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博物馆讲解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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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文字发展史》陈列讲解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

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

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

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进入

第一部分：

汉字源流绎古今

第一单元：

字法自然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

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

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

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

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

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

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

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划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早期，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之前。

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应视为中国文字的始祖。

1953年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为7000——6000年前，共有27种，是新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符号。

距今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图像居多，较著名的有“日”、“月”、“山”等，有的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以突出符号的功能，可能反映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1992年在山东邹平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刻有符号的陶盆残片，距今约4100年——4200年，其符号是在陶器烧好之后刻写上去的，笔划纤细流转，颇似后来的草书，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陶扁壶残片，上面的符号被文字专家释为“文”字，旁边的圆圈为现代“员”、“袁”的声旁。

无独有偶，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夏代的一件陶器底部也刻有与古汉字相近的符号，这是左右两只手作拱捧状，为古汉字中的一个基本构形，专家把它隶定为“共”字。

虽然这类例证不多，但它却是汉字发明和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

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

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

甲骨纪事

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

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

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

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

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

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

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

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

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

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这块龟腹甲1936年出土于安阳小屯，上面的卜辞先右后左，两两对贞，即先用肯定句式询问，再用否定句式询问。

例如第一句“丙子卜，韋贞，我受年？

”第二句“丙子卜，韋贞，我不其受年？

”“丙子”是时间，为丙子日，“卜”即占卜，“韋”即占卜人的名字，“贞”即占。

后面的“我受年”和“我不其受年”，意思是我（指商王）能获得好收成和我不能获得好收成。

完整的卜辞要有叙辞，即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人；命辞，即向神灵贞问的事；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

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验辞部分往往没有，这是因为占卜结果需要时间才能验证，不是一次刻上去的。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

中国古代将十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

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

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

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

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

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

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

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

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

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

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下面我们先看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的。

1、根据人体特征创造的字形：

“人”，是一个侧面直立的人形；“大”，是一个端正的正面人形；“女”，为一个上肢交错于胸前呈跽（双膝着地）状的人，可见女子地位的低下；“臣”，为竖目之形，臣是侍奉君主的，他们在见君时，因为跪在地上，头不敢抬，如要看一眼上面的君主，眼睛就呈竖的，所以“竖目为臣”。

2、根据日常用品、用具、兵器特征创造的字形：

“车”，象车的外形，也可以看成车的俯视图；“鬲”，象三空足的陶鬲；“其”，象簸箕之形，这是“其”的本意；“网”，象鱼网之形；“戈”，象兵器戈的形状。

3、根据自然、草木特征创造的字形：

“山”，象山之形；“水”，如流水的形态；“木”，象树木枝干形状。

4、根据土地、建筑等环境特征创造的字形：

“土”，象高起的土堆之形，后来象征封坛社稷，也通“社”字；“门”，象门的正面之形；“井”，象水井的井栏。

5、根据动物形象特征创造的字形：

“羽”，象鸟的羽毛，“鸟”，是一只侧面的鸟形；“牛”，象有角的牛首；“鹿”，象鹿之形。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

“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

“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

“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

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

“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

“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

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

1、会意兼形声：

“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

2、借字注形：

“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

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

3、附加声符：

“雞”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

4、独体形声字：

“麦”字，从禾來声，它的声符“來”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

5、合体形声字。

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

“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

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

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

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

钟鼎千秋

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

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

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

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

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商晚期青铜器铭文字数渐多，有的达到数十字。

河南安阳后岗窖藏遗址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行30字，记述某年九月丙午日，商王在某地宗庙明堂赏赐给戍嗣子贝二十朋。

戍嗣子是一个贵族，贝即海贝，在金属货币出现之前，海贝被当做货币使用。

朋是贝币的单位，5贝为一串，2串为一朋。

商王赏给戍嗣子200枚贝币，在当时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

于是戍嗣子制作了这件宝鼎以纪念此事，并用来祭祀自己庙号为癸的父亲。

铭文书写精美，章法有度，在有出土地点可考的商代有铭铜器中是用字最多的一件。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的传统，花纹繁缛，制作精美，铭文也逐渐加长。

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出现了长篇巨制，字数最多的毛公鼎（现藏台湾），铭文长达497字，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成就，也表现出人们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这一时期为金文的极盛时期，文字有固定格式，很规整，多纪录周王对臣属的册封赏赐以及战争、社会经济状况等等。

