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体分类论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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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体分类论略

宋代文体分类论略

摘要：

初步研究了宋代的文体分类，从几种不同的文体分类路径到文体分类标准、排列次序，再到宋人的文体分类观念，都有所论列。

一方面希望填补研究空白，另一方面能抉出宋代文体分类在整个古代文体分类史上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

宋代；文体；分类

今之文学史，一般把中国古代的文体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块加以论述。

四分法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文体的主导分类法，它主要是受到外国文学三分法（戏剧、抒情、叙事）的影响，同时又参酌了本国的实际情况而产生。

今日凡谈文学体裁者言必四分法。

但是，这并非古代文体的“原生状态”，其本质乃是一种“以今律古”的研究权宜之计。

郭绍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撰文指出：

“现在觉得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在学术研究上有它的重要性。

”“文体分类学不仅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同样是个主要环节。

”郭先生提倡的文体分类研究确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论题，向来缺乏探讨；他在三十年前就提请关注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具有总揽全局、高瞻远瞩的独到学术眼光。

新时期以来，关于文体分类研究的论著、论文不绝如缕；然而，研究的立足点多从文章学、写作学角度切入，鲜有专门以文学批评的立场探讨者。

研究的范围也较狭窄，一般只局限在古代的几部文章选集、总集上，六朝时的《文选》、《文心雕龙》仍是关注最多的，间或提及明清的《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

显而易见，整个唐宋时期关注较少的一环。

一、宋代文体分类述评

宋代文学批评的文献材料卷帙浩繁，其中有关文体分类者亦复不少，逐一的研究论述势必不能，最佳途径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把各家各派的文体分类作有条有理、层次分明的梳理评析。

一般认为，文体分类的起源不外三种途径：

曰文章结集的要求、文学批评的萌芽和图书目录的编制。

对应着这三种文体分类的途径，分别代表的是文章编选家（简称文选家）、文学批评家（简称文论家）和目录学家的文体分类观。

下文就拟把宋代文体分类分作文选家、文论家和目录学家三种路径加以介绍。

文选家的文体分类

宋王朝十分看重文治教化，宋代士人又好学深思，再加上其时印刷术极其发达，公私刻书业兴盛一时；故而宋代编刊文集、总集的风气很盛。

各种文章选集、总集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坛风气和文学思想的嬗变。

这些文集、总集的文体分类表面上只是一个目录，实则其背后隐含的是文选家们的文体分类思想。

来裕恂云：

“宋元以来，总集别集，虽稍更其列目，要以《文选》为主。

”《文选》的分类编排无疑是后代文选家奉为圭臬的标准。

宋代文章编选家的文体分类，准备介绍两部有代表性的集子：

《唐文粹》和《文章正宗》。

姚铉采撷唐人文章编成《唐文粹》一百卷，开断代文选之始。

姚氏对当时“率多声律，鲜及古道”骈偶文风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看重的是那种“跡两汉，有三代”的散体古文。

我们可以把姚铉编《唐文粹》看作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

姚铉虽然宣称要编《文选》的续书，但《唐文粹》大到宗旨、小至编排，都与《文选》渐行渐远。

在编排分类上，《唐文粹》以《文选》的39类为基础，加以归纳、合并、删除、增添，分出23大类，在一级目下，又立子目360门。

姚氏的二级分类法还是较可取的，采取了文体形式和题材内容相结合的原则，一级目较《文选》、《文苑英华》简洁，二级细目则更为详明细密。

姚铉的选文标准明确标榜古雅，反对雕琢，在骈散之间划一鸿沟，所以《唐文粹》就有意忽略了律赋、近体诗、四六文等几种讲究辞藻偶俪的文体，而把几种“古”字头的文体如古赋、古今乐章、古调歌篇等排在最前面，更单列出“古文”一体。

