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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书学思想研究

翁方纲书学思想研究

1、引言

翁方纲是乾隆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书家。

由于他在经学、诗学、金石考据学、书学等方面的突出的贡献，而使他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

哈佛大学的沈津先生于此作了大量系统的工作，他编写了《翁方纲年谱》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对翁方纲的著述作了研究，但大多为着眼与其诗歌理论。

在书学研究方面则相对薄弱，成果主要有：

徐利明先生的《“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第三章“篆隶笔意”与清代新古典主义碑学书风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王镇远先生的《翁方纲的唐人楷书论》；刘恒先生《清代书法史》中有部分章节介绍翁方纲的书学；朱乐朋先生的《翁方纲书学理论研究》及童一鸣先生的《翁方纲年谱》等。

其中，徐利明先生提出的“篆隶笔意”是贯穿四百年书法流变的主线的观点可作为研究翁方纲书学思想的重要参照。

刘恒先生认为“翁方纲生当学术风气转变之时，其书法创作和书论研究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此论有一定道理。

王镇远先生肯定了翁氏力倡唐碑的意义，但王先生认为翁氏把唐碑溯源到王羲之而忽视了北碑的地位。

刘恒与王镇远两先生的说法都有待商榷。

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把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置于贯穿明末以来四百年书法流变的“篆隶笔意”这根主线上来探讨。

“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是翁方纲书论的总则。

具体而言，翁方纲主张“以晋为宗”，但是他认为只有“以唐溯晋”，才能正本探源。

同时他还主张学书必须注重汉碑，“以篆隶为本”，并肯定了北朝碑版上承隶法、下启唐楷的历史作用。

就清代书学发展而言，翁方纲的书学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将翁方纲的书学与金石学结合起来研究，并对翁方纲与阮元、伊秉绶的交游作考察。

同时对翁方纲泥古的师古主张作探讨，这对于当今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就整个清朝而言，帖学逐渐衰微，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金石学的兴盛、帖学的衰落，碑学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乾嘉时期的书风，正处于帖学渐渐地向碑学过渡、融合的阶段。

碑学作为新生事物，当然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本文将站在碑学的立场，把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置于清代书学发展的主线里来考察其作用和地位。

本文认为碑学孕育于金石学，其内容不仅是对碑版墓志、摩崖刻石、瓦当砖文等搜寻著录、考证研究及临习取法，并且包含了书法家“崇古尚朴”的美学思想，成为书学研究领域专门的学科。

对本论题的研究，笔者先从史料入手，并在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后，不拘于某一种研究方法，采用思辨与实证，以及比较法、统计法、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兼用互补地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

2、翁方纲书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的发展，为此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外部生存条件。

统治者所推行整理典籍的文化措施，对朴学的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乾隆时期，政府历时十年之久，编成了多达7．9万多卷的《四库全书》。

在此过程中，学者必须对照不同的版本和资料进行考证。

承清初余绪，乾嘉时期的经学——朴学迅速发展，已经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

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及音韵等专门学科获得突破性进展。

这对书法理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碑学理论的发展。

明代灭亡后，顾炎武、黄宗羲等认为“心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较大。

因此，他们从事经学研究的同时，对经世致用及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了着重强调。

这标志着学术风气的逐渐改变。

加之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与文字狱的淫威所迫，许多文人转向金石校勘学问，藉朴学以自保。

朴学的附庸小学、金石学及相关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朴学一开始便把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可信的依据。

如清初的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朱彝尊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黄宗羲著有《金石要例》等，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开辟了先声。

乾嘉时期的学者很多均擅长金石学，金石学已蔚然成风，名家辈出，成果众多。

钱大昕作为一代学术领袖，嗜好金石，辑录金石二十余年，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此外有孙星衍编有《环宇访碑记》，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毕沅编撰了《关中金石记》及《中州金石记》，王昶搜罗编著了《金石萃编》等，这些都是乾嘉年间金石学研究重要成就。

