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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核工业
前言
2009年08月31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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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也称原子能工业,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从事核燃料生产和核能、核技术开发利用的一门新兴工业。
核工业在中国创建于一九五五年。
核工业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各部委、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经过核工业战线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它为粉碎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建立中国自己的核力量,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应用核能和核技术,做了大量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中国已跻身于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解放了的新中国具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聪明智慧和创造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一切的伟大力量,不仅能够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且能够领导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富强国家。
核工业是知识、技术、资金密集的工业。
发展核工业,研制核武器,建设核电站,不仅要求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最新成果,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工业基础。
中国是怎样在五十年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策的,以后又怎样在断绝外援的情况下,完全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突破原子弹、氢弹、潜艇核动力技术难关,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
中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经历了几个什么样的阶段,有哪些基本的经验教训,今后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这些,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关注。
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意见,我们编写了《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书。
目的就是想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中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比较正确地总结核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献给为创建与发展中国核工业而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谱写出壮丽凯歌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将参加这一光荣事业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核工业的广大读者。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以历史为序,分时期综合地叙述中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的历程和成就,读者可以从中对中国核工业的历史有个全面的概略的了解;中、下编按核工业的构成,从横向展开,分行业、分部门叙述,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核工业的行业结构、各行各业的地位和作用、发展过程和成就;最后的结束语,试图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的概括,探索引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对今后发展趋势和前景作些展望,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部内外各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与其他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得到《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聂荣臻、薄一波同志特地为本书题词,宋任穷同志特地为本书作序。
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难免有失妥之处,诚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五月
第一章 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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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创建于一九五五年初。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国家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很落后。
但是,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毕竟都已有了新的发展。
在核领域,已开展了一些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工作,汇集了一些优秀的高级专业人才;在地质普查中,已发现了一些有工业价值的铀矿资源;并且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在核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这些都表明中国已初步具备了建设核工业的条件。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需要出发,从增强国防力量,反对核战争,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出发,从掌握核科学技术,利用核能和核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出发,毅然作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历史篇章。
第一节 核科学研究的初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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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方面,人民政权接收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和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百废待兴。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他们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新中国的安全。
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
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中国人民也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在国外,坚决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的世界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
一九五一年十月,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得知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准备离法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时,特地约见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
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
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核威胁,世界人民反对核战争的殷切期望,都促使中国一定要发展核武器。
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对核能研究和利用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紧迫感。
当时,继美国之后,苏联于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英国于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先后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苏联还在一九五四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开辟了新纪元。
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也都相继开展了核科学研究和核工业的建设工作。
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当然也不能甘心落后,于是,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核武器、建设核工业的任务,就被提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日程。
研究核武器,建设核工业,必须掌握核科学技术。
核科学技术是二十世纪上半期首先在西欧、北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兴起的一门新型科学技术。
核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对物质微观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对核能发现、开发、利用的一个飞跃。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陆续有一批赴西欧、北美求学的中国青年,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的直接指导下,在核科学领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并开始了实验和理论的研究工作,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人。
