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诸葛亮5大谜团诸葛亮祖上单姓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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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诸葛亮5大谜团诸葛亮祖上单姓葛

揭秘诸葛亮5大谜团：

诸葛亮祖上单姓“葛”

本文导读：

　　蜀汉后主曾经说过：

“政在葛氏，祭在寡人。

”意思是说，自己只主持祭祀天、地、祖宗等礼仪活动，军、政、财、文大事统统由姓葛的大臣一手操办。

这里的葛姓大臣究竟指谁?

熟悉三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当然是指诸葛亮。

那么，诸葛亮怎么姓葛?

他的复姓作何解释?

　　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无疑，由单姓变成复姓的原因，《三国志·诸葛瑾传》记录了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诸葛亮祖父诸葛丰曾任过司隶校尉（东汉时，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三个州，因国都建在洛阳和长安，故将关中、晋南、洛阳、豫西一带称之为司川或司隶，寓从这里发号施令，统辖全国之意。

司隶校尉主管国都治安和监督百官，治所在今洛阳东北），致仕后迁居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

依当时的社会风气，名人须照顾到全族人衣食住行。

搬迁时，族中人大都相随。

该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大概是投靠了同宗。

诸葛丰是社会名人，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打问中，社会下层难免有人不知道，知道的就说：

“嗨，村那头那几家姓葛的嘛!

”“那几家”是今天的口语，当时的口语是：

村那头诸葛家嘛!

诸家是不确定数词，相当于今天说“诸位女士，诸位先生”。

在姓氏的演变过程中，说的人多了，诸葛就成了这几家新搬迁户特有的姓氏（《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

　　其二，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葛婴是其重要将领，多有战功，不幸蒙冤被杀。

西汉王朝建立在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当然不会像历代统治者那样，诬蔑陈胜、吴广为贼。

相反，对其功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承担了相应的善后事宜。

汉文帝时，有人提出了葛婴的冤案，遂给以平反昭雪，追录其历史功绩，封其孙为诸县（今山东诸城）侯（侯爵中的第二等，依次为都侯、县侯、乡侯、亭侯和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因为封地在诸县，这家遂成为县内首屈一指的望族，县名与葛姓就连为一体成为诸葛姓氏。

这种习惯在后世姓氏已稳定时有所演变，如袁世凯称袁项城，李鸿章称李合肥……籍贯不再作为姓，而是成为名字的借代，借此以示对其尊敬。

　　不管是什么原因，诸葛一姓在东汉末年终于形成。

由于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转换，更由于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诸葛亮堂兄弟诸葛诞分别被东吴和曹魏夷灭三族，此两支仅留诸葛乔、诸葛靓两人幸免杀戮，所以虽延续了1800多年，中国姓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处

　　由于诸葛亮是历史名人，其隐居躬耕之地陆续建立起两个，一个是襄阳（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个是南阳（今河南南阳）附近的卧龙岗。

两地文物都有依据，襄阳隆中有《隆中对》作证，既称《隆中对》，当然是在隆中躬耕。

南阳更有自己的依据，而且是两个。

其一是，水镜先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候，曾经说道：

“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伏龙即卧龙，特指诸葛亮，凤雏则是指庞统。

既然称卧龙，当然是在卧龙岗，岗因人得名。

其二是，诸葛亮在《出师表》称：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听听，诸葛亮亲手所写，白纸黑字留传于世，焉能有错?

理所当然，躬耕之地在南阳卧龙岗无疑。

　　两地都言之凿凿，皆不容有它，但诸葛亮没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时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两个地方。

显然，两个茅庐必定有正误区别。

　　到了清代，襄阳进士顾嘉衡被任命为南阳知府，襄阳、南阳人都要他对此明确表态。

这是个两为其难的棘手事情，家乡要回，地方官要当，一语不慎，不是得罪了这边，就是得罪了那边，而得罪哪边都吃不消。

左右为难中，圆滑世故的顾嘉衡写了一副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这副对联，如今就刻于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

模棱两可、两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国人大都熟悉《三国演义》，难免有人想从这部小说中得到正确答案。

遗憾的是，罗贯中先生又将两地混淆起来，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后盾的诸葛亮隐居之处。

一处说：

“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一处说刘备“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另一处又说徐庶怕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马直至卧龙岗下，入见孔明”，为刘备说情。

　　其实，这个问题历史上早已廓清，只是后人少有熟悉史书《三国志》者，故而争论着不该争论的问题。

准确地说，隆中在今天襄樊西边13公里的岘山东麓。

诸葛亮所谓的“躬耕于南阳”，原说的是大地理概念，相当于你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西安一样，没必要再说长安区某某乡。

当时荆州（治所在襄阳）下辖七郡，南阳郡是其一郡;南阳郡下辖37县，西南方邓县是其一县，隆中在邓县地界。

所以说，诸葛亮说“躬耕于南阳”并没有说错，不在南阳卧龙岗而在襄阳隆中的结论也没有错判。

东晋习凿齿进行了考证，他在《汉晋春秋》一书中明确指出：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了这一说法。

　　再推论一下，诸葛亮有无可能躬耕于南阳卧龙岗?

