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模式与结构机理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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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模式与结构机理研究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模式与结构机理研究

王先庆武亮

2012-9-2015:

21:

04　　来源：

《商业研究》2011年11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集聚模式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现代服务业的特点，从原生型、嵌入型和外生型三个层面分析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模式，并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提取关键结构要素并分析其机理，对国内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模式及结构机理进行剖析和论证。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结构机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地方产业的集聚被大量实践证实是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集群正成为全球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

随着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如同制造业等工业发展的规律一样，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现象越来越凸显。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早期是以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后来发展到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考虑到产生背景，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文献主要以制造业为例，对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

然而，伴随着服务经济的到来，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它的集聚现象的研究正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

　　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对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的理论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都是在研究有形产品产业的集聚上，因此集聚模式的研究也是关注于制造企业的。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服务业集聚现象的出现，学者逐渐对第三产业的行业集聚现象开始加以重视。

地方化现象最突出的是在服务业中，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是高度集聚的产业（Krugman,1991）[1]。

在服务业集聚理论方面，经历了一个由借鉴应用制造业的理论到逐步从服务业的特点为出发点的集聚研究方法。

由于行业的特点和特殊性，不能一味运用制造业集聚的理论运用于服务业集聚方面，就制造业集聚中由距离缩短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并不能说明以知识密集型为特点的服务业经济的持续增长（Moulaert&Gallouj,1993和Pinch&Henry,1999）[2－3]。

　　国外学者就针对服务业集聚的现象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涉及美国、英国、法国、西欧和北欧等服务经济发达的多个地区。

Desmet&Fafchamps（2005）通过研究美国县级地域的就业，发现就业集聚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的集聚上，非服务业呈现出扩散趋势[4]。

Graham&Kim（2008）对英国不同行业的集聚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服务业的集聚弹性大于制造业的，前者集聚弹性介于0.014－0.306之间，整体上大于制造业的0.024[5]。

Combes（2000）对法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集聚状况在1984－1993年间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得出与Desmet大致相同的结论[6]。

Brulhart&Traeger（2005）对西欧在1975－200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地理集聚度的研究发现，制造业的地理集聚度在下降，服务业除了运输和电信部门表现出地理集聚度下降趋势外，总体上则表现出比制造业和农业更高的地理集聚度的趋势[7]。

在集聚的地域分布上，Illeris&Sjoholt（1995）通过区位商的研究发现，北欧各国（包括丹麦、芬兰等国）首都和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区位商大于1，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各国的首都[8]。

　　当前国际上有关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与制造业集聚的比较；集聚的空间分布，包括服务业整体和分部门分布；集聚的成因，如集体学习过程、社会因素以及共同集聚等；集聚的效应。

这些研究一方面为我国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和促进服务业集聚来实现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

另一方面，如何结合一些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而构建出适应于服务业集聚研究的分析框架，如何对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模式进行分析总结，以推进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是一个有益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对产业集聚模式进行科学分类，是认识产业集聚这种复杂现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不同学者对同一复杂现象或复杂事物的研究视角不同，采用的分类方法和分类结果会存在较大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分类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类：

一是归纳式分类方法，二是演绎式分类方法。

在实际的集聚模式研究过程中，归纳过程与演绎过程实际上是交替使用的。

（一）国外关于产业集聚模式的研究

　　Markusen（1996）根据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四种产业集聚模式，即马歇尔式、轮轴式、卫星平台式、国家力量依赖式[9]。

（1）马歇尔式产业区也称之为意大利式产业区。

该模式的集聚区以小企业占主导地位，企业之间彼此依赖，竞争与合作并存，和区外的企业联系不密切，集聚具有地方文化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性突出，集群内企业信息交流频繁，技术外溢效果明显。

集聚能够吸引大量顾客，顾客也能够把信息反馈给企业（王辑慈，2001）[10]。

（2）轮轴式,又称为轴心——外围模式。

“轮”是指产业区中的大企业，通常有众多的中小工商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轴”是指大企业与这些中小企业之间的紧密或松散的联系，此模式强调一家或几家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占主导地位。

