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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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
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繁荣的温床。
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外交的手段。
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
而小国济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蓋相望。
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
一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孔子说:
“《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
纵观春秋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绵里藏针
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
要做到不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
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
“岂不谷是为?
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
”对曰:
“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侯曰: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对曰: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
当齐桓公表现出不可一世、蔑视楚国时,屈完说如果以德安抚诸侯,诸侯归顺,如果要以武力相拼,齐国不见得会处上风。
既表示了和好的愿望,又显示出不为强力所屈的气节,《古文观止》言其“忽而巽顺,忽而诙谐,忽而严厉,节节生峰。
真辞令之妙品。
”
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穆公更是别出心裁,巧为辞令,把刚柔相济之术发挥到了极致。
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被押至秦国。
晋阴饴甥会秦穆公于王城:
秦伯曰:
“晋国和乎?
”对曰:
“不和。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
‘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
‘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此不和。
”秦伯曰:
“国谓君何?
”对曰:
“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
小人曰:
‘我毒秦,秦岂归君?
’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
“是吾心也。
”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国君被俘,晋国完全处于劣势,一味卑辞退让不一定有什么好处,而态度强硬又会适得其反。
对晋使臣来说,是个难题,然而阴饴甥采取话分两家的说法,借“小人”之口表达晋国人的同仇敌忾,又借“君子”之口表示晋国服罪;借“小人”进行了自我批评,又借“君子”对秦穆公感恩戴德,希望能释放晋君。
委婉指出秦国把友好变成怨敌,对秦国并没有好处。
金圣叹说:
“看他劈空吐出‘不和’二字,却便随手分作小人君子。
凡我有唐突秦伯语,便都放在小人口中,有哀求秦伯语,便都放在君子口中。
于是自己只算述得一遍,既是不曾唐突,又显不曾哀求,真措辞入于甚深三味者也。
”虽然自己未曾下一语,归根到底还是借君子小人之口,说我之意,又软又硬,有抑有扬,有求有压,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使秦伯既听到了晋人的忏悔,又感觉到了压力。
一家言分两家说,一件事分两面看,是春秋外交场合的惯用策略。
展喜犒齐师用“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巧妙地承认了鲁人对齐师的恐惧,又保住了鲁国的尊严,“大义凛然之中,亦复委婉动听。
齐侯无从措口,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所谓子猷山阴之棹,何必见戴也。
真奇妙之文。
”吴蹶由面对死亡,仍然说“吉”,因为使臣衅鼓,而“吴知所备”,对国家而言,乃大吉。
(《左传·昭公五年》)故金圣叹谓:
“千载忠臣,含笑入地。
只是此篇文字烂熟于胸中。
”认为这段文辞“认得清,咬得定”,故能借以死里逃生。
饰辞巧说,刚柔并济,乃春秋外交辞令的一条创作经验。
二声东击西,隐晦其说
刘知己《史通·惑经》云:
“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
”这个特点在外交辞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把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想出另外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动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烛之武说秦师是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例子。
鲁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郑伯派烛之武夜说秦穆公: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
邻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晋,何厌之有?
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
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烛之武并没有哀求秦穆公,而是尖锐地指出,郑国灭亡被晋国吞并,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晋国强大了,不正显得秦国弱小了吗?