　　当时，占领南阳的张绣已投降曹操，换言之，这里是曹军防区;而襄阳是刘表地盘，两地相距三四百里。

刘表收容刘备后，因惮其“枭雄”特征，不敢放在自己身边，就派他到襄阳与南阳之间的新野驻屯，目的很明确，利用他遏阻曹军。

刘备曾投降曹操复又反叛，并夺取其大后方徐州，曹操对他恨之入骨。

故此，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之战正为激烈时，仍抽调部队击败刘备夺回徐州。

刘备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绍，又借口为之联络刘表共击曹操而到了荆州。

套一句现代话，刘备是曹操通缉的在逃要犯，他敢只身去南阳三顾茅庐吗?

这如同投羊于虎，有去无回。

如果带兵去，则难免会发生战争，以刘备微弱的兵力，断不敢冒这个险。

更何况，两地之间并没有发生遭遇战之类的记载。

再说，如果诸葛亮远在南阳卧龙岗躬耕，在信息闭塞的东汉末年，两地相距三四百里，襄阳名士司马徽断无法知道诸葛亮;即使知道也只能对刘备说“彼间自有伏龙”，而不能说“此间自有伏龙”。

　　显然，卧龙岗躬耕一说不能成立。

但南阳卧龙冈已存在了几百年，并有丰厚的文化沉淀，当然就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后人没必要扬彼抑此。

　　诸葛亮怎样到襄阳的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早孤，其叔父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职时，带了他与弟弟诸葛均一同南下。

后来汉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诸葛玄在离职之后，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均“躬耕陇亩”。

　　《献帝春秋》中说法与此截然不同。

该书记载，豫章太守周术病死于任所，刘表上奏朝廷推荐诸葛玄继任。

由于豫章郡属扬州辖区，是袁术的地盘，大概是得到袁术的首肯，批文未下来就造成既成事实。

但汉王朝不予承认，而改任朱皓。

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打进豫章，诸葛玄兵败后退入西城，西城民众群起造反将他杀了，并把首级送给刘繇。

　　仔细分析，后一说更接近事实。

如果诸葛玄去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自会受重用，而陈寿只字未提其任职。

诸葛亮要进入荆襄的上流社会，曾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以至于不惜迎娶黄承彦膝下面黑发黄的丑女子作为妻室，通过岳父的引荐，才在上流社会有了名声，并结交了徐庶、庞统、石韬、孟公威、崔州平等社会名流。

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诸葛亮在荆襄一带留下了诸多话柄，人们编出歌谣加以奚落：

“莫学孔明择妇，正应阿承丑女。

”如果诸葛玄去了荆州，那么诸葛亮进入荆襄上流社会岂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回?

　　叔父被杀于豫章西城一事，对诸葛亮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愿意提及;陈寿的史料，来源于诸葛亮口述，他语焉不详，陈寿只能照录而已。

《献帝春秋》的记载来之于史官，史官资料来之于刘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叙述出具体细节。

由是观之，后一说更接近历史事实。

　　是三顾还是自己投奔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盖源于此。

　　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即刘备屯兵樊城时（司令部扎在这里，军队屯驻于新野），曹操刚统一北方，诸葛亮知道，荆州是下一个目标，而刘表性格犹豫，不懂军事，故而特去找刘备。

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且见他年轻，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并不经意。

在其他人走后，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闻不问，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

诸葛亮问：

“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

”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扔下牛尾巴答道：

“这是啥话，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

”接下来，在一问一答中，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对》的制胜方略。

这段内容载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在这里，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两说又对立起来，到底哪一说才是事实?

　　现在看来，难分真伪，理由如下：

　　第一，蜀汉政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资料供史家查询，诸葛亮是当事人，他的叙述似乎应该更可靠一些。

然而这又是孤证，另一当事人刘备并没有留下三顾的证据。

　　第二，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禅让”的结果，它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

更重要的是，《魏略》与《九州春秋》成书前，同其他史书一样，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

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韬、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处做官，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必然存在于当时，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

然而，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

　　第三，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同《襄阳记》又发生矛盾。

以此书记述，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时，司马徽曾说：

“儒生俗士，岂识时务?

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当刘备询问是谁时，他回答说：

“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以此观之，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

然而《襄阳记》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

　　综合上述三点，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不如像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样，将胸怀放广阔一些，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别作武断式砍伐。

　　如果是三顾茅庐，那么，它就是诸葛亮与徐庶合演的双簧，但诸葛亮不肯“廉价出售”，须抬高身份以便于才尽其用。

徐庶投奔刘备后，得到刘备的器重，进而推荐说：

“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这当然是得到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荐的。

如果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选中刘备，作为好友的徐庶，断不能造次。

在徐庶他们的文化圈子中，还有庞士元、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独独推荐诸葛亮而不推荐其他人?