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翁方纲亦擅长金石考据之学，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等大量金石学著作。

作为乾嘉时期重要金石学家——翁方纲的书学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另一方面，赵董书风的盛行也是翁方纲书学产生的重要背景。

康熙年间，由于清圣祖玄烨的推崇，董其昌书风笼罩整个书坛。

玄烨特别爱好董字，自己也擅长写董体。

当时，以书法著称的沈荃、高士奇、陈邦彦等都是董书的追随者。

科举考场也流行董氏书法，如果写董字，被录取的机会更多，仕途也更顺畅。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

弘历则喜爱赵孟頫书，他能写一手赵体，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弘历的影响下，“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

弘历身边的近臣如梁诗正、董邦达、董诰父子、于敏中、汪由敦等人的书法都以整齐圆润见长，在当时名满朝野。

当时书风以董、赵风格为主流。

这种盲目追随赵、董的风气逐渐导致帖学书风的靡弱与单调。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董书盛行之际，已经有一些书家认识到了董书的靡弱和学董的单一。

王澍指责学董者为“董家恶习”。

可见，少数书家对于董书不满的现象由来已久。

翁方纲批评学董书者惟以圆、美为能事，书风流于软熟；临赵书者日渐软弱，缺乏浑厚之气。

因此，当时的风气为翁方纲书学理论形成的重要参照。

3、翁方纲书学思想的成因

翁方纲书学与其性格及家庭环境颇有联系。

翁氏家世素寒，本性质朴，在其为官生涯中，始终以谨慎、勤奋、俭朴为座右铭，以警示自己。

风格即人，性格的质朴对翁方纲质厚为本的审美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翁氏书学思想的形成深受其金石学及诗歌研究的影响。

此外，其书学思想深受欧阳修、王澍等人的影响。

3、1金石学研究对其书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乾嘉时期，学术主流是朴学。

朴学的精神，一则复古，再则求实。

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复汉唐之古，复先秦之古，唯古是尚。

因此在当时的学术界盛行复古、求实之风。

金石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的。

翁方纲年轻时就对金石学表现出极大兴趣。

尽管生活贫困，他依然每晚“篝灯孜孜缀拾两汉字义。

”翁方纲走上仕途后，依然很关注金石学，在金石碑版的收藏和研究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钱泳说：

“先生之学，无所不通。

而又邃于金石文字。

”翁方纲自称：

“予箧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

”翁方纲是乾隆时著名的金石学家。

当时的金石学可分为三派：

一派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正经史缺误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钱大昕为代表；一派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以王昶为代表；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另一派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完缺及书法特点的鉴赏。

翁氏一派在收集研究旧拓、精拓，对书家的择善取法临习影响尤深。

后来大量书家收藏、鉴赏碑版石刻，多延续了翁方纲的研究特色。

翁方纲致力校订金石之学，博证详稽，确然有据。

凡金石碑版，翁氏一看便能断定时代。

因此海内孤本名刻，藏家不远千里，登门请求翁氏鉴定，以得先生一言为重。

翁氏有关金石著作甚多：

诸如《两汉金石记》、《焦山鼎铭考》、《孔子庙堂碑唐本存字考》、《化度寺考》、《汉刘熊碑考释》、《苏米斋兰亭考》、《题嵩洛访碑图记》、《瘗鹤铭考补》、《汉石经残字考》、《粤东金石记》、《海东金石文字记》等。

作为金石学研究的主将，翁方纲认为研究金石一方面可以考证经史，另一方面则可以研究、鉴赏书法。

在翁方纲看来，考订金石能廓清书法及书体的源流发展规律，也大有裨益。

翁方纲说，如果认为考订金石仅仅为研究经史，而不屑于书法，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在《自题考订金石图后》中，翁方纲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抨击：

