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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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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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一
(专题报道一)
从苏联时期到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与任何国家的文学一样,与社会状况和政治气氛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用政治和社会词汇描述它,文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只有真正熟悉文学发展进程,熟悉文学体裁、作者与作品及其主人公的相互关系、反映现实的各种手法、作者自己对风格的诠释等许许多多东西,才能透彻地了解文学。
在时间上,文学进程的急剧变化往往与社会变革是同步发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变革是文学进程变化的原因。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苏维埃制度的消亡深刻影响了整个文学价值体系。
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如同苏联整个文化界,文学分为正统的和非正统的。
违反既定意识形态和美学框框的作品都属于非正统文学,无法通过书刊检查这一关。
所有严厉批评和讽刺苏联生活和苏联政治的艺术作品都属于这一类。
读者通过正规渠道无法看到非正统的文学作品。
于是便有了一类特殊作家,他们“作品不被发表”,因而出现了“手抄本”,即不被任何一家出版社接受的作品以手抄本或打字本的方式在读者中传读,传播作品的或是作家本人或是读者。
这是“另类”文学。
苏联时期的作家也不能笼统地划分成正统的或非正统的作家。
许多诗人和小说家,既写“不被发表的”作品,也创作可以发表的作品,具有正统的文学地位。
如有的作家通过创作儿童文学获得正统作家的地位。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俄罗斯先锋派作家、最独具特色的诗人、剧本作家和短篇小说大师达尼尔·哈尔姆斯(1905年—1942年),生前著有大量的作品根本无法发表,他在正统文学中的身份是儿歌诗人。
一些作家是在得到苏联文学家的地位之后才开始涉足非正统文学。
例如亚历山大·加利奇(1918年至1977年)。
他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其剧本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片的标准,他还创作和演唱讽刺的和抒情的歌曲(歌词非常流行),反映了对苏联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苦涩和嘲讽的看法,后来他被迫离开祖国。
在被当局认可的文学与不被认可的文学之间有明确界限。
非正统作家各类人都有,缺乏统一的作品内容和美学尺度,但他们在同一个阵营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盟友。
非正统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反潮流。
属于这个阵营的多数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
他们比其他人有更深入的思考,内心不满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条。
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有:
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1996年)、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他们是苏联时期(当然,在后苏联时期仍在继续创作)独立文学的代表人物。
两人都被剥夺自由(索尔仁尼琴被关进集中营,布罗茨基被流放),后来都被迫离开苏联。
两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那些偏爱“禁书”的读者眼中,作品“遭禁”这一事实本身就大大提高了其价值。
简而言之,只要是“禁书”就是好书,文学水平倒成为次要因素。
由于各种禁令和意识形态禁忌都消失了,文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苏联时期,一些作家选择敏感题材,大胆批评现实和敢于说出“被禁”真相,而此时这种勇气已经失去意义。
因此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必须进行纯艺术探索,一些作品已无任何价值可言。
一些当年以对抗苏联意识形态而出名的作家尽管还有威信,但这种声望现在只能作为在文坛新地位的一种点缀,他们曾经是胜利者,是自由斗士,终于获得自由,并埋葬了旧制度。
否定苏联正统作家的创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苏联垮台后的头几年,文学界也在全盘否定一切,出现种种不公正的和浮浅的评论(应当指出,在苏联时期出版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名副其实的文学精品,如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尤里·特里福诺夫的小说、60-70年代被称为乡土派作家的作品,他们是瓦连京·拉斯普京、瓦西里·舒克申、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还有苏联的一流科幻小说)。
最主要的一点是,文学不再分为正统和非正统,出现另外一些重要的划分标准,因此另外一些因素对于文学流派的形成和文学主导潮流来说就变得特别重要。
这种变化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成为俄罗斯新文学时代的开端。
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过去无法发表作品的所有作家此时都能出版自己的作品。
一些作家过去只是在知识分子的某个圈内比较著名和受欢迎,现在他们的作品流行起来,成为大众文化。
苏联时期被禁止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也起到很大作用,不仅深深地影响着精神氛围,而且影响着作家们。
另一方面,需要有反映精神层面的作品,与其说是反映现实的作品,不如说是追求文学和文化本身价值的作品。
这些作品蔑视任何概念、哲学体系和文学传统,嘲讽各类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家的作品。
许多作品大量地使用戏弄和嘲讽手法,在风格和语言上下足功夫。
这种趋势一方面源于苏联末期的地下文学(部分源于莫斯科的概念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得到了一批新作家的支持。
反映上述趋势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和纯商业文学都受到了追捧。