现藏国家博物馆的西周大盂鼎，气势恢宏，铸造精美，重153.5公斤。

青铜鼎来源于炊器，商周时期成为统治者和贵族祭祀用的礼器。

大盂鼎内壁上铸铭文19行291个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

大意为：

康王向盂叙述了周初文王、武王等的立国经验和商王沉湎酒色而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应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处讼罚，治民保疆土。

并赐盂美酒、命服车马及奴隶等1709人。

盂作大小青铜鼎各一件纪念此事。

此鼎为大鼎，所以叫大盂鼎。

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的西周青铜器史牆盘，为盛水器，牆是周共王时期的史官，史牆盘的名称由此而来。

盘底部刻铭文284字，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牆在铭文的前半部分颂扬了历代周王的功业，特别是对武王征伐四方的记载，可以和史料《逸周书·世俘》所述武王征伐四方的事迹互为补充。

铭文的后半部分叙述了牆家族的历史及自己受共王宠信担任史官的史实。

史牆盘铭文文字精炼，通篇押韵，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同时书法遒劲挺秀，还是精美的书法作品。

进入春秋以后，诸侯争霸，天子势力衰落，诸侯的器物逐渐增多，青铜器的地方性日益加强，以晋、郑、齐、楚等大国为重。

春秋晚期，南方的吴、楚等国青铜工艺突飞猛进，生产出的青铜器豪华精美，铭文所用文字多作鸟虫书，规整美观。

而且出现了“错金银”技术，在铜器上装饰错金文字，更显青铜器的高贵典雅。

战国时期，大型礼器的制作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青铜实用器具的大量增多，青铜器铭文也进入尾声，只有少数重器还有铭文。

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蔡侯墓的吴王光鉴为春秋晚期青铜器，鉴为水器，又叫鉴缶，可盛水或盛冰。

在此鉴的内壁上有铭文53字，记述了吴王光嫁女到蔡国的史实。

吴王光即吴王阖闾，是夫差的父亲，他将女儿嫁到蔡国，以两鉴作为陪嫁。

吴国与蔡国同是姬姓王国，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不能通婚，这种不合礼制的婚姻只能说明他们的联姻有着某种政治需要，为能够在争霸中取胜而采取的手段。

据中国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所编《金文编》统计，金文总字数为3722个，可识别的2420个。

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的金文字形，象形程度较强，弯曲的线条多，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画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书写起来不很方便。

西周中期以后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抽象化。

文字笔画由粗变细，原来的方形圆形团块为线条所代替。

且文字曲折象形的线条逐渐被拉平，原来不相连的线条被糅合成同一种笔画，使得文字结构不断抽象化。

下面我们可以从列表中看到金文的演变过程，例如“天”字，在周昭王、穆王以前，天字上面的一横是一个圆块，到恭王、懿王以后，圆块消失，春秋以后，变成一横。

反映出文字的线条化过程。

再来看“马”字，在昭、穆以前，基本是象形字，恭、懿之后，尚有象形字的影子，但到春秋以后，逐渐抽象为现在“马”字的前身。

据古书记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名箍，他喜好书法，作《史籀》十五篇，《说文》里所说的籀文因此而得名。

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被认为就是箍文，现在学者认为籀文即“大篆”，盛行于战国时期，而且与秦篆有着渊源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宋、蔡、吴、越等国还流行一种鸟虫书。

春秋时期楚国的王子午鼎、吴国的吴王夫差矛和越国的越王勾践剑，上面的铭文均为鸟虫书，即当时流行于这些地区的一种美术字。

这种字体是金文的一种变体，表现出浓厚的装饰意味。

第四单元：

物以载文

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

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

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

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

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简牍用竹、木做成，细长条为简，宽条或长方形的称牍。

简牍的制作很费工，首先是选材，要选上好的毛竹或松、柏等木，先锯成段，再制成条或薄板状，经过修整打磨等多道工序，才能做成简牍。

这是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部分制简工具，有锯、锛、锥、刻刀等。

说明战国时期对制简的重视。

简牍制成后，要用绳索编联起来形成册，一般是先编后写，也有先写后编的。

帛为丝织品，用蚕丝经织机织成，因成本高，属于较高级的书写材料，所以使用者甚少。

考古中，发现最早的简牍属于战国早期的，就是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实物，内容是记载葬丧用的车马兵器等器物清单。