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也。

凡考订金石者，不甘居与鉴赏书法，则必处处捃摭某条某条足订史误；金石文足订史误，固时有之，然其确有证者，若唐年号大和误太和、辽寿昌误寿隆，似此之类，则无可疑者。

偶有榰拄，苟非确有证据，何以知史必非尔碑必是乎？

且即以篆变隶、隶变楷以来，上下正变之概，岂易罄陈而可忽视之乎？

正惟力穷书法原委而时或他有所证，则愈见金石文之裨益匪浅也。

其书极丑劣而足证史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

翁方纲以为研究金石如能追溯书法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能别有所证，就愈能显示金石研究的好处。

可见，翁氏非常重视金石对书法研究价值。

因此，其书学观念与其金石学研究关系非常密切。

其金石学对书学影响可谓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影响。

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详记两汉金石，鉴别不爽，立论极有独见，可谓是研究汉隶集大成的权威著作，比清初的汉隶的研究更系统、更深化了。

《两汉金石记》成书于1789年，此书长达二十二卷，内容包括汉碑、汉印、砖瓦文等。

同时代的大学者王昶评价极高：

“剖析毫芒，并且参以《说文》、《正义》，几欲驾洪文惠而上之”可见，翁方纲对汉隶的搜集、保存、传播、考证等方面贡献巨大。

翁方纲在鉴赏研究过程中，对两汉金石碑版的书风作了详尽的评述，下面选取《两汉金石记》的跋语加以分析：

《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是碑之书，孙北海赏其简质。

予以为字画差小而遒古弥出他碑之上，不特不病于板拘，即简质亦尚不足以尽之耳。

砖文“长生未央”，未央二字在左之下，形质古朴。

《汉故王君之碑》，通体皆篆，其书状如螺扁，有先秦自然之妙。

此碑其字特古质。

《汉故凉州刺史魏君之碑》，是碑朴实、苍劲，微以张迁碑而加之流逸，又间出以参差错落之致。

由此可见，翁方纲认为汉隶的风格以质朴、古拙为主。

在研究金石学过程中翁方纲通过归纳总结，确立并强化了自己崇古尚朴的审美思想。

在《两汉金石记》的序言中翁氏提出了“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指导思想。

翁方纲又强调：

“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质厚已矣。

”

从反面来看，翁方纲的研究金石考据的学者性情及研经的道学气束缚了他的艺术创造力。

在翁方纲看来，经学训诂与艺术文学不是两码事，“训诂与艺文非二事”。

金石考证中分毫必较的严谨态度被转嫁至其的书学中。

清代中期书法家多为学者，这一点较之以前有所不同。

正如朱乐朋先生所说“中国历代书法家身份是各不相同的。

如果说，晋代主要是风流名士，南北朝主要是无名匠人，唐代主要是高官权臣，宋代主要是文艺大家，元眀主要是画坛盟主，那么清代出一部分画家外，更多的是学者大儒。

”此说颇有道理。

的确，书家往往为学者是清朝书法界较为明显的特点。

原因盖为金石学兴盛所致，而书法与金石学又密不可分。

翁方纲是乾嘉时期学者书家的代表。

可以说，金石学对其书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

3、2书学思想的渊源

翁氏的书学思想受黄庭坚、赵孟坚、王澍等人影响较大。

翁氏诗宗江西派，出入黄庭坚、杨万里之间。

崇尚古质的艺术思想实际上源于黄庭坚。

黄庭坚有一段著名的书论摘录如下：

然要须以古人为师，笔法虽欲清劲，必以质厚为本，古人论书，以沉着痛快为善……凡书之害，姿媚是小疵，轻佻是其大病。

翁氏继承了黄庭坚“以质厚为本”的思想，在论诗、论书时反复强调这一主张：

山谷云：

‘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

’不第为学书者言之也。

山谷有言曰：

‘以质厚为本’，姜白石曰‘离而能合’，此二语是诗文、书法之总诀也。

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曰质厚而已矣。

”

