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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茅盾研究中的矛盾
第三讲 茅盾研究中的“矛盾”
第一节 茅盾生平及小说创作
一、茅盾生平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
"茅盾"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幻灭》1927年9月在《小说月报》连载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
茅盾这个名字,是随着他的小说创作而产生并享誉文坛的,在新文学初期一直以"沈雁冰"的名字著称于世。
茅盾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沈永锡是一个"维新派"的医生。
由于父亲早逝,他是在母亲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在私塾中读过《三字经》,也上过新学,家庭开明,可以自由地读《三国》、《水浒》和《聊斋》等闲书。
中学时代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因反对学监的学潮曾被嘉兴府中学斥退,后转入杭州的安定中学。
191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预科期满毕业后,因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未能继续在北大学习,经朋友介绍进入在当时的文化界十分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受《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的影响开始翻译介绍欧洲文学,并在《学生杂志》、《学灯》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2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著名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主持《小说新潮》栏目,并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等著名文章,正式介入文学圈,成为新文学史上最早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作家之一。
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1921年,茅盾同时在文学和政治两个舞台上崭露头角,一出现便显示出领袖的风范。
这年1月,他与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将他接手主编的《小说月报》由一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革为新文学的第一个"纯文艺"刊物。
3月,他又与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熊佛西等13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民众戏剧社",5月,又参加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刊的创办工作,成为了新文学初期重要的文学组织家和理论家。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即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
此后,他便同时活跃在文学和革命这两个领域,一面参加新文学的建设,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从1922年到1927年,茅盾在文学上虽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但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的圈子,不仅是"人生派"文学的重要理论家和批评家,而且还是革命文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并在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革命、文学与社会等方面处于先锋地位。
同时,又是政坛上最为活跃的文学家。
1925年底,当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第二年年初赴粤,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7年在"大革命"高潮中,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官和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大革命失败后,在去南昌途中受阻于庐山牯岭。
1927年8月,从牯岭到上海后,立即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写成小说《幻灭》,这是茅盾的第一篇小说。
紧接着他又完成了另外两个中篇《动摇》和《追求》。
1930年,结集为《蚀》出版单行本,故《蚀》又称"《蚀》三部曲"。
这部作品以"矛盾"的基调贯穿始终,正暗含着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心情。
他最初的笔名就是"矛盾"二字(《蚀》原稿署名"矛盾",发表前经编辑叶圣陶改为"茅盾")。
在大革命失败后,还出现了一大批类似《幻灭》《动摇》和《追求》的小说,如叶绍钧的《倪焕之》、柔石的《二月》,在文学史上统称为"幻灭小说",此外,还有也以大革命失败为背景,但情绪则以愤激为特点的作品,如将光赤的《菊芬》、《野祭》、《丽莎的哀怨》、《最后的微笑》,巴金的《灭亡》等,在文学史上统称为"愤激小说"。
1928年7月经上海逃亡日本东京,后写有带总结性的文学论文《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于1928年10月10日的《小说月报》19卷10期)。
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离不开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当时主要的读者,革命文艺应把小资产阶级作为反映对象和服务对象,因此,实事求是地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悲观情绪是允许的,不应夸大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回答了创造社、太阳社对《蚀》的批评,并就革命文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29年,茅盾在日本还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虹》。
1933年前后,茅盾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
1930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即参加了"左联",1931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子夜》,并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1933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被看作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称这一年为"子夜年"。
从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茅盾的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1937年8月在上海参与《救亡日报》、《呐喊》等报刊的创办。
9月,与巴金主编的《?
