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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制与祭祀
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研究生研習營
東亞傳統教育的特質
高明士2004.5.1.
前 言
一部中國教育史的特質,可說是由「學」到「廟學」的發展過程。
廟指孔子廟,一般而言,傳統時代除孔家祭孔的孔子廟(主要在曲阜)以外,其餘縣級以上的孔子廟可說都是屬於學校園地的一部分,所以今日東亞地區所見到屬於十九世紀以前的縣級以上孔子廟,一般說來都是學校。
討論傳統的學校教育,應該先要有這樣的學校園地或說學校空間的理解。
也就是說傳統的孔子廟,應該由教育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用一般寺廟的宗教系統來看待,如果查閱宋元以來的地方志,必須在「學校」欄才能找到孔子廟,而不見於一般寺廟欄,就是這個緣故。
過去的中國教育史研究,或者說東亞教育史研究,一般只注意到「學」的部分,甚少包括含「廟」在內的「廟學」教育研究,少了「廟」的部分,等於說明一部教育史研究,實際只作了一半而已。
在教育史上,為何「廟」的這一部分變得這麼重要?
從遠的背景說,實與古代祭政合一有密切關係,此時也是學祭合一。
所以「學禮」成為宗教活動的一部分。
其後「學」有脫離宗教而求取自主發展之勢,孔子以下的先秦講學活動,即是這種發展的說明。
不意漢武帝設學,將教育目的置於國家目的之下以後,教育遂成為政治附庸。
於是自漢以後的教育,若欲求自主發展,除要擺脫宗教性質外,又多一層去除政治壓力的努力。
前者,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將國子寺(後來改稱為國子監)罷隸主管宗教系統的太常寺,而改隸禮部,是重要的里程碑;後者,則在漢代以天制君失效後,起初以周(公)、孔(子)制禮作樂制君,魏晉以後改為以孔、顏(回)等儒門系統之教育力量制君,孔子進而以「百世帝王之師」作為制君的代表,這個時候的孔子已經不是先秦的孔子,而是學問之神,所謂道統的代表,或者說是文化傳統的代言人。
於是藉由教育力量以制君,求取政治合理性的努力,乃成為一千數百年所追尋的目標。
其具體成果,就是在學校建置孔廟,以及隨著廟制而建立的祭祀制度(如配享、從祀等),使學校在王域之內,另外成立「聖域」,雖然,這種聖域的建立,也來自皇權的恩許,但是聖域一旦建立,便成為神聖不可侵犯,也是傳統讀書人的庇護所。
由於中國皇權自秦漢以後日益專制化,在以天制君失效後,設若無設計以孔子為代表的教育力量出來,則中國的專制統治,除非被推翻,否則將是暗無天日。
基於這樣的理解,拙稿擬先探討「廟學」教育制度的由來,以及透過「廟學」教育制度在東亞的普遍化。
一、「學」與「學禮」
茲先檢討「學」與「學禮」的關係。
《孟子‧滕文公上》云: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此即指出三代的大學都叫「學」,以「學」字代表古代學校的通名,這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近在湖北雲夢發現的秦簡中,有關秦律的「內史雜」,規定:
非史子殹(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
此處的「學室」與漢代的「學官」,均同樣用來表示黌舍之意。
所以「學」字在秦漢時代仍指學校,是無庸置疑的;但以「學校」一詞的使用,則較為晚出,恐怕要到漢代,尤其東漢以後了。
由於周以前是祭政合一,所以祭祀活動也是教育活動。
「學」與宗廟、明堂當是在同一地點而不同室,其祭禮自然也是國家大事。
《禮記.文王世子》云: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根據孔穎達疏,此一規定當適用於天子、諸侯之國。
始立「學」的釋奠,是「學」中最隆重的禮儀,所以天子必須親臨釋奠。
另外,從《禮記》所載,可知在「學」中舉行釋奠禮的場合有六,此即:
「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按,以上見於〈文王世子〉);〈王制〉:
『師還(按,原指天子出征,反。
)釋奠于學。
』六也。
」(〈文王世子〉篇孔穎達疏)這些祭禮的活動,後來被規定於「學禮」篇。
漢武帝「興太學」時,即命弟子員前往博士官處受業,同時要兼習禮儀。
晉朝摯虞說:
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
(《通典》卷53〈禮典〉注引晉.執虞《決疑》)
此意即說明到漢代興學,其「學禮」依然是教育活動的要項。
當然論教育活動的起源,其與宗教的關係密不可分,是以可理解的。
只是教育史的發展,正是在淡化宗教色彩,使其止於儀式,而其意義則歸為教育,在制度上乃曰:
「學禮」。
這樣的歷史現象,恐在周代既已成立,所以孔子的教學非常重視禮儀,當是基於這種背景而來;漢武興學,仍重視習禮,也是基於這個背景。
東漢光武帝建國後,並於洛陽修建太學,在教學活動中,依據「古典」而有祭祀禮儀。
所謂「古典」,當指禮經的「學禮」篇規定。
只是在舉行禮儀活動時,仍看不出有特定的祭祀地點,如後來所見的「廟」宇。
學校建物無廟宇,如何舉行祭祀活動呢?