夫士，以学养为归，以质厚为本，此读书立身之要言。

吾尝宝山谷二言曰：

‘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

’，三十年来，与天下贤哲论文，不出此语。

可见，翁氏认为书法虽小道，然而自篆隶发展至晋唐书法，无不以质厚为根本。

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在翁氏一生中皆以质厚为总论，甚至以之为立身之要言，而其中均可见黄庭坚思想深深的烙印。

王澍书入率更之室，篆法李斯，为一代名家，因此被康熙命为五经篆文馆总裁官。

王澍的铁线篆影响清朝一批写篆者，如钱坫、洪亮吉等。

王氏在实践上极力学古临古，在书论上厚古薄今。

其论书多褒扬碑刻，贬斥法帖。

尤其对清初崇董风气大为不满，斥为董家恶习。

王澍推崇汉碑尤其《礼器》、《乙瑛》、《史晨》等汉碑。

王澍云：

汉人隶书每碑各有一格，莫有同者，大多以方劲古拙为尚。

隶法以汉为极，汉隶以孔庙为极，孔庙以韩敕为极。

此碑极变化，极超妙又极自然。

翁方纲也推崇《礼器》、《乙瑛》等碑，其跋《郑固碑》云：

密理与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礼器》第二，《乙瑛》第三，《孔宙》第四。

翁方纲称赞王澍论隶书有独到的见解：

虚舟（笔者注：

虚舟即王澍）论诸书出《礼器碑》，其论隶最不直郑汝器，可谓于书道有独得者。

总体而言，王澍对翁方纲的书学有一定的影响，但翁氏对王澍的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批判，在实践上也是如此。

4、翁方纲的书学思想要论

清代书家众多，然而人们所称四大书家不论谓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还是谓翁方纲、刘墉、王文治、梁同书，而其中总少不了翁氏。

由此可见，翁方纲书学思想成就之高。

由于翁方纲对金石学的长期、深入研究，因此他对书法的书体演变、发展都有独到见解。

“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是其书论的总则。

具体而言，针对当时一味追慕赵、董的时风，虽然翁方纲和其他书家一样也主张以晋为宗，但是他认为应该要“以唐溯晋”，而非以阁帖溯晋。

翁氏强调了唐楷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探源。

事实上，翁方纲欲以唐石刻楷书矫正法帖的不足。

同时他还主张学书必须注重汉碑，以篆隶为本；并肯定了北朝碑版下启唐楷的历史作用。

如徐利明先生所说，“篆隶笔意”的书法观念与书法实践，是四百年今体书法流变的内脉与主线。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则是这一主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们试从如下角度来探讨翁方纲的书学思想。

4、1以楷为正，推崇唐、六朝石刻楷书

4、1、1贬低法帖，推崇石刻楷书

翁方纲主张以晋为宗，他强调晋法须具篆隶古法。

他认为“右军之书，得于篆隶为多，故应从六书源头溯之。

”“右军实原于周岐阳十鼓及汉人分隶”。

由此可知，翁氏认为晋法得之于篆隶，以晋为宗就要求今体书讲求篆隶笔意，以篆隶为本。

翁氏云“以晋为宗，以篆隶为本，二语书家心印，尽具在是矣。

”翁氏主张学书须以楷书为正统，以唐楷溯晋，而不能一味地追慕宋以后的米、赵、董诸家，浅尝辄止。

翁氏云：

“人皆知有明一代书，结穴于董文敏，然明人书开始者当谁属？

吾必推南宫生矣。

如此则由董书直溯魏、晋、六朝矣，慎勿日餍董书，而至求之于米海岳、吴云壑诸老以还耳。

”