大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小企业获得集聚经济。

集聚典型为纽约市曼哈顿中央商务区（杨亚琴，2005）[11]。

（3）卫星平台式指一种孤立式分支机构的聚合体，该种模式主要是由于政府税收优惠和租金以及特殊区位的吸引，集聚区内平台企业之间没有多少合作关系，关键投资决策都由区外的企业总部作出。

如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立的生产基地。

此模式中集群的增长性和持续性有限，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或者政府提供的优惠（陈继海，2003）[12]。

（4）国家力量依赖式的集聚模式主要是政府设立的公共机构和非赢利机构所引致的产业集聚，如政府设立园区、工厂、大学、研究机构或政府行政办公中心等。

该种集群政府干预程度大，集群内部市场化程度低，出于整体利益最大化考虑，政府会制定积极的技术扩散政策，企业也会积极执行该政策。

　　Knorringa&Stamer（1998）借鉴Markusen（1996）对产业集聚模式的分类，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研究中，将产业集聚模式分为三类，即去掉了国家力量依赖式，二者的分类基本是一致的（陈剑锋，唐振鹏，2002）[13]。

Gordon&McCann（2000）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三模型分类即纯粹式集聚、产业综合体式集聚和社会网络式集聚。

在纯粹集聚的模式中，观察不到厂商之间的特别忠诚，只有简单地由于地理接近而互相获利，并且因此而发展出了专业化，甚至独特的经济文化。

而产业综合体式集聚是一种由于技术关联而趋向于地理集中的一种模式。

其中的企业是一种紧密结合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出现“垂直一体化”。

而社会网络式集聚则是以行为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行为导致的地理集中所带来的获利聚合[14]。

　　集聚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主要突出了观察得到的重点内容和研究的侧重点。

Markusen对于后来学者对于集聚模式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集群内企业的规模和数量、集群内企业的联系，劳动了流动性、新企业形成的重要性程度和制度密度等方面对集聚的各种模式进行了深入刻画。

外国学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对于Markusen分类方法的应用，在应用中重点突出某个类型，并作一定的延伸。

（二）国内关于产业集聚模式的研究

　　我国学者仇保兴（1999）将从集聚区内企业连结方式出发，将集聚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市场型、中卫型和和混合网络型。

市场型集群指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

中卫型集群是指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而形成的集群。

混合网络型集群是指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企业群落[15]。

任寿根（2004）在PeterKnorringa和JorgMeyer－Stamer（1998）将产业集群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和轮轴式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类型，即新型产业集群，他认为前三种属于传统产业集群或新产业集群，新型产业集群主要是针对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言[16]。

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对Markusen对产业集聚模式分类中国家力量依赖式的一种拓展，拓展到了服务业，这种模式的服务业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高度依赖相关产业发展。

陈继海（2003）通过对世界各国产业集聚成长、演化过程的考察和比较，根据国家干预在产业集聚过程中作用的强弱程度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互动程度，将产业集聚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

（1）市场主导型产业集聚模式，该模式的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产业集聚的形成是自发得追逐集聚的利益，政府的调节是辅助性的，间接的，更多体现在事后调节方面；

（2）政府扶持型的产业集聚模式，该模式的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市场经济史较短，产业集聚的形成需要政府对集聚条件的扶持，对市场经济条件的不足给予补充；（3）计划型的产业集聚模式，该模式主要是计划经济下特有的形式，强调支柱产业的发展，国家高度计划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关键产业集聚发展提供条件，市场机制参与程度很低[12]。

与陈继海的划分方法接近的是黄建康（2005），他将集聚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也即是陈继海所讲的市场主导型和政府扶持型[17]。

　　盖红杰（2008）将产业集聚模式分为内生型产业集群和外生型产业集群[18]。

这一方法实质上主要是对集聚的动力来划分，前者来自民间和后者来自于政府。

但没有看到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对于集聚的重要作用。

陈景辉（2010）主要从嵌入性出发，以跨国公司对工业园区的嵌入性质的不同，将产业集聚模式归纳为三种：

基于跨国公司旗舰嵌入的产业集聚模式、基于跨国公司网络嵌入的产业集聚模式和基于跨国公司联盟嵌入的产业集聚模式[19]。

　　由于我国产业集群的生成背景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面对的是发育不完全的内部市场和已经被发达国家资本垄断的外部市场。