西晉潘尼的〈釋奠頌〉對當時禮殿有如下的描述:
掃壇為殿,懸幕為宮。
夫子位于西序,顏侍于北墉。
(《晉書》卷55潘岳傳附)
這是西晉元康三(293)年閏二月的釋奠儀節。
顯然這個時候還沒有建置廟宇,當時因為新創立國子學,為配合新設學,所以在太學「掃壇為殿」祭祀,也就是太學的正廳設祭壇進行禮儀。
這樣的祭禮,直接的淵源,可能是西漢末王莽興學時,在太學「殿堂」的禮儀。
(參看《太平御覽》卷524〈學校〉條引《三輔黃圖》)
二、「廟學」的出現
學校園地中,具體建置廟宇,而成為「廟學」的制度,其事可考者,當始於東晉孝武太元十(385)年,就學制而言,實是自古以來的一大變化,其議可能出自謝石。
孝武帝太元九(384)年,尚書謝石上書曰:
立人之道,曰仁興義,翼善輔性,唯禮興學。
……今皇威遐震,……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請興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
帝納其言。
於是「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
」(《宋書》卷十四禮志)此處的「廟屋」,當指孔子廟、國子學與諸生省(即博士省)。
《晉書》卷九孝武紀載太元十(385)年二月,立國子學。
所以此等廟屋當在太元十年二月完成。
唐.許嵩撰《建康實錄》卷9〈晉中下.烈宗孝武皇帝〉,證明此事。
其曰:
(太元)十年春,尚書令謝石以學校陵遲,上疏請興復國學于太廟之南。
許嵩接著引陳朝顧野王撰《輿地志》注曰:
案,《輿地志》:
「在江甯縣東南二里一百步右禦街東,東逼淮水,當時人呼爲國子學。
(國子學)西有夫子堂,畫夫子及十弟子像。
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諸生中省,門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舊置博士二人。
」
又據元朝張鉉所撰《至正金陵新志》〔收入《宋元地方誌叢書》(3)〕卷十二「晉太學、國學」條「廟屋」引《建康實錄》曰:
按,(建康)實錄:
(廟屋)在太廟南,……國子學西有夫子堂,皇太子堂南有諸生省,即博士省也。
足見太元九(384)年謝石上疏議請興復國學,孝武帝接納其議後,於十(385)年完成「廟屋一百五十五間」。
這些建屋,包括夫子堂(孔子廟)、國子學與諸生省(即博士省),總共一百五十五間。
這一年(太元十年),同時有弟子入學,其身分為公卿及二千石子弟。
夫子堂與國子學的相關位置,是堂(廟)在西,國子學在東,成為「左學右廟」之「廟學」制,這是自漢武帝興太學以來,第一次在學校園地建置孔子廟的紀錄。
其地點在江甯縣東南二里一百步,右禦街東,東逼淮水。
夫子堂內畫夫子及十弟子像,足見最初是用畫像,後來才改用塑像,時間不明(至遲在隋唐之際),明世宗嘉靖九(1530)年,改為木主。
第二年,也就是太元十一(386)年,東晉孝武帝又在建康立一個「宣尼廟」(按,非指國子學的夫子堂),作為孔家之廟,以奉祀孔子,成為曲阜孔子廟的分廟。
《建康實錄》太元十一(386)年八月庚午條記述說:
詔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
立宣尼廟,在故丹陽郡城前隔路東南。
許嵩接著引《地志》注曰:
案,《地志》:
「齊移廟過淮水,北將山置之。
以其舊處立孔子寺,亦呼其巷爲『孔子巷』,在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穚東一里」。
此事,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四引《建康圖經》,有如下的記載:
《建康圖經》,有「孔子巷」。
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立宣尼廟。
後(按,指南齊)移廟過秦淮水北,以舊處爲孔子寺巷,曰:
「孔子巷」。
今平江府亦有孔夫子巷,蓋崇觀間,與三舍,於此建長洲縣學,後罷舍法,學亦廢。
今基址如故,地則歸臨安裴氏,目爲孔夫子巷。
嘉泰改元郡,立坊名,不知考此,遂榜爲孔聖坊。
大抵南中言孔夫子巷者,皆此義。
上述三項記載(《建康實錄》、《地志》、《建康圖經》),說明在建國子廟學的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八月庚午,詔封孔子後裔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同時另建一宣尼廟,以奉祀孔子。
於是建康出現兩個孔子廟,這個事情如何理解?