对散体古文的重视反映出他浓厚的崇雅复古倾向。

这标志着《唐文粹》与《文选》类骈文派分体观已经分道扬镳。

姚氏的文体分类在形式上取法于《文选》，而骨子里是和《文选》唱对台戏的，开散文派分体之先河，对后来断代文学总集的文体分类影响颇大。

南宋后期真德秀（公元1178——1235）编选了《文章正宗》正、续集各20卷，正集选《左传》、《国语》至晚唐文章，续集选北宋一段文章。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论文悉遵朱熹观点，以阐扬道学为己任。

其《文章正宗》序言曰：

“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

由今观之，二书所录果得源流之正乎？

”显而易见，真氏对《文选》、《唐文粹》都是看不上眼的。

他以道学家的标准选文定篇，认为得源流之正的标准是“明义理，切世用”，被选录的作品必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否则“辞虽工亦不录”，《文章正宗》贯彻的是理学家重道轻文的观点。

按真德秀的理学家观念去选文定篇，就根本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对当时的散文创作起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真氏曾嘱其弟子刘克庄帮助选录诗赋部分，克庄依据文学审美观选录了一批情文并茂的作品，但却被真氏定稿时删去。

就编选诗文选集而言，《文章正宗》是失败的，不能算好的文章选集。

《文章正宗》的最大贡献恰恰在于其文体分类。

真德秀把所有文章按表达手法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目，实富创见。

辞命是“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属于“王言”，故而编在卷首。

议论之文本无定体，缔思而作，用途极广，或谏争论说、或上疏论证、或发明义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贬人物，不一而足。

叙事之文起源于古代史书，有纪一代之始终者，有纪一事之始终者，还有纪一人之始终者。

诗赋则先秦两汉为一阶段，六朝初唐为一阶段，律诗定型后又为一阶段；另外，把箴铭颂赞等也算为诗之属。

这实质是一种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功能性文体分类。

明人吴讷认为《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

”功能性分类在今日当然是最主要、最基本之文体分类；但在近千年前，真德秀能摆脱当时繁琐细碎的“开中药铺式”分类的束缚，根据文章表达功能的特点划分出简明扼要的四大类，尤具卓见。

可惜《文章正宗》选文以理为宗，忽视艺术因素，有些偏执，故“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

”于是这个极有意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分类也被埋没了几百年。

但无论如何，《文章正宗》都有导夫先路的开创意义，应算作近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先声。

文论家的文体分类

文选家与文体分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文章选集和总集都是有文必类、按类选文的；而文学批评家未必每人都关注文体分类，只部分文论家有可能会涉及这一问题。

北宋范仲淹曾编选《赋林衡鉴》一书，目的是为参加科举考试者提供律赋的学习借鉴。

此书已佚，但序言犹存。

范氏针对当时赋体规格混乱，对不同的赋作了较细的分门别类，分类标准主要是表达功能，兼取内容题材，论析较精辟。

可以看出范仲淹在赋体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古文大家，其文集所收文章，八成以上都属应用文。

他不但是两宋应用文翘楚，而且对应用文分类也有相当精辟的见解，见其《与陈员外书》。

北宋阮阅编纂了《诗话总龟》，开创了分门别类辑集诗话的体制，它基本是按照诗歌题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诗体的，其标准涉及诗歌的内容、作者、风格、技巧、用途等，颇显杂碎。

应该注意的是，采用这种分类方法一定要强调分寸，有所节制，不然会让分类趋向无限繁复，《诗话总龟》犯的正是这个毛病。

后来南宋胡仔也编选了一部综合性质的诗话汇编《苕溪渔隐丛话》，就未采用《诗话总龟》的分门纂集办法。

胡仔认为阮阅的分门办法是“未知诗之旨”，所以改为以年代人物的先后次第编纂。

以时为序、以人为纲，显然比《诗话总龟》眉目清晰，也颇便检索。

唐代柳宗元曾提出“文有二道”，实际是将文体分为诗、文两大类。

宋代张表臣（生卒年不详）承袭了这种看法，其《珊瑚钩诗话》卷三《示客》亦如法炮制。

从宋代开始，诗文对立的形势日益确立。

诗之下又分古、律两门，再具体分出14种，文下分39种。

按，古代文体分类史上把文体分为诗与文两大类是一种影响较大的二分法，它形成于中唐至北宋阶段，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