现代服务业具有创新优势、信息优势和品牌优势，主要弱点是受外力影响大、面临风险大、创新压力大。

从总体上说具有的特征是：

独立性、非直观性、时空同一性、环节交错性（李江帆，1992）[20]。

因此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对服务行业的具体特点，更是为了抓住主要因素以对不同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探索，对于服务业集聚模式的划分很大程度上基于本地网络的市场需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等，还有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将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分为原生型、嵌入型和外生型。

　　三、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及结构机理分析

（一）原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及结构机理

　　“原生型”即以本地市场和资源为启动，并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使企业之间走向专业化网络的过程（傅允生，2003）[21]。

对于“原生型”，学者们称法不一，有的将其称为“原发型”（金祥荣、朱希伟，2002）[22]和“内生型”（王珺，2002）[23]，他们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

本文采用“原生型”来描述现代服务业的第一种集聚模式。

　　原生型产业集聚区主要是基于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凭借本地区独特的产业专业化条件和工商业传统，依靠民间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并在民间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在市场经济优先发展的体制优势情况下，通过本地企业的聚集发展而成。

原生型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动力是内生的，其所需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首先在本地集聚，进而发展和扩散开来。

它是依靠本地力量为主形成创新发展的模式，具有较强的活力。

原生型集聚区主要指多以中小企业为主。

这类集聚模式多见于计算机服务业、金融业等以本地资源禀赋为企业核心资产现代服务业或集聚于商业中心的批发零售等配套产业的现代服务业。

　　外国学者Fingleton（2004），Grimes（2007）和Meyer（2007）就分别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计算机服务业和金融业的为目标，来研究寻找本地服务产业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在现代服务业集聚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

Fingletonetal.（2004）通过对英国计算机服务业和研发产业在1991－2000年间的就业集聚状况的研究说明了在供给因素、需求因素、人力资本、当地经济环境和空间外部性等因素计算机服务业和研究部门的就业集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4]。

Grimes（2007）通过对美国计算机服务在1990－1997年间的的集聚状况研究指出，集聚产生以当地的计算机服务业需求为基本条件，其余的资源禀赋如合适的劳动力供给、产业之间的联系以及同主要港口的接近都对中小企业形成服务业集聚区起着重要的解释作用，市场需求带动吸引更多的客户，而良好的资源禀赋为集聚更多的要素资源打下了基础[25]。

Meyer（2007）通过对加拿大金融业的研究也指出，金融专业化集聚的区域要求有稳定的市场需求和本地的资源禀赋的支撑，如较高的人力资本、广泛的商业服务业种类和相对平衡的人口年龄结构[26]。

　　对于原生型产业集聚区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纽约曼哈顿的金融业和金融商务服务业的发展。

据纽约市1993年统计，纽约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中的89％，商业、生产者服务业中将近86％在曼哈顿集聚。

曼哈顿金融商务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源于良好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支撑。

这里的资源是指金融服务业在曼哈顿聚集发展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

曼哈顿是纽约市的中心区，占纽约市总面积的7％，人口150万人。

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金融类从业人员而且增长迅速，从1991－2000年这十年来看，1991年的纽约银行业的就业岗位超过6.5万个，证券、商业经纪和交易业的就业岗位增加到12.9万个；在1991－1999年这九年间，纽约商务服务业增加的工作岗位，占纽约服务业就业增长的42.7％，达到25.81万个；到了2000年曼哈顿地区就业人数占纽约就业总人数的66.06％，同时，曼哈顿地区居住人口占纽约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9.2％。

　　曼哈顿一直保持先进和现代的基础设施。

曼哈顿老城的华尔街区，集中了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中城的豪华居住区，拥有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建筑，而且集中了许多非赢利的办公机构（如研究部门、专业团体、政府机构等）以及相关专职事务所（如房地产、广告业等）和商业服务业。