太元十一(386)年的孔子廟,其地點,《建康實錄》說在「故丹陽郡城前隔路東南」,故丹陽郡即東晉的建業。
《地志》說南齊將「宣尼廟」移到淮水北岸的北將山,以其「舊處」建立「孔子寺」,其地亦稱為「孔子巷」,地點在「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穚東一里」。
《地志》作者不明,其曰:
「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之記述方式與前述陳朝顧野王撰《輿地志》類似,可能與《輿地志》時代相當,或即指《輿地志》;所謂「今縣」,當即指江寧縣。
此說如不誤,則太元十一年所建的宣尼廟,是因為詔封孔子後裔孔靖之爲奉聖亭侯,由孔靖之奉祀孔子。
所謂宣尼公,是源自漢平帝王莽輔政時追謚孔子曰:
「褒成宣尼公」。
(《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六月)所以宣尼廟的建立,實是比擬山東曲阜孔子廟,由孔子後裔承祀。
前一年,即太元十(385)年所建立的孔子廟稱為「夫子堂」,地點在國子學之西,位於江甯縣東南二里一百步,右禦街東,也就是《建康實錄》所記載的故丹陽郡城前隔路東南。
孔家奉祀的「宣尼廟」,則在江寧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橋東一里。
兩者相距三里一百步,廟名並不相同,一曰「夫子堂」,一曰「宣尼廟」(後曰「孔子寺」);性質亦不同,「夫子堂」成為學校的一部分,也就是創建了「廟學」教育制度,而「宣尼廟」則為曲阜孔廟的分廟,屬於孔家的廟。
兩者有別,正如曲阜孔廟與一般廟學的孔廟有別一樣,不能混淆。
至於南齊將孔家奉祀的宣尼廟遷移至淮水北岸的北將山,似仍曰「宣尼廟」,而與「舊處」(在淮水西)的「孔子寺」並立。
南齊為何要有二個孔家奉祀的孔子廟?
一時無解,待考。
自此經過二十八年後,即安帝義熙九年(413年)五月,有「國子聖堂壞,……聖堂,禮樂之本」的記載。
(《晉書》卷二十七五行志上)此處「國子聖堂」並舉,正是「學廟」之制。
所謂聖堂,即指孔子廟。
足見太元十年(385年)在國子學建置孔子廟(夫子堂),確實存在。
現在的問題是:
太元十年為何會在國子學出現「廟屋」而成為「廟學」教育制度?
筆者認為此事在中國教育史上,實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過去在學校所舉行的釋奠祭禮,只是掃壇為殿,現在有了具體的廟屋建築,其作用為何?
