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学术与人生访谈录.docx
- 文档编号:23373838
- 上传时间:2023-05-16
- 格式:DOCX
- 页数:18
- 大小:30.96KB
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学术与人生访谈录.docx
《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学术与人生访谈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学术与人生访谈录.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学术与人生访谈录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
摘要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接受政见访谈,深入剖析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心得。
韦茜/政见特约观察员
精彩观点集锦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王与马,共天下”即皇权与贵族共享权力的时期。
借用这个说法做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最高执政者与官僚体制“共天下”。
◆不应该把官僚体制的问题简单地视为官员们素质浅陋、道德缺陷等等。
官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品质,而不是官员本人的品质。
◆如果大的治理逻辑不变,运动式治理是不会消亡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平稳持续的治理模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不同治理状态间的平稳过渡。
◆国家治理现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不是政府如何统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应该如何适应社会。
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国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如何去规制社会,而应从提升自我的角度去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多元的社会。
如果国家建设不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就会导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我不赞成将不同理论贴上所谓“西方理论”或“本土理论”的标签。
在我看来,只有好的理论与不好的理论之分、适用的理论与不适用的理论之分。
◆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所以做学术的人去提政策建议常常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会特别强调自己的特定研究角度,但政策研究要解决是的一个具体问题,大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统筹考虑。
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的求学生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他早年下乡,当过生产队长,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大学学习,随后到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
在斯坦福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多所名校执教,直到再次回到斯坦福。
多年来,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领域潜心耕耘,对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政见团队曾多次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中国官僚组织中“拼凑应对”(muddlethrough)的现象(贡献。
在2015年度的组织社会工作坊之后,政见团队采访了周雪光老师,他就中国国家治理、组织社会学、及治学心得这三个部分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与介绍。
一、帝国治理逻辑
【政见CNPolitics】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
从时间的纵轴来看,从古到今的治理逻辑,哪些在变,哪些不变?
【周雪光】新中国建立以后,执政党特别强调打破旧传统、开创新时代,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建立了全新的权力结构与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但如今回头去审视这六十余年的国家建设,很多做法与历史上的国家构建有很强的关联。
从历史延续性这个角度来研究国家治理这个问题,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线索。
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作。
但不同于以往史学研究的是,今天我们可以用当代社会科学分析工具与理论视角来重新分析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们在讨论中国社会的种种困难时会强调当今执政党的问题,这些看法不无道理。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在很多方面从历史到现在都持续存在,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比如说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紧张、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等等。
当今的执政者面临的这些问题,与历史上皇帝所碰到的问题是很类似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一些治理方式以不同形式延续了下来了。
但现在的国家面临一些新的环境条件,比如高强度的国际竞争,与民众交往所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是以前执政者没有碰到过的挑战。
我们从历史角度可以看到国家治理模式一直处在变迁调整的过程中,但哪些是新的变化,哪些是过去基本机制的变形,这些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在最近的一个研究工作中分析了中国官僚体制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比较了古代的官吏分途模式(即官与吏分离的两元结构)与今天的“层级分流”模式,即大多数官员在某一行政区域内部不动,只有主要领导会向上一级的更大行政区域流动。
表面上看这两种形式不一样,但都反映了“流动的官”与“固守的吏”这一基本特点,背后的道理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试图从帝国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的延续性。
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同一帝国治理逻辑针对类似的困难挑战而发展出的不同具体应对形式。
【政见CNPolitics】换一个角度,从中央到地方的这条线看,在您的研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最微妙关系体现在什么方面?
