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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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三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九七八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三十年波澜壮阔的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三十年不过一瞬,沧海一粟而已。
身在其中写未来,是活在历史中写历史,不能跳出去再回头来看。
这样,当我们踌躇满志展望未来并希望有所把握的时候,回顾过去总结历史便成为炎黄子孙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
那就让我们先理解来龙之势,再猜测去脉何方吧!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改革开放把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
笔者认为,中国奇迹的辉煌之处主要表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等两个方面。
改革前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汇率计算,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五,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以及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
1978——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加到21087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79元增加到160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分别增长9.69%和8.16%;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有十五年的增长速度超过10%,只有三年低于7%。
至2007年底,国民经济总量平均7.4年翻一番,约15年翻两番。
同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44%、10.95%、10.3%,比1952——1977年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平均增长率(1.77%、10.81%、4.45%)分别提高了150.8%、1.3%、131.46%。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6年的3587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5元增加到11759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6.8%和6.8%。
2006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61587.3亿元,比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767倍,年均增长26.78%。
在消费结构方面,生存消费支出逐步下降,享受性消费支出逐步上升的特点日趋明显。
城市和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6年的35.8%和43%,各下降了21.7个百分点和24.7个百分点。
据统计部门所作的家计调查显示,70年代的耐用消费品以100元左右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为主;80年代的耐用消费品以1000元左右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为主;进入90年代以后,耐用消费品已开始以5000元左右的空凋、电话、录像机和万元左右的电脑为主,最近几年,10万元以上的公寓住宅、小汽车逐渐开始进入居民家庭。
从这场方兴未艾的改革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及其改革过程的稳定性来看,可以说中国的改革迄今为止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实践。
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人民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从微观经营机制(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国企改革)的改革开始,而后逐渐深入到资源配置制度上,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制就成为它合乎逻辑的拓展。
市场机制的扩大,进一步要求宏观政策环境与之适应,改革便进到更深入的层次。
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增长与稳定的均衡发展,避免了社会的过度震荡和经济的全面崩溃。
笔者认为,这种中国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经济发展体制的国家主导性、市场主体性
在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后,通过什么制度、体制来实现这个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般的经济体制有三种:
第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这种经济体制的创始者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
该体制的拥护者强调“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的作用,声称市场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可以自行的消除通货膨胀,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收支平衡。
任何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都是愚蠢且毫无积极意义的。
第一次经济危机(1929年)前的英国和美国主要采取的这种经济体制;第二种,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
该经济体制完全抛弃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替代以国家计划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主要采取这种经济体制。
正是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利用国家的垄断优势,人为的压低利率、汇率、工资以及投入品价格,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第三种,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
该经济体制的最初探讨见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来源于心理因素,所以经济机制无能为力。
他主张政府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动干预经济,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有效需求及投资,从而达到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目的。
日本、韩国主要采取这种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有两大特色:
其一,以公有制经济占领制高点为基础的国家主导。
与俄罗斯及东欧的改革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进行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保证了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并使得政府得以依靠这种公有制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在那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领域、重要资源、战略性高科技领域,如银行、石化、天然气、电力、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国有经济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截至2006年底,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等八大行业,承担着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约占全国的82%,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
(常修泽,黄伟民2007)不盲目相信“私有产权必然带来效率的提高”,从而使中国避免了俄罗斯似的“快速私有化战略”,在牢牢控制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基础上,对那些竞争性行业逐渐放开,有力地保证了中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其二,充分发挥私营、个体、外资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主体作用。
从理论上讲,完全以计划的形式配置资源并且期望实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那么政府就必须掌握完全的信息,精确的计算出市场中成千上万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并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求出供需方程的均衡解。
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中国政府显然很好的认识到这一点,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所有层面进行了由表及里、越来越有力的改革,使指导性计划替代指令性计划、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私营、个体、外资等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下表是具体的非国有经济总量数据,这里的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等。
表1非国有经济总量份额的变化(%)
年份
非国有经济创造
的GDP占全部的
GDP的比重
工业总产值中
非国有工业所
占比重
城镇从业人员
非国有部门所
占比重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中非国有部
门投资所占比重
财政收入中
非国有经济
的贡献
1978
42.2
22.4
21.7
13.8
1980
44.2
24
23.8
18.1
16.1
1984
50.4
30.9
29.4
35.3
21.1
1992
53.2
48.5
36.8
32.9
32.8
1999
66
72.7
61.8
46.6
58.1
2000
66.4
52.7(74.1)
65
49.9
48.8
2001
67.2
55.1(76.8)