他们分别在康普顿散射、γ射线反常吸收、核裂变、宇宙线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领域,作出了显著成绩。
但是,他们回国以后,却很长时间缺乏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赵忠尧、郑大章等人,虽曾于三十年代在国内开展过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工作,但都因经费拮据,设备匮乏,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旧中国,曾设立过两个核科学研究机构。
一个是解放前不久,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设立的原子核物理实验室,仅有吴有训、赵忠尧(在美国)、李寿柟等5名科研人员。
另一个是解放前半年,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原子学研究所,也仅有钱三强、何泽慧等3名科研人员。
全国解放前夕,原子核科学高级研究人员,只有10人左右,又分散在各处,至于设备,连一台小型加速器都没有。
旧中国纵有优秀的科学人才,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反动、腐败政府的统治下,是没有足够的条件开展核科学研究工作的。
中国的核科学研究的真正展开,是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从建立机构、配备领导干部、抽调科技骨干、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到提供经费、仪器设备和房舍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保证,使核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即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和次年四月六日先后接管了旧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以及旧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础,于一九五○年五月十九日,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
政务院任命吴有训为所长,钱三强为副所长(不久,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由钱三强继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
从此,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组建起来了。
钱三强等人为建所、聘请科学工作者和开展核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建设核工业,组织科技协作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组建的近代物理所,虽然拥有吴有训、赵忠尧(在美国)、钱三强、何泽慧等科学家,但全所只有十来名科研人员,力量显然不足,专业结构和层次也不配套。
因此,首要任务是从国内外延聘人员,扩大科研队伍。
当时,一方面尽量争取国内科学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到近代物理所工作。
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积极支持下,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于一九五○年上半年先后到所工作。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先后从国内各方面调来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
另一方面,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归国参加工作。
身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尽管在科学上做出了成绩,获得了荣誉,但大部不以此为满足。
他们热爱祖国,渴望新中国能建立机构,配备设施,开展核科学研究工作,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
因此,解放初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响应祖国的召唤,抛弃比较完善的科学研究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历尽艰难,相继归来。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怀着回国推进核物理科学研究的坚强决心,利用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年初中美之间还维持通航的机会,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把在美国购买、加工好的静电加速器部件和一批核物理实验器材运回祖国,自己也拟随即回国。
经一番周折,赵忠尧于一九五○年八月离美启程,但途经日本时,九月十二日又遭到美国驻日占领军的非法扣押。
经过我国一些学术团体的抗议和国外科学界朋友的声援,美国政府不得不解除扣押。
赵忠尧获得了自由,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底安全抵达祖国。
除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外,一九五○年从国外归来并先后到近代物理所工作的还有理论化学家郭挺章,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金星南,实验物理学家肖健。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回国到近代物理所工作的科学家有核物理学家杨澄中、陈奕爱、戴传曾、梅镇岳、李整武、郑林生、丁渝、张家骅,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王承书,物理学家汪德昭,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肖伦、冯锡璋,加速器专家谢家麐,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范新弼等。
这批科学家和已在国内的核科学家一起,是我国核科学各个领域的带头人。
在汇集国内外核科学研究骨干力量的同时,一九五○年后,还从国内大学选拔优秀毕业生到近代物理所工作。
这些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培养指导下,很快成长为我国核科学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为了便于核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国家于一九五一年拨款在北京东皇城根建成了新的物理楼(与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合用)。
一九五三年,又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建成了近代物理所大楼,为开展核科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见图)
但是,研究所原有的底子很薄,帝国主义对我国又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因而,缺乏开展研究工作所必要的仪器设备。
这成了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困难面前,近代物理所的科技人员和工人学习和发扬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有的到北京天桥、上海外滩等市场或旧货摊上,寻找和购买一些可以利用的旧电子元件器材,改装成科研需要的仪器设备;有的自己动手修旧利废;有的科技人员和工人密切合作,研制一些必不可少的仪器。
那时,要抽真空没有扩散真空泵,从国外买,人家不卖给。
清华大学的讲师金建中到所后,勇敢地承担了真空泵的研制工作。
他先后研制出各种规格的油扩散真空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成为我国真空技术方面的专家。
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对科研工作缺乏仪器设备的情况十分重视和关心,支持科研人员想方设法冲破禁运和封锁,从国外采购一些工作十分需要,而国内一时又难以制造的科研器材设备。
还在一九四九年春北京刚解放时,在外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就专门批准给钱三强一笔外汇,请他趁去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之机,设法购买核仪器设备。
后来因大会改在华沙举行,钱三强便托人把这笔外汇的一部分带给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教授。
在他的帮助下,由当时在法国的杨承宗和在英国的杨澄中,购买了一些器材和图书携带回国。
当时,由赵忠尧、杨承宗、杨澄中等人从国外带回的这批器材十分宝贵,成为近代物理所开创时期的实验研究工作所依靠的重要科研器材。
近代物理所成立的最初两年,主要是进行核科研准备工作。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制订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核科学研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在核科学技术上打下基础,为进一步开展核物理实验和建造反应堆创造条件。
这五年的发展方向是:
以原子核物理研究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核能的应用准备条件;使宇宙线研究获得发展;通过科研实践培养人才,为发展核科学技术准备力量。
由于发展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方向明确,上下思想一致,大家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取得了一批既有相当水平,又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实验原子核物理方面,先在赵忠尧、杨澄中指导下,设计并建成了一台能量为7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
后在赵忠尧、李整武、梅镇岳指导下,建造了250万电子伏特的高压质子静电加速器。
杨澄中设计的40万电子伏特的高压倍加器也初步建成。
谢家麐开始了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究、设计和制造。
同时在杨澄中指导下,对回旋加速器的高频、磁铁系统也进行了初步设计,为发展圆型加速器作了技术上的准备。
当时我国的核物理实验技术,约相当于国际上四十年代的水平。
探测器研制方面,在何泽慧、戴传曾指导下,研制成功适用于记录射线和核物理、放射化学实验用的多种探测器,为我国粒子探测技术打下了基础。
其中卤素和有机盖革计数管、核乳胶两项成果,获得了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
电子学方面,由陈芳允、忻贤杰负责的核电子学小组,研制了多种核电子仪器。
其中探测器、定标器于一九五五年开始批量生产,供应了铀矿地质勘探队伍的急需,以及近代物理所科研工作和有关大学教学的需要。
在梅镇岳、郑林生的指导下,多种β谱仪和同位素分离器的设计研制工作也都取得了进展。
理论物理方面,在彭桓武、朱洪元的指导下,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当代核物理理论和实验研究的趋势,并逐步开展了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工作。
当时,近代物理所理论研究组和北京大学物理系有密切的协作关系。
北京大学的胡宁教授在近代物理所兼职,指导于敏的研究工作;彭桓武在北京大学指导周光召的研究工作。
以后,周、于二人都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宇宙线研究方面,在王淦昌和肖健的指导下,积极筹建了云南高山实验室。