【周雪光】去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的论文,对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多年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和提炼。
我特别强调了两对关系来分析帝国治理面临的“委托-代理”难题,帝国治理的逻辑由此展开:
第一对是“正式与非正式”,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对是“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
我认为这两对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心得与发现。
过去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强调了正式的关系,比如集权与分权,国家把权力拿走了,又通过某种形式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是正式制度或政策的变化。
我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微妙转换的过程,从未中断。
换句话说,即使在正式制度上看是高度集权的时期,在非正式制度上也可能有着地方政府运作的很多余地,保持了很大的灵活性。
这样的安排暂时解决了帝国治理的一个难题,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在大一统的权威制度下“以不变应万变”,即尽管各地场景做法每每不同,中央政府的正式制度始终稳定不变;但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又使得地方政府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政策,这就是“以万变应不变”。
这两个过程——正式制度的“以不变应万变”与非正式制度的“以万变应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化解了集权制度与地方性适应之间的矛盾。
“名”与“实”或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
中央政府有时会选择保留象征性权力,而把实质性权力交给地方性政府,这个阶段我称之为“以名代实”。
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央政府又会通过一些机制把实质性权力收回,我将其称之为“以实正名”。
也就是说,如果中央政府长期只保留象征性权力而没有实质权力,久而久之,人们会对其名义权力产生怀疑,出现中央权力危机。
因此中央政府会间或通过运动式治理等方式把实质性权力收回来,通过实际权力的实施来重新为自己正名。
这两个过程——“以名代实”与“以实正名”——导致了名与实之间、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相互转化,这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帝国治理逻辑另一个核心环节。
【政见CNPolitics】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在中国治理的逻辑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周雪光】我以为,非正式制度是帝国逻辑的核心。
非正式制度不是正式制度的派生物,也不是正式制度的补充或对立面,而是与正式制度有机结合、互为依存的。
这并不意味着正式制度不重要,而是说正式制度如果脱离了非正式制度,是存在不下去的。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才能够运转下去。
我在《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一文里有着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过去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缺乏充分的认识。
从帝国逻辑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一个庞大国家的维系是不可能的。
正式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统辖权威的制度安排,而非正式制度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有时甚至是对中央政策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恰是中央政府所默许的,是维系一统体制的制度安排。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在很多时候只是制订一个大的方针政策,而很多具体的事务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细则来操作执行。
从正式制度来看决策权在中央政府,但地方政府又可以灵活处理。
事实上,这种灵活性在实际运作中帮助中央政府摆脱了困境。
如果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很多政策在各地可能是无法实行的,正是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使得中央政策可以落地贯彻下来。
而这样的落实又维持了大一统正式制度的权威形式。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您对运动型治理(比如三反五反、文革、严打、反腐)很有研究,那么这种运动型治理的基础是什么?
在未来这种治理方式会慢慢消失吗?
【周雪光】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长时间的思考过程,现在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
刚才谈到,帝国治理的逻辑有两对主要关系:
“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
这两对关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一个不断转化的过程中,比如中央政府有时持有象征性权力,但有时它又要实质性权力;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有时它只是被动地接受上级政府的指示,但有时它拥有很强的自主权。
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治理形态之间的转化、过渡和演变都是通过启动运动型治理机制来实现完成的。
运动式治理包括自上而下的收权,比如突如其来的对全国各地小金库的整顿,从而上收财权;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放权,例如动员大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新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提倡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是典型的放权过程。
运动型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机制,实现了名与实、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转化。
不论是改革开放的启动,还是现在的反腐,本质上都是一种运动式机制,通过运动来实现不同治理状态间的转化和交替,改变过去的政策方向,也调节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微妙平衡。
如果大的治理逻辑不变,运动式治理是不会消亡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平稳持续的治理模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不同治理状态间的平稳过渡。
我在《运动型治理机制》一文中最后这么写道,“若基本治理逻辑未变,替代机制缺失,则运动型治理机制不废。
”
二、最高执政者与官僚体制“共天下”
【政见CNPolitics】您在文章里指出:
要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需将官僚体制与国家(最高)权力区别开来,而很多文献忽略了这一点,那么如此区分的好处是什么?
【周雪光】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官僚体制作为一个制度体系,有其特有的运作规则,它与最高权力——不管是古代的皇权,还是当今执政党的权力——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不管是过去所谓的开明君主,还是如今的顶层设计,执政者的大政方针都需要依靠官僚体制来具体实施。
但是官僚体制有它自己的结构与规则,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高执政者面临的或是它的抵制或是它的合作。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王与马,共天下”即皇权与贵族共享权力的时期。
借用这个说法做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最高执政者与官僚体制“共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我强调将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区别开来是希望把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官僚体制,而不是一味地着眼于如何顶层设计、如何设计出完美的制度方案,而是更多地考虑官僚体制在实际过程中是如何运行的;官员们在政策实施中是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问题,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了他们的行为等等。
如果不深入了解官僚体制运作机制的话,顶层设计做得再好,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也常常会导致与政策初衷大相径庭的结果。
另一点值得强调的是,不应该把官僚体制的问题简单地视为官员们素质浅陋、道德缺陷等等。
组织的特定结构与运行机制会约束和塑造身在其中的人们的行为。
从组织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应该发掘这些具体的机制与过程的演变,这样才能对官僚体制有更深入的理解,才有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政见CNPolitics】可否理解为官员的素质是可以由制度来塑造的?