值得檢討。
關於這問題,可惜無直接的資料可作說明,此處只能由謝石的上書推測。
謝石說:
「今皇威遐震……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顯然在肥水之戰勝利之後,欲藉由振興教育,提倡禮樂,以強化東晉在文化上的正統性,進而對北方作有力的號召。
在謝石上書中(太元九年),見不到在國學中建置孔廟之議,但由翌(太元十)年完成「廟屋」一事看來,自謝石上書後到建築廟屋之前,君臣之間,顯然有一番討論,其結論即在國學中建置孔廟。
這一段討論過程,已不見於今存文獻了。
目前只能由謝石上書的文詞分析與推測,這種顧左右言他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可見到。
也是專制王權下,為維護道統而有其不得不的苦衷。
如上所述,自東晉孝武帝太元十(385)年,創建「廟學」制後,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又追謚孔子後裔,另建孔子廟(宣尼廟),以比擬曲阜孔廟,使東晉雖處偏安之地,猶可宣示文化傳承之正統性。
其後南朝各朝相沿如是,而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489)年,也在中書學(原稱國子學)建置了孔子廟。
從此以後,中國南北兩朝在中央官學都設有孔子廟。
到了北齊,文宣帝天保元(550)年,更令郡學立孔顏廟,這是地方官學立聖廟之始。
隋朝建立,據《隋書》卷九〈禮儀志〉的記載,說: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處雖無提及孔廟,但北齊國子寺有孔顏廟(《隋書.禮儀志》),隋承襲北齊之制,理應也有孔顏廟,例如隋代的相州州學建有孔子廟,就是明證。
(《隋書》卷73〈梁彥光傳〉)
三、「廟學」的制度化
所謂「廟學」的制度化,主要有兩項特徵:
一是全國學校園地到縣學為止,規定必須建置孔子廟;一是「學」制與「廟」制的完備。
前者,即中央到地方縣學普遍完成廟學制,是在唐太宗貞觀四(630)年。
是年,太宗詔令全國縣學皆建置孔子廟(《新唐書.禮樂志》),在此之前,只有京師及各州(郡)學完成「廟學」制;從此以後直到清代為止,自中央國子監到地方縣學,皆須具備「廟學」制;即連後來出現的書院制度,也是屬於廟學制的形式。
本世紀在敦煌所發現的《沙州圖經》,其載沙州州學、縣學之制,實為唐代廟學制提供最具體的例子。
其卷三云:
州學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
其學院內,東廂有 先
聖太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
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
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
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
於北墻別構房宇安置。
卷五記載壽昌縣之縣學云:
一所縣學
右在縣城內,在西南五十步。
其〔(院中,東廂有先聖太師廟)〕
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標點及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沙州圖經》所載的內容,代表唐朝前期的制度。
其州縣學在東廂均建有奉祀聖師廟堂,也就是採用「左廟右學」制度。
孔聖顏師為塑像,每年春秋二仲月舉行釋奠之禮,此制完全符合唐初以來所建立的廟學制度。
《唐六典》卷4「祠部郎中員外郎」條規定:
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祀焉。
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這是唐朝前期對於廟學制的規定。
其次,關於「學」制與「廟」制的完備。
從今日的觀點看來,「學」是教學空間,「廟」是祭祀空間,在校園設計上,則以「廟」為軸心而展開。
正常的情況下,均各有其圍牆,但彼此可相通。
教學空間的「學」,主要指講堂,宋末以後,逐漸改稱「明倫堂」。
此外還有特定學習場所、藏經閣如奎(魁)星閣(樓)以及師生住宿的齋舍等。
「廟」常以孔子封號或尊號稱之,如謂宣尼廟、宣父廟、宣聖廟、先聖廟、先師廟、聖廟、文廟等。
「廟」之附屬建築物,從唐朝以後的發展,可知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大成門、大成殿、崇聖祠等,儼然成為一座宮殿,所以又稱「學宮」。
分別而言,可分為前導、主體、後部等三部分。
前導部分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等;主體部分包括大成門、大成殿以及兩廡等;後部主要有崇聖祠(啟聖祠)。
整個廟學的附屬建築,尚有鄉賢祠、名宦祠、鐘鼓亭、碑亭等,隨時代不同或地方特性而有差別。
「廟」的祭祀制度,有主神、配享、從祀等制度的建立,以及每年春秋二仲丁的大典(含樂、舞等)與每月朔望的祭禮等。
簡單說,所謂「廟學」制教育制度,指學校以文廟為主軸而展開的儒教主義教育。
四、「廟學」制度的發展
1、官學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3〈學校考.祠祭褒贈先聖先師〉條末按曰:
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
然之前賢文集,……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
從馬端臨一段話,可知自唐到宋的州縣學(含中央的國子監),均已完成「廟學」體制;但遇衰亂而無法正常實施教學時,則常存廟而廢學。
南宋寧宗嘉泰(1201年)《會稽志》卷1〈學校〉云:
宋興,學校之制皆因前代。
惟州郡自唐末五代喪亂,學官盡廢,有司廟祭先聖而已,猶有廢而不舉者。
這段話可印證馬氏說,以為唐末五代衰亂之際,地方學校常獨存文廟而已。
再如宋朝尹洙「鞏縣孔子廟記」云:
宋興,八十載。
……郡府立學校尊先聖廟十六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4》,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這是自北宋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縣學為止,多建有孔子廟的旁證。
元朝順帝至元《嘉禾志》卷7〈學校〉云:
廟以崇先聖,學以明人倫。
郡邑廟學,大備于唐,中廢於五代。
宋(仁宗)慶曆中始議州縣皆立學;(徽宗)崇寧間著為令,此州縣學廢興之由也。
此處除說明「廟學」之意義及其緣由而外,亦述及宋以來的發展。
文中對宋代雖只曰州縣學,其實當含廟制。
其下接著敘述嘉興路學,並兼及廟制之修建,最後曰:
「丙子兵火,廟學幸存。
」丙子即元順帝至元二(1336)年。
以上是簡單說明「廟學」制在宋代的發展情形。
遼、金、元時代的情形如何?