二分法侧重文体的形式因素，好处在于简明扼要；同时其局限性亦明显，过于含混，忽视了文体表达功能上的特征。

郭绍虞对诗文二分法作过分析，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诗文分列实在意义重大，甚至到了可以代表中国文学的程度。

南宋陈骙的文章学奠基之作《文则》把散文文体分为“载事之文”与“载言之文”，这显然是对古代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观点的一种继承，但陈骙能把它们提高到两种主要文体的高度，已经隐含有按叙事、议论功能分辨文体的意味，仍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中最有理论体系的一部，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

严羽论诗非常重视体制，《诗体》就专门阐述区分了历代诗歌的各种体制。

严羽的辨识诗歌体制实与文体分类有着密切关系。

他认为辨体无论对创作还是批评而言都非常重要，并很自负自己的辨体功力。

的确如此，《诗体》能从不同角度对诗歌的历代体制进行区分，用心细密，前此未见，颇见功力。

目录学家的文体分类

古代目录学家编制图书分类目录也会涉及文体的分类。

图书编制目录是为了便于检索。

南宋文献学家郑樵云：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目录学与文体分类间正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郑樵编纂的《通志》是一部综括熔铸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其中“艺文略”和“乐略”都涉及文体分类问题。

《通志·艺文略》把图书分为十二大类，其中有“文类”一项。

“文类”之下又以文体为标准，分出二十二类细目：

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偕、奏议、论、策、书、文史、诗评。

这基本是按文体加以区分的。

《通志·乐略》辑录古今乐府，分为正声、遗声、祀飨正声、祀飨别声、文武舞5大门，然后再分门各系为五十三小类，分类较《乐府诗集》细碎繁琐。

二、分类的多元标准与得失评骘

宋代文体分类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节所述，可以看出，众家分类纷繁多样、面目各异。

我们不能满足于罗列事实和简单的分析，还应在整体上对宋代文体分类作一综合性的理论探究。

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宋代文体分类的依据与标准概括应是回避不了的关键问题。

对文体进行分类，必得依据一定的标准。

过去对文体分类研究不能深入的原因恐怕正在于分类标准的千差万别，令人莫衷一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研究问题的纷繁复杂而望而却步。

“文本同而末异”，文体分类的依据正取决于“异”，即文体构成因素的差异。

宋人李廌《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云：

“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

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

”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曾提出“为文八要”：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李廌的“四要素”和姚鼐的“八要”正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文体构成因素相类。

体和志指文章的内容，气和韵指文章的体裁。

格、律、声、色关系到文体表层结构的语言、结构、形态等因素，神、理、气、味则与影响文体特征的潜在社会因素如作家风格、时代精神等相关。

文体的构成因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出表层与深层两大方面，前者如形态、表达、功用、题材、结构、语言等，后者如风格、时代、民族、场合等，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使文体呈现这样、那样的面貌或变异，从而让文体王国品种繁多、花团锦簇，因此每个因素都可以成为文体分类的具体标准。

宋代注重对文体的多角度、多层面分类，标准虽然不少，但仍可据文体的构成要素概括出外在与内在两大基本类型。

概而言之，宋代文体分类的外在形式标准主要有音韵格律、篇幅字句、结构格式、表达功能等几端。

这是从文体形态上去辨识文体的异同，也是较常用的文体分类标准。

音韵格律上的分类。

首先，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即是如此，宋代的一些文学总集在编排上仍能看出这个特点，《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都是先分有韵之文，后排无韵之笔。

其次，以骈、散来区分文体。

骈文讲究对偶、典故、辞藻，而散文自由流畅、不事雕琢。

《唐文粹》单列了一门“古文”，实质就是以骈、散来区分。

再次，以语言格律来区分文体。

如北宋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把诗歌分为近体、古体、格律、半格律以及叹、行、歌、曲、谣等，并逐一解释；《宋文鉴》把诗歌分为古诗、律诗、绝句等。

