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的简单探讨教学文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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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的简单探讨教学文案

公地悲剧的简单探讨

一，公地悲剧概述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

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牧民将如何取舍？

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

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

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

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

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

但是书中没有提到：

“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

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

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

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综上所述，工地悲剧的概念应当解释为：

当一个人使用公有资源时,他就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公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政府有时也可以把公有资源变为私人物品.

二，工地悲剧的成因

以模型化来解释，哈丁对于公地悲剧的成因研究巧妙的回答了如下：

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

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

这就是“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

“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

根据哈丁的讨论，结合我们对挣扎在生活磨难中的人们的理解，“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

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机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依生存的摇篮的崩溃，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

“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

“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

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

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

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

“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

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剧”源于公产的私人利用方式。

其实，哈丁的本意也在于此。

事实上，针对如何防止公地的污染，哈丁提出的对策是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甚至政府强制，而不是私有化。

三，公地悲剧研究的发展进程

1968年，英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提出来的。

公地悲剧不应照字面的意义解释，而应视为一种比喻的概念。

这个词汇是一种现象的简称，并不是对这个现象精准的描述。

“悲剧”一词不应依常理视之有悲剧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归咎原因的谴责。

此外，Hardin对“公地”一词的使用也常被误解，这导致了哈丁后来认为他应该将他的论述标题改为——“未受规范的公地之悲剧”。

公地悲剧一文着重于解释经济、发展心理学、博弈理论和社会学领域。

有人将此视为“意外行为”的范例，伴随着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所导致的悲剧结果。

Hardin的论文一开始便将注意力集中于无法借由科技工具解决的问题之上（也就是不同于只需要自然科学上的科技研发与改变，而不需要人类价值观或道德标准改变的问题。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使用。

哈丁特别提及地球资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资源为所谓的“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人口成长最大化，那么每一个个体必须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资源耗费最小化，反之亦然。

因此，他认为并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科技可以解决在这有限资源的地球上如何平衡人口成长与维持生活品质的问题。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

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牧民将如何取舍？

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

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2009年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在其著名的公共政策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 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四，“公地悲剧”案例：

我们都知道“公地悲剧”典型例子是公共牧场或渔场，由于具有向一切人开放的非排他性，所以牧民往往会过多放养羊只，渔民往往会过度捕捞，从而出现竞争性的局面，进而迟早会导致草场退化或“竭泽而渔”。

然而我们生活中除了这两种典型的案例之外还充斥着各式各样“公地悲剧”的案例，例如我们现在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

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成因及其表现形式：

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属性是“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

根据产权①的定义，资源产权是指所有和使用资源的权利，它规定了经济行为主体在稀缺资源使用中的地位以及每个行为主体在与其他行为主体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和不遵守这些规范时必须承担的成本。

在乡村旅游中，房产权及家庭生活是私有产权，而乡村文化、当地整体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乡村旅游品牌都是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产权，他们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服务，但都无权排斥其他成员行使同样的权利，容易导致产权流于“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以及“人人所有，人人没有，谁都应该负责，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

另外，乡村旅游由于在旅游开发中充分考虑了当地居民的参与，符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这一乡村旅游发展的初衷，但容易出现村民对当地的旅游资源不关心不爱护或因个人私利而不愿进行深度开发和规模化发展。

因此，“公地悲剧”的出现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国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1． 乡村性被明显削弱 

乡村性（即文化传统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和独具竞争力的特点。

一方面，由于缺乏保护当地文化的制度安排，村民不会主动传承当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居民家庭开办农家乐或者从事相关的旅游接待活动，制造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其它废弃物，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

从经济上看，许多居民家庭放弃了农业生产，从事旅游接待活动，没有很好的保持乡土文化与民俗风情，使乡村质朴、传统和富有人情味的独特风情渐渐消失，加速了农村商业化和城市化。

同时，由于年轻一代对大城市的向往和谋生手段的变化，传统的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民间手艺后继无人，其个性也更与城市青年趋同。

2． 乡村旅游的品牌受损 

品牌资产主要由品牌联想、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等构成。

品牌资产受损是由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注重维护整体品牌，致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贬值。

乡村旅游品牌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旅游特色，是通过相关主体推广及集体努力创建起来的。

在乡村旅游中，由于公共资源具有强烈的责任规避与搭便车诱惑，每个理性人最优选择均是不付出，这使得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短缺、公共福利无法提高，最终的结果就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竞争资本——公共品牌受损。

同时，乡村性的削弱容易使游客对整体品牌产生负面联想；部分村民拉客宰客、菜品质量下降等问题容易引起整体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的下降；加之农村旅游的进入门槛很低，容易被代替。

当游客的抱怨增多，美誉度就会下降，使得当地品牌受损和贬值成为必然

五，“公地悲剧“的治理办法

自哈丁（G.Hardin）1968年明确指出“公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以来，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最近，对治理公地悲剧有着深刻见解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必将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该问题的思考。

“公地悲剧”的发生是个体理性行事的结果，由政府施加控制与管理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