90年代最走红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维克托·佩列文。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那些独具特色的作品也有很大的读者群,他早在80年代就写了许多小说。
他对社会语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遗产以及90年代的现实进行了彻底而执着的研究。
他的创作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切禁忌(与其说是打破意识形态禁忌,不如说是打破文化和美学禁忌),着重描写恶心的、可怕的和荒谬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作家(特别是索罗金)还以自己特有方式吸取了尤里·马姆列耶夫的创作经验,此人是俄罗斯最独特的当代作家,是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人,至今还在继续自己的文学探索。
后现代主义作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
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一直履行的是非文学所固有的道德和社会职责,是政治工具和“生活教科书”(这是19世纪古典文学的传统,也是包括正统文学和持不同政见文学在内的苏联文学的传统)。
后现代主义作家对此持批评态度。
对于他们来说,创作是文化、历史和生理反应的范畴,是怀疑和重新评价价值观的范畴,也是一种尝试的范畴。
在90年代的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还继续存在。
此外,这些年俄罗斯的幻想派作为一个全新的流派在蓬勃发展,其奠基人是尼克·佩鲁莫夫和玛丽娅·谢苗诺娃。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幻想主义共同对抗着后现代主义。
现在文学圈内很多人都在谈论回归社会、重振和更新现实主义文学。
诗歌走的是另一条路,显然有别于后现代主义价值观。
不久前出现的术语“新真诚”是对一些年轻作家作品的特殊定义,“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局面在逐渐变化着。
总结当代文学为时尚早,其特点是空前的异彩纷呈,读者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20世纪90年代是传统文学价值观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精神自由的时期,而21世纪前5年则是多渠道和多层次文学市场形成的时期,是各种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百花齐放的时期。
苏联时期正统文学的代表人物现在已经博得经典作家声誉,他们在继续写作(如瓦西里·阿克谢诺夫等人);后现代主义和概念主义的代表人物如今的创作风格已不同于他们的早期作品(尤其是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和德米特里·普里戈夫);新文学的写手们赢得巨大的商业成就(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鲍里斯·阿库宁和奥克萨纳·罗布斯基),还有在文风上精雕细琢的作家(米哈伊尔·希什金等人)和公认的青年一代领袖(安娜·斯塔罗比涅茨和谢尔盖·沙尔古诺夫)。
所有小说家和诗人都在平等地参与这场大对话,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人。
俄罗斯作为主宾国参加北京图书博览会,如果俄罗斯的展出活动能够让中国读者感受到这一对话丰富多彩,感受到它与文学和历史的联系,那么此次活动就是成功的。
(完)
新闻中心特约撰稿人张洪波(专题报道二)
打造出版业的品牌航母
这是个信息高速爆炸的社会,各个品种的产品充斥着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丰富选择的同时,却也带来了选择的盲目性,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知名的品牌,因此,这是个充满竞争、需要优秀的宣传和炒作,已经不存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奇。
在同一个竞争市场上,那些具有规模优势的媒体,与那些小媒体在等质等价的产品时,将拥有更大的优势,大众更倾向于购买质量有保障的、权威的传媒产品。
出版社作为传媒业的一种,除了与媒体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外。
面对目前的形式,建立出版社的品牌优势势在必行,并且将占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
集团化——是魔法石还是泰坦尼克的船票
毫无疑问,任何传媒产品如果无法在较广范围内与大众接触,根本就无法形成充分的影响,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再好的产品也只能是孤芳自赏。
要想建立品牌优势,首先就要让大众了解你。
因此,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量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一个传媒产业价值链完善、具有规模化的传播资源配置能力的传媒集团,会比竞争对手具有更高的对于传播资源的规模效益,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
在同类产品中,如果具有相同的质量,那么具有较低的价格必然能更好地得到读者的青睐,有利于扩大出版社的影响,打造出版业的品牌。
但是,构建出版社的集团化,应注意建立起核心产品,围绕此核心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开拓,这样才会有核心竞争力。
但是,其实规模经营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利用、分配集团资源,拥有一整套体系,可以统筹安排,不必在任何环节上受制于人,达到了降低成本的目的。
也许集团每个部分单独拿出来都不一定是最出色的,但是经过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就能充分提高整体的效率和能力。
而且,拥有雄厚的资金和规模,使得任何小挫折已经无法对其产生足够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规模扩张,经营范围广泛,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也就会越大,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旦串接的任何一个环节遭到灾难性的毁灭后,整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受到牵连。
这样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这就是所谓的“巨人效应”。
同时,出版社毕竟是内容为王,如果没有好的产品那么集团化也只能是一个空架子,犹如“一条修好的高速公路,却没有汽车能在上面奔驰”。
因此,应该谨慎对待集团化。
我国现在的出版业集团化,许多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带有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行政捏合的痕迹十分明显。
