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散文的认识和体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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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散文的认识和体会

对古代散文的认识和体会

【篇一：

对古代散文的认识和体会】

一般地说，从先秦到明清，依照作品内容和形式特点来区分，古代散文大体可简括为两类：

应用散文和创作散文。

应用散文要求内容切实，不能虚构，创作散文则恣意为文，有意虚构。

中唐作家柳宗元说：

“文有二道：

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

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

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杨评事文集后序》）大致概括了中唐以前的文学观念：

散文著述属于应用范围，诗歌韵文则属创作系统。

所以诸子百家、《左传》、《史记》、《汉书》、两汉政论、魏晋文章，以及《水经注》、《颜氏家训》等，都为散文之列，其中或有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但都是著述的例证，并非独立的创作。

而是辞为《诗》的变体，汉赋是古《诗》之流，六朝骈文讲究情韵骈丽。

乃至韩愈《进学解》、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等。

都是辞赋骈文的流变。

中唐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散文语言发生划时代的变化，独立的创作散文作品出现了。

但是，严格他说。

真正可称为文学创作的散文。

其实是用散文语言创作的别种样式，例如韩愈《毛颖传》应属寓言性传奇，柳宗元《永州三戒》实属寓言作品，而大最出现的散文创作是传奇小说。

一般的散文作品，大多仍属应用散文，如序跋题记、史论传赞之类，都是“著述者流”，切实而不虚构。

但是由于中唐以后，散文取代了流行的骈文，作家刻意为文，各种各类应用散文的文学性较高，因此就视为文学散文。

实际上，宋元至于明清，在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散文作品仍属应用范围，因此朱熹说，作文“大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明吴讷以为“文辞以体制为先”（《文章辨体几例》），而传统的文体分类仍以“诗”、“文”为两大类。

所以，本文所谈的“古代散文”，实际是指古代的应用散文中文学性较高的作品。

古代散文当然也是古代作家依照他对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认识而创作出来的，那么后世的读者应该可以把它分析开来，以便了解、认识、评论作家的这一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也就是分析它的主题、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

由于古今语言的距离，我们今天阅读古代散文，首先要克服语言困难，弄懂每字每句的意思。

其次要切实掌握作品的主题和主题思想，能够中肯得当他说出作品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也就是能确切回答：

这一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么写？

这就必须进行分析。

分析作品是阅读和欣赏作品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它既不同于阅读，也不同于欣赏，而分析与欣赏的区别更为微妙。

分析作品要求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和作者的本来意图，而欣赏作品则主要是读者的审美观念起主导作用。

分析作品不应有读者的主观成分，不可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强加给作者和作品。

而欣赏则只能由读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观念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

因此，分析可以加深对作品的欣赏，但不等于欣赏。

同样，欣赏也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作品，但不能取代分析。

对直观艺术夹说，观与赏之间的分析过程，也许会被忽略，产生“一见钟情”的直接效果。

但对于语言艺术来说，无论古今，阅读与欣赏之间的分析过程是无从回避和忽略的。

当读者把语言构成的艺术作品在自己头脑中变成具体的艺术形象时，实际上是经过分析、综合而达到的。

如果能够自觉地对一篇古代散文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则既可加深理解，也有助于欣赏。

一、知人论世、具体分析

历史唯物论要求认识客观事物，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用之于认识一篇古代作品，那就应当是知人论文，具体分析。

古代散文既然是古代作家的作品，当然是依据他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而创作出来的。

因此，分析一篇古代散文，必须了解作家和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

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作家，他们有不同的遭遇、思想历程和艺术道路，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就各有自己的思想、艺术特点。

再进一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是随着他的思想、艺术的发展而变化着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必然具有思想、艺术上的差异。

因此，分析一篇古代散文，应当而且必须具体了解这一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时期创作的，具体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况，这一作家的一般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这一作家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遭遇、思想状况及艺术进展，等等。

这就是知人论文。

如果分析作品仅限于就事论事，就作品分析作品，那是很难认识这一作品的特点，更难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的。

二、从分析结构入手

优秀的古代散文通常是作者按照自己确定的主题思想，即所谓“立意”，来写某一件事或某一问题的一个方西，也就是所谓“谋篇”。

因此，一篇散文的具体结构首先取决于它的主题思想的逻辑结构。

为了把握思想内容的逻辑结构，这就要在弄懂字句、疏通章节之后，再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以便把握全篇思想内容的内在联系。