他们利用多板云室开展了电磁簇射和奇异粒子的研究工作,同时设计并建造了磁云室。
一九五四年,座落在海拔3.180米的云南落雪山的中国第一座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开始了奇异粒子和高能核作用的研究工作。
五十年代,这个实验室共获得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使我国在利用宇宙线进行基本粒子研究方面,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
放射化学和反应堆材料研制方面,在杨承宗的指导下,开展了铀的提取,制备了克级的较纯的铀氧化物。
在郭挺章的指导下,研究了重水和石墨的制备,为建造反应堆作了一些技术准备。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全国核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使我国有了一定的核科学技术储备,更重要的是,通过科研实际工作、系统讲课和开展技术讨论,培养了一批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节 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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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
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铀元素最先为德国矿物化学分析家克拉普罗特于一七八九年发现。
恰好当时发现了天王星,因此,就以天王星命名,中国即以天王星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作“铀”。
我国发现铀矿物比较晚,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
一九三四年,地质工作者张定钊曾用分光分析法鉴定赣南钨、锡、铋、钼等矿中含有铀元素。
接着在一九三八年,地质工作者张更生在广西富贺钟地区的冲积砂内,采得独居石、钍石等矿物。
一九四三年五月,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南延宗与前资源委员会锡业管理处的田遇奇等,在广西钟山红花区黄羌坪发现铀矿物。
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铀矿产地和铀矿物。
同年八月,南延宗和吴磊伯重返矿区复查,认为铀产于花岗岩内之伟晶花岗岩脉中,铀矿赋存于锡、钨矿体,其矿量有限,但附近花岗岩体内是否有铀矿体,尚不知道。
在旧中国,地质人员寥寥无几,虽然从三十年代起,多次发现铀矿化,但未被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因而也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地质事业。
一九五四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
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并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
于是刘杰等选配了铀矿石标本送到他的办公室。
毛泽东看了显得很兴奋,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
我们很有希望,要找!
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又说:
“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
一九五四年冬,根据中央的决定,为开发我国铀矿地质事业做筹备工作,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机构,即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隶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有工作人员20人左右。
普委二办成立后,即组织力量,在聘请的一位苏联铀矿地质专家的指导下,对过去发现的两个铀矿产地进行了复查。
一处是伪满时日本人开采过的辽宁海城县矿区,经查明,这个地区铀矿产于花岗岩的伟晶花岗岩脉中,无工业开采价值。
另一处是解放后发现的广西富贺钟地区花岗岩体中的铀矿化,铀矿产于锡矿脉的裂隙中,属热液型。
根据两次勘查结果,我国南部地区,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了开发铀资源,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合营在中国勘探放射性元素的议定书。
为执行这一协定,成立了中苏委员会,中苏双方各派两位代表参加,刘杰任委员会主席。
原普委二办于同年四月改为地质部第三局,雷荣天为局长,仍隶属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
一九五五年,我国开展了铀矿普查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200多处,有远景的点11处,为进一步勘探和提交铀工业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节 卓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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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发展,需要国家创建核工业;核科研的起步,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国家基础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为建立核工业创造了基本条件;恰在此时,苏联又表示愿意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
这些情况表明,创建与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客观条件基本具备。
于是中共中央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还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
薄一波、刘杰参加了这次谈话。
周恩来告诉他们,不久中央要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届时请他们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和操作表演。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
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
根据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铀矿石的探测器带到会上,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操作表演。
当听到盖革计数器探测到铀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
周恩来坐在他的身旁,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提醒李四光、刘杰、钱三强,重点地方应该汇报得详细一些。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向到会的人说: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
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还强调说: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
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上,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会后,毛泽东和到会的人一起吃饭。
他举杯向大家祝酒说: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
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正如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所指出的,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中共中央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后,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
会议就苏联部长会议一月十七日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帮助的声明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决议指出: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长期压迫,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落后的,但是我们深信,在解放了的中国,它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在苏联的真正帮助下,一定能够迅速掌握、使用原子能的技术。
”为了搞好苏联援助的研究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负责建设包括上述一堆一器在内的新的核科研基地。
为使全国都来关心和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建设,一九五四年底和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周恩来指示,要做好舆论宣传的先行工作,要让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懂得原子能的科学知识和应用。
他要求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有关科学家和教授,宣讲原子能的科普知识,首先要向中央和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宣传,造成一个全国人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
中国科学院很快成立了以吴有训副院长为首的“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
近代物理所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和高等学校的教授们组成了宣传团,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宣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科普知识。
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原子能通俗讲话》一书,发行了20万册;还出版了赵忠尧、何泽慧、杨承宗主编的《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
此外,还由杨澄中当顾问,在电影制片厂的合作下,拍摄了关于原子能的科普幻灯影片,配合宣传放映。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
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批文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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