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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吗
第四章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吗
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并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前苏联、东欧诸多国家以及我们中国,千千万万的几代青年人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习并接受这一思想,又一代一代传输至今。
这一观点同原始社会经济学的其他观点一样,被认为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写入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之中。
第一节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正统的观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就曾这样写道:
“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分法也不可能。
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
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观点连同这本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我国建国早期培训干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上面的这一论述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原则的经典表述,被无数次地重复,成为比平均分配原则更加神圣的不可动摇的理论。
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全部接受了前苏联的这种观点,从小学生的启蒙课本到高等院校的各种教科书,从各种通俗读物到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凡是谈到原始社会产品分配的地方,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平均分配”的观点,只不过表达方式略有差别而已。
一本曾广泛使用,先后再版一千二百万册的经济学教科书就这样指出:
“在原始社会中,共同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产品的平均分配。
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可供消费的劳动产品不多,如果不实行平均分配制度,必然使一部分原始公社成员饿死,使集体受到破坏,而当时人们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求得生存,因此原始公社成员是神圣地遵守平均分配原则的。
”
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有幸刚刚进入初中的学生就能够从教科书中这样了解原始社会的分配制度:
“(原始社会)由于劳动成果很少,所以劳动产品只能实行平均分配,如果有的人分得多些,另一部分人就会饿死,整个集体就会受到削弱和破坏。
”
一年又一年,书本上就这么写,老师就这么讲,学生就这么记,在几代受到学校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几乎所有人都非常自然地接受了上述观点,认为原始社会的人们真得实行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
“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无力支配自然,在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下,人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但是,原始社会的人确实是实行过这种制度吗?
平均分配制度真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唯一的和神圣的分配制度吗?
那时的人们能不能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呢?
他们有没有实行过不同于平均分配的其他分配制度哪?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谁又会想到个问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呢。
谁又会想到这会是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点呢。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从他十分敬仰的老师那里聆听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的故事,恐怕一生也不会怀疑它有什么不对。
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是原始社会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并成为阶级起源理论的一部分,所以这一观点的对错是非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然今天的人们有着比这重要的多的事情需要关注,相比之下,五千年以前的分配制度显然是不重要的。
并且这一问题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记载。
也许那些乘着飞碟经常光顾地球的外星人能够提供历史的见证,可惜他们至今不肯同地球人交往,看来,只有依靠我们自已的头脑,才能弄清原始社会为什么只能实行平均分配劳动产品而不能采取其他的分配形式,才能弄清原始社会究竟实行过什么样的分配制度。
梦幻般的、谜一样的原始社会距离我们毕竟是过于遥远,过于神秘了,正如一个人长大以后并不能记得大多数幼年的往事,人类渡过了幼儿时期以后也遗忘了这段历史。
长大的孩子可以从父母或长辈那里得知自已幼儿阶段的经历,长大的人类却只能面对默默无言的原始历史,了解原始历史的困难之处主要也在于这一点。
由于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如果说在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始终存在某种疏忽或缺陷,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此,也是完全可以谅解而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如果说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论点是不够确切的,不符合原始社会的真实情况,那么它也完全有理由得到原谅。
第二节食物为什么不可能平均分配?