比较而言，叙事文、说理文的内容结构容易分析和把握，写景文、抒情文则要困难一些。

因为前者直接表现为逻辑结构，而后者则往往以具体形象或形象性手法来表达思想，并且常常具有古代抒情诗的特点，即形象的跳跃性和逻辑省略，如寓情于景、用典喻理、比兴寄托等，这就必须分析具体形象的含意，把握它们的逻辑联系。

试举一例：

唐代王维《山中与秀才裴迪书》是抒情散文的名篇。

王维写此文是为了约请好友裴迪在明年春大科试之后，来自己的山中别墅一游。

主题思想是劝诫裴迪不要热衷功名、留恋仕途，希望裴迪在仕隐的抉择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超脱的态度。

这一主题思想决定这封信的内容结构：

第一段说明作者了解裴迪在这年冬天忙于温经，准备投身明年春天科试，因而不便邀请裴迪今冬同去山中别墅，只能独自归山；第二段描述自己到达山中别墅时十分想念裴迪；第三段约请裴迪在明年春天务必来山中同游。

它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都是著名的写景抒情文字：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

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

此时独坐，憧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

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

然是中有深趣矣！

第二段分三个层次。

“北涉”二句概括途中情景，突出明月，寓有兴意，显出清高独往，“夜登华子冈”九句，即景抒情。

登华子冈，便到达此行归宿的目的地，也就是本来希望裴迪同来的山中别墅所在地。

登冈夜望，一派冬天月夜的山村景象。

寒冬天气，山里更冷，作者点出“寒山”“寒犬”，但主要却不写冷。

“辋水”四句写山水夜景，显示出一种空旷寂静的意境；“深巷”四句写山村田园，渲染一种单纯朴素的情调。

作者对这惬意的环境和理想的归宿，内心满足，精神恰悦。

“此时”五句写沉思和回忆。

点出“独坐”，说明僮仆并不理解他此时心情；而曾经与他一起在此地同游赋诗的好友裴迪，此时却不能同来，要忙于温经科试。

在这缺少知己的孤独惆怅之中，既有对好友的思念和关切，也有不同道的遗憾。

因此，第三段便以暂时的遗憾心情写明春邀请的希望，所以说“当待春中”。

“草木”六句是描写山中中春天景象，生气蓬勃，自由自在。

然而这只是作者所喜爱的山中春色，对于裴迪则未必了解。

所以反问一句：

“到那时候，你果真能来山中共游吗？

”这就是说，明春科试你榜上有名也罢，不幸名落孙山也罢，你还会有兴致来欣赏山中春色吗，其含意是希望裴迪摆脱仕途功名的束缚，无论考中不考中都一定来山里共游，所以说裴迪是“天机清妙”，能够理解山中闲游的“不急之务”的“深趣”。

可见这一段的邀约，实质是希望裴迪隐逸超脱。

总起来看，此信主题思想的逻辑结构是，因为裴迪要温经考试，与自己志趣发生分歧，使自己失去一位同道好友，感到孤独，深为思念，更觉抱憾，但希望裴迪终于能对仕途清醒超脱，重归清高隐逸的道路。

但由于作者以独归和邀约同游山中为主题，态度委婉，表现含蓄，不直接以逻辑语言表达，因此必须分析它的具体写景抒情的形象，把握它的逻辑联系。

由此也可看到，它的思想内容的结构决定它的艺术形式结构，而它的艺术形式结构是它思想内容结构具体大现。

一篇散文的艺术形式结构是由作者依据主题思想的需要，进行选材、剪裁和安排而完成的。

分析一篇散文的艺术形式结构，实质是具体分析它的选材、剪裁和安排。

例如上述王维的信，选材是裴迪温经，自己独归，途中所见，山中所见，思念裴迪，想象春景，提出邀约。

其中着力加工的题村是山中所见和想象春景。

但是，凡所选材，都作详略曲直的适当处理，置于恰当地位，结合成思想清楚、重点突出的层次段落，而完成整体结构。

试再比较下列三文：

《右溪记》，记叙修筑右溪，批评埋没材用；呼吁发挥材用。

首段（所在），点出右溪无名；次段（景观），重在泉石幽趣；三段（功用），感慨无人赏爱；末段（缘由），作记以示来人。

《醉翁亭记》，记述亭名“醉翁”用意，发挥与民同乐思想，托乐而无逸情怀。

首段（所在），点出取名用意；次段（景观），概写四时景观；三段（功用），可供宫民同乐；末段（缘由），点出醒时作记。

《墨池记》，记述古迹墨池，批评虚夸作风，倡导踏实学风。

首段（所在），直接说明所在；次段（景观），指出古迹不实；三段（功用），强调不由天成；末段（缘由），讽谕宣扬不当。

上文说过，这三篇都是“记”体，文体结构大致类同。

但由于主题和主题思想不同，它们的侧重不同，选村、剪裁、安排便也不同。

《右溪记》借修筑右溪以感慨卑微良材埋没不用，因此记其所在时，点出右溪原是道州城西近边一条无名小溪；描写景观，则着重写小溪水石的自然形态，表现天然情趣，突出素质优美。