遼朝的上京、中京、西京,都設有國子監,其旁建有孔子廟,按時祭祀先聖先師。
監與廟的關係位置,不甚清楚。
其各州、縣學也都有孔子廟。
金朝沿襲前朝,除上京國子監有孔子廟而外,州縣學也是建有廟學。
章宗泰和四(1204)年二月,詔刺史曰:
「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金史.章宗本紀》)這是進一步推廣廟學制的措施。
段成己〈河中府重修廟學碑〉云:
隋唐以來,學遍天下。
雖荒服郡縣皆有學,學必立廟,以禮孔先聖先師。
……至於近代,廟學制益備。
此處再度說明自隋唐以來的所謂「廟學制」,指「學必立廟,以祀孔先聖先師。
」,到宋、金時代已達普遍化。
金朝在「廟學制」的發展過程中有一重要突破,就是金章宗明昌二(1191)年在曲阜孔子廟欞星門左右各設置一個下馬碑,其歷史意義重大。
(明朝陳鎬《闕里誌》卷11〈林廟誌〉)此制有無適用於轄區內的學校孔廟,不得而知,但章宗尊孔,重視學校教育,則為事實。
如同年四月,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為衍聖公。
(《闕里誌》卷14〈詔誥〉)同年五月戊辰,詔:
「諸郡邑文宣王廟隳廢者,復之。
」(清朝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14〈祀典〉);四年,親臨釋奠於先聖(《闕里誌》卷6〈祀典〉);至泰和四(1204)年二月,如前所述,下詔州郡無宣聖廟者,增修之。
這些措施中,均無明言各地文廟亦須建置下馬碑之事,可能一時尚無推廣到各地。
但《(陜西省)定遠廳志》(光緒五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270號),卷9〈學校志〉在敘述「歷代尊崇典禮」時,亦記述:
「金章宗明昌二年詔廟門置下馬牌」。
此處無詳細說「廟門」是指曲阜孔廟或包含全國各地孔廟,而此節所敘述的內容是包括全國的郡縣學,依此看來似乎可適用於全國。
實際如何,有待查考。
明憲宗成化十六(1480)年春二月辛酉,「命所在過孔門者皆下馬。
」(《闕里文獻考》卷14〈祀典〉)既然過孔門者皆須下馬,則孔門之前必須豎有下馬碑。
此處所謂的「孔門」,當不只是指曲阜孔門而已,應當包括全國各地的孔門,也就是全國所有的「廟學」。
所以至遲到此時,已將廟門前建置下馬碑的規定,推行到全國廟學之地。
今日吾人在曲阜孔子廟前仍可見左右兩個下馬碑曰:
「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北京國子監孔子廟前可見到下馬碑曰:
「大小官員過此皆下馬」,在台灣台南台灣府學孔子廟前的下馬碑曰: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韓國漢城成均館孔子廟前的下馬碑曰:
「大小官員過此皆下馬」(按,此碑文與北京同),日本東京湯島聖堂不見下馬碑,但仍宜有其制,詳細待查。
因為筆者於2001年10月到水戶德川家的西山莊,發現其入口右前方即立有「下乘」兩大字之石碑,此即下馬碑。
筆者於2002年12月赴越南順化、河內、北寧參觀孔廟,雖不見有下馬碑,但在順化阮朝皇宮前則有下馬碑的建置曰:
「傾蓋下馬」,相信孔廟也應有其制。
傳統東亞教育文化中,具有獨特的普遍性,於此可見知一斑。
元朝太宗六(1234)年,在打敗金國,取得金朝中都燕京之後,改其樞密院為宣聖廟。
(《元史.選舉志》)同時在廟旁設立國子學,令侍臣子弟入學。
(《新元史.太宗本紀》)一般認為這是元朝國子廟學最早的紀錄。
世祖至元四(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元史.世祖本紀》)到成宗即位,詔中外崇奉孔子。
(《元史.成宗本紀》)又詔:
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
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
(《元史.祭祀志》)
此事說明元朝建立之初,也致力於廟學制的推廣。
甚至邊區如雲南、福建、兩廣,特殊地區如軍隊駐地、轉運司治所、鹽場等也都有廟學的建置,民間在鄉村里社也有自發創建,其普及程度,超越唐宋。
明太祖洪武十五(1382)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
五月,南京新建國子監孔子廟完成,帝親詣釋奠,並頒釋奠儀注於府州縣學。
其國子監孔子廟的建制,是以廟在學東,中間為大成殿,左右為兩廡,其前為大成門,此亦即「左廟右學」之制。
(明朝黃佐《南雍志》卷7載洪武十五年六月「敕建太學之碑」、《明史》卷3〈太祖本紀〉、《明史》卷50〈禮志〉)
成祖遷都北京後,將北平府學改為國子監,並重建孔子廟。