一句点醒了秦穆公,接着才说如果放过郑国,郑国可作为秦国的东道主,对秦有利而无害,又历数晋国曾经对不起秦国之史实,引起秦穆公对晋国的不满。
“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
”“宜乎秦之不但去郑,而且戍郑也。
”烛之武处处似在为秦国考虑,成功地瓦解了秦晋联盟,一石两鸟,秦、晋皆退兵。
这是弱国对付强国的又一个策略。
晋国范宣子士匄执政,诸侯朝贡晋国的币赋很重,郑国不堪其负。
襄公二十四年郑简公朝晋时,子产给范宣子一份书信,信中没有一句提到郑国不愿朝贡的话,而句句在为晋国的霸主地位和范宣子的名声着想:
“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
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
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
”责备范宣子不能为晋国着想,不能为自己树立美名,用“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说明一味聚敛财物的危险。
《古文观止》评曰:
“劈起将令德令名与重币对较,持论正大。
其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写重币处,作危激语。
回环往复,剀切详明,宜乎宣子之倾心而受谏也。
”
孔子言语科之高足子贡亦能成功地驾驭此法。
鲁哀公十二年,吴人围禁卫侯,子贡说吴太宰嚭:
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
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
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
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
子贡抓住吴国急于为霸的心理,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拘禁卫君,使朋友寒心,仇人如愿,况且使得诸侯个个自危,不利于称霸。
子贡一番话说得太宰嚭大悦,释放了卫侯。
如果子贡直接以卫国利益为说的话,效果可就不是这样了。
《韩非子·说难》云: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隐含自己的目的,处处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这就是投其所好,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以取悦对方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雄辩滔滔,理直气壮
小国处于大国之间,动辄得咎,无端被伐,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是小国
的上策。
要免于征伐,不给强国以口实,就要善于说理。
鲁成公十一年秦晋结令孤之盟,不久,秦背盟,鲁成公十三年,晋侯派吕相去秦国告绝。
吕相绝秦文辞典雅考究,历代皆认为此文当时即形诸书策,徐师曾说:
“意必当时笔而授之。
”杨伯峻说:
“或由吕相执笔,或由吕相传递。
”“秦国后来竞模仿这篇受辱的文章,写了一篇《诅楚文》。
由《诅楚文》足以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记录,或者原始文献。
”谭家健等学者认为“绝交信是先笔于书而后宣之于口的,所以文长而铺排酣畅。
”按《左传》之惯例,吕相应是绝秦的使者,此文由谁执笔,已不可考,但全文以晋厉公的口吻谴责秦国的种种不义,把秦晋关系一再恶化的责任全推到秦人身上,作为伐秦的口实。
这篇《绝秦书》是春秋国书中篇幅最长、也最有文采的佳作,金圣叹评曰:
“饰辞驾罪何足道,止道其文字,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又其中细条细理,异样密致,读万遍不厌也。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为了报复陈国,举兵伐陈,陈国投降,郑子产戎服向盟主晋国献捷,主要是向晋国解释。
晋人问伐陈之由,子产从周初的故实讲起,说陈国在历史上受周天子恩泽很多,郑国多次帮助陈国稳定大局,救陈国于危亡之中,而陈国却恩将仇报,倚仗楚国侵犯郑国,给郑国造成严重的损失:
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婚姻,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
当陈隧者,井堙、木刊。
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
陈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献功。
郑国以前向晋国申请攻打陈国,没有得到允许。
陈国一再进犯,郑国害怕给太姬带来耻辱,又受到上天的启示,才动了攻陈的念头。
当晋人责问“何故侵小”时,子产反唇相讥,说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千里,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而现在大国的土地方圆一千里了,如果没有侵占小国,大国怎能达到目前的规模呢?
子产言下之意晋国就是靠侵小发展起来的,怎么有资格指责别国侵小?
晋人又责问子产为什么戎服献捷,子产回答说,郑国先君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时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与诸侯订立盟约说“各复旧职”,命令当时的郑文公戎服辅佐周王,向周王献楚捷,自己戎服献捷就是不敢忘记晋文公当年所订盟约。
面对晋国的一连串的责问,子产皆能振振有辞予以回击,晋执政卿赵文子不得不承认:
“其辞顺,犯顺不祥。
”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子非常佩服子产的雄辩之才,说: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
”子产雄辩滔滔,使对方抓不住一点把柄。
金圣叹评:
“要先看晋人问辞,气色甚急;然后读下对辞,大悟其全以质胜。
”晋人问罪来势汹汹,子产皆理直气壮,以理取胜,并非强辞夺理,“若非文辞,几至不救。
”
小国的辩解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背景:
当时人们认为只要言辞合乎情理,就必须予以承认和尊重。
以雄辩取胜,最擅长此术的就是子产。
