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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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
论述题目: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试举例说明。
在回答“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何谓“轴心时代”。
把握了这一概念的具体意涵,我们才能在整个中国历史和精神过程的坐标体系内准确定位“春秋战国”这一历史阶段。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充满“基督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的轴心”概念。
之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对此概念作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分析。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AxialAge)这一命题。
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位于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的亚欧大陆各主要文明纷纷取得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
雅斯贝尔斯指出:
“……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
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
在伊朗,祆教提出了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来、第二以赛亚。
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
”这些在全人类历史上足堪“伟大”之称的精神先驱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针对人类所遭遇的善与恶、是与非、痛苦与幸福,以及历史发展动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了探索,以思考和著述接替了膜拜与巫卜,以“人类意识”的觉醒超越了漫长懵懂的原始时代,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认识、理解世界,宗教也于斯萌蘖。
从这些历史文化现象出发,我们可以定义“轴心时代”实则为人类精神迈入创造力旺盛阶段的关键时期。
冯天瑜先生在“轴心时代”命题的基础上,界定了一个更具中华传统文明意味的“元典时代”,认为“轴心时代”亦是一个印度、中国、希腊、希伯来等人类诸文明创制本民族文化元典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元典时代,人们思考的深度已经“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开始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作深层次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和思考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进而反思自处之道,首次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辩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用典籍形式将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定型。
这种典籍便可以称之为‘文化元典’。
”之后数千年人类精神发展所凭依的,就是这一时期产生之元典文本,如印度的《吠陀》,希伯来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波斯的《古圣书》,希腊的《理想国》等。
根据以上论述,“轴心时代”或曰“元典时代”的概念和内涵就大致清晰了,这一时代的根本特性主要是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等精神文化产品的原创性与“文化元典”(及其包含的本民族基本精神)对于不同文明后续发展的基础性。
“轴心时代”的三大基本特征就体现着这两个根本特性:
第一,知识宗师出现在此阶段,世界各文明区域纷纷产生了对本文明本民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知识“圣贤”、精神导师。
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佛陀,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都是本国文化史上的伟人。
第二,终极关怀觉醒在此阶段,人类精神文明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朴素感性的原始文明开始走向深刻理性的成熟阶段。
各文明知识宗师为代表的哲人集体以不同的角度、立场、方式回答了关涉人与世界关系、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关键而玄妙的问题。
人的灵魂从蒙昧中觉醒,开始追问人性与人生。
第三,文化元典诞生在此阶段,囊括民族基本精神、规定着未来本民族文化走向的文化典籍创制形成。
这在上文已有提及,此不赘述。
现在,回过头来考察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春秋战国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意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
这一精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恰以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大变革为条件、为基础。
西周末年以来,以私田开辟为标志的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原先的井田制及其配套的赋税制度逐渐动摇,“工商食官”的官方垄断工商业受到私有工商业的严重冲击,奴隶主再也无法维持原有的剥削方式。
田亩上的的牛耕、铁犁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也使得生产关系迎来新的变革。
经济上的一系列剧烈变革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大变革提供了内在支撑,也塑造了秦汉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
与经济变动大致同时的,是周天子权威的坠毁与诸侯势力的争霸兼并,带来了空前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造就了本时期动荡的时势和分裂局面。
这一时势与局面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兵燹战乱,但也营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和广阔畅通的人才流动空间。
与此相关,诸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和“争霸天下”的雄图野心而寻求治道、不拘出身选贤举能、奖掖学术,推动了中华精神文化的原创迸发。
王纲解纽、学术下移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绝大事件。
原本由官府垄断的专门知识,随着文化官员走向民间而得到广泛播散。
“以此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垄断的王官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即私学。
”私人讲学立说蔚然成风,带动了思想界文化圈的激荡活跃。
私学之涌动,与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群体勃兴与密切相关。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得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王室,而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
精神产品由王官制作的状况,逐步转变为知识阶层中某些个人的独立创作,百家之学遂应运而生。
”
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变。
宗法制走向解体,世卿世禄的贵族被讲求实干的官僚取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去不复返,“大夫、庶士、家臣等社会的边缘阶层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心”,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性和开放性,社会流动由静滞进入迅疾。
“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活跃分子。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多元文化齐头并进(这与董仲舒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构成鲜明对照)的繁荣局面。
针对整个社会的动荡纷乱,各个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争相提出不同的治国主张,创立各具特色的“社会-人”理论;纷乱人世又促进了诸子百家对“人”、“心”、“性善”“、性恶”等根本问题作出了最初思考,给出了初步答案。