烽火》创刊。
年底离沪去长沙。
期间开始创作《第一阶段的故事》。
1938年活动于香港、广州。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被选为理事。
4月,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在香港编《立报》副刊《言林》。
年底远赴新疆。
1939年抵疆,在新疆学院任教,后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理事。
1940年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协名誉主席,5月到延安,10月到重庆。
1941年离开重庆到香港,并发表有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和小说《腐蚀》等。
在香港主编的《笔谈》创刊。
1942年离开香港到桂林,年底回重庆。
在1943-1944年间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篇小说《走上岗位》等。
1945年在重庆举办"茅盾50寿辰暨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并发表剧本《清明前后》。
1946年去广州,后经香港到上海,年底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又经上海去香港,1948年年底去解放区,并在香港发表小说《锻炼》,1949年2月到北平(北京),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化部长、《人民文学》主编、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在了解茅盾的生平时,要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他虽然也去过日本,但与鲁迅和郭沫若等许多新文学作家不同,在学生时代未曾留过洋,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代作家,既不属于东洋派,也不属于西洋派;
第二,茅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身份,在第一个十年时期(或曰"新文学初期"),他主要是一位文学组织家和理论家;在第二个十年(或曰"30年代")和第三个十年时期(或曰"40年代"),他主要是一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或曰"50年代以后"),他主要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领导人;
第三,茅盾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联系十分紧密,1921年,在他登上文坛的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更像是一位职业的革命家,而仅仅是一位业余的文学家。
所以,在了解茅盾的生平时,可以与中国革命史的学习结合起来。
二、茅盾的小说创作
茅盾30年代的小说创作,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矛盾展示"到"社会剖析"的变化,其变化趋势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发展过程的风向标。
《幻灭》(发表于1927年9-10月《小说月报》18卷9-10期)重点描写了以女青年章静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坎坷生活。
静女士是上海S大学的学生,她和同学抱素相爱后,发现抱素是一个军阀的"暗探",而且已经有爱人,陷入了悲哀的泥潭。
在同学史俊等人的鼓励下,投奔当时革命的圣地汉口,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不久,她又产生"幻灭",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换了三次工作,在医院当护士时,遇到一位斯文温雅的北伐军连长强唯力,再一次燃起了爱情的火花,认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愉快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常在,强连长又要回军队去了。
小说不但写到了雄壮的北伐誓师典礼,而且还写到了刚刚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
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引起普遍注意,既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
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
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透过未经世故、富于理想的静女士与看透人生、玩世不恭的慧女士对革命的不同感受,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特别是他们在革命前夕的亢奋情绪和革命到来时的幻灭心理及其变化。
在对慧的描写中,作者借助慧的个人身世和性格历史,真实地展示了她性格发展的逻辑,把她报复主义的病态心理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真实生动的立体感。
《动摇》"是经过冷静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虽然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作者的目的却"是要借写武汉政府管辖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茅盾:
《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卷10期)。
《追求》与前两部一样,也是"粘"着题目写的。
本意是要写一群青年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重又燃起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但创作中又听到了许多朋友在"左倾盲动路线"造成的失败中,莫名其妙地牺牲和被捕,临时改变了计划,写成"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
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女青年章秋柳的形象,她竭力想振作起来,改变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灰色生活,但又陷入了追求享乐和肉欲刺激的泥潭不能自拔,自暴自弃,干脆以自己以前所厌恶的报复主义作为武器。
《蚀》三部曲虽然首开革命文学"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先河,但由于作品很好地表现了作者当时的矛盾心理,记录了作者在大革命期间亲眼目睹的"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