　　曼哈顿的市场需求空间是巨大的，各个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和世界知名银行都集聚于此。

而且本地的收入水平也是推动本地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980年，曼哈顿的人均收入是同城的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的2倍左右。

据新华社的报道，2007年曼哈顿第一季度人均周薪为2821美元，是全美平均水平的3倍，曼哈顿因此保持美国最富地区称号。

曼哈顿的收入水平也保证了金融服务的消费。

就业人口向金融服务业及相关产业集中，又推动着金融服务业不断发展，从而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服务消费企业在曼哈顿集聚。

曼哈顿一直享有投资家优先考虑的地位，巨额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不仅投放于街道、码头等基础设施，而且投放于高级住宅区和办公大楼，这又使曼哈顿的基础资源禀赋不断更新积累，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因此，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作为原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基础要素，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被强化，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效应，政府会关注支持现代服务业出现的这种集聚现象，它们一起共同促进着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其结构机理可用图1表示。

　　图1原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的结构机理

（二）嵌入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及结构机理

　　嵌入性是社会学、管理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都常引用的术语。

正如Markusen（1999）所提出的“模糊概念”标准，嵌入性是一个模糊概念[27]。

不同的学科对其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社会学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活动和结果受到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管理学者特别强调嵌入性的网络维度。

与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不同的是地理经济学家更多关注嵌入性的空间维度，考虑了地方的外部性、区域文化和地方制度结构、空间临近对商业伙伴间建立信任的作用。

Hess（2004）在对社会学、组织和管理研究以及经济地理学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使用后结构主义的隐喻对嵌入性的概念分为密切相关的三个维度，即社会嵌入性、网络嵌入性和地域嵌入性[28]。

本文这里应用嵌入的概念，主要是说明在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方面，在区域一定的产业基础之上，政府所发挥的社会嵌入，外资企业或龙头企业的网络嵌入和城市之间的地域嵌入。

这类集聚区多见于专业技术服务等有着一定产业基础的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嵌入式集聚区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服务业的发展。

日本是与我国距离最近的发达国家，现代化社会历史并不长，在二战后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从战后严重受损的经济废墟上起步，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工业化的、由第三产业为领头羊的先进国家，其中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推动，对整个服务经济的高效和高质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大阪圈”的3个商业城市将“商业的大阪”、“港口的神户”、“文化的京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3个城市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区位、资源、人文、历史等因素及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关系，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相互嵌入，造就综合竞争优势。

　　就日本东京来说，东京现代服务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源于其中心城市的产业基础，在工业化进程过程中，批量制造业生产逐渐充斥着整个城市，物质产品的丰富必然带来企业产品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催生出更适合生存——更新、更好的产品，这需要有相应的科研服务支撑，如当时的电器龙头企业索尼、松下，汽车的龙头企业丰田、本田等。

同时，产品的配送、销售网点的布局等流通问题也成为制约产品生产的突出因素。

因此，物流服务、商业资讯服务等相关现代服务业的产生也是相当自然的。

另一个方面，政府的培育也起到了推动日本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

　　政府为了更高GDP，创造效益，会对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做出整体规划，将不同的服务功能如金融、批发、信息等相关产业和专业服务产业集中规划在不同区域，相互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东京大都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协调发展。

然后制定出相关的政策诱导一些对生产起到服务性质的产业的发展，如进行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

这就使得东京在工业转移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以生产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这种模式是在强劲的市场需求基础之上，政府顺应产业的梯度转移发展，对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如汽车、电器等优势产业，积极发挥政府服务和行政职能，利用强有力的规划和多方面的扶持进行积极培育，以发挥出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辐射带动效应和服务创新功能，这种效应反过来推动服务业不断创新并使之向现代服务业发展，以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要求，其结构机理可用图2表示。

　　图2嵌入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的结构机理

　　（三）外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及结构机理

　　韩炜（2010）对外生型产业集群的界定主要是关注跨国公司在集群形成的表现和影响，认为所谓外生型产业集群是指在作为“外生核”的跨国公司的带动下，相关企业集聚而形成互关联与竞争互动关系的产业集群[29]。