要想彻底了解原始社会是否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进行一次比较详细的分析。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在一个原始公社中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试验,看看平均分配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
“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无论是对谁来说,吃饭总是第一要紧的。
原始社会中的人们自然不会例外,因此,我们首先对食物进行平均分配,看看可能得到的结果会是如何。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个原始公社,该公社有一百名成员。
像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或最起码的需要,在该公社所处的自然条件(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下,以及他们的劳动条件(如主要从事采集或从事渔猎)下,我们假定该公社为了满足全体公社成员对食物的最勉强的需要,每天需要二百公斤食物,而该公社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也恰恰不多不少正好能够生产出二百公斤食物,这样以来,情况就是这样,公社的食物总供给勉强能够满足该公社对食物的总需求。
食物总需求量应该是由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求量相加得到的结果,一般来说,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求量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既然如此,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应当按需分配。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这里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而只能进行平均分配并且“因为别的分法也不可能”。
别无选择,该公社理所当然地要实行“神圣的平均分配”。
所谓平均分配,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就是每个参加分配的人都分得相等的数额。
这一原则具体到这个原始公社,就是说一百名公社成员平均分配这二百公斤食物,即把二百公斤食物分成相等的一百份,每人各得一份,结果是不多不少,每人都正好分得二公斤食物。
既不会有人恣意饱食伤及脾胃,也不会有人饥肠辘辘难以安睡。
大家都很高兴自已对食物的需求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满足,得以生存下去。
于是,集体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不是被削弱和破坏。
一幅多么美妙的原始社会平均分配的图画啊。
这对于生活在今天这样贫富悬殊如天壤之别而且还正在日益加剧的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制度啊。
教科书告诉我们,如果平均分配的制度受到破坏,就会出现可悲的后果,假如有一位公社成员自恃力大如牛而使用暴力或是凭借聪慧过人而使用阴谋诡计向这一制度挑战,从而得到了2.5公斤或更多些的食物,从而超过了“每人应得的份额”0.5公斤或更多,那么就会有另外一公社成员即只得到1.5公斤或更少食物的那个人就只好活活饿死。
或者是出现另一种情况,其余的99个成员去平分197.5公斤的食物,那么公社集体就会受到削弱。
所幸的是,据教科书说,在原始公社中,这样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可怜的祖先,是否始终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畏惧集体成员死亡、畏惧集体受破坏的心理而实行这一神圣的制度达数百万年之久,我们至今不得而知。
这不禁使人想到,这与今天的人们是多么的不同啊!
今天的许多人,是决不会害怕集体受到破坏的,相反,他们总是十分擅长以削弱集体为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古今人心相比,令人扼腕长叹,也更加希望弄清造成如此巨大差别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说这种平均分配制度,是与当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正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才使得人类社会在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获得了发展。
这些有关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神话无疑是美丽的,也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它形成至今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就可以看出人们其实是愿意接受这种观点的,并且,这种发生在远古时代的分配制度究竟怎样,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不很重要的,毕竟这是一个远离现实的话题。
虽然昨天发生的故事与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在这种关系未被详细说明以前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也就不会去认真分析和深入探讨。
但是,现在也已经有人操心着遥远宇宙空间中一颗小行星的运动可能与我们生存的地球生死相关,也许它正向地球飞来,在某一天和地球撞个满怀,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至于发生在仅仅五千年前人类自身的事情,会有多么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对自己祖先的分配制度产生兴趣。
因为我们人类今天的命运,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世界是历史的发展,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就象婴儿时期的经历和变故对于人的一生都非常重要一样,要了解一个人,就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境地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他沉睡的思维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可以说,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
个人是如此,整个人类也同样如此。
人类的幼年对于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人们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
劳动产品的分配是为了满足需要,是为了消费。
人们通过种种生产手段获得食物并进行分配,是为了满足身体对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纤维素的需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为了充饥。
在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对于食物的分配原则应该是使生产的食物最大可能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
当食物在数量上仅能勉强满足全体成员最起码的需要时,公正合理地分配这些食物,以保证能够基本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最起码的或所谓最低的需要是特别重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使每个成员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食物而生存下来。
只有进行恰当的、合理的、正确的分配方法,才能使有限的食物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那么,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是不是这样一种公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益呢?