一幕"(《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卷10期),真实地描写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中从"幻灭"到"动摇",再到"追求"的曲折过程,体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中国革命复杂性的独特认识,在时代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画、时代特征的描写和环境气氛的烘托等方面,初步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才华和个性,是茅盾写得最率真自然的小说,这又是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所不能相比的。
《虹》、《路》和《三人行》在茅盾的创作生涯中具过渡的性质。
《虹》写于日本,作者希望通过一位知识女性的追求过程来表现中国革命的历程,增加一些亮色,以改变《蚀》的暗淡基调,同时也是茅盾小说"史诗化"的最初尝试。
作品采用三段式时空切换的方法,通过梅行素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为反抗家庭包办婚姻,经过许多挫折,终于冲出了夔门,从成都经泸州到达上海,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接触到了革命理论,在"五卅"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踏上了"通向革命天国之虹"。
作者本意是"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
八月中因移居搁笔,尔后人事倥偬,遂不能复续"。
虽然,作者未能完成原来的创作设想,但仍然能看到一代知识分子从"五四"到"五卅"寻求革命的心路历程。
此作也开了茅盾小说"残篇"的先例,成为茅盾史诗性小说的一个标记。
《路》和《三人行》写于茅盾回国之后,是他献给新成立的"左联"的礼物。
由于作者急于想为迷茫中的青年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表现出明显的概念化的痕迹。
其中,《三人行》最为典型。
作品写了三个中学生在"九一八"前后的故事。
出身书香门第的许,是一个侠义主义者,但他救助奴婢秋菊却不被理解,去暗杀欺压女学生的恶霸,又送了性命。
出身破落商人家庭的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抗日浪潮中思想刚有变化,又在席卷全国的抗日风暴中吓得发狂而死。
只有实际主义者云,才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种表现同龄人不同人生道路的对比方法,后来成为革命小说的一种最为流行的"三人行"创作模式,在50年代的《小城春秋》等作品中仍有表现。
就在茅盾尚未完全结束《三人行》(写于1931年6月至11月)的写作,就开始创作的《子夜》(写于1931年11月至1932年12月)和随后的《林家铺子》(完成于1932年6月)和"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春蚕》完成于1932年11月),以及《多角关系》、《当铺前》、《小巫》等小说中,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
作者虽然没有放弃理论的指导,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但是,却努力地为创作去观察和体验生活,以弥补自己素材的不足,并按照社会科学理论来处理自己的生活和收集到的素材。
以《子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或"社会剖析派小说"),常常表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而主要人物又常常是某一阶级的代表;二是都有广阔的社会背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物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都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三是作品都表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既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也有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理论意义。
《子夜》,原题《夕阳》,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其中第2、4两章曾以《火山上》和《骚动》为题在《文学月报》1卷1、2期上发表。
《子夜》是把主人公吴荪甫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来塑造的。
为突出吴荪甫的阶级特征,特意将他设计为"纱厂老板"。
在当时,纺织业是中国最发达最有代表的民族工业。
在吴荪甫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
即革命性与反动性。
其革命性主要表现为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压迫时的反抗与斗争。
在作品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有着不同的阶级本质。
吴荪甫希望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控制,振兴民族工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赵伯韬则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金融买办资本来控制民族工业,帮助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
吴荪甫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也希望结束军阀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当他的希望一次次落空后,甚至也将对政府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身上。
其反动性主要表现为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与压迫。
在作品中,吴荪甫与工人和农民始终处于对立面,他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每失败一次,便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加重一层,一方面延长工时,削减工资,开除工人,一方面收买工贼,镇压工人运动,对工人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
但吴荪甫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概念,作者采用多种手法突出了他冷静果断、刚毅坚韧的性格。
当他得知厂里的小职员屠维岳为讨好工会,准备将他削减工人工资的消息透露出动产时,怒气冲冲地准备解雇他,但当他发现此人在自己面前竟从容相对,与手下一贯唯唯诺诺的莫干丞形成了鲜明对比,立即改变了主意,委以重任,后来成为了他对付工人运动的得力帮手。
?