书体为战国楚系古文，即大篆，构形纵向取势，线条重入尖出，刚挺恣肆，一派雄强气象。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晚期楚简是先秦典籍的一次最重大发现。

共出土竹简894枚，保存相当完整，内容都是儒家、道家文献，共18种。

由于抄写人不同，书写风格多样，但都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战国时代楚系文字的主要特征。

这是其中的一组《太一生水》篇的部分竹简。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一件楚国帛书，这是帛书照片。

此帛书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楚帛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位于帛书正中的两段书写方向相反的文字，二是位于四周的12种神像和题记文字，三是位于四角上的四种植物枝叶。

经考证，这是一件关于楚地神话传说、天象四时吉凶和月忌等方面的古佚书。

帛书文字与楚简文字的构形特征基本相同，但结体多扁圆，线条头粗尾细，横画多向右上耸后再下行，呈圆弧之态，在构形和用笔上已初显隶书的意味。

简帛作为书写材料，在汉代造纸发明之后还沿用了不短时间，直到魏晋时期，它历经了从篆书向隶书，草书、楷书演变的全过程，而且以其丰富的墨书真迹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文字隶变时期的真实面目。

先秦时期除了简牍之外，还有陶器、玉石器、钱币、印玺等器物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不仅是先秦文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秦的礼仪制度、王权统治、经济生活和地理沿革等。

我们先来看陶文。

陶文是刻画、钤印或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一般只有几个字，内容为人名、官名、地名、督造者名、吉祥用语和年月等。

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的陶缸上面有朱书文字“尹”、“东夭”和“三”字，与同时期的甲骨文一脉相承。

西周以后有记事内容的陶文逐渐增多，这是西周的一段陶文：

“令□（司）楽乍（作）太室埙”。

《周礼·春官》中有大司乐之官，掌管太学对贵族子弟的音乐教育以及祭祀、宴飨等重大场合的音乐歌舞等。

祭祀祖先的宗庙有五室，其中最大的一室曰“太室”。

这段陶文的意思是王命令司乐作在太室祭祀祖先时用来吹奏的埙。

埙是我国一种古老的陶制吹奏乐器，发明于新石器时代，至今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文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

以三晋和齐、燕、秦为代表。

晋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末年，晋国卿大夫把持国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为三个国家，后世习惯上把韩、赵、魏三国称为“三晋”。

发现的三晋陶文中以韩国最多，韩国疆域在今天河南省西南部，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1977年以来，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古阳城遗址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器和陶片，其中有一件钤有“稟”字的陶量，量是古代量器，用以称量谷物。

“稟”即仓廪，为官府的粮仓。

这件陶量经实测，容积为1670毫升，应是当时官稟所用的量器。

古阳城遗址还发现了大量陶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陶片带有“阳城”、“阳城仓器”等字样，说明战国时期这里称“阳城”。

实际上阳城一名出现还要早，据史书记载，说“夏禹都阳城”，地点在“崇高附近”，崇高就是今天的嵩山，古时叫崇高山或嵩高山。

就在今天河南登封一带。

这些陶片上面的文字反映了古代地理的沿革。

齐国地处东部，都临淄（今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繁荣。

史书记载，说临淄城里人口众多，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人们挥汗如同下雨，衣服袖子举起来能遮住太阳。

发现的齐国陶器中有豆、区（读ou）、釜等文字，这些都是量器的名称。

据《左传·昭公三年》载：

齐国量器有豆、区、釜、锺，豆最小，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锺。

国家博物馆藏齐国公豆，实测容积为1300毫升左右。

这里还陈列了有“釜”、“区”等字样的陶量，但唯独不见锺出土。

实际上并不奇怪，以它的进位制计算，锺的容积为20000毫升左右，折合成水就有200公斤，这样大的量器恐怕很难制造，所以虽有锺，却形同虚设。

陶量中有“王豆”、“公釜”和“市”等不同名称，“王”是与王室有关的官署，“公”是各级官署，“市”即市场。

燕国在三晋以北，几易其都，后定都河北易县，称燕下都。

考古工作者在燕下都遗址发现了大量燕国陶器，上面多有文字，为研究燕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有的陶文有明确记年，例如：

“十七年十月左陶尹 左陶俫川囟敀（伯）室”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专家李学勤先生认为这里的“十七年”应是燕王喜的年号，他在位时间是公元前254—222年。

从此陶文可以知道，燕国制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