要弄清这一点,首先让我们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说起。
原始社会作为一个处在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组织,具有这种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社会是由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孩子共同组成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原始公社可能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更多些的人,但是,我们不能想像可能存在过完全由女人,或完全由男人,或完全由孩子,或完全由老人组成的原始公社。
假如这样的原始公社确实存在过,那么其结局只能是或者灭亡,或者发展成为由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孩子共同组成的社会。
原始公社并不是一支由精壮青年组成的军队,也不是一所完全由老人们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福利院。
实际上原始公社是由一些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体质强弱不同、身高体重不同,从事的活动也不完全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最明显的事实,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研究中,显然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自然应该从实际的人出发,而不仅仅是着眼于抽象的人,尤其是当所研究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下的食物分配制度时,似乎更应该如此。
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至少就两个主要方面来讲,人们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是不同的。
首先,个体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有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伴随着个体的发育,消化系统的发育也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个新生儿的胃容积只有70毫升,一个6岁的孩子的胃大约可容纳600毫升。
一个成年人的胃容量则有3公升,医学研究认为胃的正常容积为1—2升。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个体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胃容量有着明显的差别。
胃的肌肉系统具有显着的扩张性,能容纳较多的食物,因此机体无需过频进餐。
并且胃窦有着强大的收缩功能,虽然胃是人体内颇具弹性的器官,但是如果一次进食过量仍可能导致致命的急性胃扩张。
因此,每个人对于食物的需要首先受到自已胃容量的限制。
原始公社各个成员的胃容量是不相同的,自然界亿万年的进化并没有为人类食物的平均分配准备相应的消化器官。
年龄的悬殊也是影响食物需要的重要因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由于身体迅速发育,同化作用旺盛,而需要较多的食物才能满足需求;而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由于器官功能的衰退和活动减少而相对需要较少的食物;即使在相同年龄的人们当中,个体之间发育上的差异也导致对食物需要量的不同。
其次,对于成年人,当然也包括孩子和老人,影响食物需要量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劳动强度的不同。
根据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年男女从事极轻体力劳动时每日需要供给热量2200—2400佧,重体力劳动时需供给热量3400-3600佧,极重体力劳动时需供给热量4200佧。
可以看出,极重体力劳动和极轻体力劳动相比,前者所需热量相当于后者的1.75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显着的。
消耗的能量既然不同,那么需要补充的能量也应该是不同的,极轻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能量消耗的平均值约为3100佧,如果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极轻体力劳动者获得的能量超过了其所消耗能量的近50%之多,而极重体力劳动者获得的能量与其所消耗的能量相差25%,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实在是难以得出食物的平均分配满足了每一个原始公社成员最起码的需要这样一个结论。
更看不出这种平均分配原则有什么神圣之处。
相反,实行这一原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
当然,这只是现代科学对现代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没有,也无法得到原始公社时人类生活的更为详细的资料,也许那个时代与今天有着我们考虑不到的差别存在。
但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今天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某些规律在若干万年以前也同样支配着人类的生活。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从事着艰苦的繁重的生产劳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实际上,那个时代最繁重的劳动可能并不比今天的很多劳动更苦更累,而是要轻松的多。
而且从事劳动的时间也比现在要少的多。
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的英国织布工人时说:
“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少布是随他们的便的……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地,和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
他们的物质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能挣得所需要的东西。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驻雅典外交官关于希腊国内情况的报告写到:
“国内居民不习惯于劳动,一年当中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天是公共的节日,或非正式的休息日。
”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有着更多的空闲时间,为了从最原始的状态下向前发展,为了进行最初的发明和发现,这些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人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设想的饥寒交迫,极端低下的悲惨境地。
至多是一种动物状态的生活。
难道今天可以说那些原始森林里的飞禽走兽都饥寒交迫吗?