不过，对公地悲剧发生的原因还另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由于产权界定失当造成的。

具体地，是认为公共产权导致了激励不足和福利损失，因为“最多的人共用的东西得到的照料最少”，所以“公共苹果树上的苹果从来就不会长熟”。

在这种解释下，将共有资源的产权私有化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方案。

而奥斯特罗姆的突出贡献在于，在这两种“标准”答案之外提出和论证了第三种答案：

在公共产权下的自我组织与管理。

在奥斯特罗姆获得诺奖后，有关评论大都高调赞扬了奥斯特罗姆的这一贡献，并指出其对于我国制定有关公共政策应有十分有益的启发，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有关评论似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倾向，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奉为新的标准答案。

这其实并非她的本意。

事实上，上述三种办法都可能有其用武之地，也都有其无能为力和脆弱之处。

当个人之间为一己之私相互缠斗而一损俱损时，政府强力介入，实施控制与管理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哈丁说：

“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如果要想避免毁灭，人民就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的强制力量表示臣服，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这个强制力量就是‘利维坦’。

”在公共牧场使用问题上，政府明确颁布规矩，惩罚不合作者，是最为常见的摆脱困境的出路。

但政府要想做到最好并不容易，需要及时掌握充分信息，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否则，实施中就有可能南辕北辙。

放过坏人或冤枉好人，火候不够或力道过大，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若将拥堵的道路视为共同资源，政府管制的办法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当各方车辆不顾路口已经不畅而仍然争先恐后进入路口时，就会出现谁都走不了的“悲剧”，而交警赶来之后会立刻打破僵局。

再如北京自2008年奥运会起实行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被认为对缓解道路拥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突出的一点是该政策的效果难以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通过产权私有化的方法摆脱公地悲剧虽然也有成功的例证，但是面临的问题更多。

奥斯特罗姆直言:

“很难确切知道，当一些分析人员强调对某些共同资源实行私有产权的必要性时，他们到底指的是什么。

”特别是大气、河流、湖泊和海洋中的水域等不可能专有的资源，在技术上不具备明确建立不减弱的产权的可能性。

即使在技术上可行，还可能存在经济上不合算，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或在现实的公共选择过程中不被接受的问题，都会制约产权私有化方法的应用。

仍以路口拥堵问题为例，有经济学家本能地提出拍卖优先通行权的做法。

即使这在技术上可行，不难想象成本也会过高。

更重要的是，将公共道路“私有化”显然不会被公众接受，近年各地政府授权私人公司经营的收费道路不断引起社会舆论的恶评就是证明。

而模拟市场征收道路通行费以解决拥堵的做法虽有国外实践和经济学家推荐，但也不被民意看好。

上述政府的或市场的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奥斯特罗姆提醒人们还有第三种选择，她说：

“尽管有许多人仍痛苦地挣扎在毁灭他们自己资源的陷阱中，但是另一些人已经从公地困境的陷阱中解脱出来。

”那就是实施自我组织与管理。

考虑到共同资源使用中造成拥挤的个人与造成负外部性的个人是不一样的，后者的行为只给别人带来损害，对自己却只有好处；而前者自身也要承受其行为所引起的拥挤成本，所以，个人有可能乐于采取合作策略并不奇怪。

不过，奥斯特罗姆并未仅仅揭示成功的案例，而是也剖析了自我组织与管理方法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可能来自当事人内部，他们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有效地自我组织起来；也可能来自当事人外部，比如政府推行了不利的政策规定，不承认地方惯例，甚至还鼓励更多的外来者进入等。

就道路拥堵而言，实施这一方案更是显得无从下手，虽然也有一些尝试，如倡导无车日和少开车等，但杯水车薪。

以上分析表明，公地悲剧的治理没有标准答案。

现实中究竟该选择哪种方案，首先要尊重历史和现状，如果本来已有解决问题的机制，就不必庸人自扰，非要落实自以为更理想的方案。

如果现有制度已经出现危机，那当然需要采取措施来推进制度变迁，但也不宜先入为主地断然选定某个方案，而是最好能经过充分的思想实验和实践检验才好。

六，总结

的确，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涉及公共资源的使用时，由于产权的非排他性的特征，使得个人在作出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其行动给别人造成的损失和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最终造成一个基于他们无限制放牧导致的经济系统的崩溃。

但是，从小说《狼图腾》中可以看出，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是与自然规律逐渐适应融合的，虽然小说中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现实同样存在小说描述的道德感与责任感。

因此完全理性假设为基础得出的“公地悲剧”就会与现实状况存在偏差。

这是一套内生的机制，甚至不需要任何第三方就能够保证实施。

如果关于“公地悲剧”片面性的假定是正确的，那么这就引向了“大政府”与“小政府”的思考。

很多人试图通过界定产权解决“公地悲剧”，具体说来，可以由政府规定某一片牧场的放牧总量，并按一定分配方式规定每家最大放养量。

牧民之间可以通过转让放养量的方式获得利益，同时也可保证公地资源充分利用。

但是事实上我国制定了很多水法、资源法、土地法也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我认为，在制定管理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应实现政府公共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充分保证公众与代议机构的监督权和公共资源配置高效。

也许这种软性做法可能更好的规避“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