汤因比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不断应战的历史”。
出版人应当顺应潮流,实事求是。
我觉得以出版为中心的集团化应该是一种趋势,应该是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大,或者是为了做强而做大,而不应该是盲目追求潮流,却忽视了自
己的特点。
如果条件不充分,那可以先“仿集团化”,先加强与别的媒体合作。
各自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链接相关资源,把自己纳入到某种联合型的体系中进行互补,在合作中提高效率达到双赢。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
规模化的竞争只会进一步压低成本,使利润进一步摊薄。
这不是取胜的唯一法宝,甚至不是最佳方法。
其实从内容上来说,出版社竞争要想取胜无非有三种情况:
一是你有,别人没有;二是别人也有,你得更好、更专业;三是同样好,但是你的价格更低。
出版集团化也不过只占了其中的第三条,即打价格战。
出版社完全可以在内容上多下功夫。
打造出自己的特色产品和品牌,,寻找出“我与你不同的地方”,从而确定品牌经营战略并且围绕这一类图书进行不断地挖掘。
这里我们可以借鉴迪斯尼乐园的例子。
沃尔特.迪斯尼公司是当代举足轻重的娱乐集团之一,像一个超级的大水母一样,将触角伸向所有的传播媒介。
他成功的关键不仅仅是动画电影的成功,而是出色的品牌经营。
“墙内开花墙外香”,围绕影片所开展的系列商业活动才是构建迪斯尼娱乐帝国的要诀所在,加强后续产品的开发。
迪斯尼的主题公园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在意义上的第一个主题公园,随后是品牌产品的推进。
迪斯尼的全部收入中,接近一半是品牌产品的销售收入,建立强大的品牌经营网络,接着将之渗透到每个角落,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娱乐业帝国。
同时,我们应该吸取某些出版社的教训,已经形成的品牌特征不应该轻易去打破。
我们可以通过并购或者开分社的方式来实现我们拳头产品的多样化,使得在一个产业萎缩的时候,依旧可以逐步转移到另一个行业而不是一蹶不振。
或许我们并不知道贝塔斯曼并购了兰登书屋、ABC属于迪斯尼公司,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分社的发展,反而可以使彼此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特色而不必统一,盈利点实现多元化。
21世纪最需要什么?
人才!
20世纪组成世界资源的是物质资源,21世纪组成世界资源的是人力资源。
现在,打工仔这个词已经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合作者。
人们在为一个单位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要求能得到与付出相符的报酬,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培训和发展空间。
一个优秀的出版社,必然拥有一支出色的管理团队和营销团队。
在管理上,由于现今已经进入规模竞争,出版社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内能够整合各部门的关系,调节各部门的进度,进行统筹安排;对外,能制定出符合出版社发展的战略,指导公司发展前进。
梅西耶是全球著名媒体集团维旺迪的执行总裁。
2001年被《新观察》评为最有实力人物,2002年被迫辞去职务。
2001年,维旺迪成功地到迪斯尼公司成为世界第二大传媒集团,2002年,拖欠巨额资金,濒临破产边缘。
或许你可以从中看出些许端倪,不错,一切皆因此人起。
梅西耶在刚加盟维旺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时,但是通过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战略,逐渐将企业做大;但是后来,他却将精力放在将企业做大上,没能抵制住新经济泡沫的诱惑,错误的方针导致了企业的失败。
营销团队同样重要。
好的产品同样需要正确的营销策略,“哪痒往哪挠”,紧扣市场脉搏,洞察顾客需求,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营销同样需要创新。
品牌代表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形式,品牌是一种把产品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有鲜明特色的长期承诺,它暗示了一种信任、一种一致性、一种消费者所期望的质量和价值。
打造出版社的品牌是一个全方位的工程,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成功后依然需要维护。
只有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理解品牌的含义,我们才能树立真正的品牌观念。
当品牌成为企业在长期经营活动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信誉时,它为企业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未来谁拥有了品牌优势,谁就将在出版业中占具优势,谁就将在这种无形而稀缺的资源中获益匪浅。
(完)
新闻中心特约撰稿人王阳
(专题报道三)
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出版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子书、网上书店、数字图书馆等的不断涌现,人们如今不必进入传统的图书馆和书店,从网上就能轻松地找到文学、法律、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和书籍。
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日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互联网带来了读者阅读方式的快速转型。
该调查指出,2005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为48.7%,已连续6年持续走低;而上网阅读率1999年是3.7%,2003年增加到18.3%,到2005年已经达到27.8%,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
新技术引发“阅读革命”
人们阅读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引发了图书产业向网络化全面转型和传统出版业的重大变革。
网上的电子书籍让众多的网民体验到方便快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读尽天下书的乐趣;价格上,它也比纸介质书便宜得多。
因此,网上电子书籍越来越受到广大网民的青睐与推崇。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了1亿。
面对网民的日益高涨的读书需求,新浪、搜狐、网易等大型网站纷纷推出读书频道,致力于内容上的开发,争相吸引读者的眼球。
不仅仅是一些大型门户网站,互联网上还兴起了一批以读书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网站,比如:
读书中文网、人民书城、青少年读书网等。