茅盾笔下的吴荪甫,不但是上海滩上气度非凡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大企业家"魄力和自信的佼佼者。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吴荪甫身上的集中表现并得到有机统一,是吴荪甫形象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子夜》还清楚地表明,吴荪甫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两面性和悲剧结局,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春夏,当时,各种矛盾都在迅速激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苏区红军也趁机不断壮大,渐成燎原之势。
1929年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危机,加紧了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破产,工业也摇摇欲坠,劳资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升级。
当时的吴荪甫就正处于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斗争的中心。
在作品中,他与赵伯韬的斗争是主线,他与裕华丝厂工人和双桥镇农民的斗争是两条副线。
"三条火线"相互交织,构成全篇。
军阀混战与红军发展也是两条潜在线索,没有得到正面展开,但一直以侧写和暗示的方式,与故事主体联系在一起。
故事开始时,吴老太爷来上海,就是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红军也有燎原之势"。
吴荪甫与赵伯韬的关系,也是如此。
赵伯韬对吴荪甫态度的根本转变,表面上是因为吴荪甫组织了一个益中公司与自己对抗,实际上区区一个益中公司根本不能与之抗衡,甚至连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关键在于吴荪甫任用唐云山做公司的总经理。
唐云山是汪(精卫)派的政客,汪派是日本人的走狗,而赵伯韬的主子是美国老板。
因此,赵伯韬与吴荪甫之间的斗法,实际上是美日矛盾激化的表现。
当时,蒋冯之间的战争也是美日较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子夜》的创作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希望通过吴荪甫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而又在现实迅速地失败,不得不把自己产业卖给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的过程,来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命运,说明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吴荪甫的悲剧,也就是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的悲剧。
"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有关。
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
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
……这是革命派。
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
这是托派。
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
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
《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的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的谬论。
在这一点上,《子夜》的写作意图和实践,算是比较接近的"(《子夜·新版后记(再来补充几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子夜》在题材、结构等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在题材上,现出"史诗性"的特色:
"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
作品的重心是描写"都市",但又不单纯地写都市,而是通过农村与都市的对比,来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
将吴荪甫设计为"丝厂老板"的另一个考虑,就在于丝厂的生产原料都来源于农村。
在结构上,有张有弛,舒展自如。
第1章通过吴老太爷进城,拉开了全书的序幕,第2-3章通过吴老太爷的丧事,请出了全书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同时也为"三大火线"埋下了伏笔。
第4章写双桥镇农民的暴动,由于后来没有得到继续,有游离于全书之嫌。
第5-8章写吴荪甫三面出击,全线告捷,形成一个小高潮。
第9-12章写吴赵斗法,第13-16章写吴荪甫因工人运动兴起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第17-19章写吴荪甫的最后挣扎。
其宏大的构思和"蛛网式"布局与题材的"史诗化"特色相呼应与协调,概括地表现了中国30年代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实。
此外,在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多样性的描写上,也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才能。
如吴荪甫从踌躇满志到强颜作欢再到垂头丧气的心理变化;吴夫人陈佩瑶不堪空房寂寞时,与雷鸣既想重温旧梦又不敢放纵发泄的苦闷心理;周仲伟在资金周转不灵而又"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时自暴自弃的无赖心理;冯云卿为了做公债不惜怂恿女儿冯眉卿出卖色相而自己又不敢直言不讳的尴尬心理等,都写得既生动准确又传神逼真,使一部原本很理性的作品变得十分引人入胜。
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他在开始小说创作前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政治活动,特别是他丰厚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对于他的"社会剖析小说"创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就小说显示的社会概括的广度与深度、艺术结构的宏大与繁复、人物创造的多姿与传神,文学语言的华美与丰富、劲健与爽利而言,都与一般作家拉开一大段距离。
茅盾所具有的经营较大规模作品的才情、功力和耐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少有人比肩的。
《子夜》在茅盾的文?