篇幅字句上的分类。

南宋张炎的《词源》把词分出令（小令）、慢（慢词），这实际就是一种篇幅字数的分类。

诗歌更讲究字句上的分类。

《宋文鉴》把诗歌按字句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沧浪诗话》还注意到一些字句上没有规律的特殊体式，如三五七言、半五六言、一字至七字、一句之歌、两句之歌、三句之歌等。

结构格式上的分类。

譬如很多总集列出的“七”体，源于枚乘的《七发》，就是从结构格式上分出的文体。

再如宋代叶梦得、严羽等都曾论及杂体诗，杂体诗中的两头纤纤体、回文体、离合体、反复体等，即是按照诗歌结构格式上的特殊性作的划分。

表达功能上的分类。

文体表达功能主要指记叙、议论、说明、抒情、描写等，它往往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文体的最本质特征。

功能分类出现于宋代，虽然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具备显著优点，终于后来居上，一跃成为明清以来最主要、最基本的文体分类方法。

据笔者掌握的文献，宋代只有秦观和真德秀提出过这种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分类方法。

秦观《韩愈论》云：

“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

”论理之文与论事之文合起来即今之议论文，叙事之文为记叙文，托词之文指那种有隐含寓意的文字，成体之文集论理、论事、叙事、托词之大成，属文章的最高境界。

一千年前的古人在文体分类上能有这种大的概括性意识眼光，确实不凡。

宋代文体分类的内在形式标准主要有题材内容、作家风格、时代、使用场合、等级制度等。

题材内容上的分类。

这种分类强调了文体在表达内容上的特征。

一般宋代总集的文体二级分类都会采用题材内容为标准。

阮阅《诗话总龟》的分门别类就主要是按照题材性质。

作家风格上的分类。

以作家的气质风格作为区分文体的标准在古代亦常见，如严羽《沧浪诗话》列出苏李体、曹刘体、少陵体、太白体、东坡体、山谷体等三十余种。

时代上的分类。

以某一时代的文风特点作为区分文体的标准，如严羽《沧浪诗话》里的建安体、永明体、齐梁体、元和体、元祐体等。

使用场合上的分类。

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诗的分类，基本着眼于乐府诗使用场合的不同。

《文苑英华》里对“记”体作的二次分类也主要考虑了使用场合，详尽分出宫殿、厅壁、公署、馆驿、楼上、楼下、阁、城、城门等几十种。

等级制度上的分类。

欧阳修把古代应用公文按行文关系分为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很有见地。

这其实就是等级上的一种划分。

又如《宋文鉴》里分出的一些官场应用文体，如诏、勑、赦文、册、御劄、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等，是按皇帝向臣下与臣下向皇帝的上下两行等级有序编排的。

纵观宋代的文体分类，是一个多侧面、有交叉、有层次的序列系统，有的分类义界明晰、门类分明，也有的分类统系繁乱、纲目混杂，真可谓有得有失。

合起来看，宋代文体分类犹如一个系统工程。

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形式标准共同构成了宋代文体分类的框架体系。

这些文体分类标准取径不同、各有所长，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提供了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去认识宋代文体特征及其本质的多元途径。

今天的文体分类标准，在宋代已基本具备。

宋代文体分类的主要问题在于统系繁乱、纲目纷杂，标准不统一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一级、二级乃至多级分类，在每一级内都应采用同一标准。

分类标准不统一，就会导致纲目不明、门类纷纭。

再有，宋代文体分类主要关注的是文人和官府的日常应用文体，而对那些非常有生命力的民间文体不闻不问。

这也是个大缺憾。

三、深层意义：

由骈文派分体观向散文派分体观的转变

文体分类是介于文学批评和图书目录学之间的一门专门学问，古今差异颇大。

今天的文体分类已划分出文学文体、应用性文体和介于两者间的边缘文体等几大系统，泾渭分明；而在中国古代，习惯于把所有文体混杂一处加以分类，基本是一种“大文体”分类观。

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内容杂糅交织在一起，而文体本身就是代表了每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综合载体。

文体分类是我们探讨文体特征及其本质的一个手段，但在分类的背后却还有值得发掘思考的深层文化机制。

透过文体分类的表面，往往能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文体嬗变、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