翁方纲对于偏执于行草的现象大加贬斥，他认为罪魁祸首在阁帖。

唐朝时，楷书艺术发展到了顶峰。

宋元以后，书家多偏重于行草书，多取法《阁帖》，形成惟法帖独尊的局面，到了清初时仍然盛及一时。

当时，有一些书家认为法帖尤其《阁帖》是书家的临池指南，是必备之物。

如王文治云“且重摹之本（笔者注：

指《阁帖》重摹本），每本必有一种胜处，自是临池家指南。

后世学书者，未能精熟《阁帖》，不可与言书。

”王文治非常重视阁帖，可见风气之一斑。

但是由于金石学的发展，客观上促使了书家们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反思。

翁方纲认为这种专务法帖及行草书的方法存在错误，而造成了清初书法风格靡弱、秀媚。

翁方纲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所在：

今之高谈米法、董法者，不论真行，惟以圆美为能事。

其弊渐流于软熟，乖方矩之义。

针对宋以后专务行草书的现象，翁氏云：

“然即以今体书言，亦当以正书为主。

”翁氏从正本探源的角度明确提出书法应以楷书为书体之正统，而不能以行、草书为正统。

翁氏认为即使宋代的米芾于古法也仅能得大意。

翁氏推崇楷书的目的在于追求魏晋古法。

而由唐以上问津右军，必须从楷书开始。

翁方纲认为：

自米老已专用力于行书，其于古人，分际第拈取大意，遂自谓得之矣。

若虞欧以上，由萧羊而问津山阴，自必从楷书始。

褚河南西堂手定右军书目，以《乐毅》、《黄庭》冠之，未有舍楷不问而专事行草者。

正因为其以楷书为正统，翁氏对法帖与墨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贬低。

当时推崇阁帖的风气非常之盛。

如王文治云“且重摹之本（笔者注：

指《阁帖》重摹本），每本必有一种胜处，自是临池家指南。

后世学书者，未能精熟《阁帖》，不可与言书。

”擒贼先擒王，翁方纲对举世所尚的法帖之祖《淳化阁帖》大加批评，翁氏在其跋《淳化阁帖》中云：

法帖莫先于宋之淳化阁，乃开卷略及篆书亦无所考据。

又不及隶不及楷，纯草书成编。

其草书亦又无考据。

世所传法帖之祖乃草草如此。

翁方纲认为法帖之祖《阁帖》字体绝大多数为行草，而忽视了篆、隶、楷，而且各种书体都缺乏相应的考据。

编者态度草率，存在较大的缺陷。

为了强调楷书，翁氏甚至过激地主张墨迹也不如石刻，在跋苏东坡的《偃松屏赞》墨迹本时云：

今时鉴藏宋、元以来墨迹者，多半行草书耳，愚是以矫激而为墨迹不及石刻之论。

若苏书惟《任氏乳母墓志》大楷得真，其《蜀冈裕日亭》诸作皆摹失矣。

这种过激的观点竟然出自翁氏之口，似乎令人匪夷所思。

况且墨迹比石刻好是不争的事实。

显然翁方纲故作偏激之论，目的在于强调石刻楷书，而并非真正贬低墨迹。

在跋《孟法师碑》时，翁氏云：

据此推之，其学河南是碑当在至元二十四五年后，入直集贤前后数年间，是时松雪盛年，英敏入气，应规入矩，动与古合。

吾今日乃于是碑遇之，得赵公墨迹十通，不若观此帖一遍也。

此碑既不常有，而吾得见其二本，可谓幸也矣。

此处，翁方纲认为赵松雪墨迹十通不如观《孟法师碑》一遍。

可谓偏激之极！

此时，翁方纲41岁。

但是，翁氏并非要全盘否定赵书。

46岁时他说道：

“其书深稳，应规入矩，奄有《圣教》、《兰亭》义法。

后来仅以姿媚目文敏者，未之或知也。

”又说“近世书家执董文敏之论，偏尚渴笔，务为沉劲。

似以赵书体涉轻弱，岂知墨迹精微，无一笔不入古人之室。

”

