成右派下放的地点也出现了争议,于是由“叔叔”叙述的在下放途中受到理想主义精神洗礼的情节变得可疑;尤其是他发生在农村的“爱情”,完全不符合“爱情”的纯洁定义;最后,“苦难”作为某种资本被他迅速地转化为现世的社会资本与性爱资本,他作为文化英雄的圣洁与光芒在无休止的性爱欲望中被耗散殆尽。
所有流传的叙述版本有力地拆解了公共历史叙事。
而王安忆的《流逝》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进行反思,既写民族资本家在文革中的不幸,又写他们在文革后的迷惘。
小说在如何看待文革给人的启示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比较深刻的思想。
另外,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作品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新的评价。
这些小说已不同于伤痕文学的作品,不是光写痛苦不幸,而是努力在过去的历史中去发现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这样就从新的视角,在新的历史高度,对于历史进行了不同的思考。
反思文学具有反映近几十年的历史的强烈愿望,但是时间上和心态上不允许他们创作长篇巨制的作品,而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又无法展开情节,不能表达历史的内容,由于要在一篇作品中浓缩几十年的故事,于是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篇小说这一形式。
80年代初,中篇小说热和反思文学成为一种共生的现象。
在反思文学中,作家开始了思想和艺术上的探索,宗璞的《我是谁》,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对于人生问题的探讨,造成了反思文学不同于伤痕文学的一些理性思考和探索的特点。
同时,更为明显的是,作家在艺术上也进行自觉的探索,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尤其是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说大胆探索和采用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在当时王蒙的这一系列创作被称为“东方意识流”,他努力将西方现代派的技巧纳入理性控制的范围。
1981年出版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介绍,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给作家们在艺术技巧的探索上以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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