学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林家铺子》和《春蚕》也都是茅盾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
《林家铺子》(发表于1932年7月《申报月刊》1卷1期)描述了"一二八"战争前后上海附近小市镇上林家的小百货店从兴隆到倒闭的全过程。
店主林老板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小商人,既老实厚道又精明能干,他重信誉,懂经营,但面临破产时却不惜牺牲小债主们的利益,体现出商人的本性。
林家铺子的破产过程是作品的主要情节,而推动这一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官吏欺压以及同行倾轧等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故事发展中可以看出,林老板资金周转不灵是因为战乱,林家铺子大伤元气是因为官吏借"抵制日货"之名来进行敲诈,生意萧条是因为小店的主要对象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等等,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清晰分析。
这是茅盾的得意之作,他说:
"《林家铺子》是我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春蚕·跋》,开明书店,1933年),同时也是自己"短短的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我的回顾》,《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
《春蚕》(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2卷1期创作增大号)是当时"丰收成灾"作品中最早也最卓越的代表,也是茅盾"农村三部曲"中最好的一篇,是茅盾第一篇真正以"乡土农村"为题材的作品(在《春蚕》之前,作者写过一篇《当铺前》,描写一个农民到镇里去当衣服的景象,也写到河里的小火轮,写到小火轮曾经冲倒过"田横梗",因此引起农民对它的攻击,不过,那只是一幅农民穷苦生活的速写),一发表就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和广泛的兴趣,当年就被夏衍改编成电影。
《春蚕》的创作灵感,来自报上的一则"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的消息。
作品以江南水乡为背景,以养蚕为主线,描写蚕农老通宝一家紧张、艰辛的劳作,赢得了春蚕的空前丰收,却反而负债、卖地,落得个"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的结局,反映了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凋敝、农民丰收成灾的残酷社会现实。
作品不但有真实的现实描写,也通过老通宝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从一个老农民的视角展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衰败史。
作品最大的收获,是塑造了老通宝的形象。
从老通宝勤劳质朴的性格中,可以看到劳动者的灵魂;从他固执地反对变化,反对洋鬼子、洋货、洋水车乃至连换一换洋蚕种也要坚决反对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到小生产者由于超稳定性经济所造成的落后狭隘观念。
至于他那数不清的敬神媚神的清规戒律,他那小心翼翼地偷看墙脚下的大蒜头变化的行为,他那毕恭毕敬地向灶君祈求好收成的神态,以及惟恐儿子多多头与"白虎星"荷花接触"传染了晦气"的担心,都以老通宝的方式,显示了30年代中国老一辈农民的灵魂。
在破败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多多头,是一个与老通宝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重要形象,他不但不像老通宝那样存在着"发家"的梦想,而且还越来越多地滋生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他认为"单靠勤俭的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
他与老通宝之间的父子矛盾,代表着农民内部新的变化趋势。
作品中充满泥土气息的蚕农生活,蚕农们风趣盎然的劳动情致,以及秀丽恬静的水乡风光等,都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使这篇作品在茅盾小说中独具一格。
茅盾社会剖析小说的特点,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
茅盾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作家,最容易受时代"主流思潮"的影响,因此,茅盾的文学主张实际上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早期是从泰纳的文艺社会学出发,而后期则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
茅盾是以历史代言人的姿态进入文坛的,必然主张文学对时代和社会的反映。
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任何时候也没敢忘记对文学这个"缪斯女神"的敬重。
在新文学初期,茅盾是"人生派"文学的倡导者,要求文学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对于人生有意义是其基本核心,也是后来他的文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基点。
即使是在他对"五四"进行重新思考和检讨时,也不能完全改变自己和初衷。
一方面主张小说应有政治功利性,担当起唤起民众的重任,另一方面又主张小说应真实地描写人生,反对把小说写成宣传大纲。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他与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文学"的区别。
因此,茅盾的文学主张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小说必须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另一方面又主张真实地描写人的情感世界。
茅盾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他这时期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走上岗位》、《锻炼》等小说和他惟一的剧本《清明前后》,大多是"急就章"。
《第一阶段的故事》(发表时题为《你往哪里跑》)反映了上海"八一三"战争期间,上海各阶层人物对抗战的不同态度,着重描写了民族资本家何耀先终于走上抗日行列的过程,试图表现人们在历史关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但只留下一些新闻式的报道。
《腐蚀》写于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三个月左右,是最早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罪行的小说。
连载于1945年5月17日至9月底的《大众生活》,同年10月华夏书店出版。
由于政治气候的原故,作品采用了披露一位国民党特务日记的形式,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幕,一经面世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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