可见翁氏贬低墨迹及法帖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崇石刻楷书。

翁方纲主要推崇唐楷，原因在于晋楷屡经翻刻，真面目不复存在，而宋元以后的楷书又非书法的正统。

至于翁氏对六朝楷书的观点下文详论。

就晋楷而言，翁氏认为由于几经翻摹其笔法失真，翁氏指出：

褚河南品右军正书止《乐毅》、《黄庭》、《东方赞》三种。

今则皆失其真矣。

至南宋一再摹刻，遂破斛为圈，近人见余清斋所刻辄以为真迹，误也。

而宋以后以行入楷，不是楷书的传统正路。

翁方纲云：

宋后或以行入楷者，目之为行楷，以致专言楷者，逐圆趋便，非楷之正也。

翁氏认为要正本探源，须由唐楷上溯晋法才是正途。

所以他指出唐楷才是书法之正脉，宋以后的楷书则不是。

盖自结绳易书契以来至于今日则言楷法为正矣。

其视篆隶之功省倍而能垂远而无疑也。

楷至晋乃臻其成，至唐而博其业。

宋后或以行入楷者，目之为行楷以至言楷者逐圆趋便，非楷之正也。

故论楷法断以唐溯晋为正。

翁方纲推崇唐碑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唐碑原石尚在，真正可信。

晋人正楷既罕传，则言正楷者，惟于唐人遥师晋意，此千古书法之要义也而唐碑中，只有欧阳询诸碑真正可信，可师。

综论有唐一代之书，自必以虞永兴得晋法之传矣。

然虞书惟庙堂一碑，其唐石正碑又不传世。

则惟泉铭，士皆童而习之而莫究其绪。

今石虽泐蚀，试能觅良工以细纸淡墨精拓尚得三四，又虞恭公碑下半尚可拓之字。

及今日以水净洗，拓其全文可辩者，尚二千余字，世犹趁此二碑，是即万古书法规矩准绳矣。

翁氏推崇唐楷，也体现了他经世致用观念。

在古代社会，书法的实用性占有重要地位。

翁氏主张学以致用，这与他作为朝廷命官，尤其作为学政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翁方纲从实用角度肯定了楷书的价值，认为楷书可用于公私书籍，而行草书则不能。

翁方纲云：

楷书既作，因之遂生行草，而行草亦不可用于公私书籍，则楷之为正，楷之为则。

其视周秦已前古所用，自较为明晓，可以通行永久，其视篆隶之功，省倍而能垂远无疑也。

翁氏于理论上大力推崇唐碑楷书，而且他还精选了五十种唐碑，编著了《苏斋唐碑选》，以资后学。

翁方纲欲以唐石刻楷书矫正法帖的不足，此论得到了后来的嘉道尊碑派的赞同和推崇，如阮元曾在《复程竹盦编修书》中说程邦宪“笃志欧虞，喜与鄙见相合。

”何绍基云“覃溪以唐贤大楷求《黄庭》遗巨，此真知书人语”。

叶昌炽谓“覃溪宗门老宿，自是正法眼藏”评价颇高。

4、1、2肯定并强调北碑上承隶法，下启唐楷的地位

除了推崇唐碑以外，翁方纲对北朝碑版基本持肯定态度，而且主张学习六朝碑版。

当时的士大夫书家对于六朝碑版贬多于褒，翁氏这种思想较为超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同为清四家的梁同书云：

二十年前碑版中增减文字，则掌录而心识之，颇有为金石文字所未载者，此于书道无关。

其中有可写者，有断不可写者，临纸定须别白，少年人见之切勿一意好奇走入魔障。

六朝碑版中增减笔画的异体字、别字现象较常见。

当时小学盛行，学者对不合《说文》的现象大加批评，梁同书也不例外。

梁同书认为六朝碑版与书法无关，基本上否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并告诫后辈不可学习它以防堕入魔道。

