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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文学院精品课程

苏州大学文学院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之父：

鲁迅

讲授　刘祥安教授

教学要点：

1.了解鲁迅生平、思想，

2.深刻认识鲁迅小说小说创作思想、艺术，

3.认识鲁迅创作的成就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贡献。

课时：

12课时

教学活动：

1.观摩《阿Q正传》《祝福》（ＶＣＤ）

2.讨论：

关于阿Q形象的不同观点；对于演出版艺术处理的评价。

本章知识点

鲁迅前期思想：

进化论、个性主义、改造国民性《呐喊》、《彷徨》

本章必读作品与文献

鲁迅：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钱理群：

《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1999年11月。

张梦阳：

《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本章思考题

1．为什么说《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2．例析的《呐喊》、《彷徨》叙述艺术与结构艺术

3．如何评价《阿Q正传》？

第一节概述

一、鲁迅生平、思想、创作

1.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途中，他深深领略了社会的世态炎凉。

2.1898年，他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

接触到了《时务报》和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激发了变革图强的热情。

3.1902年3月鲁迅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其时鲁迅比较关注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1]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

同年9月，他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医专学医。

鲁迅之所以选择学医，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

4.1906年弃医从文鲁迅深深感到：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

1906年4月初，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

他先后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

从1908年起，鲁迅和周作人翻译了许多外国短篇小说，合编为《域外小说集》（二册），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出版问世。

1909年鲁迅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5.革命前后回国后鲁迅曾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并根据生活实感创作了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短篇文言小说《怀旧》。

1912年，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部迁到北京。

辛亥革命的失败，引起了鲁迅极大的愤怒和痛苦。

他一度沉默，一直埋头抄古书，校古籍，同时也在沉默中考察思索着中国社会和历史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6.五四后1918年起，鲁迅参与《新青年》杂志的活动。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除小说之外，鲁迅还在《新青年》的“随感录”栏目中发表了许多杂文。

在文学创作之外，鲁迅还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过《国民新报·文艺副刊》，还编辑了《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等。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10月定居上海。

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1929年起，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等。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这一时期，他先后编辑过《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或秘密的刊物，并参与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

7.鲁迅的思想早期，在思想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进化论和尼采个性主义等，鲁迅摒弃了进化论中“弱肉强食”等消极的因素，汲取了进化论中注重生存斗争、相信事物的新陈代谢和社会的进步特征、强调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等积极因素。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

”[4]个性主义思想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他所强调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5]中，可以看出受尼采思想影响的痕迹。

但鲁迅主要是从尼采思想那里汲取一种“图强”的精神，他呼唤精神界战士、主张与阻碍进步的庸众作战，其目的在推进整个民族的进步。

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见解，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进程中，鲁迅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劣点，他坚信“国民性可以改造于将来”，因此决心“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来”[6]，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1926年前后，因目睹残酷现实，受到么大震动，原先所循着进化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7]。

瞿秋白曾指出，鲁迅的思想在1922年后已经“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8]。

8.鲁迅的文学创作

创作于五四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曾分别收入1923年8月由新潮出版社出版的《呐喊》和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两本小说集中。

在三十年代鲁迅写了《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几篇“神话传说的演义”性质的小说，这几篇历史小说与写于二十年代的《补天》、《奔月》、《铸剑》几篇同类作品后来一并收入《故事新编》中。

前期的杂文收入《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这五本杂文集中。

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鲁迅前期杂文的特色，民主与科学是鲁迅前期杂文创作的指导思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贯穿他杂感文始终的灵魂。

1928年后鲁迅的杂文主要收入如下集子：

《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该集为鲁迅去逝后，由许广平编成）。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均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精品。

《野草》写于1924年至1926年，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

《朝花夕拾》共计10篇，写于1926年，都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

最初陆续刊载于《莽原》，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成书时改为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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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眉出版社1947年10月版。

[2]鲁迅：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鲁迅：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下同）

[4]见《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上册）第311页，国家出版事业管理版本图书馆研究室1980年印行。

[5]鲁迅：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6]鲁迅：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鲁迅：

《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5页。

[8]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矍秋白文集》第二卷，第9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出版。

第二节《狂人日记》、《阿Q正传》

一.《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它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伟大开端。

《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充满了尖锐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

它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也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志在改造社会和人生的革命人道主义情怀。

《狂人日记》不仅是“五四”新文学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宣言”，也是鲁迅此后小说创作的总“序言”。

鲁迅论《狂人日记》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1]

艺术表现方法

《狂人日记》冲破了传统手法，大胆采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2]。

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

作品的思想性主要是通过象征主义方法来体现的。

可以说，现实主义方法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象征主义方法构成了小说的灵魂，二者相互结合缺一不可：

缺少前者，所谓“礼教吃人”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抽象，而缺少后者，则作品至多只能提出“吃人肉”的问题，作品也就失去了强烈而深刻的思想性。

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新，扩大了小说的审美张力，从不同的思路解读“狂人”形象，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

这些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调整、更新了我国传统的创作思维和审美习惯，具有为现代文学奠基的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

二、《阿Q正传》——改造民族灵魂的代表作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

这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当小说以笔名“巴人”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时候，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

“《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

人物形象经过长期孕育的独特创作过程。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流浪农民的艺术典型，他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奴隶地位采取辩护、粉饰和盲目自尊的态度；惯于以“忘却”或向更弱者（如小尼姑）泄愤来转嫁屈辱，求得自我满足。