《醉翁亭记》借为亭取名而抒写与民同乐、乐而无逸的志士仁者胸襟，因此记其所在之后，直接说明自己为当地大守身分和取名“醉翁”的用意；描写景观，则着重写亭中所获山水乐趣，表现亭的位置适当，突出朝暮四时的自然变化的景象。

而《墨池记》则借抚州学校修筑相传为东晋王羲之学书的墨池古迹，批评这种虚夸作风，倡导儒家道德文章并重的踏实致成的学风，因而记明所在之后，并不写景，直截指出墨池传说荒诞不经，不符史实，重在事理考证，进行议论发挥，它们剪裁题材各按主题思想需要，一在突出素质优美，一在写出乐趣，一在议论事理。

而安排则由上表可见，既符合记体格式框架，更各有自己的主题思想逻辑，而落实于选材、剪裁、安排所结合成的整体结构。

三、对古代散文艺术形象的分析

古代散文的艺术形象，实质是作者按照自己的认识，用形象化手法技巧表现的客观事物。

因此，一篇散文的艺术形象是由作品所写客观事物形象和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交融而成的。

凡优秀的散文作品，不但客观形象生动，而且作者自我形象鲜明，跃然欲出。

而正由于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和艺术素养不同，同一作者在不同埋藏的思想、艺术有变化，囚而每篇优秀散文各有独特的艺术形象，既表现于客观事物，也表现于自我形象。

一般地说，客观形象通常是由作品具体题村综合而成的主题的形象性，自我形象则是作者对主题的认识、感情、态度、倾向的特征表现或流露的总和。

因而具体分析一篇散文的艺术形象，其实就是要求回答：

是什么样的形象？

有什么特点？

用什么手法技巧表现的？

表现或流露着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和倾向？

把全篇的具体题材一一分析，然后加以综合归纳，便较确切地了解、把握全篇主题的形象性和作者自我形象的表现，从而认识这一作品的艺术特点。

具体他说，分析说理文的形象性，就是分析其中例证的特点和表述；分析叙事文的形象性，就是分析其细节的特点和描述，分析抒情文的形象性，就是分析借以抒情的具体事物的特点和表现。

例如韩愈的《原毁》是说理文，其客观形象就是文中用形象化方式表述的例证。

它的正面例证是那种见贤思齐的人物类型，思想明确，栩栩如生；它的反面例证便是几种妒贤忌能、党同伐异的人物嘴脸，特征鲜明，丑态毕露；正反对照，反复比较，从而具体生动他说明了诽谤的原由和丑恶。

又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是一封批评信，也是说理文。

信中正面批评揭露谏官高若讷文过饰非，颠倒是非，“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它并不具体描绘高若讷的丑恶嘴脸，而是反复论述高的行为动机和后果，论证高不是真君子、好谏宫，揭露他品质卑劣、内心肮脏，令人感觉此人形象丑恶。

显然，韩文是概括说理，欧文是具体批驳，因而构成其客观艺术形象性的特点和表现较易区别。

而抒情文多用比兴手法技巧，就比较不易把握。

例如上文引倒的王维那封信中“夜登华子冈”一节，全是优美生动的写景。

那就必须先抓住这些景象的特点，指出它是空旷寂静、单纯朴素的山中村落的冬夜景象，然后分析它运用光照、音响比衬的表现技巧，动中见静、象外有神的表现手法，以及由远而近的层次结构，出色地完成融情于景的艺术形象表现。

一篇散文中的作者自我形象，通常并不是通过自我描写刻画而表现出来的。

在第一人称散文中，是通过所述主题形象而显示出来，在第三人称散文中，是通过被写人事而流露出来。

读者感觉和了解作者自我形象，其实是以读者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充实而想象完成的。

因此，分析散文作品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在分析题材形象性的同时取得的。

应当指出，一篇散文中的自我形象是作者在所写的主题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和倾向，井非作者全人的整体形象，因而实质上与主题形象一样，只是形象性的表现。