明末清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21「文廟」條云:
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
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以舊樞密院為之。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廟成。
明太祖改為北平府學,廟制如故。
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孔子廟。
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為廟,南向,東西兩廡,……正殿初名大成殿。
嘉靖九年,改稱先師廟,殿門為廟門。
萬歷二十八年,廟宇易以琉璃。
明朝郭磐《皇明太學志》(嘉靖三十六年刊,崇禎間增刊本)卷1〈典制上.建學〉,即以「廟學」說明太學之建制,並附以「廟學圖」。
這就是今日北京國子監與孔子廟的由來。
其廟學建制,仍然採用「左廟右學」之制。
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7〈文錄四〉)云:
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
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
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
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
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
據此,可知明代全國的學校(自中央到郡邑)均建有「廟學」,廟學之外,又有書院,以輔助官學的不足。
到清代,北京國子監的廟學制仍沿襲明朝之舊,「為廟於城東北隅,太學之東;殿曰大成。
……廟後建祠曰崇聖。
」(《欽定大清會典》卷45〈禮部.先師之禮〉)此處的太學是通稱,實即國子監,廟當然是孔子廟,或曰文廟,仍為「左廟右學」建制。
雍正二(1724)年六月,世宗以平定青海,而遣官恭詣太學、闕里,告祭孔子;同時又令:
「各省修理文廟、學宮」。
(《清朝文獻通考》卷74〈學校考.祠祭褒贈錄後〉)乾隆(1738)三年二月,高宗至國子監文廟親行三獻禮,同時下諭禮部曰:
朕祗承丕緒,嚮慕心殷,國學文廟特命易蓋黃瓦,以展崇敬。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卷1〈祀典紀盛〉)
這是今日北京所見文廟為黃瓦之由來,但在此處也是以「國學文廟」並稱,實是「廟學」的具體說明,此處的國學是通稱,仍指國子監。
清代對廟學及曲阜孔廟之尊崇,不遜前朝。
其於地方之直、省、府、州、縣學,除文廟之外,又規定在文廟左右並建置忠孝、節孝、名宦、鄉賢四祠。
(同前引《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通禮》卷11〈吉禮.先師春秋釋奠〉)這是清代對前代規制的修正,此即明確將治統要素(前列四祠)加入道統區域,導致道統、治統廟制產生混淆現象,有利於滿清政府的統治。
以上簡單的敘述,可知自唐以後至清代為止,中央的國子監到地方的州縣學,也就是全國的官學,均以「廟學」作為普遍的學制形態。
這樣的學校制度,指校園由「廟」的祭祀空間與「學」的教學空間兩個共同構成,而成為傳統學制非常重要的特徵。
茲以《宋元地方志叢書》、《新修方志叢刊》、《中國方志叢書》、《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等方志中,以附有平面圖之「廟學」者為據,製成如下兩表,附表一「方志所見地方官學建置一覽表」,附表二「方志所見書院建置一覽表」(參看後述)。
根據附表一,可知官學共列533所;根據附表二,可知書院共列218所,合計751所。
此數據雖屬於抽樣,但「廟學」部分,蒐集範圍包括二十五省;書院部分,蒐集範圍包括二十省,可謂仍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代表性。
附表一 方志所見地方官學建置一覽表
省
份
州
府
(廳)
學
縣
學
名稱
關係位置
備
註
文
廟
廟
學
前
廟
後
學
前
學
後
廟
左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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