襄公二十二年对晋征朝,襄公二十四年与范宣子论重币,襄公三十一年对晋让坏垣、昭公十三年平丘争承,皆据理力争,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维护了郑国的利益。
襄公三十一年坏馆垣,乃惊世骇俗之举,显示了子产的胆识和才华。
晋侯不接见郑伯,子产很不满,有意拆毁宾馆之墙以引起晋国高层的注意。
但若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将会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故。
子产说:
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
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
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
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
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子产解释说,晋国对郑国诛求无时,郑国国君不敢安居,带着贡赋前来朝见,碰上晋侯没有工夫。
又不知何日才能获得朝见的命令,而所带的财物,露天摆放会腐烂毁坏,不能如数上贡,怕加重郑国的罪过,只好想办法拉进来。
从前晋文公时,诸侯住的宾馆比文公的宫室还富丽高大,对宾客的接待照顾无微不至,从来不耽误宾客的时间。
现在宾馆的条件这么差,大门进不了车子,又不能翻墙进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召见,只好拆了围墙,收藏贡赋,以减轻郑国的罪过。
子产把被怠慢的不满,沉重贡赋的愤怒,待遇过差的批评,揉进了是非曲直的辩说中,谁都能感觉到子产心中的不平和拆垣的用心,但谁也找不出他说辞的漏洞。
指陈事实,无懈可击。
赵文子只好说:
“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郑伯也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拆毁的墙由晋国负责修好。
叔向称赞说:
“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
”金圣叹评曰:
“子产妙辞,更不必说,须细寻其处处细针密线,前后不差一黍。
”《古文观止》说子产“胸中早有成算,故说来句句针锋相对,义正而不阿,词强而不激。
文伯不措一语,文子输心帖服,叔向叹息不已,子产之有辞,洵非小补也。
”都指出子产应对辞令无懈可击,滴水不漏。
戎子驹支也因辞顺理直免去了一场灾祸。
襄公十四年晋人会诸侯不怎么顺利,范宣子责备戎子驹支言语泄漏,以致诸侯不亲附晋国。
驹支回顾了晋国和戎人相互依赖帮助的历史,说明戎人对晋向来一心一意,又说:
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戎人的饮食衣服与中原异俗,语言又不通,来往很少,如何挑拨离间呢?
雄辩地回击了范宣子的指责,也因而获得了晋国的尊重。
金圣叹说:
“先读宣子语,真如拔剑斫案,骤莫可犯。
既而读驹支语,乃如枪棍家门户相当,逐解开破,更无难处,甚至反有余勇相贾。
”《古文观止》称其为“词令之能品。
”宣子之言貌似难犯,实则有漏洞,驹支能抓住其破绽,一一回击,赢得了认可和尊重。
要以理服人,就要善于发现对手的违理之处进行辩驳,还要依靠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
先王先贤的作法规则,曾经的盟辞誓约,周礼的制度规定,皆可用来维护自己。
孔子说:
“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论语·雍也》)生在崇尚辞令的春秋时代,拥有无碍的辩才远比拥有漂亮的外表要重要得多。
既要熟知掌故前训,又能恰当援引,才能举重若轻,四处逢源。
四言近旨远,辞浅义深
刘知己《史通·叙事》云: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说的虽是《左传》的叙事艺术,然用来评价春秋外交辞令,更为恰切。
春秋外交辞令深得含蓄之味,话不说尽,点到为止,而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国语·周语中》载,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稳定周襄王之位,周襄王赏地,晋文公推辞不要,却请求允许自己死后能用“隧”举行葬礼。
襄王不许,解释说不是自己吝啬,而是“死生之服物采章”先王自有定制,不能随便赏赐,还说: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
而缩取备物,以镇服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辞之与有?
若由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
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
何政令之为也。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随焉,余安能知之?
用“隧”举行葬礼,只能是自为天子,要么把周天子流放于荒远之地,要么叔父自己僭用天子之礼,不用请示。
“其理甚直,其辞甚曲,其态甚婉,其旨甚辣。
”“通篇只是不为天子,不得用隧意。
却妙在俱用逆笔振入,无一笔实写不许。
而不许之意,一步紧一步。
自使重耳神色俱沮。
”没有一句直接拒绝,却拒绝得很有力度,言辞表面显得宽大,但字里行间透着冷峻,直说得晋文公“遂不敢请”,辞令艺术可谓高超。
晋文公为霸主,势高权重,又有恩于周襄王,时而会提出一些越礼的要求。
直接拒绝,无疑会得罪晋文公,对周王室大不利,周王室仰仗晋文公的地方还很多;答应其要求,往往会破坏等级礼制,威胁到周天子的地位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恰当的辞令应对显得尤为重要,周襄王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除上文请隧之事外,拒绝晋文公杀卫成公一事,也体现了周襄王的辞令造诣。
《国语·周语中》载,晋文公拘捕卫成公,欲杀掉他。
周襄王说:
不可。
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无怨。
今叔父作政而不行,无乃不可乎?
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而叔父听之,一逆矣。
又为臣杀其君,其安庸刑?
布刑而不庸,再逆矣。
一合诸侯而有再逆政,余惧其无后。
不然,余何私于卫侯。
表面周襄王似乎就卫成公之事而言,认为为臣执君于礼不合,会导致君臣父子没有尊卑之别,如此违背礼法怎么能称霸诸侯呢?