正因如此，所以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可能颇不相似。

例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醉翁亭记》两文所表现的作者自我形象几乎是两个人。

《书》中的自我形象显得尖锐激烈，斩钉截铁。

而《记》中的自我形象则是那样忠厚坦荡，自乐乐人。

《书》是抨击不正直的丑恶的东西，所以是非分明，针锋相对；《记》是赞美与民同乐的善举，所以情畅意悦，徐徐说来。

这是由不同的主题和主题思想而来的作者不同的形象表现。

可见分析散文作品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分析作者对所写主题的是非、爱憎、好恶的思想感情和倾向，综合归纳起来，便形成读者头脑中的作者形象。

四、对古代散文语言的分析

最后，简单谈谈散文语言的分析。

作为一种文艺样式，散文的物质手段只有一个，就是语言。

它既不如诗歌有声韵格律，更比不上戏曲有音乐、舞台和演员。

因此，散文可谓最单纯的语言艺术。

作家用语言进行艺术创作，读者从弄懂字句开始接触作品，而最后要归结到欣赏它的语言艺术。

由于古代散文大多属于文学性强的应用散文，因而语言的技术和技巧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突出。

韩愈倡导古文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樊绍述墓志铭》），认为写作古文必须以此为起点。

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准确掌握词汇意义，正确运用语法规律，恰当利用修辞技巧。

因而分析古代散文语言也就必须熟悉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

其次，古代散文作品语言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不断从生活中汲取新鲜口语，提炼成为生动的书面语言。

因此，分析古代散文语言应当注意到语言的时代特点，从而了解和掌握作品语言的时代风格。

第三，每一位优秀作家的散文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也是分析语言艺术时应当注意到的。

总起来说，古代散文作品的语言分析，实质上是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技术技巧的分析，是文学表现手法技巧赖以实行的工具手段的分析，并非文学性的分析。

因此，这里就不多谈了。

原毁

韩愈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⑴，其待人也轻以约⑵。

重以周，故不怠⑶；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⑷。

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

“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⑸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⑹。

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

“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

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

其于人也，曰：

“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

”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

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

“能有是，是亦足矣。

”曰：

“能善是，是亦足矣。

”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

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⑺。

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

己未有善，曰：

“我善是，是亦足矣。

”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

”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⑻廉乎？

其于人也，曰：

“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

”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

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

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吾常试之矣。

尝试语于众曰：

“某良士，某良士。

”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

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

又尝语于众曰：

“某非良士，某非良士。

”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

不若是，强者必说⑼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呜呼！

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⑽而理欤！

[译文]

古时候的君子，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他对待别人宽容又简约。

严格而全面，所以不怠惰；宽容又简约，所以人家都乐意做好事。

听说古代的圣人舜，他的做人，是个仁义的人。

探究舜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就责备自己说：

“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

”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舜的行为，去做那符合舜的。

听说古代的圣人周公，他的做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探究他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就责备自己说：

“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

”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周公的，去做那符合周公的。

舜，是大圣人，后代没有能及得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代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这些人却说：

“及不上舜，及不上周公，是我的缺点。

”这不就是要求自身严格而且全面吗？

他对待别人，说道：

“那个人啊，能有这点，这就够得上是良善的人了；能擅长这个，就算得上是有才能的人了。

”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论他的今天的表现，而不计较他的过去，小心谨慎地只恐怕别人得不到做好事应得的表扬。

一件好事是容易做到的，一种技能是容易学得的，他对待别人，却说：

“能有这样，这就够了。

”又说：

“能擅长这个，这就够了。

”岂不是要求别人宽容又简少吗？

现在的君子可不同，他责备别人周详，他要求自己简少。

周详，所以人家难以做好事；简少，所以自己进步就少。

自己没有什么优点，说：

“我有这优点，这够就了。

”自己没有什么才能，说：

“我有这本领，这就够了。

”对外欺骗别人，对己欺骗良心，还没有多少收获就止步不前，岂不是要求自身太少了吗？

他们要求别人，说：

“他虽然能做这个，但他的人品不值得赞美，他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才用不值得称道。

”举出他一方面的欠缺不考虑他多方面的长处，只追究他的既往，不考虑他的今天，心中惶惶不安只怕别人有好的名声。

岂不是责求别人太周全了吗？

这就叫不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身，却用圣人的标准希望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尊重自己的啊！