为了阐明自身的思想理论,诸子哲人及其后学纷纷进行对旧典籍的整理阐释和新经典的创制,同时以犀利的批判精神扬弃别家学说,以“和而不同”的立场发展出新的价值与理念(荀子与韩非子的思想体系是个中代表),思想文化领域内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较为重要的有:
孔子以“仁”和“礼”的基本思想创立了儒家,重视血亲人伦、追求现世事功,崇尚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主张士人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又编订“六经”,保存了大量三代文献。
儒门后学中,孟子侧重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以王道与仁政叩问杀戮盈野的现实;荀子侧重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以礼治思想和儒经传授成为儒学重镇。
后世儒家思想以政权扶持和适时改造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老子的《道德经》玄妙非常,阐发了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出世之理,主张“弃圣绝智”,复归本性,走向“自然”。
庄子以楚地瑰丽奇异的浪漫主义风格畅游天地,继承老子衣钵而又进一步导向内在的自由。
道家的“出世”、清静无为成为后世王朝确保休养生息的法门,也成为士大夫人生态度的背面。
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则全面介入当时的争霸兼并和变法图强运动,果断排斥不合时宜的儒、道,以“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创造了赫赫功绩,冷冽、刚硬的“法”“术”“势”构建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蓝图,成为秦王朝之后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统治利剑。
墨翟高擎其平民主义的大旗,抨击儒家捍卫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兼爱”、“非攻”发出普通大众的愿望,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等主张体现平民阶层的需求。
墨家子弟切近百姓生活生产实践,又是诸子百家中对日常科技发展最为有力的一家,对手工技艺、逻辑思维方法、光学、力学等自然科技方面卓有建树。
进入秦汉之后,墨家学说逐渐湮没无闻,中绝千年,“到晚清才重新被人垂顾,其平等要求和科学实证精神,在近代中国再度闪耀光辉。
”
此外,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在“名”“实”之辨中发展了中国的逻辑思想;兵家的孙武、孙膑、尉缭等对战争之道的探索深深影响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人,不仅是在军事学领域内,在日常生活生产中也可以发现兵家遗韵;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则对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与民众心理产生了深远而幽暗的影响,等等。
参照在上文中提到的轴心时代“三大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具备了这些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境内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哲人和“古代知识分子”:
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商鞅、韩非子、孙子、孙膑、苏秦、张仪、邹衍、公孙龙,等等。
学术人才数量之众,水平之高,分布领域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绝后的,夏商西周三代不可与之比拟,秦汉之后的中国更是少有时代可与之相提并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明末清初两个时代倒是可以列入备选名单)。
这些知识先贤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士”群体。
这个群体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参政意识强烈,积极奔走于列国之间,推销自己的学说与才能,以期一展抱负,纵横神州;高标操守,追求人生理想,道德自律严格,中国传统知识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如担当道义、和而不同、入世经世等)都在这些前辈身上得以初现。
诸子百家时代,不同的学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本性等问题做了专门探讨。
例如孔子认为人要重视亲友,“克己复礼”,向“君子”看齐,达到“仁”的境界。
老子则向往“小国寡民”的复古状态。
孟子主张“性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政学说,发展了民本思想;荀子则主张“性恶论”,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等等。
在这些涉及人类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诸子们给出了最初的答案——他们的思考和答案几乎规定了后世中国古典哲学的全部命题和范围。
当然,与古希腊相比,诸子百家对人的思考更多的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切入的,更为关注一个人如何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生活与行为,充满着浓厚的伦理色彩;而且宗教性信仰扮演的角色也被“敬天法祖”或“敬鬼神而远之”取代。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士人等开始运用道德的方法和理智的方式认识世界,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做出了中华文明特色的解读,并深深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关怀的觉醒。
在“诸子并存,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中,个人意识觉醒的士人们还整理、创作出一大批传世经典,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
这其中不仅包括儒家经典“五经”、《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其他诸子著作与之并列。
这些经典文本成为后学研究、阐释的重点,也成为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的立足点(主要是儒家、道家经典)。
“儒的醇厚、墨的谨严、道的超逸、法的冷峻、名的致密、阴阳的流转”都融汇到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沉淀在中华子民的文化基因中。
这些典籍“初步建立起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创构和维系中华传统”,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文化“复兴”、“复古”无不是回溯到元典文本中找寻理论资源精神动力,例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这表明这些中华文明的元典及其包涵的精神内核始终“作为文明前进的思想推动力”,照耀着中国与中华民族未来前行的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是在之前三千年文化积累基础上和数千年以来之大变局的现实下共同作用的产物。
此时的中国基本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诸子百家的学说大都体现出一种原创性(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底色,伴随产生的诸家经典也就成为这种原创性的文本载体。
而且,这些被冯天瑜先生命名为“中华元典”的典籍及其中包涵的基本精神也成为日后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比如《论语》中对“仁”、“孝”的强调是中华孝道文化的理论依据和行为规范。
这又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遗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奠基性的意味。
“春秋战国时代将中原本土的华夏文化淬砺发展到一个辉煌高峰,同时又孕育着一个大一统文化的到来。
”往前看,夏商西周的文化还带有浓厚的原始残余,青铜文明虽发达,但却是被官府垄断的一家学问,就精神层面而言显得简单粗浅。
往后看,秦汉大一统帝国的专制国家意识形态资源、社会价值观念等都直接或间接承继自春秋战国学术繁荣时期的成果,日后的许多文化“复兴”“复古”都选择回到源头来汲取精神养料和理论资源。
另一方面,统一帝国的文化专制(著名的就有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又导致了学术界的一枝独秀和学术政治工具化,思想文化世界的星空从此黯淡下来——而只有这样一个产生巨人,出现精神与道德觉醒,创制文化元典,奠定中华文化基本走向的春秋战国时代才足以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201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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