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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

教育管理论文

题目：

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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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8日

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教育

摘要：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现象。

书院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它强调讲学自由、注重学术研讨,推崇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和"会讲"式的教育模式,具有因材施教、入学自由、择师自主等特点,在机构及课程设置、学规及经费管理和教学形式上逐步形成了有利于教学与学术并重的组织模式，研究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书院教育为现代教育留下很多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

书院，书院的兴起与发展，书院的特点，借鉴作用

书院，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

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

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曾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20世纪中国大学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没有继承中国古人的“大学之道”。

因此,探索书院教育的特点和治学之道,对中国当代教育有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书院”的名称始现于唐朝唐玄宗时期,当时书院分官私两种,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又改称集贤殿书院。

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在四川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

　　宋朝统一国家后,急需大批治术人才,所以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开学校,育人才”。

以至在立国之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

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书院在北宋盛极一时,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

到了南宋，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进一步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并使书院成为理学教学研究的中心。

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元朝时,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制度更为兴盛,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但同时书院的官学化倾向也更为明显。

然而,元朝的书院对于当时文化的普及,理学的传播,以及人才的培养,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朝立国至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由于统治阶级重视学校教育,大力发展官学,对书院不重视、不提倡,造成书院数量减少。

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之后,书院开始复兴,至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推广到边远地区，形成鼎盛之势。

明中叶以后,书院先后四次遭到当权者禁毁,其中以第四次最甚。

东林书院因“讽讥朝政,裁量人物。

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宦官魏忠贤党人“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由此,书院一律严令禁毁。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出于对政治统治的考虑,继续实行抑制书院的政策。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央政府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逐渐复兴。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

由于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然而清朝的书院不分官立私立,都要受政府的监督,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就不复存在了。

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

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在这次改制，使得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二、中国古代书院的特点 

书院作为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组织,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其教育目的在于涵养心性、养育人才，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

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起过重大的作用。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誉，取利禄而已也”。

书院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它在传递中国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开创一代学风,丰富发展古代教育思想,积累和创造教学经验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文根据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精神,就书院教学的主要特点作一些分析,旨在为当前教学改革寻求某些借鉴

（一）组织管理特点

第一，机构简单，管理人员较少。

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

书院的负责人一般称为山长（也有称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湖南岳麗首任山长周式，就以“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

书院的管理人员除山长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管干、讲书等，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教育教学等事宜。

另外，学生也可以参与书院的管理。

江苏明道书院设有斋长一职，为生员兼任，是学生自治并参与书院管理的标志。

第二，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富有弹性。

不同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差异。

但主要有儒家经典、历史、诗词、诸子百家、实用技术等，结合当时的学术研究，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特别重视在知识的学习中传授和掌握到的内容。

教学则以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

对学生的考查，亦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

学生有日记册，书院里的季考或岁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

第三，设置、颁布严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

书院所订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

学规是书院教育的总方针，用以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力善规过，提升品位，是书院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南宋最早学规为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规》，对弟子的言行举止作了具体规定，如《乾道四年九月规约》规定“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君之容，和而立”；“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置，妄分清浊”；“语毋亵、毋谀、毋妄、毋杂”等。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是南宋中较有特色的一个学规。

“淳熙六年，白鹿洞书院重建，朱熹取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

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

”，强调严格遵守，不得违纪。

学规从各个方面生动而具体的反映了书院制度，体现了书院的管理水平。

第四，书院经费自主。

书院的主持人往往自筹办学经费，其经费来源亦号称多途，既有名人捐款，也有官方赐学田、赐房屋等。

作为民办书院，书院的主持人及其门徒旺旺自筹经费。

罗从彦创办广东博罗钓鳌书院，“置渡田若干，以赡来学”。

随着书院替代官学角色，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朝廷不断赐予学田。

北宋仁宗天圣二年，賜江苏茅山书院田三顷。

书院的经费充足，办学条件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也有地方政府官员动用政府资金和捐俸支持书院建设。

嘉定二年，郡守陈宓建福建延山书院“捐俸市田，以赡生徒”。

清代一些笃信儒术经商致富的士大夫对书院的关心与单纯依靠地租为生的土财主相比愈来愈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城市中经营工商业的儒生对书院的捐赠，逐渐成为书院流动资金的重要来源。

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教学、购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第五，注重形成独具的特色。

宋明之际的书院，每个书院都是某一大师学术研究的基地，许多著名的学者在主持自己的书院的时候，都注意形成自己书院落拓不群的鲜明个性，形成独具的教学、科研特色。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