尽管如此，这样做是有他的根源的，就是所谓怠惰和忌妒啊。

怠惰的人不能自我修养，而忌妒的人害怕别人修身。

我不止一次地试验过，曾经对大家说：

“某人是贤良的人，某人是贤良的人。

”那随声附和的，一定是他的同伙；否则，就是和他疏远没有相同利害的人；否则，就是怕他的人。

不然的话，强横的定会厉声反对，软弱的定会满脸不高兴。

我又曾经试着对大家说：

“某人不是贤良的人，某人不是贤良的人。

”那不随声附和的人，一定是他的同伙；否则，就是和他疏远没有相同利害的人；否则，就是怕他的人。

不这样的话，强横的定会连声赞同，软弱的定会喜形于色。

因此，事业成功诽谤便随之产生；德望高了恶言就接踵而来。

唉！

读书人生活在当今世界上，而希求名誉的光大、德行的推广、难极了！

在位的人想有所作为，听取我的说法记在心中，那国家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

[赏析]

曲尽人情细密无间——读韩愈《原毁》

肖旭

唐朝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出生于官僚世家，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书本知识，但到京城应试却是接连几次败阵，这并非由于他才华不足，而是由于朝政腐败，循私舞弊严重。

韩愈为此愤激不平，指责“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

但在人心相忌、世风日下的当时，这种指责无济于事，反而使作者自己坎坷益甚。

出于对自己遭遇的感慨及对国事朝政的关怀，韩愈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原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这是全称肯定判断，“古之君子”形式上没有表示全称的词，实指所有的“古之君子”。

“其”，这里作“他”讲，用以复指“古之君子”，是为了强调。

这个判断句的谓项有两个：

一、“重以周”；二、“轻以约”。

一又分为两项：

重，周；二又为两项：

轻，约。

理清了以上眉目，对于把握本段乃至本篇的结构就可脉络分明、判然不相混淆。

作者为什么要提“古之君子”？

他是想借用古代来抨击当今？

为什么不用“今之君子”里的某些贤德之士来抨击当今？

因为儒家韩愈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就是认为古人的德行比今天好，今人不及古人，批评今人往往借助于褒扬古人，这种看法和做法未必合适，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无疑是后来者居上。

但是，韩愈的这种做法也有方便的地方，这就是用褒扬古人中某些已经有定评的人和事不至于发生异议，如果轻易褒扬今人，就会招来麻烦。

“重以周，故不怠”，从一个方面推出对自己带来的益处；“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从又一个方面推出对别人带来的益处。

这里介绍了古代社会律己待人易于成才的道德规范。

接着就把“舜”和“周公”作为最高典范来论证“古之君子”。

为什么“舜”和“周公”是最高典范？

韩愈有一个道统，他在《原道》里写得很清楚：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舜是有名的道德高尚的人，周公是有名的有才干的人，韩愈在散文创作上复古，也导源于政治见解上崇尚他儒家道统里的一些人物。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

”“舜”是仁义之人，韩愈在《原道》里解释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什么人“闻”?

“古之君子”。

—听说是仁义之人，就研究他成为仁义之人的原因，就作一番人我对照，结果是条件相同：

“彼人也，予，人也”，但成就判然相反：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面对这种情境，“古之君子”不是畏葸不前，而是朝思暮想，见贤思齐，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发扬那些跟舜相同的地方。

这里的“责于己”跟上文“责己”接榫，一些对立或反义的词如“彼”、“予”、“早”、“夜”，“去”、“就”，构成鲜明的对照；一些词的反复如“人也”、“人也”，“能是”、“能是”，“如舜者”、“如舜者”，又构成有力的强调。

句式相同排比成势，一如华屋大厦砖砌瓴铺，贴切自然。

如果说这里句型结构是小章法，那么，以下说周公的部分，句型结构跟前面相同，又组成排比复迭的大章法，荟聚成磅礴动人的大气势，真是缜密雄浑，佳作天成。

韩愈对周公有过一段赞词；“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沐，三握其发。

当是时，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

”（《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古之君子”，把“大圣人”“舜”和“周公”作为学习的榜样，既仰其德又奉其才，《诗》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即是对“古之君子”悉心成才的形象写照。

如果说“望尘莫及”是对一些懦怯少志的人们的描绘，那么，“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就具体地写出了“古之君子”取法乎上、奋力前进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这正是“责己重以周”的确切内容。

接着写“其待人也轻以约”，章法上扣得很紧。

“轻”，宽容；“约”，简约。

以下引述“古之君子”的典型语言：

“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艺人矣”，这是讲德，主要以舜为典范：

“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这是讲才，主要以周公为典型。

“取其一不责其二”，是“轻以约”的具体行动，“即其新不计其旧”，不但是“轻以约”的具体行动，更加意味着能够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人；不但如此，更能做到“恐恐然唯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又热切无比地从利益上关怀别人。

可见“古之君子”爱人之深，忧人之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