它们当然有自己的难处,但是它们也肯定有自己的快乐。
而且很可能它们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快乐。
即使在最原始的自然分工状态下,人们的活动也是多样化的,比如原始公社的男性青年外出打猎,同凶猛的野兽搏斗,其劳动强度可以相当于现在的极重体力劳动,而女性和老年男女看守家园,采集植物茎叶,种子、果实,照顾孩子,烹调食物,缝制衣服等家务劳动,体力消耗可能要比打猎少得多,相当于现在的重体力劳动或极轻体力劳动。
所以,一个原始公社中的人们由于从事不同的劳动,以及劳动量的不同,消耗的热量并不相同,需要供给的热量也就不同,因而对于食物的需要量也并不相同。
认识并理解这一点,对于正常的智力,应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任何一个不怀成见的人都可以清楚,由于性别、年龄、体重、身高、劳动强度以及生长阶段的不同,在原始公社生活过的人们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因此,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原始公社每个成员的食物需要量看作是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
在一个原始公社中,一定有一部分成员如青年男性的食物需要量是高于平均数的,而另一部分成员如儿童及部分老人的食物需要量则是低于平均数,自然,也会有一部分成员(但决不会是全部成员)的食物需要量恰好和平均数相等。
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给食物需要量不同的人们每人相等数量的食物。
正象我们今天并没有理由让脚大小胖瘦不同的人们一定要穿同一号码的鞋子,让身体高低不一的人们穿同样大小的衣服。
更没有理由认为这样做了以后,每个人就都吃饱了,穿上的鞋都非常可脚,身上的衣服也既合体,又舒服。
这些想法,除了可以表现我们自己愚蠢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用处。
假如今天的人类并没有愚蠢和可笑到这一程度,我们又怎么能忍心把这样的愚蠢和可笑强加到我们可敬的祖先身上去呢?
如果不顾每个公社成员的实际的食物需要量,或者明知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要量不同而置之不理、视而不见,一味坚持实行平均分配,那么,实际上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
公社中需要1.75公斤食物的重体力劳动的社员只能分得平均份额1公斤食物而不能吃饱;而一个5岁的孩子每天只能消费0.5公斤食物却也分得了1公斤食物而无法吃掉。
那么,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公社生活资料的获取者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另一部分成员,其中一部分成员,正是需要依赖主要劳动者提供食物才能生存的孩子及老人,都分得了超出自身需要量的食物而剩余一些。
对这部分人剩余下来的食物,如果不进行再次分配,则只能造成浪费。
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原始公社低下的生产力能够提供的食物总量能够满足社会的总的最低需要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原则的实行造成了怎样矛盾的现象:
在一个亲密家庭般的公社中,一部分成员食物短缺,一部分人食物过剩,而本来是大家都可以吃饱饭的。
平均分配食物的办法,使社会最迫切需要并且尽管勉强却是够用的宝贵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而造成一方面短缺另一方面过剩的混乱和对立。
长此以往,必然使原始社会的简单再生产无法维持,必然促使原始社会在到达更高的文明以前走向灭亡。
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微少的食物得到充分的利用,为了避免宝贵的食物资源的浪费,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是否为了食物的分配方式而绞尽脑汁,以及他们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分配,考古学和人类原始史的研究都似乎尚未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也许将来也无法就此提供确切的史实。
但是历史科学的思维并没有理由因此而单凭不合实际的想像来构思过去发生的事情。
正像在那远古的时代中发生过的许多重要事变都被忽略了一样,这个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我们已经看到,在原始社会中,一方面,由于在每个个体之间存在着多种因素造成的食物需要量的多层次的差别,因而平均分配食物实际上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低下的,尽管劳动获得的食物数量微少,但是同时,当时社会对食物的需要也很低下、也很微少。
并且,原始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食物分配最合理、最公平的社会,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平均分配。
任何一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水平和分配方式都不过是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食物数量,是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的。
生产力水平很低,劳动产品也很少,但是,需要也很低微。
就食物而言,没有人否认原始社会的食物总量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的。
不论是把这种满足说成是最起码的,还是最迫切的,其实都并不重要。
所谓最起码、最迫切的需要,实际上是一个极具弹性、极其模糊的说辞。
同样的定语甚至可以用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相适应的情况下,在一个没有奴役和压迫的社会中,对于食物的分配自然会采取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即按照每个社会成员对食物的不同需要量而给以相应的不同份额。
需要2公斤的就分给他2公斤,需要2.75公斤的就分给他2.75公斤,需要0.5公斤食物的,就分给他0.5公斤。