文体价值观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文体分类流派。

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施畸《中国文体论》曾把古代文体分类流派断为三种：

骈文派、散文派和骈散合一派。

此后的相关文体分类论著都承袭了这一观点。

骈文派分体观指在文体分类中重骈轻散的一种意识，始于梁代萧统的《文选》。

骈散合一派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主张骈散兼宗、文笔并举。

散文派出现最晚，直到宋代姚铉编《唐文粹》，散文派才正式宣告成立。

下面准备在前人已有论述基础上作进一步阐述，把宋代文体分类和文学演进、文艺思潮等结合起来讨论，以俾更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

就宋代的分类流派论，主要是骈、散两派，总体趋势表现出由骈文派分体观向散文派分体观的转变。

西昆派在宋初文坛流行一时，所谓“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他们遵奉的祖师是骈文大家李商隐。

和当时文坛主流文风相关，文体分类也主要承袭骈文派《文选》而更趋纷繁。

《文苑英华》主编李昉是由后周入宋的北方词臣，擅长骈体，自然《文苑英华》代表了骈文派分体观。

与此同时，宋代文学正酝酿着新变，有少数人开始提倡散体古文，姚铉就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编选的《唐文粹》开断代文集之先河。

姚铉明确表示不取那种“多声律，鲜古道”的雕琢作品，而专务于“唐贤之迹两汉，肩三代”的复古之文，《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类，足见对散体古文的极力推崇。

姚铉《唐文粹》实为骈文派分类转至散文派分类的重大关键。

唐代就有古文运动，但是以散文为标准进行文体分类却产生于宋代。

耐人寻味的是，散文派虽立志与骈文派分道扬镳，但其分类又不能不推本于《文选》。

毕竟《文选》已形成一个精密完整的分类系统，文体就那么多，散文派只能更强调突出散文的地位，而不可能全盘否定已确立的文体分类系统。

由此言之，散文派、骈文派更多的是旗帜上的对立，在实际分类中只是侧重点和编排方式有所不同。

等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大获全胜，散文派自然势力更大了。

散文派压倒骈文派还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关。

王安石当政的熙宁时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取进士。

绍圣年间设宏词科，以表、檄、露布、戒谕、箴、铭、颂、记、序等九种文体课试，其后又增加制诰。

当时的文人学士莫不留意这十余种文章，以为富贵进身之阶。

散文派也始终以此十余种文章为基本的分类。

南宋编刊文章选集、总集的风气很盛。

前期陈亮编《苏门六君子文粹》、吕祖谦编《宋文鉴》、袁说友编《成都文类》等，后期真德秀编《文章正宗》、王霆震编《古文集成》等，贯彻的主要都是散文派分类观。

在诸多散文派分类里，最有价值的无疑是真德秀编《文章正宗》。

宋末李涂《文章精义》云：

“真景元集《文章正宗》，分作四体：

辞命一也，议论一也，叙事一也，词赋一也，井然有条。

”真氏眼光敏锐，看出无论《文选》抑或《唐文粹》，都失之体类细碎，于是精心设计出颇具新意的四大纲目，体现出由博返约的新趋势，开清代《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分类之先河。

真氏四类分法与近现代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的四分法已内在暗合。

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先秦两汉是萌芽时期，魏晋南北朝趋于成熟，随着文体的发展，文体分类日渐繁复，唐宋为承袭新变期，尤其是宋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意义。

文体越多分类越繁，宋代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分类的繁复多样已臻极致；物极必反，于是宋代又孕育出由繁复转向简约的新分类模式，如秦观、真德秀的功能性分类，并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的分类。

由此而论，宋代实为古代文体分类的转关时期。

就宋代文体的分类而言，非常复杂，如前文所举例，其分类或以功能、或以形态、或以题材，不一而足，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标准。

黄侃论古代文体云：

“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收以简驭繁之功。

”通过对宋代文体的分类研究，可从中总结出宋人有哪些分类标准及其原因，其时最基本的文体及衍生文体、古体与变体、雅体与俗体等。

谷曙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