68.1
52.7
52.9
2003
61
2005
66.6
(有待完善)
二、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的渐进性、非对抗性
渐进性、非对抗性主要指从旧的发展体制向新的发展体制的转变方式。
当一国的新的经济目标确定后,就需要变革不适应这种目标的原有经济制度或体制,建立有利于实现这种目标的新经济制度或体制。
而这样的体制转变,涉及到一国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因此,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式是否适合,直接关系到新的经济发展体制能否建立,从而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
通常的经济发展途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渐进性改革,通过较缓和的,内生的,平稳的步骤实现体制转变。
从微观经营机制到宏观政策环境的逐步深入的改革过程中,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并且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
第二种是突变性改革,通过激进的、外生的、快速的步骤实现体制转变。
这种改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休克式疗法”,它通常一开始就进入到价格改革和资产存量改革中,一步到位的实现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也强调迅速实现,为此甚者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第三种是中向性改革,通过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步骤实现体制转变。
第三种不是绝对的中间道路,而是可能或者偏向渐进性或者偏向突变性道路。
笔者认为,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的改革共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这段时期的经济制度改革以突变的方式为主,通过政府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第二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
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途径,既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偏渐进的道路实现的。
经过三十年的变革,今天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三十年中,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市场作用范围逐渐扩大和经济效率明显改善充分证明了这种改革方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综合来看,中国的这种渐进性、非对抗性改革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其一,改革过程中保证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坚持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改革进程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在领导阶层不存在一个足以与坚持改革的主流意见相抗衡的共识集团,为中国的渐进性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其二,经济改革必然会涉及到较大范围的利益调整,较之突变性改革,渐进性改革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得改革能够得到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拥护,避免了社会的过度震荡。
林毅夫,蔡昉等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接近于“帕累托改进”,即在制度变革中不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通过改进交易环境使经济效率提高。
显然,这是一种利益摩擦小,经济成本低的改革方式;其三,渐进式的改革并不是在一个既有的明确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下实施的。
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的小范围的尝试寻找出最适的发展道路,在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推广,由点及面,层层深入。
另外,这种渐进性的改革方式,使得政府有机会对改革措施进行不断的选择,不断纠正不合时宜的改革。
通过试点地区的改革案例证实或证伪改革的相关理论,然后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改革实践向着科学有效的道路上发展。
三、经济发展战略的立体性、跳跃性
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
以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到比较优势战略的重大转变。
正是这种转变,使中国的经济不再是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经济中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禀赋优势,要素价格同时能够充分反应要素的稀缺性。
这样通过利用市场的力量,经济效率就很好的被激发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战略至少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即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
(一)产业发展路径问题
在产业发展路径上,存在这两种战略选择。
第一种是从轻纺、烟草、食品到重工业、基础设施再到高级消费品、资本品制造。
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产业发展模式,美国、法国等原发型的国家较多采用这种模式;另一种产业发展模式是轻重工业并重,甚至重工业优先发展,然后是轻工业、农业或者二者并行。
后发型国家,如日本、印度、前苏联等较多地采用该种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在一九七八年之前,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这种代表强烈赶超愿望的产业发展路径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建立,在内在逻辑上就必然会形成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计划为主要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经营权的微观经营体制。
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技术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代价大且效果不佳。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抛弃了原有的产业发展思路,选择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地诠释出这条发展道路的内涵: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以此为基础,中国就形成了轻重工业并重,工业化信息化结合的立体、跳跃的战略发展道路。
这条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前的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模式,它是在供求规律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下运行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表21978——2006年各部门占国内总产值的变化(用现价计算)单位: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28.2
47.9
23.9
1983
33.2
44.4
22.4
1988
25.7
43.8
30.5
1993
19.7
46.6
33.7
1998
17.6
46.2
36.2
2003
12.8
46
41.2
2004
13.4
46.2
40.4
2005
12.5
47.5
40
2006
11.7
48.9
39.4
表31978——2006年劳动力结业结构变动单位: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70.5
17.3
12.2
1983
67.1
18.7
14.2
1988
59.3
22.4
18.3
1993
56.4
22.4
21.2
1998
49.8
23.5
26.7
2003
49.1
21.6
29.3
2004
46.9
22.5
30.6
2005
44.8
23.8
31.4
2006
42.6
25.2
32.2
从表2和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后的29年里,工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一直处于轻微的下降和徘徊状态,工业就业的劳动力份额却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2006年的25.2%。
这种现象所对应的理论解释便是在第二产业内部,轻工业所占比重正逐步加大。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之及轻工业的1/3;农业所占总产值份额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6年的11.7%,共降低16.5个百分点。
农业中的就业比例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6年的42.6%,减少比例接近50%;第三产业在国民总产值份额中的比例总体上保证了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2006年的39.4%,就业比例也由1978年的12.2%上升到2006年的32.2%。
此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符合科林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即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展开,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不断上升,且就业人口不断增加。
根据库兹
涅茨实证研究得出的一般模式,中国大约在1993年,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即第一产业比重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比重;至2006年,第一产业的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此时中国的工业化已基本进入结束阶段。
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条件以及信息不对称,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是有效的(郭峰2002)。