因此,读书网站也被称为“开放式的电子书籍数据库”。
根据2005上海书展期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到2008年,中国50%以上的网上书店会销售电子图书;到2010年,90%以上的出版社将出版电子图书;2015年,中国电子图书的销售额会达到100亿元,贡献的利润将达到全部图书的50%。
互联网出版显示巨大商机
目前,随着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和上网阅读率的不断提升,互联网出版已充分显示出其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对传统出版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中国目前的网络出版业呈现出电子平台技术公司、电子内容网站主导的趋势,在出版业占有绝对优势的传统出版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传统图书出版的市场影响力在未来5至10年里会逐年降低。
”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副司长寇晓伟指出,网络强大的检索功能,为内容的革命、为数字化革命创造了极其巨大的价值,也是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最重要的优势。
面对互联网出版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作为图书产业的上游,各出版社已经开始积极拓展网络出版,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截至2006年5月,全国已有400多家出版社开展了网络出版,传统书店也纷纷在网上建店、发展电子商务。
据日前召开的全国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工作会议透露,目前,互联网出版业规模迅速扩大,国内涉及互联网出版的网站约3.5万家,互联网出版产值已达到42.1亿元。
互联网出版产业链日益明晰,正在逐步形成互联网学术文献出版、互联网游戏出版等若干门类的互联网出版产业链。
加强网络出版监管刻不容缓
由于网络传输、复制、上传、下载等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我国网络出版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境外敌对势力将各种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内容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非法网站通过大肆传播含有色情、暴力、迷信内容的互联网出版物;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私服”、“外挂”、非法下载等侵权盗版方式,从事非法互联网游戏出版活动等。
因此,加强网络出版监管工作已刻不容缓。
“互联网出版物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出版已从简单出版向多媒体和混合出版发展,靠传统的监管方式,不仅效率低、效果差,而且难以实现实时有效的监管,这使互联网出版管理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于永湛指出,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在加强网络出版监管方面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加大了互联网出版监管力度。
据了解,从2005年9月至12月,国家版权局开展了旨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活动的为期4个月的专项行动,共查办网络侵权案件172件,依法关闭“三无”网站76家,对网络侵权盗版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同时,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新闻出版总署还启动了“网络出版监管小型试验系统”建设,旨在形成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出版实时动态监测预警系统。
此外,众多企业大量涌入网络出版业,也造成了标准的不统一,如国外主要有微软、Adobe等标准;而国内则有超星、方正等标准。
这不仅让数字图书馆建设者要同时购买不同标准的系统,也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
2005年8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网络出版发行管理规定(试行)》发布施行,这对加强标准网络出版活动的管理,规范标准网络出版发行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完)
新闻中心特约撰稿人刘超(专题报道四)
学术书:
想说爱你不容易
——浅析学术书的出版
从刘心武“解红楼”掀起的“红学论战”,到易中天“品三国”引发的“三国热潮”,中国的出版界大概很久没有这般热闹了,一时间,学术界的准入问题、学者的治学方法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的谈资。
热闹归热闹,出版社作为文化传播者,对学术书的传播及学术文化的弘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论战表面的浮华留给出版社的是一个冷峻的问题,学术书到底应该怎么做,学术文化又应该怎样来传播?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著作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它是人类优秀文化与文明的代表,应当传播并且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出版社和作者辛辛苦苦地编辑制作的学术精品却在市场上遭受冷遇,大多数销售量徘徊于一两千册,五千册以上的少之又少。
中国十几亿人口,即使学术著作的需求比例再小,又何至于少至如此地步。
有人将此归因于读者不识货。
诚然,销售不好,有读者的原因,也有销售过程的原因,但究其根本,恐怕还是著作本身的原因。
读者掏钱买书,他完全有自主权挑选自己钟意的图书。
我们如果不从图书本身寻找原因,恐怕再多的努力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的学术著作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提起学术著作,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严肃刻板的面孔、晦涩难懂的语言。
撰写一本学术著作实非一件易事,作者经过潜心研究才得出的成果,难道不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吗?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如果作者不是有意为之以此来显示学问,那恐怕就是作者对学问的理解还不到家以至于自己也没法清楚地表达了。
再不然就是因为作者欠缺文字功底和表达能力,无法有流畅的文字来承载自己的思想观点。
不管哪种原因,这样的作者能否称之为真正的学者,这样的书能否成为学术著作恐怕都要打问号了。
学术著作的销量有多重要呢?