当然是他们当时不肯投奔刘备的缘故。

刘备说：

“君与俱来。

”徐庶答道：

“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徐庶投奔刘备，客观上是在为诸葛亮投石问路。

既然诸葛亮已经选中了刘备，当然要同徐庶谈及相见的形式，只有诸葛亮不肯沿街叫卖时，徐庶才能传递出“可就见，不可屈致”的信息。

显然，这是在抬高价码。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当诸葛亮决定投靠刘备时，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并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而前两次的未曾出来相见，就有了矫揉造作的嫌疑，显然是在抬高价码。

然而他又谨遵了“事不过三”的古训，所以在刘备第三次相顾时揭开门帘子走了出来。

刘备是否看出了双簧的把戏，我们已无法得知。

但是，刘备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

刚一见面，诸葛亮就和盘托出了惊世骇俗的《隆中对》，他把天下形势剖析得那样透彻，把刘备的因应策略和将来的发展宏图都作了精当的规划。

这当然不是即兴之谈，而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

诸葛亮要取得刘备的充分信任，就必须一炮打响，让买家知道物有所值。

　　是隐迹山林还是以退为进

　　应该说，“躬耕陇亩”是诸葛亮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顺应。

之所以选择隆中过起似隐非隐的生活，除了他在《隆中对》中分析荆州地区的经济军事优势外，在当时，荆州还有三个优势。

第一，它是江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东汉时江南共分为四州，即交州（今两广地区）、荆州、益州和扬州（北半部在长江以北）。

交州还十分荒蛮;扬州南部刚刚开发;益州虽开发较早，但隔山阻水，十分封闭;只有荆州当得起中心的责任。

第二，由于交通便利和商业交往的频繁，荆州的信息量远大于其他地区，身处荆州首府襄阳，最容易把握全国政治、军事变化的脉搏。

第三，在军阀混战中，幽州、并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凉州、冀州、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荆州是少有的几个未曾波及的地区之一，因此这里成为士人逃难的天堂和全国人才的荟萃之地，这也使得荆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领先于全国。

诸葛亮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小就胸怀抱负，叔父去世后，荆州就成为他避难的首选之地，这从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谈话中即能找到印证。

当孟公威准备回汝南故乡的时候，诸葛亮认为离开荆州太可惜了，所以劝阻道：

“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指华夏的腹心地区，翻译成白话文则是：

这里集中了这么多的社会精英，正是我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风水宝地，我们应该与他们广泛接触和交流，何必要回故乡呢!

听听，诸葛亮对荆州是多么热恋!

　　躬耕之地不选在其他地方而选在岘山东麓的隆中，诸葛亮此举可谓独具匠心。

这里距襄阳仅二十几华里，步行一个时辰就可到达，既可躲开都市的嘈杂浮华，能安心读书和思虑问题，又没有脱离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有充分的机会同上流社会的朋友们促膝交流，能及时把握天下形势的变化，为将来的出山打好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既具有了隐士身份，却又不会被当地名流们忘记，饱学之士的朦胧美对政治家更具诱惑魅力。

而且，刘表是妻子黄氏的姨夫，只是因为刘表胸无大志，不可能在动乱中成就事业，所以诸葛亮没有利用裙带关系在荆州谋取一官半职。

无意中，这又抬高了他的身价。

在军阀混战时，诸葛亮绝不肯做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想出仕。

他在与朋友们长谈的时候，做官是当然的内容之一。

他曾对石韬、徐庶、孟公威三人说：

“卿等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

”当石韬他们反问诸葛亮才具可担当什么职务时，他只是笑而不答。

但是他并不隐瞒良好的自我感觉，“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

只是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只有崔州平、徐庶等少数人相信。

罗贯中并没有消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与“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两条自相矛盾的史料，只能在《三国演义》一书中留下不能自圆其说的硬伤。

　　“躬耕陇亩”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同时也是为了选择买家。

他不肯投奔曹操，并不是视其为国贼而羞于为伍，这从他与张昭的谈话中就能看出端倪。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时，张昭曾劝他留下来做官，他拒绝了，在对别人解释不肯留下的原因时，他说道：

“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袁子》）不能“尽亮”即不能言听计从，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这才是要害!

在价值取舍中，他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选择主子的尺度。

孙权处人才济济，不可能听计于一人;曹操处更是人才云集，才能高于诸葛亮者远非三五人，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至于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军阀，诸葛亮则是看不到眼里。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投奔刘表后驻守樊城，这为诸葛亮仔细观察其为人提供了条件;好友徐庶投奔刘备后，又给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

刘备有几点过人之处很值得诸葛亮委身投靠：

百折不挠的精神;善于用人和礼贤下士;关羽、张飞等猛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而身边谋士都是些庸碌之辈，最缺乏的就是诸葛亮这样的经纬之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不孚众望且失去人心时，这两处民众的依附心理，必然寄希望于皇室胄裔出身的刘备，这是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是一面政权旗帜。

同曹操、孙权相比较，诸葛亮投奔刘备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