同时王文治推崇《阁帖》，其审美趋于秀美，他的《快雪堂题跋》很少品评六朝碑版，而多为法帖、墨迹题跋。

显然，他对朴拙的六朝书法难以接受的。

如当时的学者一样，翁方纲对北朝碑版中异体字现象作了批判。

然而翁氏从肯定了北朝碑版上承隶法、下启唐书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

“翁方纲将唐楷溯源到智永、羊欣、薄绍直至王羲之这一脉相承上去，而忽视了北碑的位置。

”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唐楷溯源的问题。

翁方纲明确提出“唐人正书，莫先于虞、欧、褚三家，虞之发源在智永；欧之发源在刘珉；褚之发源在史陵。

”而其中刘珉、史陵均为北朝书家，可知翁方纲肯定了北碑重要传承作用，而并非如当时的学者一样否定它的书法价值。

在唐楷的溯源问题上，翁方纲时而把虞、禇、欧全纳入右军一脉；时而又认为欧、褚源于北朝。

这看似翁方纲的矛盾之处，其实恰恰是翁氏的高明之处。

翁氏并不反对帖学，而是主张以碑弥补刻帖的不足。

其次，王还说“翁方纲对北朝诸碑不无贬辞，以为至隋碑石开唐碑之端绪。

”这一说法显然不妥。

在翁氏看来不仅北碑而且汉碑已开唐书之端绪。

翁方纲是否如王先生所说忽视了北碑的位置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摘抄一些翁方纲关于北朝碑版的题跋详加论证。

翁方纲跋魏《石门铭》云：

右北魏《石门铭》，碑文与书，皆非极工，特字势随石为之，无排比之迹耳。

跋《高湛墓志》云：

其书体虽草草不工，然其笔势已开初唐之渐。

跋北齐《西门君之墓颂》云：

书体与《陇东颂》相似，而此尚在其前数十年，在欧、虞两公未生之前三，四年，上承隶意，开启唐贤，吾于此书观势焉。

跋北齐《孔庙乾明碑》云：

是碑书法在隶楷之间，实启唐人虞、欧、褚之先路。

跋北齐《朱岱林墓志》云：

是碑隶、楷虽非极工，然其发波已开欧、褚之先，惜不是书人姓氏耳。

翁氏推崇北碑为古今正楷一大关键，可谓大书特书。

跋北齐《郑述祖夫子庙碑》云：

北齐员外郎樊逊孝谦书。

碑复三尺五寸，十九行，行几字不可计，残泐存不满百，古今正楷一大关键也。

不但推崇北碑，而且翁方纲还临摹取法北碑。

其跋黄易所赠北齐《齐武平六年造佛记》云：

……而其书实开褚登善之先路，北齐石刻多名迹，然造像之记书体之妙，未有逾此者矣。

……近时精研古刻，未有如黄君小松者也，故人手拓之全本，不可剪破，故依其行次临之。

跋北齐《祁林山寺碑》云：

天保八年立，不著撰书人姓名。

碑字沿隶变楷，以“勾”为“句”，以“旧”为“奋”，是六朝之习，如此不可胜举。

盖“年”本从“禾”，“千”声，而千万相衍，则成于则天之时，不独唐碑笔法为之六朝也。

……盖意欲方纲重为摹拓，以广其传。

可见，翁氏再三强调北朝碑版上承隶意、下启唐楷重要作用，而并没有“忽视北碑的位置”。

“正本探源”作为翁氏一贯的思想，他反复强调北碑作为唐楷重要源头，亦可知北碑在翁氏书学中的地位。

从碑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如果说清初朱彝尊和王澍曾论及北碑只是片言只语，那么翁方纲的北碑理论则比他们具有更高的自觉性。

正如列宁所说：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从朱彝尊、王澍、何焯到翁方纲，最后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便是由量到质的飞跃过程。

翁方纲在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