也就是说,按需分配才是原始社会正确的分配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使最低限度的食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才能满足最起码的需求,才能够保证集体不致遭到削弱和破坏,才能使原始公社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食物。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获取并制备食物就成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直到今天人类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食物的供应和分配问题,饥饿仍然威胁着人类。
在非洲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及其他原因造成的粮食短缺,每年都造成几百万儿童死于饥饿;全世界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导致营养不良的更有数亿之多,就在今天,地球上也至少有三亿人面对着饥饿的威胁。
努力获取足够数量和具有全面均衡营养的食物,使人类摆脱饥饿,仍然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但是今天的贫困和饥饿,才可以说是不合理分配的结果。
原始社会的人们,可能也曾经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生活在十分悲惨的境地。
就象我们不能认为海里的鱼,树上的鸟生活的非常悲惨一样。
人类已经学会了生产得更多、更好、更快,但是还没有学会公平、合理,友好的分配。
这将是人类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第三节一切产品都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
劳动产品的分配,自然与产品的数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首先必须要有可以分配的产品,然后才能进行分配。
而任何社会的劳动产品,都是一定水平的生产力的产物,也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的分配形式。
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必然形成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虽然平均分配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并不能表明它已经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正象在人类历史许多深入人心的观点都曾被当作真理所接受,而科学的发展证明了它们其实并不是真理。
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在经过十年的艰苦编撰之后,终于在1988年辑成出版。
在经济学“卷”中,也这样谈到了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
“在原始社会,一切产品都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公社成员之间分配。
由于生活资料很少,如不实行平均分配,就不能保证每个成员的生存。
”平均分配“是原始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每个劳动集体所采集或生产的生活资料,乃至家庭和个人所采集、制造的产品,都必须交给公社,以便进行平均分配,这就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公有制。
不过,个人日常生活用品如衣服、装饰品等,常是归个人占有。
”“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劳动中的互相合作的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平均分配。
由于共同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很少,只有实行平均分配,才能保证原始人的共同生存。
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中的互助合作和平均分配,是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不仅对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是持完全肯定态度,而且还有所发展,把平均分配的范围扩展到“一切产品”这套百科全书的其他各卷凡涉及到原始社会分配的有关章节,也完全采取了同样的说法。
劳动产品,仅就生活资料而言,也不仅仅限于食物,还包括衣服等等许多方面,按照“平均分配共同劳动产品”的神圣原则,其他生活资料也应该进行平均分配。
在此,我们便以衣服的分配为例,分析一下平均分配带来的结果。
自然,最早的人类象其他动物一样,是没有衣服穿因而裸体生活的。
我们假定我们所要讨论的原始公社已经达到了人人穿衣服的程度。
按照传统的观点,人们那时低下的生产力所获得的衣料,我们在这里假定它们是兽皮。
数量是微少的,也同食物一样,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
究竟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多少,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教科书并没有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假定这个最迫切的需要是每个成员一套衣服,公社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进行平均分配,一种是平均分给每人一套衣服的兽皮,由他们自己做成衣服穿;假定一个1.65米高的成年人做一套衣服,需要3平方米兽皮,一个1.2米高的未成年人需要2平方米的兽皮;我们还需要假定1.65米是成年人的平均身高,1.2米是未成年人的平均身高;假设该公社有30个未成年人,70个成年人,总计最少需要270平方米兽皮,该公社的生产力正好也只能生产出这么多。
根据平均分配的原则,每个成员可分得2.7平方米衣料。
其结果是,每个成年人所分不够做一套衣服,而每个未成年人所分材料则超过所需材料达35%。
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的迫切需要被满足了,而成年人只好只做一件上衣或一条裤子,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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