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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居正是君恩厚
谪居正是君恩厚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为面具。
从哲学的视角看:
人格是个体人从心理到行为的诸般特点的总和及其惯常的行为模式。
政治人格(PoliticalPersonality),从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的角度看,一般是指行为主体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人格首先是个体的,其展现的是个人的政治特质(PoliticalTrait);政治人格是决定或者影响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和行为趋向的内驱力。
因而,探讨政治人格是我们认识政治人物及其政治行为的一个有效途径。
林则徐作为禁烟除弊、反对侵略的民族英雄,作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统治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及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卓越实干家,殆无疑义。
然而那种认为“林则徐的‘忠君’观念,比起岳飞文天祥来,有着新的突破”的观点,揆诸君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却颇令人怀疑。
从政治文化研究立场出发,分析林则徐的政治人格,也许有助于我们理清相关认识。
林则徐雕塑
一、儒学家世与君子人格
君子小人等人格理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这些人格理论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选择倾向。
“对君子小人的人格认同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行为,进而又关系到君主政治的巩固和统治秩序的正常运作。
”因为,“在儒家文化的思维视野中,道德与政治是混二为一的,君子小人的分层标准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
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传承中,君子形象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人格,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崇;小人则作为反道德的政治人格,受到贬斥。
”所以,“从一般意义上看,儒家文化养育的君子人格是礼义道德的化身。
……他们是修身的典范、忠臣的楷模和维系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中坚。
”林则徐正是如此。
林宾日《饲鹤图》
林则徐出身儒学世家,累世相传。
父亲林宾日30岁中秀才,后补为禀生,终生以塾师为业。
母亲为宿儒陈时庵之女,安贫守道,持家勤俭。
林则徐幼时即接受父亲的儒学教育,他著《先考行状》一文,回忆说:
“府君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其论诲人曰:
《易》以蒙养正为圣功,养之时义大矣哉!
养其廉耻,使远于奇邪;养其天真,庶免于浅薄”,父亲的教育方法,显然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
”14岁后,林则徐考中秀才,入鳌峰书院,师事名儒郑光策。
郑光策大倡“经世致用”之学,要求学生“以立志为主”,并且要具有“不已”的进取精神。
这对林则徐的人格成长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因抨击贪官而遭受陷害的同乡前辈林希五,对林则徐亦有深重影响。
林希五尝撰《辨惑》一文剖白道:
“予之自为谋者,道义之守也。
利害吾不敢知。
吾所知者道义而已”,“盖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险,侥幸有宁死而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
《林希五古文集》这彰显了他鲜明的君子人格。
林则徐为之感愤,他在为林希五的文集所作后序中说:
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
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
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
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
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
林则徐走上仕途之后,曾参加嘉庆年间京师著名的士大夫团体——宣南诗社。
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一群具有共同“经世致用”抱负的官员,如陶澍、贺长龄、朱为弼等人。
他们“志合道同,……树立猷守相期许”。
这对强化林则徐的君子人格显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陶澍像
葛荃将君子的道德规定性概括为:
(1)君子是诸多道德的负载者,更是仁德的执著追寻者;
(2)君子着眼于正己和道德实践,在德行修为上严于律己,无求于人;(3)君子人格具有道德的恒定性,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能表现出最佳道德风貌;(4)在理念上,君子人格完美无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君子的表现须一以贯之。
无疑,君子人格的养成是与对传统政治价值的自我确认相表里的。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核心无非是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与伦常神圣等内容。
因此,君子便在君主政治中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
第一,君子最忠于君主;第二君子是建立政治秩序和推动政治动作的主体;第三君子具有独特的政治调节功能;第四,君子作为道德修身的楷模,是教化百姓的理想人选。
正如葛荃指明的那样:
“在传统中国,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除了皇族、姻亲贵族及功臣官僚等‘官贵集团’外,还有以科举士大夫为代表的君子集团。
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前者的局限,促成了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人员流动,使得君主政治的基础结构得以扩展,从而面向全社会。
君主政治需要的各种人才借此而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权力基础的扩大增强了君主政治的稳固性。
”
儒家君子之风
由于君子的政治功能,使得君子集团在维系君主政治扩大和稳固权力基础方面,具有无与伦与的重要性。
我们由是可知,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完整的君子人格一定是包含着强烈的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的。
无此,便不足以称君子。
林则徐的政治人格在这方面,也是极为突出的。
二、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
林则徐的经世情怀深受乃师郑光策影响。
所谓“经世”,是“经世致用”的简称,而经世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则主要表现为“兴利除弊”、“养民裕国”。
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影响是直接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本思想。
论者以为,后来林则徐的“恤民”、“重民”思想可以从郑光策那里找到其渊源。
做京官后,更是与诸多同志,相与讲求、研究那些“经世有用之学”,对国计民生诸多问题,深切关注,不遑他顾。
遂使其成为经世派的重要人物。
林则徐就读的鳌峰书院
在名为《裕州水发,村民舁舆以济,感而作歌》的诗中,他吟咏道:
“噫嘻斯民真天良,解钱沽酒不足偿。
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勿忘。
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棰楚加桁杨;教以礼让勤耕桑。
……”其中,“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勿忘”,清晰地表明了林则徐的经世情怀,一个“司牧”时刻不能忘掉的应该是生民的疾苦。
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面对淫雨水灾,他在《祈祝晴文》中写道:
“自冬历春,恒雨百有余日,下地之二麦已失望矣!