在中国长期存在一个“素质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素质”争论,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
【周雪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人的道德素质有着特别的关注,因此特别强调政治教化。
在我看来,官僚体制的运作规则和结构过程对官员的人格、行为、态度有很大的塑造性,比如按部就班、风险规避等特点都是官僚体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品质,而不是官员本人的品质。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政治教化做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今天这一做法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我觉得还应该更多地在制度安排上寻找答案线索。
过去中国的官僚体制主要依靠人治,这就需要对官员的素质与道德有着极高期待。
如果制度能够约束人的话,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位置上就变得不是太重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更倾向于认为制度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不是靠素质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政见CNPolitics】中国庞大的官僚组织向来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模型来试图解释官僚组织的运作过程与行为逻辑,比如锦标赛模型、行政发包模型、还有您提出的“控制权”理论等。
您能否比较这几种模型在解释官僚组织行为时的优势与不足?
【周雪光】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代来看,中国官僚体制都是国家治理、国家建设的基础。
近些年来,国内涌现出了一批关于政府组织的研究成果,我觉得这是学术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取得了重大进展。
相比前面提到的“行政发包制”和“控制权理论”,“锦标赛理论”是一个有关组织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它有更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这一模型借用了人事经济学里关于人力资本流动、特别是组织激励方面的理论。
周黎安教授在讨论锦标赛模型的时候也特意强调了其应用的条件性。
人事晋升可能有着不同机制,可以用很多模型来解释,周黎安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锦标赛”的机制。
周黎安教授的文章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各级政府在实践中确实采用了类似“锦标赛”的很多做法;比如说政府经常在目标责任制下提出一系列详细的考核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来考核决定干部的升迁,因此这一模型有着很大的解释能力。
另一方面,“锦标赛”模型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逻辑,表述清晰具体。
与锦标赛模型相比,行政发包制则是从更为广泛的视角来讨论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
周黎安去年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集中阐述了行政发包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基本形态。
简要来说,行政发包制指的不仅仅是指简单意义上的集权与分权,而是与任务部署、资源调配、人事管理的等权力责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治理模式。
我和练宏的“控制权”理论在更为普遍意义上提出了国家治理模式的类别分析。
我们将行政发包制视为控制权配置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不同维度的控制权有着不同配置组合时,就会出现不同的治理模式。
我们的控制权理论讨论了不同形式的国家治理模式,而行政发包制是其中之一。
概括来说,锦标赛模型更集中在官员流动与晋升的领域,研究的重点是组织激励机制;而行政发包制和控制权理论则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国家治理的模式,涉及的不仅是激励机制,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治理机制。
比如控制权理论包括了决策权、检查验收权、实施权和激励权在不同层次的政府部门间的分配组合,等等。
三、官僚体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
【政见CNPolitics】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增长,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赵鼎新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绩效合法性”,认为这是韦伯的三个合法性(传统、法理、卡理斯玛)所没有考虑到的第四种合法性。
那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奇迹,以及它与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
【周雪光】韦伯在讲卡理斯玛权威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领袖必须得不断地向他的追随者们证明他的超凡魅力。
在历史上,领袖常常通过预言成功、战争胜利等形式来强化追随者对他的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绩效合法性实质上就是验证卡理斯玛奇迹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恰恰起到了向追随者证明其超凡魅力的作用,让民众感觉到执政党有能力去拨乱反正、领导中国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奇迹,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卡理斯玛权威的认同。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绩效合法性是卡理斯玛权威的一个具体表象,可以包括在韦伯三个合法性基础之内。
但正如赵鼎新老师强调的,绩效合法性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它的不稳定。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高绩效,而且在解读绩效时也会遇到很多挑战:
高绩效究竟是谁创造的?
卡理斯玛权威?
企业家或者市场的力量?
国际贸易的机遇?
亦或是这些不同过程的相互作用导致的?
【政见CNPolitics】在未来,您觉得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会发生变化吗?
假如会,它将是什么样的变化,并且背后的推动力又是什么?