在出版界一直有“两个效益”的说法,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说是两手抓,但在过去大家总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也往往以此来作为学术著作不畅销的托辞。
而绝大多数的实例告诉我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分不开的。
一部学术著作如何实现社会效益?
必须要通过读者的购买、阅读、理解、吸收几个步骤。
只有读者接受了作者的思想、观点才算完成传播的过程,作者的辛勤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学术著作的社会价值才能实现。
一部没有销量的书,先不论它给出版社和作者带来的经济压力,它的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
学术书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物理学大师霍金的《时间简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这两本著作是当之无愧的学术精品,同时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写出了读者能够读懂的学术书。
有人也许会质疑,大众也能读懂的学术还算是真正的学术吗?
钻研学术的或许只是少数的专家学者,但是学术成果却不是仅属于少数几个专家学者,学术不得已弘扬,如何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后人不知前人的学术成果,何以站在巨人的肩膀踏上更高的阶梯?
钻研学术是一种成就,弘扬学术更是一种成就。
如果作者和出版社早先就断定一本学术书不会有几个读者,不去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不以达到传播效果为目的,那么到头来,这本书的销量肯定不如人意,出版社和作者只能孤芳自赏了。
一个好的作者,一个好的编辑,一本好的书,不论是大众图书还是学术书,一定是心怀读者的。
心里有了读者,写出来的书才是给读者看而不是光给自己看的,心里有了读者,编出来的书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同。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出版社在学术书的出版道路上走出了探索性的步伐。
如三联书店的《三联讲坛》系列、团结出版社的《名牌大学名师讲堂》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名师讲课实录》,都是采取“讲课实录”的形式推广大师名家和学术文化,也取得了比较好的反响。
刘心武、易中天的书其实用的也是“讲课实录”的形式。
这种形式有天然的优点,既然是“讲课”,就必然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和与“听众”的交流,“讲课”的语言往往通俗易懂。
但通俗并不等同庸俗。
孔子云: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若没有真材实料的学问,如何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赞赏呢。
简言之,这些书用通俗的语言吸引大家阅读,用深邃的思想博得读者的口碑。
“讲课实录”是一种成果的探索,却不是学术著作面世的唯一有效形态。
传统的书斋写作不能摈弃,关键还在于怎么写。
如果著作者心里始终想着读者,始终把文章风格的通俗平易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那么,书斋写作的学术书也不会那么难以接受。
至于学术著作的其他有效形态,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
学术无止境,学术的传播无止境,出版者任重道远。
学术书的出版前景,需要出版者共同努力去开创。
(完)
新闻中心特约撰稿人曾珊
(专题报道五)
少儿类畅销图书的选题分析
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近日在北京隆重举办,首次设立的儿童图书展区成为了本届博览会的亮点之一。
中国的儿童图书市场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监控的零售数据中,少儿类图书市场年增长率相比其他类别图书一直排在前列,几年前国内的少儿图书整体上还处于一个类教辅状态,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而随着《哈利·波特》、《鸡皮疙瘩》等图书的引进,少儿畅销书的表现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丝毫不逊于其它类畅销书。
少儿畅销书经过精心打造,其市场价值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少儿图书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选题是图书之母,是蓝图,是一个出版社在市场上生存的根本,有了被读者接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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