他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的地位；或者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

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也体现着苟活状态下人类的某种普遍弱点。

“本住”世界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封建纲常名教占绝对支配地位；农村经济的破产和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这些都为阿Q性格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晚清统治阶级中，“精神胜利法”非常流行，这种病态心理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下层人民。

而小农本身的严重弱点，也是产生阿Q性格的温床。

《阿Q正传》的高度思想性，并非仅仅在于批评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是从更新国民“魂灵”出发，总结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教训，呼唤具有“坚信的主义”的真正革命者，提出了如何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

《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

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嘲、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

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

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

1.鲁迅论《阿Q正传》

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3]

2.《阿Q正传》的接受史

A.20世纪20、30年代至40年代-------鲁迅、茅盾为代表

当《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沈雁冰（茅盾）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说：

“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后来，沈雁冰又在《读〈呐喊〉》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间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以后，鲁迅自己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谈《阿Q正传》的成因；据说，他心目中的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而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在谈到阿Q的“革命”时，他又说：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对于阿Q的形象塑造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正传〉的成因》）

这说明，在《阿Q正传》出世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尽管也有人注意到阿Q身上的“人类的弱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却是将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这也是大体符合鲁迅启蒙主义的原初创作意图的。

到了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这一接受倾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里，就是再三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的可哀的自满”，在对阿Q形象意义的阐释里，人们很容易地就听出了要求“民族自省自救”的时代呼声（立波：

《论阿Q》）。

而作家张天翼同是写于40年代里的《论〈阿Q正传〉》里，更是急切地呼吁，“我们民族中的这每一个分子，都把自身检验一下，看你还带有阿Q灵魂原子没有”，“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如果听任每一个人身上的“阿Q气”任意发展，就“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

无论是2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B.20世纪50--70年代----陈涌、毛泽东为代表

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了的中国革命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与肯定，并且按照这一要求对以往的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对鲁迅著作的全新接受视野与阐释体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陈涌写于50年代中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即这样应运而生。

在这篇文章里，陈涌断定鲁迅的《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样的总的认识下，陈涌对《阿Q正传》的阐释发生了两个重大倾斜：

第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不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必然走向革命。

因此，陈涌认为阿Q土谷洞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他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

第二陈涌同时又强调了《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

陈涌的上述观点几乎支配了五六十年代对于鲁迅及《阿Q正传》的接受；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要人们吸取辛亥革命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影响更为深远。

现行中学语文教材“预习提示”及注释里强调“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悟的贫苦农民形象阿Q，描写了封建势力在革命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在革命到来后又温进‘革命党’，镇压革命”，“从而深刻揭露封建势力的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世”，基本上是沿袭以毛泽东与陈涌为代表的《阿Q正传》观。

C、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为代表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引发了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

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2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即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

例如，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

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

与此同时，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

”王富仁自己，则从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呐喊》《彷徨》观出发，对《阿Q正传》作出了新的阐释。

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

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

王富仁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阿Q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

在王富仁的阐释中，显然要强调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

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

这一呼声里内含着的“新启蒙主义”特质，自然是与鲁迅时代的“五四启蒙主义”相联系的。

D、其它观点

正因为如此，新时期对《阿Q正传》的观照，又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创作原初意图与二三十年代的阐释那里，集中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把它看作是一种“国民性的弱点”，以后又逐渐转向对“阿Q性格（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上。

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认为“阿Q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

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

这位作者具体地归纳了阿Q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践”，“争强好股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在这位作者看来，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来自人的本性，即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

《论阿Q的性格系统》）。

也有文章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的精神的满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参看钱理群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章）。

而另一些文章则认为，阿Q的遭遇以及他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表现人的个体生存的“双重绝望”的。

首先是“个体生命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的“绝望”性质。

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生存困境：

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末路》）——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革命》、《不准革命》）。

面对着挣扎无望的生存困境，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处于无奈之中的“人”的一种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选择：

“人”正是通过“把想象中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的精神幻觉”，完成了“从现实物质的失败”到“想象的精神胜利”的心理转换，“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借以协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

但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不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绝望的失败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于现状，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生存环境的“奴隶”。

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却使“人”堕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以上分析参见汪晖：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谢伟民：

《悲剧？

喜剧？

悲喜剧？

——重读《阿Q正传》、张梦阳：

《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

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以对“人”的这一生存困境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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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2]参见严家炎：

《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求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鲁迅：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第三节《呐喊》、《彷徨》

《呐喊》、《彷徨》以生活体验的深切、表现格式的特别与艺术上富有独创性著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

《呐喊》、《彷徨》以表现人物“内面”精神的性格塑造为结构中心，标志着传统的“情节中心’叙事模式的现代化转变；成功地从思想革命与社会变革的视角开掘中国近代历史；把人物放到广阔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去刻画；侧重于作品反映生活的思想深度和表达叛逆于封建文化传统的现代意识。

浸透在《呐喊》、《彷徨｝）中的沉重的压迫感，根源于当时的现实。

包括《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在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高峰。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1]

《呐喊》收1918-1922年所写的14篇小说（初版时收入15篇，1930年1月第13次印刷时抽出《不周山》一篇），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指他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2]。

后来，鲁迅把这时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他说：

“不过我