【周雪光】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在发生着。
背后的推动力我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当代社会的多元分化,另一个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国际竞争。
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元分化。
中国过去是农民社会,其特点是同质性很强,社会流动分化低下,各区域各阶层间相互隔离,极少联系。
在现代社会里,一方面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空间之间出现高度分化,另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又把不同空间和不同群体阶层联系在一起。
社会的演变对现代国家治理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现在观察到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建设不适合当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紧张和冲突。
我以为,国家治理现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不是政府如何统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应该如何适应社会。
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国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如何去规制社会,而应从提升自我的角度去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多元的社会。
如果国家建设不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就会导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社会的演变与多元发展是推动国家治理、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最大动力。
另一个动力是国际竞争。
中国国家治理的演变在很长历史过程中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近代以前没有经受到战争以外的国际竞争压力。
在今天,无论是经济交往、人员流动还是思想传递时常是在跨国界的范围进行,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国际竞争。
这些多方位的国际竞争会对中国内部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反过来说,当中国试图去影响世界的时候,它也要与其他不同的价值观进行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不同文化都在彼此适应,同时又在改造对方。
经济交流、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会带来价值观的变化、公民权利的认识、对执政者新的期待,这都会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当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新的问题与新的要求不断涌现,但我们仍在用一种非常传统的官僚体制去统制日新月异的社会,造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即当下中国的官僚体制及其制订的政策时常与社会的实际状况脱节。
官僚体制特有的结构与机制使得它更多地关注自上而下的指令,而不是关注自下而上的诉求,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造成了很多的矛盾与紧张。
【政见CNPolitics】这种官僚体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与矛盾,是中国独有呢,还是说欧美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周雪光】当代社会呈现出一种网络式的结构,英文里称之为“distributionalnetwork”。
过去我们的管理方式是hierarchical的,即一层层由上至下的等级结构,这种韦伯意义上的科层体制曾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特别是在大工业的福特时代。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多元化,现在许多有活力的组织是扁平式而非科层制的,打破了关于传统科层组织结构的理念。
但政府官僚体制是相对封闭的科层组织,这样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研究。
欧美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与中国相比,它们有两个很大的不同:
第一,它们很早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转型,例如政府管制与NGO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结合;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着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即便它体制僵化,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很大。
以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为例,那里有数以千计的企业,是世界高科技的中心,但很难看到政府之手,更多的是distributionalnetwork在起作用,这与中国的情形差别极大。
在中国,政府无处不在无事不管,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巨大,使得官僚体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突出。
四、不赞成贴“西方理论”、“本土理论”标签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您专攻组织社会学,而且对其他领域比如管理学、经济学也颇为了解。
相比其他学科,组织社会学在分析问题时,入手点和注重点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您多年来通过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问题,这种视角的优势和局限在哪里?
【周雪光】长期以来我特意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问题,这是我个人的学术选择。
我尝试建立起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来研究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这样可以在知识上有所积累,研究有所延续。
有些学术同仁在讨论中会问我,为何不考虑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我并不是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因为一个学者需要有自己的学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问题,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组织社会学角度,而是更多反映了我自己在研究取向和理论思路上的个人选择。
我试图采取“六经注我”的治学方式,广泛涉猎相关学科,将这些材料经过消化理解之后,转化成自己的学术资源,力图从自己的角度发展出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
任何好的研究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这就要求我们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在学术研究中,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变成一锅大杂烩,而是需要从一个特定角度把一个问题讲清楚,需要将其它问题与其他角度忽略掉。
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必须做的选择。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关注点、理论思路,因此产生不同风格。
在不同场景、不同条件之下,某些研究风格可能会更受欢迎。
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学术市场上的竞争,一些好的研究风格和思路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转播,而不好的风格和思路逐渐被遗忘、被淘汰。
【政见CNPolitics】组织社会学里的很多经典理论,比如新制度理论、社会网络理论,都是在西方背景之下的组织现象中总结出来的,那么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理论能否指导我们去理解中国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运用时又该注意些什么?
【周雪光】我不赞成将理论贴上所谓“西方理论”或“本土理论”的标签。
在我看来,只有好的理论与不好的理论之分,适用的理论与不适用的理论之分。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特定的前提与逻辑,有着特定的局限与边界,因此在应用到具体场景时必然要求有一个调试的过程。
这一点对任何理论都是适用的。
举个例子,许多人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说法是一个典型的本土理论。
实际上,费老是在与西方“团体格局”的对比中,才提出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特点。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其它场景、其它文化的深入了解,很难提出这样一个好的理论。
在我看来,刻意区分西方理论与本土理论有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有时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不愿意花力气去认真仔细地分辨理论的好坏或适用程度,用标签来代替思考。
严肃的学者不应该停留在标签上,无论是来自西方的还是来自本土的,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是没有边界条件的或者没有局限性的。
【政见CNPolitics】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韦伯,我们知道您对另一位组织学大师马奇的理论也颇为熟悉,那么您能否稍微谈一谈马奇教授的理论对中国官僚组织研究的启示?
【周雪光】马奇教授著作等身,对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从组织角度研究中国国家治理这方面来说,对我最有启发的是他与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观点。
社会科学的主流强调理性人、理性组织,这在中国尤为盛行,比如“顶层设计”的思路就是假定顶层设计者会更理性、更有智慧、做得更好,超越了地方的私利与片面,这是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的假设。
这样理性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著名 社会学家 周雪光 先生 学术 人生 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