若犹未已,是并上地而无遗种也。
伤哉民之穷也。
粗粝不供而糜粥矣!
糜粥不供而糠籺矣。
今糠籺又不供,官兹土者,其能晏然乎!
强有肆攫掠,弱者转沟壑,具官之罪,固不胜数。
”对于灾情不解、民处危难的情境,他发自内心的焦灼与自责。
在对道光帝的奏折中,他动情地说:
“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
并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
”他认为,为官者的本分是“养民”、“恤民”,是为国家排忧解难。
他说:
“养民裕国,本是守令之事”。
而考核官员的标准则是“公事”处理得如何,“令牧之贤否,惟视公事为凭。
”是否有能力使人民生活下去,“居官者知民以生活望我,我必有以生活之”。
具有强烈经世情怀的人,一定是勇于任事的,故而担当心态,亦必融入其政治人格当中。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对此表达得淋漓尽致。
林则徐在书信中表述了自己,领受禁烟重任时的心态。
他说:
“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而在遭贬之后,仍对内忧外患的国情,焦虑不已。
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流放伊犁,行至兰州,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惟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
润州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
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
”
林则徐广东禁烟
勇于任事的卓越实干家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与反侵略过程中,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表现得比同时代的许多士大夫更为开放。
“他与一般封建官吏不同,在思想方面,突破了封建传统‘天朝大国’的观念,具有接受西方先进之处的意识;在国与国关系上,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并在实际斗争中,初步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他的卓越不言而喻。
然而,他以此为契机,真正地突破了中国的君主政治传统了么?
当然不是。
他与其后的洋务派们一样,牢牢地将脚跟站在君主政治的深厚土壤当中。
林庆元说:
“林则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一方面看到西方技术,枪炮、轮船等器物文化,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西方道德观念,风土人情、习惯、行为方式等审美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迥然不同。
林则徐取其前者,弃其后者。
这是不奇怪的。
林则徐维护中国的伦常道德,对西方的道德观念加以拒绝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这又正是洋务思想的特征。
我们从林则徐身上,可以看到经世思想逐渐向洋务思想演变的轨迹。
林则徐的思想,仍然是经世思想占主导,洋务思想只在他的思想上占很小一角。
”——他的经世只具有君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调节的意义。
《澳门新闻纸》部分内容
他的政治人格当中,忠君意识占据压倒地位。
无论是经世情怀,还是担当心态,都是要让位于忠君意识的。
从政治文化角度,审视林则徐政治人格中的这部分内容,则更意味深长。
三、雷霆雨露总君恩
“在古代中国,凡是得以步入官场,介入君主政治系统者,只有严格遵守体制内的统一规范,养育成自觉的权威认同和权威崇拜,才有可能在权力分享和利益分占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且在其仕途的攀迁中通达顺畅。
如果介入之后却不能遵循规范与规则,或是像海瑞那样,处处与‘体制’作对,则非但利益受损,而且多半不会有好下场。
”林则徐呕心沥血,所有精力投入的禁烟运动,以他的被革职谪戍而结束。
君权至上,君恩浩荡。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呈递《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说:
“夫自古规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
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
”道光皇帝不接受林则徐的建议,并且派琦善到广州搜罗林则徐的罪状,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禁烟与反侵略斗争的两员干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
禁烟、抗英的方针,以及对侵略者的态度,本都出自道光皇帝的钦命,但最后却变成了林则徐等人的罪名。
在君主政治条件下,臣子是合该承担圣上的决策错误的责任的,皇帝永远是圣明的。
林则徐的命运,只不过是专制王权政治统治当中,臣子普遍命运的一个缩影。
道光皇帝
林则徐最为人称颂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诗,论者以为可以概括林则徐的一生以及林则徐的人格力量,即可以将这两句诗作为林则徐人格的典型代表。
这两句诗出自名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一首七律,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六日,是林则徐赴伊犁途中在西安所作。
诗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作为被君主惩处的臣子,林则徐的心态是什么,怨恨君主吗?
不是,林则徐说“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谪居”也是应该感戴的君恩。
在另一首诗中,林则徐感叹道,“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虽则“人事如棋浑不定”,作为臣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却“君恩每饭总难忘”。
林则徐赠给他的“难友”邓廷桢的诗,则更为明确的表现了他感念“君恩”的人格心态:
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
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
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
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
“雷霆雨露总君恩”,这与晚明东林党人的忠君情怀并无二致。
党人周顺昌在与友人的信中说:
“弟忽罹死,所谓雷霆雨露,均属圣恩。
在臣子只应欢喜顺受。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古人之言,殆非期我也。
”
邓廷桢
诗言志,诗缘情,林则徐的政治人格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立心”、“立命”、“开太平”的道德理想注定了林则徐的政治人格是巨人的形象,是勇于担当的。
而对于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在“道”与“王”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士人生活状况来说,林则徐及其政治人格是一个典型案例。
(节选自:
福州社科网·贾乾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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