戴勇（2009）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分析了外生型产业集群的升级的影响因素[30]。

他对外生型产业集群的界定仍然是基于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作用和产品输出的外向性。

这种界定仅是考虑到企业的来源属性，没有揭示集聚形成的本质原因。

本文的外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主要是依靠优越的区位条件，如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外来企业的技术、管理等，在发展地方政府、创造性模仿和企业家精神作用下而形成的产业集聚。

相对于原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外生型产业集聚强调一定的区位条件；相对于嵌入型集聚模式，其体现出更多的外来资本和政府调控。

这类集聚模式多见于软件业、动漫业等有着良好区位条件的现代服务业，及保税区等特定制度安排的区域。

　　外生式服务业集聚区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印度班加罗尔软件服务业的发展。

印度目前占有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总额的65％以及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总额的46％。

随着十几年承接服务外包的历练，印度企业已开始在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并开始大规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以当地市场和转包为战略重点的外部投资。

　　班加罗尔是印度政府创建的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现在是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被公认为软件外包产业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实际上，印度总体服务业发展并不突出，但在软件服务业却发展非常迅速。

这一方面来源于市场需求，这种需求是外向的，即印度软件业本国的市场需求是不大的，根本无法承载其现在的生产能力，其高速的发展源于国外对于这种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

尤其是与美国企业的合作，美国经济连续的强势增长需要大量的软件供给，部分企业开始将非核心的软件研发业务外包出去，以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

于是印度软件业把握了这一机遇，大力发展对美国的软件外包。

　　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利用自身区位条件，以全球化视野识别机会，从经济一体化的前瞻角度进行跨越式的产业链选择，用跨越式发展的需求拉动上升空间。

政府发挥出巨大的规划调控作用，包括实行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创建有利的融资机制，建立适用人才培养机制，合理规划集群布局，建立良好的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有针对性地改善环境，创造服务业发展的专门条件，等等。

全链条支持信息服务业发展，带来国家竞争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种以国外市场需求为动力，发挥政府的规划调控作用，建立生产服务园区，体现集聚发挥出来的极化带动作用，形成了研发与软件业外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展，并最终增强现代服务体系的整体实力，提升国家产业水平，其结构机理可用图3表示。

　　图3外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的结构机理

　　四、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的国内发展

（一）浙江原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中国原生型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以浙江较为突出，在传统服务业中，商贸业是浙江服务业的第一大行业，2009年商品市场成交总额达到9793亿元，连续17年列全国第一。

浙江省有4000多家商品交易市场、200多家大型商业网点，西湖国际博览会、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等一批会展品牌。

1982年创办的义乌小商品城激发自地方及面向全国的消费市场，小商品称法体现出浓重的资源禀赋味道，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生产技术的革新，现代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群中，知名品牌随处可见。

2010年，义乌拥有11.5万家商户、1.47万家民营企业、610家外商投资企业及分支机构、1968家外国企业常驻办事机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超市”。

其他体现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有如义乌国际物流中心、德清临杭物流园区、杭州万象城、诸暨铭仕广场、湖州织里童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等40多家。

　　浙江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源于市场的生产与服务需求，以本地资源禀赋为基础，以专业性市场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为手段，以专业化小商品生产与服务为主业，商贸服务性集聚区与生产性小企业子群落并联耦合特征极为明显。

这种商贸服务集聚区域与当地的专业化小作坊式生产集聚分不开。

这里的众多企业围绕着各类加工、生产小商品的企业，为其提供物流配送等商务服务，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区域。

它的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十分专业，企业间的分工协作紧密。

这一集聚形成后，它们的竞争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大了企业对于客户需求的满足能力，也就相应地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向中心地集聚。

其服务业集聚区形成可以说主要是依托民间传统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历史和东方式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环境。

浙江服务业集聚模式的发展较好地结合了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历史文化因素，其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与演化的历史过程。

　　浙江产业现代服务业集聚模式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