周襄王处处强调礼法,就是暗示晋文公,按周礼,礼乐征伐出自天子,有周天子在,诛杀诸侯这事还轮不到晋侯。
襄王拒杀卫成公,的确不是偏袒他,而是重在维护王室的权威,但表面上似乎处处为晋文公的霸业着想,其实含义深厚。
《左传·宣公三年》载定王使王孙满对楚子问鼎,也是点到为止,却意蕴深刻:
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
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
天祚明德,有所厎止。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殷代夏,周代殷,皆是天祐明德。
根据卜世,周还没有到灭亡的时候,天命依然归周,鼎的轻重大小不是楚国能问的。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痴人之梦。
揭出天字,尤足以寒奸雄之胆。
”言下之意,楚国虽有野心,然德行尚缺,想要取周而代之,恐怕没那么容易。
《国语·楚语下》楚国王孙圉对赵简子的辞令,亦富有深意,当赵简子炫耀自己的佩玉问起楚国宝贝白珩时,王孙圉很不以为然,说白珩算不上楚国之宝,楚国之宝,是能做外交辞令的观射父,是能忠言谏君的左史倚相,是物产富饶的云连徒洲。
王孙圉借此向晋国展示了楚国人才济济,国强民富,有意识把晋国比了下去。
辞令用意颇深,含而不露,无形中显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之威严,这正是辞令要达到的目的。
《文心雕龙·神思》云:
“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
”这种深曲的作文之法就来自于辞浅旨深的辞令艺术。
结语春秋外交辞令的文学影响
《史通·叙事》: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行人以辞令结外援,化危机,不得不修其辞令,增美其说。
春秋三百多载的演练、揣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宝贵的修辞规律。
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或高谈阔论,示以张力;或委婉深曲,欲语还休;或刚柔并济,含蓄蕴藉;或言近旨远,言外有意,这些后来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技巧方法。
每段辞令,都经过精心的构撰,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春秋外交辞令雄辩而委婉,辞浅意深,从容典雅,体现了春秋时代的语言风格,也影响着后世文学作品的审美追求。
受春秋外交辞令的浸润最充分、最直接的莫过于战国纵横策士的说辞。
《汉书·艺文志》说: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战国纵横家亦主要以口舌辩说为武器,“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刘向《战国策·书录》)充分发挥言辞的力量,扶危解困,战国策士与春秋行人本质相同,他们成为春秋外交辞令语言艺术的直接继承者。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
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蓋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
战国策士把行人辞令中的高谈阔论、直陈利害等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时代风尚深刻影响着文辞的特点。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不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
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所以战国纵横说辞撕下了春秋行人辞令中礼乐仁义温情脉脉的面纱,弃仁义而用诈谲,呈机变之巧,明利害之辨,纵横捭阖,攻守虚实,使辞令艺术取得另外一种风格的成就,影响着后世散文的创作和风格。
春秋外交辞令追求语言的审美力量,经战国纵横家的进一步研炼铺张,语言文字本身的张力美感得到进一步释放,语言艺术本身的魅力也发挥到极致,到汉代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铺采摛文,体物微妙,尽情发挥语言的美感张力,以审美愉悦为主要目的,使语言摆脱载“道”或说“理”,只为审美而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倾向。
魏晋后骈文渐起,奇偶相生,音韵和谐,使得汉语之美尽情展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春秋外交辞令开启了中国古代“纯文学”的篇章。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论述历代重要作家的才华,“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
”对虞、夏、商、周、春秋战国、汉、魏、晋等朝代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述,这篇文章是刘勰时代人们心目中的“纯文学”发展史,春秋外交辞令在这个“纯文学”的发展史中处于很关键的地位:
“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如繻锦之肆……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扞郑,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
”春秋外交行人们在聘问会盟之际,修饰辞令,这些外交辞令如聚集美玉之圃,如陈列锦绣之肆,光彩照耀。
在刘勰眼中,春秋时代的辞令就是春秋时代的美文,善于辞令的外交行人,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家。
刘勰说: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心雕龙·时序》)王国维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家。
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讲求语言艺术,字斟句酌,本身有“纯文学”的追求,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
春秋时代的行人,才能超群,博学多闻,他们是春秋时代的美文作家,创作了独特的文学作品——辞令文学。
春秋时代的辞令文学,同战国纵横家的说辞、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古文一样,是中国古代美文之苑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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