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由于多样化消费倾向所诱致的专业化经济越发明显,交易主体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
这样,促进信息化的发展就能够较好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费用,从而达到带动工业化发展的目的。
另一方面,信息化是在20世纪中叶以来电子计算机和传媒技术发展基础上萌芽和兴起的,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业化信息化并重的立体的、跳跃式发展战略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具有充分的科学理性。
(二)区域发展问题
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综合来看,较主要的理论流派主要有两种:
一是均衡发展理论,二是非均衡发展理论。
均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非均衡发展理论,是以赫希曼为代表提出来的。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通过优先发展起来的产业或部门带动后发产业或部门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更倾向于的是均衡发展理论,当然这主要是受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观地认为绝对平均才是社会主义。
经济的发展较大程度的受制于思想的束缚,这种现象直到后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所好转。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用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取代了原来的均衡发展模式。
从珠江三角洲(1980-1992)开始,接下来是长江三角洲(1993-2006),在接下来是环渤海经济圈,最后延伸到内地以及范围更加狭小的乡镇,可以说每个时期,中国都有其明确的发展重点,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使中国的经济在非平衡发展理论的支撑上稳定增长。
但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使得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拉大,开始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总量差距明显。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东部地区在全国GDP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0.2%增加到2005年的64.4%,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
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4年高54%,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下降到77%,西部地区从70%下降到60%。
其二,在产业结构反面,东部占据明显优势。
东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三产业比重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例为8.11:
16.21:
17.69,第二产业的比例为51.41:
44.31:
42.79,第三产业的比例为40.48:
36.41:
39.52。
其三,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而且差距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以2004年为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东部地区平均为11522.87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7828.80元和7996.08元,差距比为1.44:
0.98:
1,而1980年这一比例为1.11:
0.93:
1;全国基尼系数也由1980年的0.22上升到2004年的0.462。
区域间的差距可以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使经济重新具有活力。
同时,在一个经济内部,通过弥补东西部的技术结构差异所带来的增长潜力也同样值得期待。
但不能忽略的是,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的动乱。
这又回到经济学中的那个基本命题:
效率还是公平。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合理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在努力作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力图使每个人分享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
在东部优先发展起来的基础上,全面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举措,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打开了大好的新局面。
(三)对外经济关系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存在两种战略选择:
一是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
先发型的美国英国利用枪炮开拓海外市场,属于扩张性的出口导向战略。
后发型的如“亚洲四小龙”是在西方国家主动为其开放市场的条件下实行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不过这种模式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模式,属于和平性的出口导向;二是进口替代模式,独立后的印度实行的既是这一战略。
但前几十年是激进的进口替代,近十年是温和的进口替代。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加强了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已充分认识到融入世界经济将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1978——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17604亿美元,共增加17397.6亿美元,年均增长16.6%,其中出口总额由97.5亿美元增加到9689.4亿美元,年均增长17.2%,进口总额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7914.6亿美元,年均增长15.9%,双双超过了GDP的年均增长率。
它标志着中国经济正朝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前进。
中国由于其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也逐年增加。
1978-1984年,FDI项目共有3724个,其资金达97.5亿美元。
至2006年,FDI项目增加至41485个,其资金高达2001.74亿元。
(以上数据为合同使用外资)
表4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单位%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GDP
FDI
GDP
FDI
GDP
FDI
1994
61.34
87.09
20.02
5.96
18.64
6.95
1995
61.00
88.13
20.64
6.72
18.36
5.15
1996
60.71
88.89
21.09
6.91
18.20
4.20
1997
60.69
86.62
21.29
7.89
18.02
5.49
1998
61.25
87.31
21.00
7.49
17.75
5.20
1999
61.87
87.84
20.59
7.60
17.53
4.56
2000
62.51
88.08
20.36
7.33
17.13
4.59
2001
62.74
88.47
20.17
7.38
17.09
4.15
2002
63.13
87.78
19.17
8.40
17.16
3.82
2003
63.62
86.70
19.44
10.05
16.94
3.2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中国统计出版社。
其中94-96年的FDI还包含其他投资在里面。
图1FDI在我国投资的变化趋势
从表4和图1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投资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1998-2000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其投资数额有所下降,但从2002年开始,FDI开始稳步上升。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距较大。
其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的投资比例一直维持在85%以上,而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例却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形成了两种战略并重的局面,即在沿海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先获得的政策支持,所以以和平性的出口导向战略为主;在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大多还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
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两种战略的实施都是各地区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我们不难发现,内地由于地理条件受限,交易效率相对较低,直接对外贸易总量较少,因此很难从国际分工中得到贸易的好处。
该部分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利用国内东西部的发展差距,通过吸引国内发达地区的投资,以国内贸易的形式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四、经济发展中文化支撑的民族性、兼容性
一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离开文化的支撑。
几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是在其民族精神的主导下实现的。
典型的文化支撑模式有二:
不兼容的、排他的民族性,另一种是兼容的民族性。
先发型美国是前一种的典型,后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等是后一种的代表。
中国是一个古老且伟大的国家,文明古国的光辉历史沉淀出灿烂的中华文明,而这些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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