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

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

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二）教学特点

第一，自学为主,重启发诱导。

书院教学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重在启发诱导。

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慎独思考,独立作业,自行研究。

教师围绕各学派观点和学术著作进行教学,但在其中只起启发点拨作用,充当指导者的角色。

“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强调学生个人自学钻研为主,教师着重以自己的治学经验来启发诱导学生进行学习。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的主要方法就是读书,“为学知道,莫在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其在执掌白鹿洞书院时,要求学生刻苦钻研,自行理会,认真研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

朱熹自己可谓读书自学的典范,对于如何读书有深切的体会,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并提出很多精辟的见解。

他的弟子将其概括为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静持志。

此六法无不强调自学、善学和自求自得,这都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

明末清初的陆世仪在东林书院等处讲学时,主张分年、分等、分类读书,指导学生学会精读、略读。

书院还开出书目,要求学生分阶段进行研读。

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与独立研究能力,而且“授之以渔”,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做研究。

第二，质疑问难，鼓励“百家争鸣”和学派论辩。

在注重学生自学的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善于质疑问难。

如《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吴澄的学生熊本向他就五经中的七十二处有疑问的地方反复诘难,吴澄很好地作了回答,熊本竟“为之喜而不寐”。

熊本又“间论《古文尚书》数千言,援据精切”,吴澄“器之”。

苏轼认为学习者每次读书时,要带着问题去读,在读书的过程中要注意搜集有关资料,这样就可以把有关问题的各方面资料搜集整理起来。

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得到朱熹的高度赞扬。

朱熹说: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之学”。

鼓励学生通过质疑问难,勤于思考,可以把学习引向深入。

学院采取百家争鸣、门户开放的政策，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学术论辩  。

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

一个书院有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打破了一般学校关门教学的风气，有利于学术交流。

比如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派的学术领袖，曾进行过公开的论辩。

但朱熹却主动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讲学内容刊刻在石头上，以便于学生学习与参考，这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了榜样，首开书院“讲会”之先河。

此后，许多书院的主讲在讲学中都欢迎别人质疑问难，进行辩论，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气氛活跃，学术研究气氛浓厚。

不仅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且打破了师生之间在受业上的地域限制，学生来去自由，师生之间自由交流，形成了高等学校开放的办学传统。

第三，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

书院既是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

由于书院的私立性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体现着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

组织方面，中国古代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官方对其的干预相对较少。

教学方面，学生“进德广业”是书院教学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因此，老师和学生都不大受科举的影响。

老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可以自由读书、学习、思考、辩论。

学术研究方面，由于书院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来的，本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以后，一直保留了这个传统。

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的人，他们奉行达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在一个依山傍水，风景幽静的环境里，专心教学——培育人才、治学——提高修养。

书院的创建者和主持人多为学派大师，对学术有着精深的造诣，他们以书院作为宣讲、倡说自己学说和培养人才的基地；在学院的降雪过程中，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的学术主张和理论体系。

自南宋以来，书院几乎都沿着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发展，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书院都担负着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任务。

如安徽望江慈湖书院为著名学者王幼学讲学并著《纲目集览》处。

第四，师生之间关系融洽，以道相交，感情深厚。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尤其是在私学教育中，形成了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

书院制度是由私学演化发展而来的，它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私学这一光荣传统。

书院实行着自由择师的制度，学生往往是慕名而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

学生跟随老师的时间较长等都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比如，明代东林书院的师生共同关心时政，探讨学术，议论得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讽议朝政惨遭迫害的情况下，生死相随，矢志不移。

从事书院教学的名师，由于学识渊博，品德过人，所以能赢得学生的尊敬，此外他们能够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学生的爱戴。

当然，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还必须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

但是主导方面还在教师。

这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三、古代书院教育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

但在当代的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辩难。

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

“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

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

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三）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石，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教育的内在要求。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而建立书院融洽师生关系的前提是书院教师能以身作则，热爱学生，诲人不倦，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了做人和为学的榜样。

在教育过程中，良好的师生关系表现为教师和学生的协调一致，他对教育效能产生直接的影响。

师生间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学生在心理上趋向于教师。

作为独立的有尊严的学习主体，学生在与教师的相互尊重、合作、信任中全面发展自己，获得成就感与生命价值的体验。

“亲其师，信其道”，学生之友充分信任教师，才会积极主动地与教师交往，自觉模仿、接受教师的教育，才能够更好的发展自己。

四、小结

总之，书院作为中国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是古代教育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

中国古代书院与当代教育在培养学术型人才、注重学术研究、鼓励学术创新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其中书院辩论式的教学模式,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则是当代教育亟待借鉴和加强的方面。

虽然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教育在教育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宝贵经验仍值得当代教育借鉴。

  在教育不断发展改革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我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方法时，更觉得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觉、整理，并使之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⑴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社2006

⑵陈元辉，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⑶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⑷沈光斌《中国书院制度的基本特征》煤炭高等教育2000

⑸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⑹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